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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29―1933年间美国海军历次“舰队问题演习”以及航母航空兵的发展
作者
Ryan David Wadle，本文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
翻译
史东
目录
1、序言
2、海军航空兵，1910―1928
3、以往的演习，1889―1928
4、“来路漫漫，前途遥遥”：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
5、舰队作战中的航空母舰：第十、十一次舰队问题演习
6、“最有趣的研究”：第十二次舰队问题演习
7、战时的无价之宝：第4次联合大演习和第十三次舰队问题演习
8、失败与奖赏：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
9、结论
第一章 序言
自从1911年尤金•伊利首次从军舰甲板上驾机起降的那天起，美国海军对于航空的兴趣便与日俱增，一战的爆发更加速了其发展的步伐。美国海军航空兵虽然不断壮大，并初步取得了政治层面上的支持，然而其进度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在“混血航母”上做过测试的英国人于1918年服役了该国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百眼巨人号，而美国海军直到1919年才获得了建造一艘航母的拨款。
20年代初期，美国海军决定利用每年冬季舰队集中的机会来举行演习，以便让舰队的大部分兵力都能参加。这一系列年度演习一直举办到二战前夕。在初期的舰队问题演习中，飞机出场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海军航空兵此时还处在襁褓之中，而且美国也只有一艘航母――试验性的兰利号。第二、三艘航母――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于1927年服役，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对航空兵在舰队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这两艘新型航母因华盛顿条约而诞生，并从1929年起参加年度演习。
本文将会分析航空母舰在1929―1933年间的第九至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表现。虽然已经有许多著作提到了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航母活动，特别是演习对于海军观念发展的影响，但此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航母的演习表现对于未来航母设计的影响、航空兵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或是舰队问题演习的政治影响等等问题。从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到第十四次，航母部署方式和演习背景设定的变迁过程反映了海军航空兵对于独立性、进攻性的航母空中力量的向往，这一点也表现在了约克城级航母的设计中。然而即便是这样大张旗鼓的公开演习也没能加快航母的建造步伐。
（译者注：序言的后面一大半篇幅都是对现有相关论文、书籍的简介和评价，这里不再译出。貌似“舰队问题演习”这个题目还不曾有人专门写过，现有文献均着墨不多。于是本文作者多少有些以我为尊，不是说甲不够全面，就是嫌乙不够深刻。现在想起来，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在上大学时也没少干……）
第二章 海军航空兵，1910―1928
莱特兄弟和其他航空先驱们固然创业较早，美国海军却迟迟没有跟进，直到1908年才对航空事业投之以官方的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发动机不够可靠，飞机的滞空时间也不长。又过了两年，海军才开始实际接触飞行。
1910年末，海军终于开始逐步运用航空兵，这一年的11月14日，尤金•伊利（Eugene Ely，一位为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打工的试飞员）从伯明翰号巡洋舰艏部临时搭设的木头平台上成功起飞。柯蒂斯本来担心这次试验一旦失败将有可能危及他向军方出售飞机的计划，这次飞行显然不能算是失败，但也没成功到能够赢得军方大力支持的程度。两个月后的1911年1月18日，伊利从宾夕法尼亚号装甲巡洋舰的甲板上起飞，降落，随后再次起飞。到了3月4日，海军已经对航空兵的潜在价值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一共拨款25000美元购买飞机。关于航空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华盛顿•埃尔文•钱伯斯（Washington Irving Chambers）上校在航海局里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在1910年的大半时间都非正式地从事航空工作。
在伊利先生成功试飞之后，海航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培训第一批海军飞行员，包括从1911年起为期两年的训练，地点分别在圣迭戈、安纳波利斯、以及纽约州的
Hammondsport――格伦•柯蒂斯开办的航空学校和测试中心所在地。在这批老鸟中有一位名叫约翰•H•陶尔斯（John H. Towers），他日后将成为海军上将，并在戎马生涯中屡任要职。
同期，布莱德利•费斯克（Bradley Fiske）少将，一位著名的海军改革家和杰出的枪炮技术发明家于1911年提交了一个用鱼雷机群来保卫菲律宾的计划。毫无悬念的是，他的上司很快就将其束之高阁。费斯克虽然受挫，但仍在此后多年中致力于制造适用的鱼雷机。
随后的进展发生在1914年。年初，旧战列舰密西西比号被选为海军第一艘用于航空作战的测试舰。舰长亨利•穆思定（Henry Mustin）少校把军舰开到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那里有一个专为航空训练设立的全新海军站。4月，一支由威廉•S•西姆斯（William S. Sims）少将率领的舰艇支队路经这个海军站，在此期间有命令传来，飞机奉命转场至墨西哥的Tampico，密西西比号（及其载机）则驶向Vera Cruz（墨西哥海港）。在到达Vera Cruz外海不久后的4月24日，一架飞机起飞去侦察港口，这也是美国飞机在作战环境下的首次飞行。两支分遣队（指陆上飞机和舰载机）此后的飞行都平淡无奇，6月13日，密西西比号带着全部载机离开墨西哥水域，返回彭萨科拉。
在行政方面，钱伯斯不断申请建立一个航空办公室（Office of Aeronautics），但始终没有成功，而且他在工作中得到的各方支持也十分薄弱。费斯克显然认为钱伯斯并不能算是一个强有力的海航支持者，1913年12月他用马克•布里斯托尔（Mark Bristol）上校换下了钱伯斯。按照费斯克的设想，布里斯托尔在军械方面的专长也许能对航空兵有所帮助，但布里斯托尔的表现却是好坏参半。虽然钱伯斯飞行的时间不长，但他总是听取飞行员的意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反过来，布里斯托尔认为冷漠，超然的态度更有利开展工作，他时常无视飞行员的期望，甚至是合理的实践经验。举例来说，飞行员要求用拉进式飞机取代推进式飞机，但布里斯托尔却迟迟不予答复，这一延误导致了多人丧生。然而，布里斯托尔确实设法让航空兵在官僚系统中获得更大也更为持久的立足之地，这也许不仅仅是出于追求个人晋升的动机。最终，不成熟的航空技术加上海军体制的变更让布里斯托尔的希望落空了，而他也缺乏像此后的航空领袖威廉•莫菲特（William Moffett）等人那样的个人魅力来挑战这种变革。
在海军航空兵的初创时期，先驱者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费斯克作为一名航空支持者，固然能轻易革去钱伯斯的小小乌纱。但在布里斯托尔担任海军航空总监（Director of Naval Aeronautics）期间，航空兵仍然没有从统治着海军官僚体系的各个局手中赢得独立的地位。海航缺乏坚实的立足点，使得它很容易受到个人兴趣或偏见的影响，第一任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CNO）威廉•本森（William S. Benson）的例子就是如此。
1916年，本森上校超越了多位将军（包括费斯克），被选为第一任海军作战部长。原因是在此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前身――作战官（Aid for Operations）的费斯克与海军部长（Secretary of the Navy）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关系闹得实在太僵了。设立“海军作战部长”一职是为了在海军官僚系统中建立新秩序，也是由于海军内部有很多人认为延续70年的陈旧官僚结构无力筹划并打赢一场战争。
本森在海航形成时期的表现同样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虽然他的传记作者宣称本森对航空很感兴趣，但与其同时代的人并不都这么认为。航空兵的地位在本森任职期间有所弱化，布里斯托尔的“海军航空总监”职位被撤销，他改任的“航空勤务队司令（Commander, Air Service）”一职也更像是一个位于北卡罗莱纳号战列舰上的指挥职务（注），该舰代替了密西西比号成为航空作战舰。总务委员会（General Board）的一份批评性质的报告也未能扭转形势。然而，可以用来为本森辩护的事实是，在他的指导下海航于一战期间迅速扩张，战后他也试图建立一支独立的、统一的空军。
注：布里斯托尔此前一直没有满足过彭萨科拉海军站提出的需求，穆思定对此人并无好感。布里斯托尔调职后也来到了彭萨科拉，穆思定又怎会舒服呢？
在美国参战前，陶尔斯和其他在国外担任武官的飞行员曾向华盛顿的官员们报告说欧洲的飞机设计远胜于美国。1916年海航的拨款大大增加，但还没达到许多人的期望值，这是因为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向国会申请的拨款数额远远少于海军提出的要求。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航空支持者们多年梦寐以求的发展愿望终于实现了。人员训练和物资调拨数字节节高涨，在战争期间一共有超过37000名官兵受训成为飞行员或技术人员。
1917年6月，第一批飞机和飞行员在肯•惠廷（Ken Whiting）上尉的带领下到达法国。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海军继续在西欧和意大利组建航空部队，他们需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需要确定适当的部署位置，需要确定飞机扮演的角色，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便推迟了他们初阵的时间。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些航空部队才最终经历实战。对大量地面目标进行的轰炸（主要由陆战队飞行员完成）以及巡逻机实施的25次反潜攻击，这些就是战争期间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主要成绩。
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总务委员会为了考量海军航空兵的地位和潜力，曾经举行过大量的听证会，最杰出的海军飞行员代表，包括穆思定、惠廷和陶尔斯等人都曾上场发言。他们坚信飞机不仅能起支援作用、更能成为一种进攻武器，委员们对此却满腹怀疑（注）。不管总务委员会与海军飞行员在航母角色的问题上有过怎样的分歧，1919年4月总务委员会还是建议将木星号运煤船改装成航母（即后来的兰利号）。
注：最明显的例子是1922年的听证会，当时委员会的怀疑态度接近于敌意。
战后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陆军准将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试图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的空军。在1918年12月曾有人就此寻求国会的支持，但以失败告终。
1919年初米切尔从欧洲回国后，便亲自上阵大力游说，乃至口出狂言，宣称各国海军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面前已然完全落伍。此后两年，米切尔及其支持者要求建立独立空军的呼声从未减弱，而他本人也在1919年的总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亮过相。
在有关航空兵的论战中，海军决定以旧战列舰印第安纳号作为靶舰进行试验，以验证空袭对于设有分隔舱的军舰的效果。对印第安纳号的试验内容包括：从飞机上投下模拟炸弹，随后安放炸药以模拟炸弹在舰上和周边爆炸。海军于1920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举行了上述试验，其本意是对外保密的，然而印第安纳号因炸药爆炸而受创的照片竟然外泄了。米切尔对此善加利用，1921年初他向国会陈述说：“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可以摧毁或击沉任何现有的军舰。”
米切尔在国会的表演导致论战愈演愈烈，海军部长丹尼尔斯于3月1日下令进行新的轰炸试验，目标是旧战列舰衣阿华号和一批原属德国的战争赔偿舰，包括战列舰东弗里斯兰号、轻巡洋舰法兰克福号、雷击舰G-102以及三艘U艇。试验从1921年6月20日开始，第一批被击沉的是U艇。海军飞机在6月29日衣阿华号的试验中出场，对该舰（加装无线电操纵系统，可以航行）进行空中搜索，并用模拟炸弹进行轰炸。7月13日，米切尔亲自带队进攻G-102，20分钟就击沉该舰。7月18日法兰克福号被陆海军飞机联合击沉。对于东弗里斯兰号，预先设定的试验规则是在7月20至21日花两天时间用1000磅和2000磅炸弹击沉这艘原德国战列舰，每次攻击之间还要进行损伤评估，但是米切尔对这些规则完全无视，一口气将其击沉。考虑到这些德国军舰没有自卫手段、没有护航、没有损管人员，而且在晴朗天气下处于锚泊状态，对她们的试验很难说是有结论性的。两个月后，米切尔又对退役战列舰阿拉巴马号进行了类似的试验。由于这些轰炸试验，米切尔建立空军的努力已经家喻户晓，但与此同时海军成立了航空局（Bureau of Aeronautics），力图保持对于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切尔对于统一的空军的诉求反而刺激了海军高层人物，使之最终决定在海军内部永久性地建立一个航空机构。正如Charles Melhorn所说的那样，海军中的某些人也许对于航空兵的未来评价不高，但是如果有一个“外人”试图把持海军的某个部分的话，他们便会对此深恶痛绝，甚至比对某些推销低效能武器的“飞行暴发户们”还要厌恶。正由于此，米切尔的举动才最终让相当一部分海军高级军官统一了意见，于1921年7月10日建立独立的航空局。此后偶尔还有人重提建立独立空军的念头，但在1926年米切尔遭受军事审判后，这种观点沉寂了20年。
航空局的首任局长是威廉•莫菲特少将，在该局建立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担任了四个月的航空顾问。虽然莫菲特投身航空的时间相对不长，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不知疲倦的鼓吹者，推崇一切形式的海军航空兵（包括舰载航空兵）。莫菲特的表现极为成功，以至于此后又连任两届航空局局长，直至他1933年在阿克隆号飞艇坠毁时间中英年早逝，结束了如恒星般闪亮的生涯。
虽然航空局掌握的权力比其前身要强大许多，它还是没有像鼓吹者们希望的那样，全面控制一切航空事宜。例如，航海局（Bureau of Navigation）仍可以对海航的人事问题施加影响，其他各局也关系到能否取得空战所需的重要部件，比如军械和无线电台。就像陶尔斯1925年向莫罗委员会（Morrow Board）抗议的那样，“军官们觉得航空局是一个有全责而无全权的机构。”
1921年11月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开始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展开磋商。莫菲特作为有关航空事务的附属委员会成员，说服了各国代表不要对飞机的发展设定限制。最初的航空母舰总吨位限定为80000吨，英、美、日三国保持与主力舰相同的5:5:3比例。受到英国代表团和他本人的海军顾问团的压力，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将航母总吨位的限制提高到135000吨。英、美、日这三个主要海军强国均可以将两艘原定拆毁的战列巡洋舰改造成航空母舰，美国的两艘改装舰便是后来的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虽然各国代表同意将单艘航母限制在27000吨以下，美国海军顾问团还是成功地将改装航母的吨位放宽到33000吨，再加上条约新增的一条“允许现有舰船再额外增加3000吨重量用于改装”的条款，美国的两艘改装航母便保持在条约范围内了。
