本帖最后由 水母鱼 于 2023-7-28 18:19 编辑
长期以来,“1950年张爱萍将军领导的华东军区海军从香港购得了多艘英制轻巡洋舰,却因朝鲜战争爆发,遗憾未能到货”的海军史故事流传甚广。 这一传言并非全无依据,其来源史料甚至可以说相当权威。一是《肖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记载:“1950年上半年,中央、军委还支持我们通过关系,向英商订购了两艘排水量达7000吨的巡洋舰、五艘护航驱逐舰。当时已经谈好,但当英商请示英国政府时,英政府借口朝鲜战争,卡我们的脖子,不卖给我们了。还有四艘扫雷舰,也是借口朝鲜战争,英国公司命令将其拆散,不卖给我们。”二是纪实文学《啊!第六舰队》(海潮出版社,1995年)提到:“张爱萍司令员精心制定了一个购船和扩充舰队的计划。准备购置四艘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打算以交通船务有限公司经纪人的名义,派员到香港购买英国籍的商船开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安装舰炮,改为军舰。”书中甚至具体指明1950年7月将华东海军第六舰队“61”到“68”8艘军舰命名为“长春”“安东”“湘潭”“阆中”(书中称为“四艘巡洋舰”)“春风”“夏风”“冬风”和“西风”(书中称为“四艘驱逐舰”),并列举了配置给这些军舰的干部姓名,同时提到当时也命名了第七舰队“护1”到“护4”等四舰。 肖司令的回忆录是1980年代在海军党史资料征集兵办公室的协助下完成的,写作期间据说参考和核实了军地多家档案馆的资料,其中一些访谈还进行了录像,这本回忆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六舰队》这本书或许一些读者不太熟悉,但该书作者王彦老先生1950年即到华东海军工作,曾任司令部作战参谋,后来又长期在军内从事军史研究和写作,其“纪实文学”作品中所用军内史料的丰富程度甚至远超当下的一些“学术作品”。 那么,来自两本权威书籍的说法,就一定确切吗?自然不是。海军党史办曾表示,协助肖司令撰写回忆录要对回忆内容进行核实,同时“在各种说法中,以当事人认定的史实和观点为准”,从《回忆录》的行文和内容来看,确实以口述回忆为主,因此这其中可能个别细节不能与历史资料确实对应。而《第六舰队》同样,例如上文中提到的香港“交通船务公司”很容易就能查实应为“运通公司”。 具体到“巡洋舰”问题,如果对华东海军1950年4月首次舰艇命名的情况稍有了解的话,不难发现所谓的“巡65”到“巡68”使用的“风字号”,其实是华东海军对扫雷舰艇的命名形式,而其中之所以空缺“秋风”,正是因为已经用在了一艘扫雷艇上(即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原“扫201”号)。而当时自华东海校毕业被分配到“67军舰”的梅明亮老先生也清晰的记得,67号为扫雷舰,是“通过香港爱国人士向英国购买的四艘护卫舰和四艘扫雷舰之一”(梅明亮:《忆“难忘的航行”朗诵诗的创作》)。 在《肖劲光回忆录》《第六舰队》撰写和发表的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正是国内编修当代史最为兴盛的时期。然而,在作为官方人民海军史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都没有提到“购买巡洋舰”问题,《当代中国海军》记载:“(1950年)6月,本来可以在香港购到护卫舰4艘,扫雷舰4艘,但因英国政府令英商暂缓出卖而未能成交。” 对应上了华东海军当年7月的军舰命名和干部配置活动,但是明确指出为“四护四扫”。尽管《当代中国海军》出版早于《肖劲光回忆录(续)》,但海军对老司令员的访谈自1982年就已经开始,显然《当代》在编撰中未采用“巡洋舰”一说。 1950年带队赴港买船的华东海军后勤部陈玉生司令员晚年也写有《香港买船》一文,然而可惜的是由于50年代末即转业到地方工作,这篇文章几乎完全是依靠回忆写成的,其中回忆说华东海军第四舰队的军舰是由“强生轮船公司”的商船加装钢板改造而成的,香港买船是以“裕通公司”的名义等,而关于战斗舰艇只提到了购买了5艘拆除武装的护卫舰,由于朝鲜战事未能成交,而对“买巡洋舰”这样的可能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期却并没有记载。 至于英国方面,尽管老司令员回忆说英商曾向英国政府请示,但是在目前公开的英国外交档案Saleof ships to Communist China、Restrictions on sale shipsto the Chinese等案中并未发现有关巡洋舰的记载。当然,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未必能掌握中方与英商接触的全貌,因此英方资料只能作为参考。 除去前文提到的“风字号”,《第六舰队》中提到的命名其实还有两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无论是《第六舰队》的“四巡四驱”还是《当代中国海军》的“四护四扫”,都只有8条。而王彦老先生实际上曾被分配到护4“福州”舰,据他回忆这也是香港的外购舰——如此一来,六舰队8艘加七舰队4艘,华东海军就至少预留了12条军舰的舰名和干部,和这年夏天的“8艘外购舰”矛盾。 第二,仔细考察61至68号的舰名,会发现8个名字居然是三个等级、三个舰种的命名形式的混合,使用的四个地名中,长春、安东均设市(安东还是当时辽东省的省会),符合华东海军1950年4月对护航舰(也就是护航驱逐舰,后改称护卫舰)的命名习惯,湘潭正好在7月设市,勉强也能算作“护航舰命名”。但是,四川阆中在解放后一直是县级,而华东海军并不太可能三个月后就置刚刚施行的命名办法于不顾。同时考虑到湘潭、阆中两县在红色历史中的地位,极有可能与延安、瑞金、兴国等一样是“用红色县城命名炮舰”的结果。 考虑到被空袭炸沉的原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舰中即有“惠安”“吉安”这样的护航舰,也有“安东”“永绥”“楚同”这样的炮舰。华东海军拟将这些军舰打捞修复后命名为护航舰“长春”“安东”、炮舰“湘潭”“阆中”,听起来也顺理成章。其中可能有旧炮舰1950年7月之前已经打捞并判定无法修复,因而此时只有两个新炮舰名。而这几条舰艇的打捞修复计划或被暂缓,或出水后判断无法修复,因此一些舰名之后再未出现。 另外,还有两项史实或许可以作为以上猜想的旁证—— 一是1950年12月,第六舰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条外购舰,命名却不是“长春”或“安东”这样即有的护航舰名,而是新名“洛阳”。(同期的“开封”“临沂”最初由七舰队接收,是“护1”至“护3”中的旧名还是新名尚不清楚)。 二是被空袭炸沉的“惠安”军舰1953年被打捞出水开始修复之后,得到的命名正是“长春”,或许是在1950年就已经拟好的名字。 综上所属,本菜认为,1950年7月华东海军命名的“新军舰”(也就是所谓的“预留舰名”)中并没有巡洋舰,而是4艘原国民党海军军舰、4艘外购护卫舰和4艘外购扫雷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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