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eSoleil 于 2016-3-13 13:0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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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制是现代军队人事组织的基本制度,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军衔是一种身份待遇,通过各种方式鲜明表示出军人的身份等级,规定了一个人的地位、薪资和权力的高低。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军衔只能升不能降,这种优待对为国效力的军人是极大的激励。
不过,军衔制并不是海军与生俱来的制度。在18世纪之前,各国海军都是以具体岗位安排待遇和等级,人员可上可下,待遇随之而变。所谓的上校(captain)即军舰的舰长,各级将领(admiral)就是各级舰队指挥官,其人数完全取决于军舰和分舰队的数目。资深军人虽然更容易出任高级军职,但具体职位并不固定。
现代海军军衔制最初发源于18世纪的英国海军。英国海军的辉煌成就对世界各国海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国才纷纷效仿英国建立了自己的军衔制度。 在1939年出版的《英国的海军军官:海军职业化的故事》一书中,迈克尔·里维斯已极为敏锐地抓住了英国海军军官制度发展中最为核心的职位(Post)与衔级(Rank)两个概念,并指出:“衔级的胜利使英国海军成为一支现代职业军。”
I. 近代早期的英国海军官制
1546年4月24日,英王亨利八世成立了第一个常设的海军管理部门“海军委员会”(Council of the Marine),标志着英国海军由一支临时征召武装商船的中世纪军队成为了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16世纪以降的军事技术变革迫使国家必须组建并维持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军队,现代官僚制度的发展也是与军队近代化同步推进。
近代早期的英国海军官制带有十分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尉官(lieutenant)、舰长(captain)或将军(admiral)等官名全都沿袭自中世纪;海军在战时征召人员和船只,没有常设军官队伍,更谈不上军阶。源自封建时代的身份等级早已在高级军官与普通水兵之间划下了一条远比军阶深刻的鸿沟:具备贵族士绅身份的人远比平民更容易出任舰长、将军等高级军职,也只有他们能指挥大型战舰。
例如在一份起草于1586年英西战争前夕的候任舰长名单中,人名排序完全取决于社会身份,其中有4名贵族、8名骑士、18名从骑士(esquires)、28名绅士、17名“其他身份者”——他们是平民出身的职业海员。
16世纪末以降,越来越多的士绅子弟投身于海上冒险,平民的上升渠道愈发狭窄,双方逐渐在身份鸿沟两侧形成了两个相对封闭的职务类别。士绅的一侧是被称为“委任军官”(commissioned officer)的尉官、舰长与各级将领。而平民的一侧则是水手、水手长与具有各种技术的“授权军官”(warrant officer)——他们往往是由海军部下属部门或舰队司令依职权聘用的技术专家,如军医、木匠和领航员。
“委任军官”的几种官职在18世纪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军衔,但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尉官、舰长与将军都仅仅是一时的岗位。在16世纪末,英国海军逐渐形成了“三-三”结构的海军组织模式,即将整支海军按照各自旗号划分为白色(前锋)、红色(中军)、蓝色(后卫)三支分舰队,每支分舰队再分为由“上将”(主将,admiral)、“中将”(副将,vice-admiral)与“少将”(殿后将,rear-admiral)指挥的三支分队。“某色舰队某将”从此成为英国海军将领的正式官名。由于以整支海军为划分对象,每个岗位同时只允许有一位士绅出身的军官,与后来的军阶大不相同。
以罗伯特·霍姆斯爵士(Sir Robert Holmes)为例,在1660年王政复辟后,他先是在数艘小型军舰上担任舰长,后改任一支分遣舰队的总司令,随后再次改任舰长,接着又出任“红色舰队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of the Red),不久后,他又改任分遣舰队司令,随后又改为几艘大型战舰的舰长。
罗伯特·霍姆斯爵士(1622-1692)
另一方面,英国海军自16世纪始就按照人员在具体岗位安排薪俸。1582年,英国海军制定了第一份全面的薪资标准。官兵的薪资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个人的职位,二是所在军舰按照乘员多少或火炮数量划分的的等级(rates)。 这一薪水制度在随后近三百余年里不断修订,直至战舰分级制度被废。但现代海军仍会按照不同类型的军舰发放不同的津贴。
在这套制度中,资深水手出任的航海长(master)的薪资待遇普遍比贵族士绅出任的尉官要高。这种安排也显示出英国海军在身份与职位的价值判断上偏重实际岗位、而非身份等级的观念。
II. 海军军衔制度的诞生
比起后世海军高级将领的显赫地位,海军军衔制的滥觞相当不起眼。1668年,英王查理二世首次决定给少数高级军官以“半薪”(half-pay)待遇,在和平时期按照战时标准的一半向他们发放薪金。他的动机只是奖励在此前的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军官 ,但迈克尔·里维斯却认为,半薪制度使得海军的临时性职务待遇转化为军官个人长期保持的身份待遇,是英国海军走向军衔制的关键。
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更是英国海军军制变革的中心环节。在此前1660-1688年,英王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都是精通海军事务的专家,詹姆斯二世甚至曾多次率领舰队与荷兰作战,他们完全能掌握让什么人在什么岗位上的决策权。可是,在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的威廉三世却只有指挥陆军的经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也使他无法直接控制海军。不仅如此,威廉曾在英荷战争中以荷兰元首的身份与查理和詹姆斯为敌,他对长期受詹姆斯影响的英国海军极为猜忌。