航母航空兵显然是华盛顿会议的受益者，他们得到了两艘由战巡改装而来的航母。此外，Mark Allen Campbell认为五国海军条约以及此后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战列舰的发展延缓了15年，节约的资金可供航母和飞机使用，航母航空兵也因此间接受益。除了这些甜头，条约对航母的限制在间战时期的余下时间里严重影响了航母航空兵的发展。
关于设计、建造、操作海军飞机的实践经验，以及海军航空兵在海军内部的合法地位方面，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出现若干重大进展，由此确保了海军航空兵在海军内的一席之地。
1925年11月莫罗委员会的建议书或许引发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变更。莫罗委员会由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创立，德怀特•莫罗（Dwight Morrow）任主席。其使命是调查整个军用航空事业，由于委员绝大部分来自民间，该委员会据信可以在陆海军之间保持不偏不斜的公正态度。最终莫罗委员会得出了鼓励航空发展的结论，并且提出了许多关键建议。国会根据这些建议立法后，海军航空兵的未来也得到了保障。
国会立法中最著名的一项，是制定了在1931年前建造1000架飞机的规划。这一规划意味着大大增强海航兵力，它后来也导致了一些困惑：1000架是不是海军所有飞机的总数上限呢？国会在1934年拨款建造总共1650架飞机，从而澄清了这种困惑。
另一项关键性的变革，是立法规定所有的航母、水上飞机母舰和陆地航空站都必须由航空人员（aviator，包括飞行员和航空观察员）指挥。由此，航空人员可以与当时主宰着海军上层指挥结构的水面舰艇军官们一样，平等地晋升到指挥职务。
在莫罗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公布后，海军成立了泰勒委员会（Taylor Board），令其就如何使用1926年国会《海军航空兵扩充法案》（Naval Aviation Expansion Act）拨给的资金一事提出建议。在蒙哥马利•泰勒（Montgomery M. Taylor）少将的领导下，委员会提议增建航母，并制造各种专用飞机，而不是想方设法弄出一种三脚猫的多用途飞机。
与此同期，约瑟夫•里夫斯（Joseph Reeves），一位拥有近三十年军龄的德高望重的海军军官加入了海军航空兵。他在53岁的年纪参加航空兵的确切目的无人知晓，而且他此前的航空经验也比其他高级军官少，但他将在随后几年成为海军航空兵的领袖人物之一。里夫斯投身航空兵的方式是参加航空观察员（aviation observer）课程，这是莫菲特为了吸收中高级军官而设计。他们因此无须经受训练新飞行员的全套程序――那即使是里夫斯一半年纪的年轻人也是很难通过的，航空观察员的课程短得多也容易得多（译者注）。
译者注：1935年5月15日，53岁高龄的海军上校“公牛”•哈尔西取得了飞行员资格。他坚持选择飞行员课程，而不是容易得多的航空观察员，并以全班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他随后执掌萨拉托加号。顺便一说，里夫斯的绰号也是“公牛”。
1925－1928年间，里夫斯作为战斗舰队的飞行部队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Squadrons, Battle Fleet），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兰利号上，该舰是由木星号运煤船改装而来。虽然这艘航母此前已经服役三年，直到里夫斯上任之后才真正有人努力将兰利号的作战活动融入舰队的整体。里夫斯对兰利号的第一印象是纪律松弛（注），非得好好整顿一番才能形成战力。当时形势严峻，莫罗委员会还在开会讨论，结论未定，而米切尔准将和支持他的国会议员们始终置疑海军发展航空兵的能力问题。为了集思广益，里夫斯设计了后来被称作“一千零一问”的问卷，问题范围涉及航母作战的各个方面。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兰利号及其官兵才能做好与舰队并肩作战的准备。
注：按某些书的描述，兰利号上的工作节奏是“懒洋洋的”。
为了把兰利号从实验室变成一艘战舰，里夫斯采取的两条主要措施：一是大大扩充舰载机数量（此前一般为6－8架），二是提高飞机的起降频率。但他发现其他航空人员并不赞同，比如陶尔斯便基于安全的考虑反对提高起降频率。里夫斯将诸如此类的顾虑抛在脑后，一年过后，兰利号已经能携带20架以上的飞机。到1927年6月，里夫斯相信兰利号可以在战时携带多达48架飞机。
飞机运作数量如此戏剧性增长的原因，是甲板人员通过“甲板系留”（deck park）的方式提高了起降效率。比如说，把飞机移动到甲板上不影响起降的部位，而不是花时间降下机库甲板。因为每次起降之间如果间隔数分钟，就意味着即使像兰利号那样载机极少的航母有时也要花上半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让整个航空大队降落。现在的做法不是每降下一架飞机就把它送回机库，而是将其推到飞行甲板的前半段，好让其他飞机继续降落。这一改进导致了后来把相当比例的舰载机停在飞行甲板上的习惯做法。
在海军有机会使用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之前――这两艘在战列巡洋舰舰体上改建的航母于1927年末服役，美国第一艘专门建造的航空母舰突击者号的性能参数就已经确定下来。突击者号的设计方案受到了兰利号的运用经验、以及海军军事学院在20年代中期一系列战术推演的影响。海军军事学院从这些推演中得出结论，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放出尽可能多的飞机将会决定航空作战的胜败。人们习惯性地担心将太多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将舰队的全部航空兵力集中于一两艘大型航母而不是四艘较小的航母的做法，也存在类似的风险。既然列、萨两舰已经占用了华盛顿条约为美国海军规定的135000吨航母吨位的将近半壁江山，就意味着为了使航母数量最大化，必须选择更小、更有效率的平台。由此，建造多艘小型航母（如排水量13800吨的突击者号）而不是数量较少的大型航母（如33000吨的列、萨之流）似乎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当这三艘航母服役后，实践将会最终改变这一结论。
当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1928年加入舰队时，海军航空兵已经在海军中站稳了脚跟。虽然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还落后于英国等其他强国，美国在20年代已经迅速追赶上来。虽然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还处于襁褓之中，只拥有性能有限的兰利号，但是在制度和操作层面上，某些关键性的障碍已经于1929年之前得到克服。海航的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但航空兵在海战中应该扮演哪种或是哪些角色？这个问题仍需解答。答案蕴含于间战时期的海军演练和舰队问题演习中，特别是1929―1933年间的第九至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
第三章 以往的演习，1889―1928
美国现代化海军的演习始于1889年。这一年，美国海军为了预备从风帆动力转向蒸汽推进，挑出了最先进的几艘军舰单独组成一队。这个所谓的“变革中队”（Squadron of Evolution）包括“ABC”防护巡洋舰（即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外加较小的约克城号炮舰。中队里最大最强的是旗舰芝加哥号，排水量约4500吨，但以当时欧洲海军的标准来看，其武器和装甲都羸弱不堪。从1889年12月至1890年春，中队利用首次巡航的机会拜访了欧洲11个主要港口，美国军舰的薄弱程度在横向比较之后显得尤为刺眼。
这次巡航或许是自内战以来美国海权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展示，但中队司令约翰•沃克（John Walker）少将却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军舰与欧洲海军之间的差距。沃克在给海军部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约克城号的诸多机械故障，随后他写道：“一想到要进入某个外国港口或是与某艘外国舰艇碰面，我便会犹豫再三，唯恐让这个美国工业的可悲范例在外人面前抛头露面。”欧洲巡游结束之后，变革中队经南美回国，于1892年并入北大西洋中队。
变革中队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美国水兵学会蒸汽舰艇编队航行以及其他重要技能。当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传统的破交战转变为舰队战时，这些技能将会非常关键。当然这次巡游也有其公关目的，其一是让美国公众相信有必要建立更强大的海军，其二是向欧洲国家发出信息――美国正在强化其海权。
在变革中队存在之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都在迅速扩军。与后来的历次舰队问题演习如出一辙的是，变革中队也被海军赋予了在战术和技术上探讨新型舰艇使用方式的重任。然而，由于内战之后美国海军未能跟上欧洲海军的技术步伐，此时的美国人有很长的路要追赶。除了建造前面提到的“ABC”巡洋舰外，国会1886年拨款建造美国第一批战列舰――缅因号和德克萨斯号，两舰均于19世纪90年代初服役。
海军军官们与有影响力的民间领袖掀起了一场大海军主义的运动，从而激发了以上进步。这一运动的思想领袖是斯蒂芬•卢斯（Stephen B. Luce）准将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两人都已在“后内战时期”的美国海军里呆了许多年，目睹着欧洲海军的迅速扩充，而美国海军越来越执迷于争取预算，却在技术上故步自封。两人出于海军发展（和个人晋升）所作的努力引发了社会名流（不论是否从政）的更大关注。马汉在其1890年出版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论述了英国海权的崛起过程，他随后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海权的文章，使得公众的关注上升到了狂热的地步。在美西战争中，海军的增强使美方占了上风，更为现代化的美国舰队在菲律宾和古巴消灭了劣势的西班牙舰队，为美军奠定了胜局。
在美西战争后、一次大战前，美国海军最重要的演习是1902/1903年的冬季机动演习。与之前变革中队的演习和之后的舰队问题演习不同，这次演习并不是出于技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政治影响。这次演习在加勒比海东部举行，以回应英、德、意因为委内瑞拉无力偿还债务而发动的封锁。封锁舰队虽然规模很小，只有14艘军舰，但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眼里，这却是一次对于美国在西半球统治权的严重挑战。与后来的舰队问题演习每年所做的相似，1902/1903年机动演习集中了美国当时在役可动的大部分军舰。总共有54艘舰船参加演习，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舰队由著名的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上将指挥，表现了总统对于事态的严重关切。
美国海军领导人此前不久刚刚开始制定一系列战争计划，这次演习实际是在排演“黑色计划”。该计划假设在敌对情况下，德国将试图在加勒比海占领一个基地（可能是古巴或波多黎各），并用这个基地来骚扰美国航运，攻击美国海岸城市。作为对德战争的反应，美国海军将增援波多黎各，随即搜索任何开来的德国舰队。海军军事学院已经进行过一次搜索推演，以确定在北大西洋进行搜索行动的可行性。
在这次演习的搜索阶段，处于希金森（F. J. Higginson）少将指挥下的北大西洋中队将要阻止乔治•萨姆纳（George M. Sumner）少将指挥的黑色舰队抵达任何一个加勒比海主要港口。11月的最后一周，舰艇陆续集结到波多黎各，演习于12月4日开始。萨姆纳决定将舰队一分为二，最慢的四艘从南面，其余舰艇从北面，一起攻向波多黎各的Mayaquez。他的计划十分有效，两支部队都设法躲开了蓝色舰队的侦察，于12月9日抵达Mayaguez。
杜威直到搜索演习结束的前一天――12月8日才加入舰队，他参加了在波多黎各外海举行的机动演习。舰队于12月20日合兵一处，在波多黎各海岸上练习登陆战。舰队于圣诞期间解散，随后又重新组织起来进行最后一周的战术操练，1903年1月5日演习结束。
罗斯福后来宣称他在演习期间曾向德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但这份最后通牒的存在与否至今仍有争议。杜威相信，正是由于他的舰队当时在场才能迫使德国作出退让，于1903年1月结束了这场危机。根据George Baer的说法，与美国海军演习的影响相比，危机的结束更多地是由于英国在委内瑞拉作出让步后撤销了封锁，从而使德国陷入孤立境地。不管怎么说，在演习结束后不久，杜威便要求进一步扩充海军；作为《海军规划概要》（General Naval Scheme）的一部分，他提出要以一年四艘的速度建造48艘战列舰。国会没有同意如此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但在1905年批准建造10艘战列舰和21艘较小的舰艇。
1902/1903机动演习最重要的成果是改变了海军的部署方式，虽然舰队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日趋集中，但仍然是以中队作为部署单位，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风帆时代。在演习后，中队体系仍然保留，但所有的战列舰，包括那些在太平洋服役的，都被编入北大西洋舰队，以便强化训练。这是对内森•萨金特（Nathan Sargent，杜威的副官）中校等人意见的反应。萨金特认为当时海军的“……编队队形，不管是横队还是纵队，都十分混乱，距离和方向控制不好，速度不能协调一致，转向不能熟练完成。”
在美国参加一战前后，海军都定期举行演习，但就重要性而言，没有一次能够达到之前和之后的演习那样的级别。但是在这一期间，航空兵开始在舰队机动演习中展现身姿。航空兵参与的第一次发生在1913年1月。总务委员会建议新生的航空部队与舰队一起南下，参加每年一度在南方温暖水域举行的演习。1913年3月6日，海军飞机首次用于侦察任务，陶尔斯上尉驾机发现了一个“敌方”战列舰编队。不幸的是，机载无线电台出了毛病，舰队没能收到他发出的警报。演习中的其他试验包括模拟轰炸、航空照相、发现下潜的潜艇等。为了在军官团之中激发对航空兵的兴趣，几位军官作为乘客参加了飞行。可以说，飞机与舰队的初次合作是成功的。
一战以前，舰队与航空兵的另一次重要互动发生在1916年春。当时奉命携带并试验飞机作战的北卡罗莱纳号在关塔那摩外海加入舰队参加演习，内容包括模拟空袭和侦察，并试图为战列舰炮火的空中校射创立一些理论观念。飞机发动机、电台以及北卡罗莱纳号弹射器在演习期间故障不断，为航空作战平添了许多烦恼。完成各种任务所需的规范性流程也不齐全。与1913年的演习、1914年将海军第1、2航空组的4架飞机部署于墨西哥并在占领地Vera Cruz上空做侦察飞行的成功案例相比，这次演习对航空兵而言并不成功。
一战后，航空兵被整合到间战时期的舰队问题演习之中，至此它才永久性地成为海军演习的组成部分。战后初期，每年到了“集结”期都会举行演习，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在冬季一起训练，地址通常是在加勒比海或是巴拿马附近。舰队编制在1922年底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舰队转变成战斗舰队（Battle Fleet）和侦察舰队（Scouting Fleet）体制。此后的年度集结演习也被正式地称为“舰队问题”（Fleet Problem）。下辖有最新锐战列舰和全部航空母舰的战斗舰队驻在太平洋，而主要由比较老旧的战列舰组成的侦察舰队驻在大西洋。（译者注）
译者注：个人认为在“Fleet Problem”一词中，Fleet等同于“海军”，而Problem指的是“想定的冲突情节（scenario）”，合起来就是“海军根据想定情节而举行的模拟战”。
1922年舰队改组意味着海军主力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因为在一战结束后，日本就荣升为美国海军的头号假想敌。
舰队问题成为了间战时期演习体系中最全面、最持续的一支，从1923年起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只有和陆军联合举行的联合大演习（Grand Joint Exercises）才能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与之相提并论，但联合大演习在1925年之后就只举办过一届。而舰队问题演习一共举办过21次，1941年的“舰问二十二”由于国际局势紧张而取消。虽然在间战时期有过许多次陆军参与的其他演习，但是对海军来说舰队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海军借此验证了在各种想定情节下控制海权所需的战略和战术。侦察舰队和战斗舰队分别扮演交战双方，一方是“好人”蓝色舰队，另一方则是“坏蛋”黑色舰队；为了达到兵力混成的效果，两个舰队之间还会做一些舰艇调动。20年代的许多次舰队问题演习将背景设定为防御巴拿马运河区，因此在中美洲西海岸和加勒比海曾经举行过多次演习，另外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东太平洋水域也是一个频繁的演习地点。
实际上，“舰问一”的想定情节便是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模拟攻防。由于兰利号还没有准备好参加演习，战列舰俄克拉荷马号和纽约号被假设成了“航空母舰”。两舰各出一架水上飞机，分别代表将来由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携带的一个航空大队。水上飞机对Gatun水坝泄洪道发动的攻击被判定为成功，但海军里的人们或是其他兵种并不把这些攻击当成一回事。原因之一是水上飞机的航程比当时的任何航母舰载机都要长得多，一直到二战前夕，这一点对所有舰载攻击飞机仍然适用。原因之二是孤零零一架水上飞机与一队攻击飞机相比，不易引发守军的反应。防守者对这种“以少代多”的空袭缺乏模拟应有的反应，这一问题在多年后的“舰问九”里仍会出现。重要的是，在此次演习过后有人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尽快获得航母，特别是“又大又快的那种”。
“舰问二”是兰利号参加的第一次舰队问题演习，但她本身并没有加入到演习对抗中去，该舰的军官们成为了演习观察员，海军将由此决定她加入未来的舰队问题的最好方式。兰利号虽然没有配属给任何一方，仍然派出一队飞机飞临地峡上空，对地面设施拍照，几架飞机对Porto Bello的港口发动了一次模拟鱼雷攻击。这次展示的目的是表明位于狭窄港口内的舰队在空袭之下是何等的脆弱，但显然没有给高级军官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在演习后的讲评报告中，兰利号的存在仅仅是被提到而已。
总的说来，兰利号在初期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表现是默默无闻的。在演习中，她总是从事侦察工作，并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她甚至连这种任务都会力不从心，因为其16节的航速居然比战列舰队还要慢。因此这艘航母不得不经常在放飞飞机时脱离编队。即使在里夫斯少将努力将兰利号载机量提高到36架后，飞机相对较少的问题仍必然地导致她的角色局限于简单的空中掩护，而这也就是保守派军官们对于航母的定位。事实很简单，海军手头的航母舰载机不足以对敌方舰队形成显著威胁，或是履行多种任务。兰利号在载机量和速度上的限制也意味着，即使舰长或是其他航母拥趸们挖空心思地揽到了攻击任务或是独立作战的机会，兰利号也八成会搞砸。正由于此，兰利号在初期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角色实际上是助长了人们对航空母舰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的怀疑。
考虑到兰利号的初期服役记录，她可以被看作是护航航空母舰的前身，后者在二战期间的船队护航任务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因此永垂史册。早在1928年，莫菲特就看到了把商船改造成为与兰利号相似的航母的价值，他认为这是一种“对潜艇和水面舰艇造成非常严重威胁”的武器，效果好且效率高。
兰利号克服固有缺陷的例子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发生在1927年3月初、“舰问七”前夕的一次陆海军联合演习中。在里夫斯少将指挥下，该舰奉命支援一次针对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攻势。但是里夫斯不甘心接受舰队防空和炮火观测之类的标准角色，他指挥兰利号舰载机群护航并协助一队水上飞机攻击了陆军机场。坏天气和飞机故障影响了这次进攻的规模，但演习裁判组仍然判定负责保卫运河太平洋一侧的陆军飞机已被成功消灭。据Thomas Wildenberg说，里夫斯的上司对兰利号10分钟起飞20架飞机的效率评价甚高。在当月晚些时候的“舰问七”过程中，里夫斯又对敌方驱逐舰队发动空袭。然而这两次进攻只是例外，并不是兰利号在“舰问”中的通常表现。
兰利号的典型体验是在1928年4月的“舰问八”中。此时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还在整训，尚未加入舰队，因此兰利号作为唯一的航空母舰，被指派去侦察一支试图登陆夏威夷的黑色舰队。对于兰利号，这次演习了无趣味。但在“舰问八”结束后，她有机会在5月16日对珍珠港发动一场突然的空袭。
一个月后的1928年6月，列克星顿号抵达夏威夷，搭载了里夫斯本人和兰利号的部分飞机，随即高速驶向西海岸。在这次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短暂航程中进行的演练是新航母富有意义的首次行动，也暗示了列、萨二舰的能力。新型航母的加入，使得舰队能够对空海协同进行更为广泛的试验，第九至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将为大型舰队航母大展拳脚提供舞台。
第四章 “来路漫漫，前途遥遥（WE HAVE GONE FAR, YET WE HAVE FAR TO GO）”：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
在讨论海航特别是航母的发展历程时，“舰问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1929年1月演习举行之日起，它便饱受关注，并时常为后世的历史学者引用，作为二战之前美国航母成熟理念的证据。
举办“舰问九”的目的，一是让军方探讨如何保卫巴拿马运河免受海空联合攻击的方案，二是让舰队在诸如侦察、船队护航之类的任务中得到锻炼。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这次演习最大的贡献是验证了航母独立发动空袭的威力。这次演习也为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争取更多造舰预算的报告提供了素材。
然而细致研究表明，虽然航母航空兵在演习中表现出了巨大潜力，但要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合格的武器还需要解决许多重大课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早期舰载机的技术缺陷，以及确定航母在战时的护航舰艇数量和舰种比例。
海军不太愿意将这次演习以及两艘新型航母称作是一次完全的成功，这也是有一定理由的。海军保守态度的最好体现或许是美国舰队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 United States Fleet＝CinCUS）Harold Wiley上将在“舰问九”结束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评语：“航空兵已经在舰队里找到了位置，其角色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是关于‘舰问九’的分析尚无力动摇以下结论：战列舰才是海军命运的终极裁判者。”
“舰问九”的想定情节仍是老一套的攻击巴拿马运河。早在运河完工前的1913年5月，陆海军联席委员会（Joint Army-Navy Board）就建议举行演习，以确定保卫航线安全的最好方式。 “舰问一”和“舰问三”的想定情节都包括从海上进攻运河设施，此次演习中黑方舰队的里夫斯少将也亲身参与了这两次攻击。20年代大量修建的海岸防御工事固然可以部分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但对空防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运河区内哪里最适于建立各种航空设施，军方内部曾经有过广泛的争论，标准之一就是驻扎的飞机受到攻击时的反应能力。最早在1920年就有人意识到运河防空的困难程度，宾夕法尼亚号舰长George C. Day上校在给海军航空总监Thomas Craven上校的信中预测在战争爆发时运河将立即遇袭，敌方会用“快速水面舰艇或航母舰载机发动进攻，目的是暂时瘫痪运河，由此将我们的海军兵力分隔开来。”
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号于1928年春加入舰队。所以“舰问九”将是头一次攻防双方都能拥有航母的演习。在最初策划时，曾打算让兰利号和她的小妹妹们一同参加演习。然而兰利号的大修迟迟不能结束，只好由水上飞机供应船Aroostook（译者注）冒充出场。
译者注：真是不查不知道。美国参战后，快速客轮邦克山号被海军征用，改装为布雷舰Aroostook，1918年在北海布下2510个水雷。战后初期加装水机设备，参加陶尔斯带队的跨越大西洋飞行。20年代初期她的户口还落在布雷舰队里，但是，随着航空兵势力逐渐抬头，她也慢慢倒向了原力的黑暗面……
William V. Pratt中将指挥的战斗舰队扮演“舰问九”的黑方。他拥有三个战列舰分队、三个巡洋舰分队、两个驱逐舰中队、若干潜艇、各种舰队辎重船只、以及一个中队的扫雷艇。最重要的是萨拉托加号和Aroostook仍留在Pratt麾下。除了各类舰艇外，黑色舰队还拥有来自萨拉托加、Aroostook和其他水机搭载舰的116架飞机。此外为了补偿兰利号的缺席，她的全部舰载机被移交给萨拉托加号，好让飞行员们仍然能得到必要的训练和经验，此举让后者的载机量提高到87架。
Montgomery M. Taylor中将（译者注）指挥的蓝色舰队由侦察舰队作为主力，加上（从战斗舰队抽调的）列克星顿号和一些地方单位（包括若干陆基航空中队和扫雷艇）。列克星顿正常载机63架，算上各种水上飞机和陆基飞机，蓝色舰队共有145架飞机。
译者注：也就是前文中“泰勒委员会”的主席Taylor。
里夫斯在演习准备阶段制定了计划，要求萨拉托加号及其护航舰艇向南作一个大迂回，随后再放出飞机。里夫斯相信这次迂回可以赢得突然性，并且大大降低被蓝方侦察兵力发现的概率。原先呈送给Pratt司令的作战预案里并未包含这一机动，是里夫斯赶在黑色舰队离港前向Pratt提交了计划，并当即被采纳。
里夫斯的计划于1月22日开始实施，此时距离演习正式开始还有三天。萨拉托加号在奥马哈号轻巡洋舰的护航下脱离了打击舰队（Striking Force），高速向南行驶。两舰在放出飞机攻击运河水闸之后，应于1月26日与黑方打击舰队的其余兵力会合，为抵御蓝方飞机和战列舰队可能发动的进攻提供保护。当萨拉托加号向南划出一条大弧线的同时，黑色舰队的其他舰艇继续朝巴拿马航行。
黑色舰队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部分是支援舰队（Support Fleet），包括第四战列舰分队、Aroostook以及补给船队。1月26日，Aroostook要在打击舰队西面很远的某个地点放出她唯一的一架水上飞机，这架飞机被赋予了摧毁运河大西洋一侧多个水闸的重任。有一个因素大大提高了Aroostook空袭的突然性：蓝方此前并没有被明确告知Aroostook将会代替兰利号，而这架飞机实际上代表了兰利号正常携带的24架飞机。为了进一步提高成功率，Aroostook也没有遵守关于航程的安全标准（这一标准迫使萨拉托加号机群在离陆地近得多的地方起飞）。实际上Aroostook飞机的起飞点距离海岸线超过150英里，是一次有意进行的单程攻击。
当演习于1月25日0001时正式开始时，黑色舰队已经排开阵势，准备进攻。当天晚些时候，向南迂回到Galapagos群岛的萨拉托加号最终改变了航向，开始掉头向北狂奔，以便第二天发动空袭。虽然里夫斯的大胆迂回十分精彩，但蓝色舰队至少已经部分预料到了这种情况。Taylor派出了两队驱逐舰，一队侦察巴拿马以西航线，另一队侦察南方航线，萨拉托加号的接近方向也被覆盖其中。1月25日1613时，南方侦察队中的布雷克号驱逐舰第一个发现萨拉托加号。奇怪的是布雷克号似乎把她当成了列克星顿号（译者注），里夫斯的参谋长Eugene E. Wilson上校将错就错，命令萨拉托加发报让布雷克号尾随其后，萨拉托加号随后开炮射击，裁判组判定驱逐舰被击沉。
译者注：萨拉小姐烟囱上的黑色竖条那时候大概还没有刷上去。
根据这一判决，布雷克号在演习剩下的时间里只能做一个看客，但是她设法发出的警报已经被本方的底特律号轻巡洋舰收到。1810时至1922时，底特律号与萨拉托加及其护航舰交火，她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况十分罕见：居然与一艘火炮口径比自己更大的航空母舰展开水面交锋！底特律号遭受了与布雷克号相同的命运，被判定击沉，但她仍然继续跟踪萨拉托加号，并且不断向本方其他部队通风报信。虽然萨拉托加号的迂回已经失去了突然性，但截至目前只有驱逐舰和轻巡各一艘发现萨拉托加号的事实仍可以被视作是一次成功。据此，里夫斯和Wilson正确地判断出蓝色舰队里最可怕的军舰――列克星顿号并不在把守南方航线。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蓝方部队挡住萨拉托加号的去路。
萨拉托加号在演习的第一天幸存下来，而列克星顿号就没这么幸运了。25日下午她的位置很靠南，但还无法拦截萨拉托加。由于一同跟踪黑方打击舰队所属战列舰队的其他蓝方舰艇犯了个错误，使得列克星顿号舰长误以为黑方战列舰的距离比实际要远17英里。1218时，她从一片暴雨区中冲出，便一头撞在黑方战列舰队的炮口上，让人大惊失色。当时航母侦察机没有起飞，发现敌方战列舰时已然为时太晚，来不及利用12节的航速优势进行规避。裁判组判定列克星顿号沉没，但是为了该舰能继续参战，好让船员积累宝贵的操作经验，唯一施加的处罚是将最高航速限制为18节。最重要的是，裁判组的这一判罚允许她继续进行航空活动。
在26日拂晓前，萨拉托加号终于到达了预定地点，0430时飞机开始起飞，到0458时，83架飞机组成的攻击波已经放飞完毕，一举创下了当时单艘航母一次出动最多架数的纪录。里夫斯知道时间的重要性：萨拉托加号机群必须在母舰受到攻击或是保护运河水闸的战斗机有反应之前起飞并攻击运河。攻击的目标是运河太平洋一侧的Miraflores和Pedro Miguel水闸。蓝方指挥官没有派出巡逻机，这就大大简化了萨拉托加号机群的任务。判定的结果是攻击成功，两座水闸均被摧毁。
虽然空袭取得成功，萨拉托加号本身却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早晨。0625时该舰发现了三艘战列舰，舰长以为对方是预定当天早晨会师的黑色战列舰队一部。事实并非如此，这三艘属于蓝方的战列舰立即向航母开火。黑色战列舰队一部在导航上犯下错误，使得她们无法及时与萨拉托加号会合，后者由此暴露于水面攻击之下。萨拉托加被蓝方战列舰队击沉，但与列克星顿的例子一样，裁判组没有施加严厉的处罚，允许她继续参加演习。0740时，来自列克星顿号的一队飞机发现并攻击了萨拉托加。由于当时萨拉托加号上空没有战斗机巡逻，她也刚刚开始回收航空大队，因此裁判组判定她至少是“大破”。里夫斯争辩说，后一次攻击以及由此导致的“损坏”在战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解释说：“如果是在实战中，我当然会利用萨拉托加号的速度远走高飞，避开战斗，只需付出重创运河水闸所必须的飞机和人员代价。”然而这是一次演习，为了飞机的最大安全起见，萨拉托加号必须留在最佳的回收位置上，不管自身遭受何种危险。
几乎是在萨拉托加号进攻的同时，Aroostook的那架水上飞机也慢吞吞地飞上了天空。它对运河大西洋一侧的Gatun水闸发动的攻击没有遭受像样的抵抗，在一场被判为成功的攻击后，水上飞机根据预先的命令在位于Coco Solo的陆军机场上降落。虽然蓝色舰队司令与其下属之间的沟通失误加剧了空袭的突然性，区区一架不足为惧的水上飞机也很难让人提高警惕，但这次攻击可以被理解为航母奇袭效果的一次展示。与萨拉托加号相似的是，Aroostook同样与蓝方水面舰艇纠葛不清。26日1722时，她在离开支援舰队主力前去搜索爱达荷号战列舰丢失的一架水上飞机时被马布尔海德号轻巡洋舰击沉。
26日晚些时候，所有的舰艇一律恢复正常状态，准备进入演习的下一阶段――大决战。下午，双方停战休整，敌我双方的舰只常常结伴而行。
决战于1月27日拂晓前拉开序幕，双方战列舰队在远距离展开较量。黑色舰队凭借射程较远的有利条件逐渐占了上风。萨拉托加号当天的角色被局限于支援战列舰队作战，她对抗了若干空袭，其中有几次是由陆军飞机从陆上基地发动的。虽然这一天的交战漫长而又激烈，却没有出现像前一天那样一边倒的状况，不过经验教训还是有的。列克星顿号航空大队向萨拉托加号发动的多次空袭增大了防御的难度，这是此后两次舰队问题演习的预演。
1月28日结束的演习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大部分是积极的，但是很难评估这种关注对于公众和国会产生了何种影响。《纽约时报》指定了一名特派记者Lewis Freeman作全程报道，多条消息见诸报端。Freeman报道的质量很高，连海军部长也称其“异常地准确”。《纽约时报》1930年的一篇文章推断了战列舰的未来，作为立论的基础，文章引用了多次海军演习――包括“舰问九”的信息，以及不久前退役的Eugene Wilson的观点。虽然该文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航母的作用，文中还是写道：“只要敌人还在建造战列舰，战列舰就不会过时，因为飞机的鼓吹者们没有宣称他们可以使无畏舰失去战斗力。”