为了换取海军的效忠,威廉在1693年颁布命令,宣布军官薪金翻倍,并让所有舰长、排名靠前的尉官与航海长在非服役期享受半薪的待遇。这无疑是弱化的君权用待遇与海军进行的政治交易。在1713年,非服役时期的薪水制度得到正式确立,海军将领在非服役期享受全薪、舰长、尉官、航海长在在非服役期享受半薪。 当赋闲的军官也能享受到职位待遇时,这一待遇就脱离了具体的职务,而转变成一种身份属性。
海军人事管理也受到了君权退缩的巨大影响。在光荣革命前,君主可以直接调遣、任命不同岗位的军官。而革命之后,对海军丧失了直接控制的威廉三世转而任命相互敌对的高官共同执掌海军部,他们在人事问题上极难达成一致,反而催生了某种相对客观的人事规则。为了平息相同岗位军官间的高低之争,海军在革命前已经开始依据首次参军时起算的“年资”(Seniority)编订军官列表。1691年,海军发布了第一份官方的军官排名表,作为唯一客观依据的“年资”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在18世纪前期成为了高级军官晋升顺序的主要依据。
在18世纪前期,英国海军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往昔、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军官制度。英王失去了对人事任命的决策权,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重心偏向身份等级的人事规则。海军部根据所有军官的岗位与年资编订排名表,一旦将领岗位有空缺或额外需要,次级岗位排名最前的军官就自动得到晋升。士绅与中产阶级通过考试成为尉官,然后依资历、表现和上级的赞助晋升为舰长。理论上说,只要成为舰长,所有人都能靠年资熬成最高级的将领。不过,大部分人的自然寿命都等不到这一天,尽早成为尉官和舰长、尽量在同级军官的年资排名表上取得靠前位置就成为了升任高级军职的关键。
值得说明的是,在这套制度中,海军部编订排名表所依据的岗位是指泛指意义上的“尉官”和“舰长”,无关其坐舰的级别。所乘战舰的等级差异虽然仍体现为薪水的高低,却不再影响晋升的先后顺序。“尉官”、“舰长”已经形成了一个纯粹的衔级,具体的岗位已在这套排名顺序安排中趋于边缘。不过,具体的岗位仍是品位晋升的必需——某人必须出任具体的官职才能取得相应的衔级和待遇。而在任职之后,职务的待遇立即被固化为身份待遇,他甚至可以立即退出现役,保持该职位的半薪收入,直至轮到下一次晋升机会。
1740年代,岗位衔级化的趋势延伸到了最高级的军官。进入18世纪后,英国海军的作战地域极大拓展,同时在多片海域保持多支舰队已成为常态。将整支海军视为一个作战单位的“三-三”舰队组织模式早已名存实亡,同时仅有的9名将军远远无法满足作战需要。1743年,英王乔治二世允许每个将军职位有多名军官,原先的岗位迅速变成了新的军衔。到1747年,英国海军就已有了21位将领。1748年,英国海军部首次为各级委任军官制定了统一的军装,用醒目的装饰清楚地标示出穿着者的级别。
至此,具备现代特征的军衔等级制度已在英国海军中完全建立。
1748年式海军军服。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尉官、舰长、少将、上将。
III. 英国海军军衔制的得失
自18世纪40年代直至19世纪中期,英国海军的这套军衔制度十分稳定地延续了一百余年。在此期间,英国海军经历了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战争、拿破仑战争、鸦片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等重大战事,建立并维护了英国的世界霸权,由军衔制度组织起的军官团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蒸汽时代的到来后,英国海军彻底废除了军衔中的“三·三”舰队色彩,随后便以今日熟识的元帅、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等军衔名称出现在人们面前。
较之以实际岗位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英国海军军衔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军衔制为海军军官提供了良好的身份待遇,基于年资的晋升制度使军官对其未来有良好预期,这既有利于吸引人才投身海军,也有利于强化军官的职业共同体观念。
其二,军衔与具体职位的分离可以兼顾身份待遇与职务绩效。当品位与职位分离之后,海军可以相对灵活地安排具体职位——资历深但能力较差的军官可以在次要岗位上享受高级待遇,资历浅但能力较强的将领则可以主掌关键的职位,并用取得战利品分成的方式获得额外的职位收入。既体恤了老员工,又激励了能干的年轻人。
当然,这套军官人事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存在着各种缺点。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在每次战争动员时都会招募大量的尉官。由于海军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扩充舰队、提拔军官,绝大部分尉官往往要等到下一场战争才可能得到晋升。当一些军官熬过漫长的和平时期得到晋升机会,他的职业能力早已因此前的长期赋闲而丧失大半。
另一方面,年资制度也极大地阻碍了海军及时提拔有能力的低级军官。如果希望晋升一位年资排名靠后的军官,海军就必须超额提拔军官,将年资不够的军官与他之前的所有军官一并晋升,再将那些能力较差的晋升者安排到次要岗位或者领干脆领薪赋闲——也就是说,必须依照“年资”制度安排的晋升次序,一次性提拔可能在未来数年内才逐次晋升的所有军官。
这种情况常常在战争时期出现。以1793-1815年的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为例,英国在1793年共有55位将官(包括少将、中将、上将)与88艘在役主力舰,到1803年则有132位将官与111艘在役的主力舰;而到战争结束时,主力舰数量仍是109艘,将领数量却激增到了219人。 这无疑增加了财政负担,而高级军官的过度饱和也使下一批军官的晋升道路愈发艰难。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年资制度也被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所取代。
舰长和少将时期的霍雷肖·纳尔逊。为了让能力出众纳尔逊早日晋升到高级军衔,英国海军部被迫提前提拔了排序在他之前的不少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