媒体对于“舰问九”的关注恰好让莫菲特少将使海航处于聚光灯下的一贯努力成为了现实。整个20年代，出于公共关系的需要，海军飞机不断试图打破速度纪录，大量单位――包括航母和飞艇前往大城市进行宣传访问。这些活动赢得的人气有助于莫菲特的个人政治斗争，也有利于确保海航从国会获得拨款。1929年初，莫菲特为了在即将到来的胡佛政府任期内谋求航空局长的连任而努力奋斗。他最终取得了胜利，胡佛政府保留了他的职务。
“舰问九”同样在海军内部吸引了大量注意力。海军学会《学报》上刊登了《纽约时报》Freeman文章的节选，以及一些原创文章，大部分都聚焦于萨拉托加号的行动上。里夫斯的一篇题为《舰队中的航空兵》的文章描述了飞机的角色。他只是简要叙述了航母舰载机的弹着观测和侦察活动，而是把焦点集中在航母的攻击性任务上，并用萨拉托加号攻击运河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能力。里夫斯没有排挤战列舰大炮的作用，他所鼓吹的是在航母空中力量和战列舰之间建立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们以往的努力已经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是每一点成功又展现出在舰队作战中飞机新的可能的使用方式，同时又强调运用我军水面舰艇所能携带的最大数量飞机与舰队一起持续协同作战的极端重要性。”
在另一篇文章《关于航母和巡洋舰设计的若干问题》中，海军少校福雷斯特•谢尔曼（Forrest Sherman 译者注），未来的海军作战部长，同样主张为航母空中力量赋予攻击性的角色。和里夫斯一样，谢尔曼认为航母需要护航舰艇提供保护。他同时认为，对敌方舰队主力发动空袭是航母的一项重要职责，“萨拉托加和列克星顿号具有较高的持久航速、重火力和大载机量，十分适合从事此类任务。”谢尔曼也预料到了此后美国航母设计的不同分支，他分别称作“空中力量”航母、“战列线”航母和“侦察”航母；另外还有一种他称之为“航母巡洋舰”的东西，将重巡洋舰舰体和航母甲板混为一体。这种军舰装有若门8寸炮，但只能装30至40架飞机。在谢尔曼的描述中，列克星顿级属于最大最强的空中力量航母，而他鼓吹的战列线航母相当于突击者号。
译者注：这个福雷斯特•谢尔曼与后来担任列克星顿号末代舰长的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是两个人。
考虑到参加演习的三艘航母均被击沉，其中萨拉托加号还沉了两次，难怪海军中的某些人会不愿意承认航母将会取代战列舰成为海军的头号主力。这次演习向里夫斯证明了航空母舰需要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屏护舰队，以抵御空中和水面的威胁。有一点得到了明确，必须用护航舰艇而不是航母自身的武器来对抗水面威胁，当航母的8英寸主炮开火时，其后座力会严重损坏停放在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上的飞机。我们尚不清楚“舰问九”期间是否已经有人认识到这种损害。但是在1935年有人建议拆除8寸炮，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可能对飞机造成的损害。
还有一点也得到明确，舰载航空大队无法提供足够的防御。飞机上携带的军械可以摧毁航母和更轻型的舰艇，却无法对装甲更厚的巡洋舰和战列舰造成严重伤害。空投鱼雷也许提供了一条攻击战列舰装甲薄弱部位的途径，然而当时的T4M型鱼雷轰炸机飞得很慢，投下的鱼雷也容易摔碎。航母飞机无力携带用来攻击主力舰的重磅炸弹，加上飞机相对较短的航程，这种情况意味着航母所做的承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舰问九”过后，对于航母空中力量的怀疑仍然存在。海军自演习中收获颇丰，其中之一便是应该让航母更多地融入舰队整体。这主要归因于列克星顿级性能较好，能派上用场，又小又慢的兰利号此前是没法做到。萨拉托加号较强的实力使得她能独立执行攻击任务，这将成为二战航母战术的标志。
“舰问九”影响了下一级航母的设计。演习之前有许多海军军官认为列克星顿级太大，以致于不能有效运作。美国海军的下一艘航母，突击者号的设计工作此时已经铺开，她的设计方案受“小航母，大用场”的思路影响颇深。突击者号比其前辈至少短了100英尺，名义排水量16578吨。更重要的是她的最大载机量比列克星顿级少25％，但她在实践中通常能带同样多的飞机。突击者号的最大航速只有29.5节，这一点在有效的弹射器出现前曾经饱受诟病。较慢的最高航速意味着飞机起飞时需要更长的滑跑距离，也增加了突击者号在起飞作业时保持编队的难度。突击者号较低的最高航速加上有限的载机量，使得她在二战期间的活动局限于欧洲水域，她注定无法和后续的大型舰队航母们一起在太平洋战场上并肩作战。
如果那次运河空袭的主角不是萨拉托加而是突击者，其难度将会高出许多。话虽如此，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舰问九”总结报告中仍然建议继续建造较小型的航母。两艘大型航母在“舰问九”中无力逃避厄运的情形给海军造成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两艘军舰一旦覆灭就意味着损失大部分海军航空兵。1929年初，把飞机集中于少数大型航母、以便提高攻击力的想法屈居下游，而让空中力量分散于多艘军舰的期望却占得上风。再过上两年，这种观点将会改变。
列克星顿级摆弄飞机时碰到的麻烦促使萨拉托加号舰长John Halligan上校向里夫斯建议，在突击者号设计案已有的两台升降机之外再加上第三台。此举将会加快航空作业时的飞机换位，这条建议为突击者号的设计案所采纳。
“舰问九”影响了航母护航舰队的编成。里夫斯发现奥马哈号作为航母直卫舰是不够格的，龙骨的毛病致使她的航速降至25节，跟不上全速33节的萨拉托加。里夫斯进一步认为，航母的最佳编队位置是位于巡洋舰和驱逐舰队组成的屏护幕当中，这样就可以在战斗条件下保护航母免受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攻击，也允许航母在独立于舰队大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作战。Pratt支持这条建议，并在参与撰写美国舰队总司令报告时将其列入点评。此后的演习中，里夫斯的建议被广为接受，航母特遣舰队由此诞生了。
航母护航任务的障碍之一在于护航舰艇有限的燃料携带量，这一点在“舰问九”后得到了修正。奥马哈号和驱逐舰队无法跟随萨拉托加号进行大迂回，这一点突出了改进燃料补给技术的必要性。Pratt建议对列克星顿级进行改装，使她们可以利用自己巨大的油舱，在海上为护航舰补充燃料。这种改装在1930年下半年完成，虽然赶不上“舰问十”和“舰问十一”，但在“舰问十二”和更后面的演习中十分有用。
莫菲特和陶尔斯上校在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译者注）面前作证时引述了航空母舰在“舰问九”中取得的成功，以说服国会批准建造5艘突击者级航母。这笔拨款是所谓的“巡洋舰法案”的一部分，该法案要求建造25艘巡洋舰和5艘航母，国会却大刀阔斧地将其削减到15艘巡洋舰和1艘航母。参议员Hiram Bingham曾经试图再争取2艘航母的预算，为此他引述了列克星顿号沉没一事，认为舰队里的飞机应当分散在更多的航母上，以便减轻损失一两艘航母所造成的影响。为了证明观点，他还引用了海军作战部长Charles F. Hughes上将一年前的话，Hughes曾说道：“年复一年，航空母舰越来越成为舰队高效作战的必需。我军目前有效的航空战力仅有两艘，即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顿号，损失其中一艘就会使我军的航母战力削弱50％。”Hughes的意见固然体现出一个朴素的真理，但是Bingham参议员的努力最终还是落空。突击者号得以建造，但这一级不会再有后续舰。
译者注：向Ben Tillman致敬！
国会批准的15艘巡洋舰，也就是后来的2艘波特兰级重巡、7艘新奥尔良级重巡、5艘布鲁克林级轻巡、以及威奇塔号重巡。她们构成了二战爆发时美国海军巡洋舰队的中坚，并为太平洋上的初期航母作战提供护航。由于“舰问九”的参加者们对于巡洋舰的短缺状况多有抱怨，“巡洋舰法案”的出台弥补了这一不足。1929年提供的这批巡洋舰最终证明是颇有价值的，但海军军官们还是嫌少。“舰问九”凸现出海军对于更多巡洋舰的渴望，这一点反映在一份总务委员会关于1931年造舰计划的文件中：“所有的军事演习――不管是军事学院的推演还是公海上的实践――和对我国广阔贸易航线进行的研究，都强调了增加巡洋舰数量的必要性。这一数量要求源自美国舰队总司令和总务委员会的结论，代表国家的需求，是以战争经验以及战后年度舰队演习的经验为基础的。”
相比之下，“舰问九”对于巴拿马运河防御的影响要小得多，而这本该是演习的主要目的。海岸炮兵原封不动，而防空力量得以加强。“舰问九”时的防空炮火未能保护运河水闸，但此后必定是有了显著的改善，因为在1933年的当地演习中，防空炮成功地保护了运河设施――除了Gatun周边地区外。1933年演习过后，为了防御Gatun泄洪道和Gatun水闸，又于1934年制定了敷设鱼雷防护网的计划。建网材料的短缺，使得人们有时间对防雷网进行一次更为透彻的研究，分析结论是：保护水闸的防雷网效果不佳，因为飞机仍然可以在网和水闸之间投下鱼雷；但是保护泄洪道的防雷网还是有用的，因此予以敷设。此后直到1939年，强化运河防御的步伐一直停滞不前。
也许是由于军种之间的矛盾，美军在巴拿马运河防御问题上无甚作为。从演习目的是否达成的角度来看，“舰问九”可以说是一次失败。但在另一方面，它却给海军带来了更多的好处。“舰问九”的结果虽然（至少对航母来说）喜忧参半，它还是对海军航空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这次演习起，两艘新型航母在历次舰队问题演习中稳定地占据一席之地，并如预想的那样大显身手。在“舰问九”结束时，Pratt对空中力量的信念已经大为增强，在他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经常作为舰队主力参加“舰问”演习，他的这种信念将会在后来的演习中受到考验。虽然一部分海军军官（特别是由水面作战舰艇军官们组成的所谓“大炮俱乐部”）仍然对航空兵将要扮演的角色疑虑重重，“舰问九”还是通过正面的公关宣传，成功提升了航空兵的地位。在“舰问九”结束之初，海军选择较小的突击者号作为未来航母的设计方案，幸好这种航母只建造了一艘。当技术，特别是飞机技术成熟后，从“舰问九”以及其他演习（特别是第4次联合大演习和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中学到的理念就会运用于未来的航母作战。
第五章 舰队作战中的航空母舰：第十、十一次舰队问题演习
自“舰问九”起，两艘列克星顿级航母成了演习的常客。突击者号一直到“舰问十四”才加入，为航母作战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试验基础。虽然只有两艘舰队航母和一艘老迈的兰利号可供操纵，舰队问题演习仍然体现出海军正有意评估航母空中力量的能力及其有效运用的方式。航母在“舰问十”、“舰问十一”中承担的任务比以往具有更高的独立性，但在许多方面仍不过是兰利号此前曾单独承担任务的升级版。老一套的水面舰队交战依旧主宰着1930年的“舰问十”和“舰问十一”，但是新型航母的存在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两次演习的结局。
除1924年以外，1930年是唯一一年内举行两次舰队问题演习的年份。第一次的“舰问十”在加勒比海西部举行。在想定情节中，一方是与南美各国及加勒比海南部岛屿结盟的黑色国家集团，另一方则是美国及其位于中美洲和东北加勒比海地区的盟友。之前交战的损失已经使双方的海军实力降至大致均等的水平。蓝色舰队将代表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部队，此时赶来增援大西洋方面的残兵败将。为了在演习中模拟出这一点，蓝色舰队的出发点设在巴拿马东/北海岸的Colon。
由Louis Nulton上将指挥的蓝色舰队的任务，是消灭加勒比海上的黑色舰队，以便恢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海上霸权；William C. Cole中将的黑色舰队则将与之针锋相对。三艘航母在演习中的分配方案与“舰问九”相似，萨拉托加和兰利号归蓝方，列克星顿归黑方。
在演习的计划阶段，双方舰队司令均未把航母视为主攻手，但两人都认识到，正如海军军事学院举办的多次图上推演所预言的那样，取得制空权对于最终的胜利至关重要，因为赢得制空权的一方能够随心所欲地空袭对方，也可以不受干扰地为战列舰炮火提供空中校射。Nulton上将对“空中力量”部队（蓝方两艘航母在此次演习中的称呼）下达的命令十分简洁：“一发现列克星顿号就攻击。”（When Lexington is located attack Lexington.）Cole的命令远没有这么干脆利落，列克星顿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兰利和萨拉托加。
两支舰队关键性的差异在于航母部署位置不同。萨拉托加和兰利号是蓝方主力的一部分，后者包括了除潜艇和辅助船以外的蓝方绝大部分舰艇。而列克星顿在演习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航母大队”的一部分，与几条驱逐舰一起在黑方主力的前方侦察。航母在演习中不同的部署位置将会决定双方的胜败。
演习前夕，对于参演的各个航空大队作出了一项变更，由于鱼雷机发动机不可能，双方舰队司令一致决定禁止其参加演习。鱼雷机的缺席意味着航空母舰无法对敌方除航母以外的主力舰发动任何有效的打击。纵然海军对于马丁T4M鱼雷轰炸机有着诸多不满，该机型仍然留在海军服役，它后继型号五大湖TG-1（1928年）和TG-2（1930年）也只作了细微改进。（译者注）这三型飞机问题频频，再加上30年代初期美国空投鱼雷低劣的技术水准，意味着航母在30年代初的其他几次演习中基本上没有攻击战列舰的有效手段。即使是这一时期在役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也更加接近一战水平，而不是二战初期水平。飞机本身的技术限制以及海军在演习中为了降低安全隐患而施加的人为限制，导致这些飞机无力完成应尽的任务，令人遗憾。
译者注：马丁公司将旗下的克里夫兰工厂卖给了五大湖公司，因此T4M（M指Martin）后继机型的代号改成了TG（G指Great Lakes）。
1930年3月10日正午，“舰问十”拉开了序幕。蓝方准备从Colon启程，黑方则位于海地岛以北。当蓝色舰队以13节航速驶向东北时，恶劣的天气使得萨拉托加和兰利号无法放出侦察机。与此同时，列克星顿与数艘驱逐舰行驶在黑色主力的前方，同样的天气也妨碍了她们的侦察活动。坏天气持续到次日，蓝方飞机仍旧不能起飞，而黑方指挥官们认为天气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列克星顿因此派出4队侦察机，它们实际上飞过了蓝色舰队上空，但却未能发现对手。此时黑方航母大队和蓝方舰队主力已经处于接触的边缘，但是由于天气恶劣、侦察不利，双方舰队司令对于航线前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不约而同地掉转船头，拉开距离，使一场接触化为泡影。
12日天气好转，萨拉托加和兰利号总算起飞了侦察机群，总数达68架，蓝色舰队也恢复了东北航向。飞机未能发现任何“敌舰”，孟菲斯号轻巡却报告说看见了列克星顿号。蓝方据此展开了一场徒劳无功的追逐，因为列克星顿实际上远在120英里外，正忙于自己的侦察活动。与前两天不同的是，列克星顿号不再前进，而是保持位置，于是乎双方舰队始终没有遭遇。13日的进一步侦察也没有促成双方的实质性接触。
14日，接触终于发生了。前一天晚上列克星顿号与黑方主力会合，在战列舰队以东很远的地方占据了战位。萨拉托加和兰利号则位于双方舰队主力之间。黎明时分，三艘航母都放出了侦察机，其中蓝方的飞机由于恶劣天气中途折返。这一次，同样的天气还是没能挡住列克星顿号侦察机的脚步，0815时，它们向萨拉托加号发动俯冲轰炸，使其前部飞行甲板无法使用。大约15分钟后，又有40多架列克星顿号的飞机前来攻击萨拉托加号、兰利号和一艘蓝方轻巡，两艘航母的飞行甲板双双完蛋，轻巡沉没。空袭过后不久，黑方巡洋舰队也跟兰利号接上了火，兰利号虽然幸免不死，却被判定“大破”，以致于在演习的剩余时间里毫无用处。几乎是在空袭航母的同时，列克星顿号还对蓝方战列舰队发动了进攻，击伤其中数艘。由此，双方空中力量的首次实质性接触以黑方完胜告终，黑方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取得了完全的空中优势。
在早晨接下来的时间里，列克星顿号的飞机又开始拿蓝方巡洋舰队开刀，但是这场演习已经演变成为一场主要在双方战列舰队之间进行的水面交锋。由于黑方的空中优势有利于进行空中校射，黑方在初期占了上风，但是最终的比分显示黑方战列舰队所受的损伤只是比蓝方略轻而已。
在演习过后的点评中，有一条建议是把舰队的各个航空大队按照机种分开部署，一艘航母携带全部的战斗机和侦察机，另一艘带上轰炸机和鱼雷机。这条建议后来得以应用，并在1932年的第4次联合大演习中受到考验。
“舰问十”点评的重点论题之一是关于航母的脆弱性。黑方飞行部队司令Henry V. Butler少将写道：“位于同一战略区域内的敌对航空母舰，恰如竞技场上双眼被蒙、手持利刃的两个斗士。一方或双方随时可能突然毙命。如果去掉一方眼前的蒙布，另一方就必死无疑。”（译者注）后来的演习对于航母脆弱性的点评没有这么戏剧化，但是航母在空袭下十分脆弱的事实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初见于“舰问九”，在30年代初期也没有简易的解决办法。美国海军解决这一难题最常用的手法，正如在“舰问十”和此后多次演习中看到的那样，是围绕“进攻”二字展开的，也就是先下手为强，抢先发现并消灭敌方航母。只是到了二战初期，雷达和战斗机引导技术出现后，航母舰载机才能可靠地保护母舰免受空袭。在此之前，航母的脆弱性一直都被当成是无须质疑的事情。
译者注：不由得让人想起老丘的“大锤蛋壳说”
航母脆弱性的弥补办法之一，是允许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单独活动。黑方的航母已经享受到了这种自由，时任美国舰队总司令的Pratt上将把列克星顿号所在的编队称为“攻势侦察”分舰队，他进一步展开道：“一个像这样（由一艘航母和一个驱逐舰屏护幕）组成的快速大队具备了执行广阔搜索任务所需的一切要素：它有速度，必要时可在优势敌人面前退却；它有武器，可以对发现的任何合适的目标――敌方航母或战列舰（可能是通过空袭的手段）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在对前一年里夫斯的“萨拉迂回作战”给予明确肯定的同时，Pratt说：“在大决战之前，用飞机进攻以取得优势的做法似乎言之成理，前提是不能完全无视本身的安全。与被束缚在一个巡航编队中、承担某种多少有点消极的舰队防空任务、等敌人攻过来相比，航空母舰在从事“攻过去”的任务时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舰问十”结束后，参演部队分散到加勒比海的众多港口，准备第二次演习。“舰问十一”的想定情节要求舰队从和平时期的战备状态下转入动员。双方舰队的编成与“舰问十”相似，只是角色互换了。Cole中将指挥蓝方，列克星顿号再度处于他的麾下；Lucious Bostwick中将指挥包括萨拉托加和兰利号在内的黑色舰队。
这次演习的背景又是一次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战争，加勒比海中部较大的岛屿和中美洲各国与蓝方算一伙，南美各国和加勒比海南部岛屿跟黑方结盟。此外还假设黑方已经在特立尼达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为了进一步使演习复杂化，想定情节中还规定在两周前已有一项停战协定生效，由此导致海军各单位在演习开始日分散于多个加勒比海港口。其中列克星顿位于维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萨拉托加在巴巴多斯，兰利在特立尼达。
在规定的起始时间4月14日0800，两支舰队从各自的港口出击，航向都指向牙买加，因为双方舰队司令都认为该地是控制整个加勒比海的关键所在。蓝色舰队沿着海地岛的北岸向西航行，黑方则从其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基地向西走。两支舰队第二天继续向牙买加前进，萨拉托加截听到一些据信是列克星顿拍发的电报，通过无线电测向，确定了对方的位置，但是距离太远，飞机还够不到。当天晚些时候，为了找回几架迷航的侦察机，萨拉托加号不得已用明码发报，她随后脱离了黑方侦察线掉头向南，以免被蓝方发现。
15日夜，蓝方以列克星顿号为核心，辅之以四巡四驱，组成了航母大队，该队奉命前出，向东南方向展开侦察。当夜萨拉托加归队，回到了黑色舰队主力前方、轻巡组成的侦察线稍后面的老位置上。16日两艘航母的侦察都不成功，列克星顿号的一队侦察机因为下雨而提前返回。
16日1616，伴随列克星顿号的蓝方轻巡之一底特律号报告发现了一艘黑方轻巡，那是雷利号，萨拉托加的马仔之一。糟糕的能见度导致了一场主要在轻巡之间爆发的混战，其中几艘根本没跟敌人打上照面。同样的理由也意味着两艘航母上的飞机都没有参战，还是以轻巡间的炮战为主。裁判组最终判定双方各折损一艘轻巡。
战斗过后，两艘航母退出战场，黑方轻巡里士满号曾试图追击列克星顿，但在夜色中跟丢了。以下这个例子可以反映出指挥官们在这两次舰问演习中对于航母的重视程度。16日夜间，黑方驱逐舰德卡特号放弃了一次雷击蓝方轻巡辛辛那提号的绝好机会，因为舰长担心以后有机会攻击列克星顿号时出现鱼雷不足的情况。 （译者注）
译者注：殊不闻“一鸟在手，胜过十鸟在林”乎？
17日早晨，列克星顿号位于海地岛以西，萨拉托加号以北。整个早晨，列克星顿的侦察机都没发现萨拉托加，但是它们找到了黑方三艘潜艇中的两艘，击沉其中一艘。这天早上萨拉托加也同样放出了侦察机，0655她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确定了列克星顿号的位置，并根据这一发现，于0800和0942分别派出一队飞机，后者于1045攻击了列克星顿号。她的侦察机队没有遇到蓝方巡逻战斗机或是防空火力的任何抵抗，于是也积极参加，但是判决的结果只是飞行甲板损坏15分钟。一小时后，萨拉托加的一个完整的中队再次进攻，这一次取得了击毁飞机15架、飞行甲板损坏1小时的成绩。裁判长得知这次攻击后，将处罚追加到了24小时，但是列克星顿号直到将近黄昏时才收到新的决定。截至此时，舰长已经对黑方发动了两次空袭，无一成功。在列克星顿号刑满释放之前，这次演习就将结束，黑方在演习的剩余时间内将会享受空优。
1108起，萨拉托加和她的巡洋舰伙伴们抵御了蓝方巡洋舰的一次进攻，双方轻巡部队再次展开厮杀，但这一次飞机在交战中起了关键作用。1130，萨拉托加号起飞了一队战斗机和侦察机，和已经在空中的其他飞机一起攻击了蓝方巡洋舰队。空袭的战果是击伤三艘黑方巡洋舰，但蓝方也付出了轻巡特伦顿号被炮火击沉的代价。为了躲避危险，萨拉托加在战斗期间向南方撤退。
18日0430，又一次向北航行的萨拉托加号遭到一队据信是蓝方主力的战列舰的炮击。这些战列舰实际上是黑方主力，直到12分钟后才有人认清对方是自己人。这件事引起的混乱持续了5个小时，裁判长得知后判定萨拉托加号沉没。在演习后的点评中，黑方舰队主力的裁判指出，在实战中不太可能发生“大水冲了萨拉托加”的事情，因为列克星顿级的侧影与当时任何在役的别国航母都大相径庭。
18日早晨，萨拉托加号的飞机在判决下达之前队蓝方潜艇和水面舰艇发动了几次进攻。兰利号的活动局限于在战列舰交战期间为校射飞机提供掩护。那一次窝里斗是“舰问十一”的高潮部分，演习于上午晚些时候结束。
在“舰问十一”后的点评中，Cole中将和Butler少将都作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评论。Cole认为航母大队应由一艘航母、四艘巡洋舰和两个驱逐舰分队组成，他列举了航母大队可能遭受的几种威胁。然而，如果这些威胁得以克服，“航母大队的部署方式就出现了多种可能性：远距离收集情报；在全面制海权确立之前，先取得部分的控制；战术侦察；削弱敌人实力；也许还有其他我们目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这应该是我军研究和演习的最重要课题。”Cole最后的那句话很有预见性，日后的舰队问题演习，从“舰问十二”起，都是以早期的航母大队为中心展开的。
Butler对Cole的观点作出了响应，他建议组建“半永久性的特遣大队，每个大队由一艘大型航母、一个巡洋舰分队和一个驱逐舰分队组成。让她们在频繁的演习中一同训练。”除此以外，他绝大部分的评论是关于：通过扩大侦察机中队规模来提高侦察活动效率；研制一种新型侦察机；在航母舰载机上普及电台。
在上述两次演习进行的同时，伦敦海军会议也正在召开。会上的争议绝大部分是关于列强之间的巡洋舰吨位分配，但也影响到了航母航空兵。会前，莫菲特曾经建议美国代表团（他也是其中一员）提出将列克星顿级重新分类为“试验航母”的要求，但没有成功。会上，英国曾提议将航母吨位减至10万吨，但莫菲特成功地设法保持原有的13.5万吨不变。在他的推动下，通过了一项将部分巡洋舰吨位分配用于建造“飞行甲板巡洋舰”的提案。美国海军在以后三年中反复研讨过这种军舰，最终将此类混血军舰的建造方案束之高阁。
1930年的两次舰问演习进一步将航母空中力量融入了美国海军整体。航母在演习中的表现不像在“舰问九”中那样光彩夺目，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海军只允许媒体作十分有限的报道。1930年演习成功促进了观念的发展，使之向独立的航母特遣舰队进化。此外，莫菲特成功避免了当时或是以后对于美国航母实力的任何裁减。1930年下半年Pratt就任海军作战部长，航母成为舰队问题演习的中心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第六章 “最有趣的研究”：第十二次舰队问题演习
历数那些标志着美国海军的快速航母时代开端的舰队问题演习，1931年的“舰问十二”或许是其中最让人着迷的一次。另外几次演习（比如“舰问九”）当然也含有航母独立作战的内容，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争议性，但媒体和国会都把“舰问十二”看成是一次澄清“航母VS战列舰”争论的尝试。纵然里夫斯等人抱有航母取胜的期望，“舰问十二”的结局还是青睐战列舰一方。更加细致的分析表明，通过这次演习，一些海军军官已经认识到：不管航母及其载机还存在怎样的缺陷，一支强大的航空战力对于舰队整体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舰问十二”的想定情节是由某个太平洋海上强国――黑方，对抗代表美国的蓝方。此外还存在一方“褐色”势力，代表某个可能倒向黑、蓝之中任何一方的欧洲国家。蓝方因此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战列舰留在东海岸，以应对可能来自褐色的威胁。（译者注）黑方的任务是夺取或摧毁巴拿马运河以及一条位于尼加拉瓜的假想运河，后者虽可使用，但防御很弱。
译者注：恐怕地球人都知道这里的黑方是指日本。而褐方很可能是暗指英国，暗示1921年失效的英日同盟可能死灰复燃。也只有英国才能迫使蓝方将大部分兵力留在大西洋。
处于守势的蓝色舰队由Arthur Willard中将指挥，包括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战列舰阿肯色号、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飞艇洛杉矶号以及水上飞机供应船莱特号。里夫斯少将去年由于担任岸勤职务错过了演习，这次他将指挥第二航空母舰分队的两艘航母。进攻方黑色舰队由Frank Schofield上将指挥，集中了美国海军绝大部分战列舰，兰利号是黑方唯一的航空支援手段。
Willard知道，让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与黑方战列舰队硬碰硬没有任何的胜算，他决定分兵，让里夫斯带领航母去攻击黑方的辎重队，希望能拖住黑方朝两条运河挺进的步伐。里夫斯在演习全过程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他把两艘航母分开，自己率领萨拉托加号保卫尼加拉瓜，命令欧内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上校指挥列克星顿号防守巴拿马。而Schofield也把黑色舰队一分为二，Port Culebra分舰队突击尼加拉瓜，Bahia Honda分舰队则攻向巴拿马运河。
1931年2月16日演习开始的几小时后，里夫斯命令金前去侦察Galapagos群岛。显然里夫斯担心黑方可能像他在“舰问九”时那样从这个方向发动攻势。18日，金根据命令向西南方向前进，并派出轻巡米尔沃基号打头阵，用她的水上飞机侦察了群岛。列克星顿号满意地发现这一地区没有敌舰，她转头向北，但此时已经失去了攻击黑方Bahia Honda分舰队的位置，直到次日才赶回来。
与此同时在北面很远的地方，里夫斯排出了一个巡洋舰侦察线在前、萨拉托加号在后的阵形，类似于“舰问十”中黑方首次采用的“攻势屏护”舰队。当里夫斯西进的同时，黑方Port Culebra分舰队航向东北，逼近蓝方的南翼，也就是说里夫斯已经绕到了黑方的背后。认识到这一点后，里夫斯于18日下午掉头向东。
19日1010时，莱特号的水上飞机发现Bahia Honda分舰队。三小时后洛杉矶号飞艇也找到对方，并抢在被判定毁于黑方炮火之前报告了位置。1520，列克星顿号终于拉近了距离，并根据上述接触报告起飞了33架飞机。飞行员们很快发现，由于此前报告的方位有微小误差，黑色舰队的距离是75英里而不是40英里。虽然方位报告有误，列克星顿号的飞机仍设法在下午晚些时候攻击了兰利号。
攻击波中的侦察轰炸机群在日落前安全返回了母舰，但是由于距离估计的错误，加上针对母舰预测位置的联络失误，其余飞机（包括毛病缠身的马丁/五大湖鱼雷轰炸机）无法赶在1800后不久的日落之前返回列克星顿号，被迫实施夜间着舰，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挑战。担心损失飞机的金上校命令打开航母灯光，以便飞行员们在黑暗中找到母舰。所有飞机都安全返回，这对于飞行员的生命和老金的前程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列克星顿号乘着夜色退向东面。
与此同时，萨拉托加号花了一个晚上追踪黑方Port Culebra分舰队，到19日早晨，她已经位于黑方的正西面。不幸的是，黑方分舰队此时差不多已经到达了终点，留给萨拉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在拂晓出发的侦察机群能够发现黑色分舰队之前，萨拉托加就急不可耐地打出一记62架飞机的攻击波。结果是侦察机没有找到对方，攻击波不得不返回母舰加油，浪费了更多的宝贵时间。在最终确认了黑方位置以后，攻击波于1100再次起飞。飞机成功地攻击了黑方分舰队，可惜史料中对于造成的损失情况语焉不详。由于一个鱼雷机中队归舰晚了近两个小时，萨拉托加当天没能再放出攻击波。次日（20日）早晨她发动了更多的空袭，但是黑方分舰队最终到达了Port Culebra，尼加拉瓜水域的战斗于1000时停止。
20日，列克星顿继续对抗Bahia Honda分舰队，并在早晨发动了一次空袭，这一次，双方的损失记录仍然缺少记载。1120，黑方重巡彭萨科拉发现了列克星顿，金回敬了一个13架飞机的攻击波。蓝方驱逐舰队和轻巡辛辛那提奋力保护母舰，驱逐舰迅速施放了一道烟幕屏障。飞机和护航舰最终联手击沉了彭萨科拉，代价是辛辛那提号沉没。下午，列克星顿分别于1417派出26架飞机、1455派出27架飞机进攻，这最后一搏也没能奏效，演习于1800结束。
“舰问十二”中，航母作战的最大障碍来自想定情节本身。由于有两条运河需要保护，蓝方无法有效集中其空中力量，而单艘航母基本上不可能阻挡一支防守严密的庞大水面舰队。虽然蓝方航母未能阻止黑方的推进，不均衡的舰队兵力配置（imbalanced fleets）仍将成为Pratt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历次“舰问”演习的通常设定。从“舰问十二”算起，Pratt任期内每次演习双方的兵力配置都不平衡，只是在“舰问十三”中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才分属不同的舰队。
整场演习，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都在以全速或是接近全速行驶，这显然有助于保护她们免受像以往演习中那样的水面攻击的伤害。对于列克星顿号来说，她在演习最后一天遭遇彭萨科拉的过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演习显示，航母在高速行驶并采取规避动作时是一种很难捕捉并杀死的猎物，但这种机动方式的代价是大量耗油。到演习结束时，两艘航母已经用掉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油量，附近也无处补给。因此，虽然刚刚发展出了航母为护航舰加油的技术，航母作战仍然要挂着一条后勤的尾巴，受到一定的限制。
虽然里夫斯对于“舰问十二”的结果很失望，他还是从航母的表现中找到了一些闪光点。在点评中，里夫斯写道：“总而言之，我认为本次演习的结果清楚、确凿地显示出：空中力量无法阻止战列舰队的推进，也无法防止其采取登陆行动；战列舰队与空中力量是互相依赖的；战列舰队与空中力量通过协同作战可以互相促进；远程炮击在校射机的帮助下更加有效，因此空中力量在舰炮最大射程的问题上直接影响了战列舰设计。在‘舰问十二’中，要是黑方拥有一支足以对其炮击实施控制的空中力量的话，黑方战列舰队的大炮本来是可以把蓝方航母部队轰杀两次的。”里夫斯的服役记录显示，他对于舰载航空兵的兴趣更多地是在实践上，而不是想成为像比利•米切尔那样气势汹汹的鼓吹者，或是像莫菲特那样圆滑世故、官僚主义的操纵者。里夫斯的评论承认了航母的失败，认为航母和战列舰必须互相依赖才能达到最大效能。
Pratt上将对于“舰问十二”的反应与里夫斯相似。人们眼中的Pratt并不是一名特别坦率直言的舰载航空兵鼓吹者，他曾在比利•米切尔的军法审判中出庭作证，驳斥了米切尔和威廉•西姆斯上将关于海军军事学院的战争推演已经证明战列舰过时的说法。“舰问九”的结果使他看清了舰载空中力量的潜力，1929年8月他在海军军事学院演讲时引述了演习的大致情况。他在演讲中斥责了海军中的某些人：“……将战列舰视为打击主力的观点在海军中是如此地广为传诵、深入人心，以致于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去接受以下观点：如果情况需要，真正的打击舰队可以基本上完全由一支得到适当支援的空中力量组成。”
Pratt对于舰载航空兵的支持也许并不像他在演讲中表现的那么深。在大萧条初期预算锐减的时候，Pratt曾支持将两艘列克星顿级轮换退役的做法，一艘服役时，另一艘便暂时退役。为数众多的反对声音，特别是总务委员会的反对，阻止了任何此类安排，理由是舰船退役和重新服役所需的开销使得这种做法几乎省不下什么钱。这种做法正应验了人们对Pratt越来越深的成见，认为他总是支持那些在海军圈子里不受欢迎的政策，比如1922年和1930年的海军限制军备条约，目的是让他本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总体政策周围。
在“舰问十二”的点评中，Pratt写道：“……战列舰仍是海军的中流砥柱。”Pratt看到蓝方在演习大部分时间里都能有效地追踪黑方，但却完全无力投送出足以遏止敌方的火力。在这些花言巧语的背后，Pratt似乎仍然很重视舰载航空兵的价值。Pratt承认黑方达成了演习目标的事实，但他总结说由于在演习全过程中缺乏空中支援，黑方受到了“摧残”。不管Pratt在这件事上采取了何种姿态，在他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的随后两次演习中还将继续测试航母独立作战的价值。
“舰问十二”的媒体覆盖率可以与“舰问九”相媲美，不止一篇文章上了头版。
Hanson Baldwin，一位获得过普利策奖的专栏作家，为《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演习。无须惊讶的是，媒体在演习中和演习后对于“航母VS战列舰”争论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任何参加演习的海军军官。大约在演习开始前六星期，一幅大字标题现于报端：“演习将是飞机的大型试验场”。演习中，蓝方对黑方的空袭取得明显成功，也赢得了一个头版故事：“飞机在海军演习中拯救巴拿马免受‘敌方’攻击’”，Baldwin将这些空袭描绘成“航空兵的又一项功绩”和“海战新时代的标志”。Baldwin的乐观态度在后来的文章中有所收敛，大家都知道黑方成功到达了全部两个目的地，他不得不改弦更张，改用这样的大字标题“战列舰仍是海军的中流砥柱”，文中写道：“虽然空战技术的进步和空中舰队的优异性能在刚刚结束的演习体现无疑，海军军官们仍指出，厚甲重炮的战列舰，这种唯一能够在给予打击的同时承受住打击的军舰，仍是舰队的中流砥柱，她们在未来多年内将一直存在，除非因为国际条约而在万国海军中一同废止。”（译者注）
译者注：最后一句的思想境界之高、法治意识之强，实在让译者无语+汗颜。身处条约时代，思想方式果然与当代不同。
现如今谈起CV的灭亡，媒体和绝大多数人都会列举各种物理消灭的手段（潜艇凿航母、弹道导弹打航母、YY人士绑架航母等等），或是谋求以更加高精尖的东西取而代之。哪个还能想到用文房四宝去限制军备的？常规武器且不去说它，连ABC之类的大杀器也呈现出监管无力的趋势。能控制住不扩散就谢天谢地了，还谈何“废止”？以文止武，本就迂腐。
“舰问十二”也为国会关于海军拨款的辩论提供了弹药。演习后不久，Pratt和里夫斯向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Fred Britten众议员作了汇报，后者后来宣称：“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就连海军里的航空狂人现在也要承认战列舰的优势。”
就在Britten向《纽约时报》作出以上声明的同一天，一场关于批准改装三艘新墨西哥级战列舰的辩论在国会爆发了。在热火朝天的辩论过程中，Britten引用了战列舰在“舰问十二”取得的成功，以证明此笔费用的正当性。Fiorello LaGuardia却提出了一项极为激烈的指控，目标直指海军，以及海军在选择“舰问十二”想定情节时的隐藏动机。“曾经有人――不是立法委员，而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军专家们――这样宣称，永远不用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战列舰死了；然而在最后一刻，这个要求（译者注：要求拨款改装三艘战列舰）却以一种只有海军才干得出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海军的宣传部门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他们弄出一个非官方的裁判组报告，告诉我们黑色舰队夺取了巴拿马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而他们是怎么做的？把（几乎）所有的战列舰放在黑色舰队，而把一艘战列舰和航空兵放在蓝色舰队里……如果本次是要给海军航空兵拨款的话，恐怕输的就是另外一边。这已经不是海军第一次如此这般地在最恰当的时刻推动事态发展了。海军部里都是些机灵鬼。”不管LaGuardia如何指责，方案获得通过，全部三艘新墨西哥级在30年代初期进行了改装。
须知，二战期间广阔水域内的航母对战列舰交战只是到战争后期才确立了航空兵的霸权。例如，仅仅是因为一架剑鱼式鱼雷机击中了舰舵，击沉俾斯麦号的事件才会发生，但是要让这艘德国战列舰沉入海底仍然仰仗英国战列舰队和巡洋舰队的大炮鱼雷。对于水面攻击的畏惧显然影响了太平洋上某些美国海军指挥官的决断，尤其是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海战中。
二战中，像“舰问十二”那样的交战是相当罕见的。如果斯普鲁恩斯和山本在日本空母机动部队被摧毁后仍然执意在中途岛周围继续战斗的话，那就跟“舰问十二”差不多了。1940年的空袭塔兰托和1941年的空袭珍珠港当然展示出航母对于战列舰的攻击威力，但是更可以归因于意、美两国舰队糟糕的战备状态。
航母对战列舰交战的一个显著案例发生在1940年6月。英国自挪威撤退期间，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耐森诺号突袭并击沉了光荣号航母。当时航母没有派出飞机，两艘护航的驱逐舰前出太远，由此形成的局面不由得让人回想起舰队问题演习中美国航母遇到过的攻击。虽有覆辙在前，战争初期的这次战斗表明航母面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依然脆弱。直至美国海军快速航母特遣舰队（Fast Carrier Task Force）的堂堂之阵出现以后，这场辩论才明确地以航母空中力量获胜而告终。
“舰问十二”引起的最大变化或许体现在新型航母的设计中。最近两年的操作经验，包括舰队问题演习在内，都证明了列克星顿级航母的价值及其独立作战的能力。从1931年3月起，研究人员就华盛顿条约下剩余55200吨航母吨位的最有效分配方案进行了调查，于晚春时分建议建造三艘18400吨航母。然而Pratt认为将性能相近的航母两艘编成一队更好，提议改为两艘20000吨级和一艘与突击者号相当的15200吨级。总务委员会经过夏天的听证程序后，于当年秋天认可了Pratt的方案，“我们认为，只有高于大约18000吨的航母才能具备必要的速度和防护，以便较好地从事航母的所有使命。”
舰载航空兵原本有可能在“舰问十二”之后遭受挫折，但这一挫折最终没有降临。对演习结果感到失望的Pratt和里夫斯呼吁今后的舰队应当更加平衡，更加满员。舰载航空兵没有倒下，同年晚些时候航母设计方案的变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舰载航空兵多年来工作的报偿。1931年对舰载航空兵来说是美好的一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航空母舰将有更多机会来证明自己，因为参加舰队问题演习的双方舰队将仍然采用不平衡的配置。
第七章 战时的无价之宝：第4次联合大演习和第十三次舰队问题演习
“舰问九”证明，航母可以作为打击高价值地面目标（比如巴拿马运河）的有效平台。虽说如此，航母在此后三次演习中又倒退为主力战列舰队的侦察兵，以便强调将新型航母融入舰队的整体作战。第十至十二次舰队问题演习固然为测试航母作战的许多有价值发展（特别是赋予航母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提供了条件，但它们并未给予舰载机任何向地面目标发动致命一击的机会――就像“舰问九”中向巴拿马运河发动过的那样。在1932年的第4次联合大演习（Grand Joint Exercise 4＝GJE4）中，海军航空兵得到了一个以另一种形式显示力量的机会。GJE 4和随后进行的“舰问十三”关注的是远征作战的不同侧面，但是航母作战将会影响全部两次演习。
陆海军联合大演习通常与海军的舰队问题演习一起举办。在1923年，也就是“舰问一”的同一年，陆军和海军在巴拿马运河区举行了一次联合演习。次年的“舰问三”又被称为“第二次陆海军联合问题演习”（Joint-Army and Navy Problem Two），再次检验了运河的脆弱性。兰利号在这次演习中掩护黑色舰队从位于亚速尔群岛的假想出发点启航，并用她单薄的航空大队空袭了Gatun水闸。演习过后，（陆海军）联席委员会制定出指导方针，将联合演习分成两类，“联合大演习”这个名字只适用于美国舰队的一个或是全部司令部（侦察舰队、战斗舰队等等）参与演习的情况。
1925年，兰利号作为蓝色舰队的一部分参加GJE 3，入侵夏威夷。然而裁判组在整场演习中把她的飞机放在岸上，于是陆战队被迫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登陆。海军后来指责陆军把舰载机弄到了岸上，企图提高陆基飞机防卫海岸的能力。
此后七年中一直没有再举办GJE。1926年联席委员会决定1927年冬天不举行GJE，因为这次舰队的集中地又是巴拿马，与前两次大规模联合演习的地点重复。由于开支、行程安排以及缺少多样化的目标之类的原因，往后五年还是没有举行GJE，但小规模的联合演习却是频繁举行。最终在1930年12月，联合委员会要求在夏威夷举行一次GJE，时间是1932年2月。
GJE4的想定情节是让蓝方美国对抗一个由两洋国家组成的黑方联盟。冲突中，蓝方在大西洋上战胜了黑方，迫使其撤退。与此同时，黑方联盟的一个成员入侵了夏威夷群岛，随后西撤，留下了18000名守军、大量飞机以及15艘潜艇固守群岛。蓝方舰队由理查德•李海（Richard Leigh）上将指挥，将通过两栖登陆收复此地。李海分兵多处，令Harry Yarnell少将指挥列克星顿、萨拉托加和7艘驱逐舰组成“突前袭击分舰队”，负责在登陆前削弱瓦胡岛防御，并取得空优。
2月1日，突前袭击分舰队从西海岸启航，在西进过程中，两艘航母运用了“舰问九”后发展起来的加油能力，于2月5日补满驱逐舰队的油舱。Yarnell分舰队航向莫洛凯岛的北面，到2月7日晨，她们到达了第一个预定起飞点，位于瓦胡岛东北方大约40英里。两艘航母无视风急浪高阴云密布，放出了飞机。
演习中，两艘航母尝试了一种不同的飞机部署方式。根据Yarnell的参谋长陶尔斯上校的建议，按照机种的不同划分为两个航空大队，萨拉托加号的97架飞机中大部分是战斗机，而列克星顿号搭载了58架轰炸机和鱼雷机。这种安排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打击力量都配属给了列克星顿，因为萨拉托加号上的战斗机大部分是波音F4B，可以携带最多200磅炸弹。陶尔斯相信这种部署方式可以缩短反应时间，当某种任务需要某一机型时，航母便无须倒腾飞机了。但从坏处来看，也意味着敌方一次恰到好处的攻击就可以将海军航空兵的某个组成部分一网打尽。这一点在海军内部一些人看来是极为明显的，他们认为，与遭到攻击可能发生的问题比起来，标准的混合载机方案可以说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虽然机种的分隔配置并未影响演习中的航母作战，在未来的演习中这个念头仍被束之高阁，原因之一是海军的担心，之二是缺乏足够舰艇，因而无力组成若干个多航母特遣舰队。
0530两艘航母开始放出飞机，作为“第一号袭击计划”的一部分内容。150架飞机在0600至0700期间攻击了目标。萨拉托加号的舰载机集中打击瓦胡岛上最主要的陆军机场――惠勒机场上的飞机和防空炮，另有较少量的飞机攻击了卢克机场和罗杰斯空港（译者注），有一些在返航前扫射勒福特岛和珍珠港。与此同时，列克星顿号舰载机进攻了Schofield军营的多处设施，包括弹药仓库和化学品仓库各一处。来自两艘航母的飞机还执行了侦察任务，包括对机场和登陆滩头的情况进行的照相侦察。裁判组判定攻击机群折损26架，其中半数在8日得到“更换”。
译者注：罗杰斯空港的名字来自美国海军航空先驱John Rodgers（1881.1.15―1926.8.27)。罗杰斯出身海军世家：曾祖父John Rodgers是准将，海军委员会主席；祖母Sarah是“黑船”Matthew Perry的女儿；父亲John Augustus Rodgers少将曾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罗杰斯1911年从莱特兄弟开办的飞行驾校毕业，论资格在海军航空人员中排第二，仅次于Theodore Gordon Ellyson（1885.2.27―1928.2.27）。1925年指挥旧金山至夏威夷的远程飞行，广受赞誉。1926年罗杰斯中校驾驶的飞机在费城附近坠毁，伤重不治，身后追赠上校。为了纪念罗杰斯家族四代出了三个John，美国海军将DD983命名为John Rodgers。
海航第一人“锄头”Ellyson手中握着一串“第一”，比如第一次弹射起飞成功。1928年43岁生日那天，Ellyson中校因为女儿重病请假回家，飞机未能到达目的地，海军搜寻竟月无果，尸体在第49天被冲上海滩。他的最后职务是列克星顿号督造官。按照惯例，如果能活着看到军舰建成服役，他将转任第一任舰长。
海航第三人就是J.H.陶尔斯。由此可以看出运气有多么重要，陶尔斯享年70岁，一直做到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总务委员会主席。
大家熟悉的马克•米切尔排名第33。
与“舰问九”相似的是，GJE4再次证明航母在飞行作业时十分脆弱。当萨拉托加号的飞机处于空中时，一艘黑方潜艇S－42在2800码距离上发现了她。0725，潜艇向正在进行着陆作业的萨拉托加号射出鱼雷，裁判判处航母身负19％损伤，表示她遭到相当程度的损坏，但还不足以被迫停止飞行作业。
回收完飞机之后，两艘航母退向北方，随后折返向南，穿过Kauai海峡来到一个瓦胡岛南面很远处的一个加油点。夜间，两艘驱逐舰暂时离队，炮击了Kauai岛上的Hanapepe机场。8日下午，舰队一分为二，列克星顿和一艘驱逐舰向南避敌，萨拉托加和其余驱逐舰向北攻击瓦胡岛。
9日0515，萨拉托加号派出51架攻击机，由16架战斗机护航。部分飞机攻击了钻石角外的黑方潜艇，但大部分飞机攻击了主要位于Waimanalo地区的地面目标，或是侦察更多可能的登陆滩头。在这些任务中，共有10架飞机被判损失。
10日0605，重新组成的突前袭击分舰队从瓦胡岛西南方的某处放出96架飞机的攻击波。在机群出发后不久，一队黑方飞机攻击了两艘航母，一枚2000磅炸弹击中萨拉托加，使其飞行甲板自此失效。在空袭航母以及同一时间蓝方对瓦胡岛地面目标进行的攻击中，双方飞机都损失惨重。对蓝方来说幸运的是，萨拉托加号的剩余飞机被允许转交给列克星顿号，蓝方总共还剩52架可供操纵的飞机。
11日，两艘航母再次分离，列克星顿号在瓦胡岛以北占位，掩护Kahuku角附近的部队登陆，萨拉托加驶向Lahaina水道，去Maui岛（译者注）西北处修理。途中黑方飞机又展开攻击，使其损伤累计达70％。萨拉托加在到达Lahaina后报了一箭之仇，她为之加油的一队水上飞机最终击沉数艘潜艇，并轰炸了瓦胡岛的铁路交叉口。
译者注：国父孙文之兄孙眉在该岛拥有庞大产业，号称“茂宜王”，曾倾其家产资助革命。
12日，列克星顿号在支援登陆时取得相当的成功。蓝方其余部队继7日攻占瓦胡岛Hilo、10日攻占Maui岛Lahaina水道后，于当天早晨在瓦胡岛西海岸登陆。列克星顿的48架飞机执行了各种任务：在登陆滩头上释放烟雾，对敌方阵地照相，攻击公路和铁路，攻击停在Ewa机场上的飞机等等。当演习于12日1630结束时，蓝方最初的155架飞机只剩下23架可以飞行。
一位早期航空专家Grover Loening（他推出的Loening水陆两用飞机曾被广泛使用）在萨拉托加号上观看了演习全过程。在演习结束后写的一篇文章中，Loening对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的表现倾泻了赞美之词，“无疑是今日最伟大的机械成就”。航母的机动性给Loening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吹捧为可能是“战时的无价之宝”。他也表扬了演习双方航空人员的辛勤努力，特别是在两艘航母上的那些。
Loening对演习期间的判罚尺度表示遗憾，认为2月7日的攻击应该已经摧毁了瓦胡岛上所有的陆军飞机，由于裁判未能作出这种判定，导致2月10日萨拉托加号几乎被击沉，这是不公平的。Yarnell同意Loening的说法，他在演习后的报告中将大量陆军飞机计入“估计已被摧毁”之列。陆军也对判罚尺度提起争议，他们对于在星期天早晨发动空袭的“合法性”有所抱怨（译者注）。
译者注：让人想起多年后的又一个星期天早晨。
虽然对瓦胡岛机场和军事设施的空袭使人印象深刻，有些军官仍然对航母的部署方式抱有疑问。裁判长Schofield上将认为双方都在浪费飞机，而不是保留用于登陆作战。他同时指出，与战时相比，演习中基于安全考虑而对蓝方舰载机设定的限制迫使它们从离岸更近的地方起飞。Schofield相信空中优势对于登陆极为重要，而航母“面对强大的守方航空兵”时将被重创，他建议最初的登陆行动应当以占领机场为目标，以便起降陆基飞机，为后续登陆提供支援。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Schofield可能觉得航母支援登陆的风险太大，因为现役航母数量太少了。
关注航母任务的还有Yarnell。他认为空袭瓦胡岛是一次成功，虽说萨拉托加受到了处罚。对于让航母攻击海岸防御设施的做法，他感到很不舒服。由于航母短缺，他认为“当其他手段可行时”宝贵的航母不应被用作此类任务。跟Schofield一样，Yarnell另辟蹊径，提出夺取防御薄弱的外围岛屿，以便取得足够的机场，让陆基飞机完成同类任务；但他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何解决这个计划的后勤可行性。在给退役已久的William Sims上将的信中，Yarnell写道：“我认为任何舰队――不管它在水面舰艇方面多么强大――都不能冒险笔直地冲向任何敌方海岸，除非它拥有的（舰载）航空兵大大强于敌方。”1933年“舰问十四”后，Yarnell将会再次表示出对于航母承担对地攻击任务的不满。
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演习裁判Harris Laning少将也注意到了航母的机动性，在他看来，机动性让舰载航空兵在与陆基航空兵的对抗中处于主动。但他置疑这种在敌方舰队（虽然规模小）仍然守卫这一地区的情况下就将两艘航母用于攻击地面目标的做法。Laning认为，如果当时采取的是集中消灭所有黑方海军单位的策略，就有可能将黑方飞机从基地中引诱出来保护其舰队，从而用蓝方飞机在空战中加以歼灭。考虑到航母已经在舰问九、十、十一中表现出极其容易在空袭中受损的特性，Laning的建议是很让人惊讶的。航母及其护航舰有能力躲避潜艇和大部分水面舰艇，更加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像GJE4中那样开拓其机动性，用于消灭航母最大的威胁：陆基飞机。
令人好奇的是，黑方在蓝方航母发动空袭的前几天没有花更多的力气侦察通向瓦胡岛的航线。早在1931年3月（GJE4之前近一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海空联合攻击就已经被认为是针对夏威夷群岛的最可能的攻击方式。虽然有这一警告在先，海军仍在GJE4和1938年“舰问十九”中两次使用航母成功空袭了瓦胡岛。1941年负责守卫瓦胡岛的海军上将赫斯本德•金梅尔（Husband E. Kimmel）和陆军中将沃尔特•肖特（Walter C. Short）也未能采取必要的侦察措施，以确保该岛免受航母空袭，以致于让日本帝国海军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
在早期舰队航母参加的历次演习中，GJE4是航母作战最成功的一次，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舰问九”的影响要大得多。两艘航母在GJE4中受到重创，比如萨拉托加号被飞机和潜艇击伤，两艘航母的航空大队都损失惨重，但她们完成了任务并幸存下来。在未曾受到黑方海军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蓝方航母能够在演习的六天时间里从不同方向对瓦胡岛发动大量空袭。运用航母特遣舰队在登陆前夕“中和”敌方空中力量的做法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相当普遍，但是列克星顿号航空大队在登陆阶段扮演的角色――释放烟雾、航空侦察、打击敌方运输设施――表明出美国军队二战前对于近程空中支援理念发展的忽视。
GJE4结束后，舰队留在夏威夷，准备3月份的“舰问十三”（译者注）。“舰问十三”融合了“舰问十、十一”中的舰队战要素，也体现出“舰问十二”中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特点。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这次将分属于交战双方。Pratt上将制定的想定情节与“舰问十二”类似，因此所有战列舰都划归蓝方。
译者注：最初的提议是将GJE4编号为“舰问十三”，然后按照一个脱胎于此的想定情节来举行“舰问十四”。但是Pratt对新提出的想定情节不满意，他保留了GJE4的原名，自己做了个设定，作为新的“舰问十三”的基础。
“舰问十三”的地理设定，是将美国搬到了西太平洋，夏威夷是在美国东面的一个前哨阵地；普吉特湾、旧金山湾和位于墨西哥Baja半岛上的Magdalena湾则代表黑方的一个环礁链。作战行动被设定于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开始，蓝方试图夺取其中一个环礁，并将其改造成一个用以进一步攻略黑方领土的前进基地。黑方的任务自然是用空袭和水面战斗（后者如果现实可行的话）来阻挠蓝方推进。
蓝色舰队处于李海上将节制之下，包括9艘战列舰、萨拉托加号、以及一大群较小的舰艇。计划要求蓝方所有军舰组成一个密集编队，从东南方向接近加利福尼亚，当蓝方辅助船只为驱逐舰队加满油之后，舰队将转头向北，目标普吉特湾。舰队改变航向后，Joel Pringle少将指挥一支由萨拉托加号、3艘战列舰和若干驱逐舰组成的“攻势屏护分舰队”将行驶在主力前方，与任何可能的黑方攻击部队交战。
Arthur Willard中将指挥着主要由侦察分舰队组成的黑色舰队，包括列克星顿号和兰利号。黑方也拥有一支战列舰队，虽然在演习中只能用其他军舰加以冒充，且实力也弱于蓝方。Willard将舰队分成若干部分，列克星顿号将在William Standley中将指挥的打击大队中充当核心，大队的任务是拦截蓝色舰队。与此同时，包括兰利号在内的环礁守备分舰队将会在Magdalena湾至普吉特湾一线巡逻。
3月8日演习开始。当蓝色舰队在Lahaina水道集结时，黑方潜艇在夏威夷岛链以东一线排开，企图偷窥蓝方的进展，而黑色舰队主力仍留在南加州海岸。虽然受到夏威夷的蓝方陆基飞机的多次攻击，潜艇还是于9日在Lahaina发现了蓝方舰队。10日黑方潜艇看到蓝色舰队离开Lahaina水域，并将这条消息发回了黑色舰队。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双方舰队相向而行，蓝方于10日、12日、13日击沉了黑方潜艇。
14日，双方舰队的重大接触终于发生了。0830，蓝方“攻势屏护分舰队”中萨拉托加号的飞机看到了黑方侦察线上的三艘巡洋舰。一小时后，萨拉托加号和位于黑方侦察线后方75英里的列克星顿号几乎同时互相攻击。裁判判定萨拉托加号略占上风，仅受到25％损坏，而列克星顿号损坏了38％。由于列克星顿号受攻击时停放的几架飞机引起了混乱，裁判组并未适用官方的演习规则，而是专断地做出了损伤评估。这惹恼了萨拉托加号舰长Fred McCrary上校，他认为自己的飞行员给列克星顿号造成的损坏更为严重。
这天白昼，两支前卫部队偶尔互相开火，黑方巡洋舰队追踪蓝方攻势屏护分舰队，萨拉托加号飞机对轻巡特伦顿号造成64％损伤。当黑夜降临时，白天分散各处的黑方巡洋舰队集结起来，朝东北方向追踪。
15日晨，继续追踪的黑方巡洋舰队付出了重大代价。萨拉托加号的飞机击沉了轻巡马布尔海德和重巡盐湖城，重创重巡路易斯维尔。然而这也是萨拉托加号在这次演习中发动的最后空袭了。14－15日夜间，金已经带着列克星顿号离开蓝方编队，先向北后向西，希望能发现萨拉托加号。他的搜索取得了收益，正当15日黄昏前萨拉托加号回收飞机时，列克星顿号的机群来袭，造成49％损坏。夜间，黑方巡洋舰队和几艘驱逐舰攻击了蓝方攻势屏护分舰队，用鱼雷给予萨拉托加号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
演习的剩余时间里，列克星顿号与黑方巡洋舰队一起航行。16日，她的飞机对战列舰宾夕法尼亚造成明显损伤。17日黑色舰队奉命去保卫旧金山，而蓝色舰队改变了普吉特湾的原定目标，改向Magdelana湾前进。18日，双方舰队分隔得如此之远，以致裁判长在2000终止了演习，因为在原定的终结时点之前双方已经不可能再次接触。
与同期其他舰队问题演习不同的是，“舰问十三”结束后并没有紧接着开展以此为题的详尽分析，但是很多军官在报告中赞扬了这次演习。金写道：“作为结语，我想说的是，我参加过海军的第一次战略性演习，正好是三十年前的冬天在波多黎各和Culebra附近举行的。我也参加过以往的大部分舰队问题演习，我认为这次演习就其广阔的眼界和理性的本质而言，是舰队有史以来举行过的最有趣也最有收获的演习之一。”
基于演习的结果，Standley和Yarnell两人都呼吁建造更多的航母，Yarnell估计在太平洋上进行一次战役（campaign）需要6至8艘航母。虽然航母数量不足，Yarnell还是认识到了舰载机逐渐增长的威力，“如果再多给Pringle一艘航母的话，敌方巡洋舰队本有可能全军覆没。”早年的舰队问题演习都在狭窄得多的空间内举行，但是航空兵越来越高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发生的太平洋战役广阔的面积，都较以往更加凸显出对于航母的需求。
GJE4期间集中化的舰载航空兵取得的成功或许使“舰问十三”中航母的短缺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在1932年6月写给海军作战部长的一份备忘录中，Yarnell建议“航母应成群结队地行动”。这是一系列建议中的一个，还有一项是说海军应当避免在某项指定任务中依赖单独一艘航母来完成全部的航空需求。在几天后的另一份备忘录中，McNamee上将建议：“萨拉托加和列克星顿通常应当组成一支打击力量。”这些结论可能协助扭转了一项把列克星顿号配属于大西洋方向的侦察分舰队的决定，她于当年年末回到了太平洋上的战斗分舰队。
演习后的报告经常会提起航母的防御问题。Yarnell注意到这次演习与以往的相似之处：摧毁对方航母成为了每一支舰队的优先目标。Standley在要求造航母的同时，建议建造较小的航母，以便减轻在一支舰队中由仅仅一艘航母执行所有航空任务的风险。航母的护航舰也是频繁的话题，McCrary就反对将战列舰进一步用作航母护航舰的观点。
有媒体报道称，GJE 4和“舰问十三”的意图是要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1932年春，各国都关注着日本自1931年9月入侵中国东北后对于该地区的占领。由于日本拒绝撤出，日益感到挫折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议胡佛总统将亚洲舰队的部分兵力调往上海，以显示美国的决心。胡佛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允许按照先前的计划举行海军演习。某些媒体认为在夏威夷演习的时机选择并非巧合。在1月30日战斗分舰队启程前往夏威夷水域之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便有言在先，否认是由于危机才调整演习计划的说法，但是文章引用了李海的话，舰队将“做好万全之准备，以应对任何局势”。与金提起的1902/1903年演习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声称在演习期间向德国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迫使德国从委内瑞拉撤离；而1932年演习对于满洲危机的结果完全无效，这一危机还将持续很久。
两次演习的媒体覆盖度与“舰问九”和“舰问十二”相当，但这一次关于舰载航空兵的正面的大字标题后面不再紧跟着宣布战列舰跟以往一样具有优越性的文章了。例如，有一个段落标题把GJE4的最后几天叫做“航空兵证明了自己的价值”。Hanson Baldwin再次报道“舰问十三”，他的戏剧化标题之一是“黑方航母飞机‘击沉’萨拉托加”，另一篇则说“飞机再次轰炸战列舰”。Baldwin将“舰问十三”描绘成一次“机动与力量的竞争”，他与海军军官们观点一致，声称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伟大的演习”。
确实，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从中享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演习都要巨大的成功，也因此理所应当地获得了媒体的追捧。然而两次演习以及对于航母的关注都没有迅速见效，也就是说，并没有直接因此获得大额的拨款或是显著的设计变更。大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胡佛政府不愿意将大萧条时期宝贵的资金用于海军。但是接下来由一位著名的海军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组成的政府，将不会抱有这种疑虑。
第八章 失败与奖赏：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
“舰问十四”是Pratt上将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的最后一次舰队问题演习，也是美国海军的第四艘航母――突击者号服役前的最后一次传统的舰队问题演习。两艘舰队航母在“舰问十四”中，与最近的一部分演习一样，成为了所在舰队的核心。演习的想定情节要求她们用飞机攻击美国西海岸的地面目标，黑色舰队司令的糟糕策划却使她们的威力大打折扣。虽然舰载航空兵在“舰问十四”中未能像它的推动者们希望的那样表现优异，新上台的罗斯福政府仍然批准建造后续航母，由此为二战初期的美国舰载航空兵打下了基础。
最初在海军筹备“舰问十四”时，就有人提出疑问：这次演习应该在西海岸举行？还是更南面的巴拿马？Pratt下令为两个地点各做一个方案，最终考虑到行程问题，决定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外海举行演习。不幸的是，由于财政原因，让美国陆军参加演习的计划泡了汤，这就意味着“舰问十四”无法好好地考验一下加利福尼亚的海岸防御。不管如何，Pratt又一次在舰队问题演习中炮制出一个运用独立的航母部队的机会，这次黑色舰队将包括两艘舰队航母，但没有任何战列舰。
“舰问十四”模拟的是一场蓝方（美国）和黑方（某个太平洋国家，译者注）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Luke McNamee上将指挥蓝色舰队，由缺少了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的战斗分舰队组成。按照计划，蓝色舰队将留在西海岸，等待通常驻扎于大西洋的侦查分舰队前来增援。Frank H. Clark中将指挥的黑色舰队由列克星顿、萨拉托加、若干重巡、一些驱逐舰和辅助船组成，预定在一月份离开本土，其最终目的地并不为蓝方所知。黑方奉命袭击西海岸，特别是普吉特湾、旧金山和圣佩德罗―圣迭戈地区，必须赶在侦查分舰队从大西洋到达的预计日期2月18日之前进行。
译者注：时间已是1933年，地球人都知道黑方是谁。
McNamee把加利福尼亚的两个地点作为蓝色舰队的防御重心，派巡洋舰和驱逐舰前出海岸100至125英里形成外层侦察圈，内层则由战列舰组成，以应对任何潜在的威胁。负责保卫旧金山的大队还得到了Frank Halligan少将指挥的兰利号及其载机。此外，蓝方还在所有三个预计会受到攻击的地区部署了几个中队的陆基飞机。
黑色舰队将分为两支。William H. Standley中将麾下，由列克星顿号和三艘重巡组成的北方航母大队计划在2月16日攻击旧金山，于次日或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早地攻击普吉特湾。Yarnell少将指挥的、由萨拉托加号和三艘重巡组成的南方航母大队则打算在2月16日进攻圣佩德罗地区，圣迭戈地区的防御太过坚固，黑方决定不去碰它。攻击过后，萨拉托加号将取西北航向驶往外海，于17日空袭旧金山。进攻计划要求黑色舰队在2月18日――蓝方援兵预计到达之日已经远离圣佩德罗地区。
在计划阶段，Clark把全部驱逐舰派去保护支援分舰队，而不是为航母保驾护航。这样一来航母的直卫舰就只剩下重巡洋舰。由于巡洋舰的机动性较差，她们在航母飞行作业时无法像较小的驱逐舰那样靠近母舰，一旦出现飞机在起降时坠毁的情况，她们搭救飞行员的手法也不那么干脆利落。除了安全隐患以外，把巡洋舰当成救生舰的做法也可能降低她们为航母提供的护卫能力。Clark的理由是驱逐舰油量有限，他觉得加油会拖慢航母的速度，或许会在发动空袭之前丧失突然性。蓝色舰队的裁判Thomas J. Senn少将后来表示，驱逐舰的油量早就该补足，这样一来驱逐舰队当时就可以伴随航母了。Clark将驱逐舰排出在航母大队之外的决定，加上演习期间的联络中断，将会导致列克星顿号的灾难。
2月10日演习开始。北方航母大队在瓦胡岛以北数百英里处，而南方航母大队以及包括驱逐舰、油船在内的支援大队处于遥远的南面。演习前四天，两个大队平安无事地向东航行，因为演习规则禁止位于夏威夷的蓝方部队在演习初期追踪任何一个航母大队。
14日夜间，北方航母大队看到几盏灯光，随即转头向北，15日0230，重巡路易斯维尔报告说看到一艘驱逐舰并展开拦截，此举迫使整个编队提高航速并执行Z字规避机动直至天亮。当天下午，列克星顿号的一架巡逻机又报告说看到从一艘浮在水面上的潜艇冒出的黑烟。以上三次所谓的目击后来都被证明是误报，但它们导致了队形的变化，全部三艘巡洋舰都移动到了列克星顿号的前方。恶化的天气大大降低了能见度，以至于列克星顿号16日0100失去了巡洋舰们的踪迹，使航母处于任人宰割的险境。
列克星顿号独自到达了起飞点，但天气却坏到无法放出飞机，Standley便命令列克星顿号暂时离开起飞点，继续搜寻巡洋舰队。在她徒劳的搜索过程中，列克星顿号被蓝方的一艘驱逐舰发现，不得不用无线电呼叫失踪的巡洋舰队前来。0605，航母回到起飞点，正当飞机在甲板上启动时，两艘蓝方战列舰开火了。所谓祸不单行，当列克星顿号舍命狂奔之时，失踪的黑方巡洋舰队却误打误撞地冲入战团，陷入两艘战列舰的交叉火网中，列克星顿号和全部三艘巡洋舰都被判沉没，北方航母大队全灭。
幸运的是，南方航母大队在任务中成功地避开了搜索。14日下午，大队改道向北，以免被一艘商船看见，靠着纯粹的运气，它居然歪打正着地绕过了挡在途中的蓝方潜艇线。恢复东方航线后，大队于16日凌晨进入圣芭芭拉海峡，0625到达指定的起飞点。
萨拉托加号的飞机成功地攻击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量目标，在地面上摧毁了15架以上的飞机，其中大部分位于长岛的一个预备机场。舰载机还袭击了水上飞机供应船Gannet和一艘运兵船，Gannet被判损伤50%。其它飞机进攻了威尼斯的一个炼油厂、El Segundo的一个油田、长岛地区的一个电站和几个码头，方才收兵归营。
攻击波飞离母舰后，萨拉托加号起飞了另一队飞机，用来保护特遣舰队本身。这些飞机很快发现了附近的蓝方轻巡米尔沃基和战列舰宾夕法尼亚。与过去的舰问演习中一样，萨拉托加利用高速度避开了敌人，留下巡洋舰队去攻击蓝方军舰。
0852，航母终于将攻击波回收完毕，此后的三个小时内，整个南方航母大队一直断断续续地与不同的蓝方军舰交战，击沉了其中两艘。期间有8架陆基俯冲轰炸机于1000攻击了萨拉托加，摧毁20架飞机，使其飞行甲板在两个小时内不能运作。
虽然萨拉托加在空袭中受伤，护航舰也在水面交战中挂彩，南方航母大队仍设法逃向北方，17日0502到达了Point Sur外海、攻击旧金山的预定起飞点。抵达一小时后，大队在极远距离上目视发现蓝方轻巡里士满、一艘驱逐舰以及战列舰纽约。但是Yarnell决定保持位置，希望在受到攻击前把飞机放出去。0627当飞机开始发舰时，里士满的2架水上飞机和兰利的21架飞机攻了过来。在列克星顿号完蛋以后，兰利移动到了东南面，在17日清晨到达了Monterrey湾的某处，在那里发起了进攻。虽然出现了混乱，萨拉托加号舰载机仍然赶在纽约号和轻巡雷利号开火前升空了。这场战斗将成为演习的谢幕曲，裁判组判定萨拉托加号的飞行甲板损坏38小时，由于无法归舰而损失了36架飞机。
萨拉的舰载机为它们的母舰报了仇，其中18架进攻兰利，使其飞行甲板损坏近3小时，此外还攻击了旧金山湾内的许多目标，包括Crissey机场、Hunter’s Point、旧金山码头以及San Andreas水库。
演习之后，有人批评Clark中将的计划。Yarnell少将、列克星顿号舰长C. A. Blakely上校、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演习裁判长李海上将，以上三人都不同意Clark计划中的优先顺序，他在“中和”这一地区的敌方海军部队之前就提出了空袭地面目标的要求。Yarnell在5月的战斗分舰队总司令年度报告中建议：“未来的舰问演习应该着重考虑海军目标，而非海岸目标，因为前者是舰队航空兵更加合适的靶子。”
Yarnell和Blakely也注意到了使用被Yarnell叫做“古董”的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额外风险。侦察机和俯冲轰炸机的速度让Yarnell满意，但马丁/五大湖公司的鱼雷轰炸机是如此缓慢，估计把航母攻击波的总计滞空时间拖长了一小时。虽然五年来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一部分这种轰炸机还会再服役五年，直到1937年道格拉斯TBD“破坏者”取代了最后一批TG-2。
与30年代初期的大部分舰问演习一样，“舰问十四”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Hanson Baldwin则又一次为《纽约时报》效力。列克星顿号的沉没与萨拉托加号空袭旧金山的事件都不出所料地得到了醒目的大字标题。然而这次的媒体报道与以往舰问演习相比，出现一个全新的角度：国土安全。“舰问十四”启动前，一篇题为《演习显示出海军战略趋势》的文章探讨了防御问题，更明显地说是西海岸的防御问题。对于海岸防御负有主要责任的陆军没有参与演习的事实也许削弱了文章的影响，但这篇文章仍举足轻重，因为它可能是头一批在流行出版物上强调舰载机对沿海地区的威胁的文章。
“舰问十四”在学说贡献上令人失望，并被许多海军高层领导人看成是一场失败。不管个人是否与海航有联系，军官们对于“舰问十四”的策划普遍不满意，这也许毁掉了Clark的前程。萨拉托加号在与蓝色舰队的多次遭遇中幸存下来，但这次演习提供的教训却寥寥无几。在很多方面，“舰问十四”是从GJE4基础上的一次倒退，后者至少还展示了集中化的舰载航空兵的各种功能，并显示出舰队航母机动性的价值。虽然在“舰问十四”和GJE4中舰载航空兵表现出了打击海岸目标的能力，有些航空人员，例如Yarnell还是觉得航母最好的演出场地是在舰队作战之中。Yarnell对于Clark强调海岸目标的做法有颇多抱怨，但应当注意的是，演习最后一天早晨从萨拉托加号上起飞的大部分飞机都是飞往旧金山湾内的目标，而不是攻击处在航母视距范围内的蓝方水面舰艇。（译者注）
译者注：Yarnell在母舰受到敌舰急迫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将主要兵力用于攻击地面目标，此举与受他指责的Clark并无不同。从现实的战术指挥角度来说甚至更糟。
“舰问十四”的几个月后，1933年6月，国会终于批准建造两艘航母，后来被命名为约克城号和企业号。其设计方案中的某些特性受到了列克星顿级的舰问演习经验的影响。约克城级的设计方案标志着美国海军舍弃了仅仅追求航母数量的观点，改为强调航母的性能，简言之，这是质量对数量的胜利。约克城级虽然在排水量上比列克星顿级小40%，但在航速和单次攻击波的起飞架数上却不分伯仲。约克城级节约的重量有一部分来自武器的削减，因为在护航舰增加的情况下，列克星顿级的8英寸炮已经显得多余了。新型航母的装甲配置也清楚地反映出列克星顿级在舰问演习中与敌方水面舰艇遭遇战的影子，舷侧装甲带可以防护6寸炮。与二战前设计的埃塞克斯级不同，约克城级缺乏用来抵御空投炸弹的装甲机库甲板；欠佳的鱼雷防御力或许反映了30年代早期的鱼雷轰炸机和空投鱼雷的低劣状况，在后来的战争中证明是不足的。不管约克城级的设计存在什么样的瑕疵，她们清晰地体现了源自舰问演习的各项原则（即便有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也表明了美国海军对独立的舰载航空兵的明显兴趣。
此外应当注意到的是，体现于历次舰问演习并在演习后得到陈述的各种需求，对于批准建造新型航母的影响并不大，相比之下更有影响的是赫伯特•胡佛下课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兴趣点和优先权的转移。在胡佛任期内，海军实力保持在远远低于条约限制的水平，大萧条也引发了是否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以便平衡预算的讨论，例如第六章中提到的海军舰船轮换退役制度。罗斯福更加关心的是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并在《全国工业复苏法》中为海军造舰提供资金。（译者注）
译者注：罗斯福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之下担任过助理海军部长，曾表示要将海军扩充到华盛顿海军条约允许的规模，但是国会一直没有通过此类立法，直到他担任总统很久以后。以往的历史学界通常把《全国工业复苏法》中的海军造舰内容归功于罗斯福，但最近的一项关于海军立法的研究表明，对海军扩充贡献最大的人是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比小心谨慎的总统要求的规模更大的海军建造计划。
约克城级的设计从航母的作战经验中受益最多，而1933年中期即将完工的突击者号也受到了历次舰问演习经验教训的影响。她原先的初始设计是一条平甲板航母，因为飞行员认为列克星顿级的庞大舰岛会妨碍飞行作业，尤其是在着舰过程中扰乱了甲板上方的气流。然而经验证明，即便是这样大型的舰岛也不会干扰飞行作业，实际上还有好处，可以在一个高大的平台上面更好地引导甲板上的飞机移动，因此突击者号在1932年下半年加装了一个小舰岛。突击者号去掉了鱼雷储藏库，主要是因为俯冲轰炸作为一种攻击方式已经获得了成功，以及对于马丁/五大湖鱼雷轰炸机的持续失望。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这个决定将会害得突击者号无法携带更有效的鱼雷轰炸机，例如30年代后期服役的TBD“破坏者”。突击者号不支持鱼雷轰炸机这一点，是二战中决定将其限制于大西洋的主要考虑，而两艘列克星顿级和三艘约克城级（包括1941年服役的大黄蜂号）构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顶梁柱，直至埃塞克斯级于1943年年中开始服役。
两艘新型航母在物质上改善了美国舰载航空兵的长期前景，但“舰问十四”表明，并非所有阻碍航母成为一个有效武器系统的障碍都已经得到克服。有些关键概念，比如将航母从舰队主力中独立出来，已经成为了常识，但是技术上的障碍还将存在若干年。
第九章 结论
1929年的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是舰载航空兵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航母的角色被局限于为海军水面舰艇履行侦察、提供保护。海军大部分高级军官把飞机看作是一种主要用于舰队侦察和战列舰火炮校射的工具。“舰问九”中，航空母舰引人注目地展现出了舰载机对于高价值目标（例如巴拿马运河）造成严重损伤的潜力。由于莫菲特少将不屈不挠不懈的努力，20年代的舰载航空兵已经得到了制度保障，从“舰问九”开始，它将在海军中赢得一个更加稳固的技术和理念上的落脚点。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在“舰问九”以后的演习中并不是总有机会攻击拿手的海岸目标，但她们影响了新型航母的设计，并发展了航母部署方式的理念。到1933年国会批准前两艘约克城级的时候，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已经在1929年以来的几乎所有演习中独立于战列舰队作战。两艘航母通常（或分或合地）作为一种攻击性武器战斗，其中的巅峰期是1932年，她们在GJE4中击溃了瓦胡岛的防御，并于“舰问十三”多次成功地空袭了敌舰。虽然1933年的“舰问十四”是从1932年两次演习成功基础上的一次令人失望的退步，两艘新型航母的批准仍然显示了美国海军对于舰载航空兵的信心。
从“舰问九”到“舰问十四”，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独立于慢速战列舰队的用兵方式越来越常见。半独立的特遣舰队作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要确定航母护航舰队适当的编成方式。历次演习测试了许多不同的护航舰编成，最有效的是将巡洋舰和驱逐舰编在一起，但是列克星顿号在“舰问十四”中遇到的麻烦表明这个课题到1933年还没有完全解决。理念上的进化同样没有完成，表现为航母在此后的至少一场演习（1937年的“舰问十八”）中仍旧跟战列舰队捆绑在一起。
历次演习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已经体现在约克城级的设计中。去掉8英寸炮塔，相应缩小了火炮弹药库（列克星顿级的8寸炮已被证明是多余的，尤其是当更多更好的护航舰加入航母特遣舰队之后），约克城级上就腾出了空间，可以用作其他一系列用途。约克城级“防火炮第一、防空袭第二”的装甲方案也反映了前人的经验，因为列克星顿级在历次演习中曾经数次与“敌方”水面舰艇遭遇，其中几次导致了航母被判沉没。当然，约克城级的大量操作特性无需借助舰问演习便能确定，比如航母在恶劣天气下运用飞机的能力。但是，要确定大型航母在大规模海战中能够完成的任务种类就非通过舰问演习不可了。与前辈相比，新型航母可以携带更多的飞机，一次起飞更大规模的甲板攻击波（deck load strike），这就使得美国在间战时期海军军备控制条约的限额内，将航母力量提升到了最大程度。
历次演习中，舰载机的缺陷是航母作战的最大障碍。当时在役的飞机十分脆弱、航程偏短，加上海军的安全考虑，使得这些飞机没有机会发挥出技术极限。攻击机（特别是马丁/五大湖生产的鱼雷轰炸机，唯一可以携带重磅炸弹的机种）的航程问题，也部分导致了频繁与敌方水面舰艇发生接触。无力携带重型弹药飞越漫长距离的状况，导致舰载机在30年代早期无法对战列舰形成严重威胁。到1932年“舰问十三”时，舰载机的水平已经提升到能够“击沉”航母和巡洋舰，但战列舰完全是另一码事。无力正面进攻并重创敌方大规模战列舰队的现状，使得“舰问十二”中的蓝方决定将舰载机用于攻击黑方补给船队中的薄皮船只。
仅仅3艘的数量，限制了海军在历次舰问演习中的航母部署方式。于是几位军官（并不都是航空人员）要求建造更多的航母。航母的短缺也意味着，由于训练和操作的需要，她们只能在舰问演习期间偶尔地集中在一起，这也使得她们无法对战列舰造成更大的威胁。GJE4是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的唯一一次并肩作战，她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30年代前期的其他演习没有给这两艘航母另外的合作机会。约克城和企业的建造将在30年代后期改善这一状况。
“舰问九”到“舰问十四”期间，指挥过航母的人有很多。在历次参演的飞行部队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Squadrons）当中，里夫斯和Yarnell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里夫斯曾在1929年把陈旧的兰利号改造成为一艘正常运作的航母，他创造性地提出用一支仅由一艘航母加一艘轻巡组成的特遣舰队攻击巴拿马运河的计划。他关于建立一支由一艘航母以及护航的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独立单位的构想在1930年演习中开始实现。1932年和1933年的演习由于Yarnell的参加而受益，如果不算上“舰问十三”中列克星顿号受到的有争议判罚的话，他在参加的全部三次演习中指挥过的航母可能全体幸存。与前人相比，他更为强烈地指出了舰载航空兵在历次演习中遭遇的最大问题：航母短缺，以及技术上不成熟的飞机。
里夫斯和Yarnell的贡献固然不应被低估，但是其他高级军官（特别是那些没有航空背景的人）也为舰载航空兵的进步做过工作。1929年后，指挥蓝方或是黑方舰队的大部分将军（包括出身于水面舰队者）都允许自己舰队中的航母指挥官独立作战。在历次演习的实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舰问十三”的蓝方攻势屏护分舰队中将萨拉托加号跟战列舰编在一起；在演习后的评论中，也极少有非航空人员出身的高级军官认为航母最终会取代战列舰成为舰队战的核心。然而1929至1933年演习的档案表明，舰队司令们并非历史学界通常认为的那种保守的“大炮俱乐部”会员，他们对于评测舰载航空兵的能力抱有一定的兴趣，经常允许航母独立展开战术进攻，虽然并不常常是战略进攻。
Pratt参与或是评论了本文分析的几乎全部七次演习，他显然不是里夫斯、Yarnell那样的舰载航空兵改革者或是强硬鼓吹者，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至少是允许，舰载航空兵的许多进步也许就不会发生。他接受了里夫斯进攻巴拿马运河的计划，由此或许让“舰问九”成为了20世纪美国海军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演习。Pratt在“舰问十”中坚决同意把航母作为“攻势屏护”的部署方式，这起源于“舰问九”中里夫斯关于航母部队的想法。为了提供这种屏护而组成的部队，便是二战期间横行太平洋的航母特遣舰队的前身。
Pratt对于舰问十三、十四的最大贡献，是他建立的想定情节迫使舰队司令们将大型航母的打击力量作为主要攻击手段。目前关于30年代舰问演习对海战的诸多影响已经有了充分论述，但是演习的想定情节作为一个关键要素还没有得到重视。在Pratt的CNO任期内，全部三次舰问演习的想定情节都将航母设定为某一方舰队的核心。GJE4中两艘航母并肩作战的做法似乎出自于蓝色舰队司令李海和Yarnell的手笔。陆海军联席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委员会在GJE4之前的近五年内没有举行联合大演习的兴趣，Pratt作为委员会的一员参与提出并策划了GJE4。目前没有书面证据证明Pratt参与了策划“舰问十二”或是举行GJE4的工作，但很明显地，是他设计了舰问十三、十四的想定情节。
广泛的媒体报道，以及其他关于历次舰问演习经验教训的讨论场所（例如国会、报纸、杂志），都增加了舰载航空兵在公众当中的知名度。到1933年时，报道中赞扬的成分更多了。然而舰问演习的成功并不总是意味着经费的增加，以便研制和购买新飞机、购买航空装备或是建造航母。胡佛时代的政府和国会作风吝啬，“胸怀世界”，反对海军大规模扩充，在大萧条加剧后更是变本加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当选，以及民主党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这两者对于批准前两艘约克城级航母的贡献更大，大于航母在舰问演习中获得的成功。
对美国海军来说，舰队问题演习提供了一个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官兵的绝佳机会，可以测试新技术，形成新理念。演习也是海军的一项宣传手段。从“舰问九”到“舰问十四”，舰载航空兵收获颇多，由于他们的成功，舰问演习的想定情节也为之改变。到1933年时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航母设计的变更以及对航母脆弱程度的了解构成了未来演习的发展动力。Wiley上将在1929年“舰问九”结束后曾对舰载航空兵作出过评论，这句话在1933年依然有效：来路漫漫，前途遥遥（We have gone far, yet we have far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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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9 20:30
发表于 2013-5-19 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