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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eSoleil 于 2016-8-16 13:44 编辑
几天前，章骞先生离开了我们。在最后告别时，章先生身着他最喜爱的那套白色海军礼服，仍然是那样风度翩翩。然而，我却永远失去了一位热情、渊博，拥有近乎完美人格的长辈兼朋友，再也不能履行我们早已约好但被我一再拖延的诺言。每念及此，情绪便无法克制地消沉下去。几天来始终萦绕在脑海中的那极富感染力的语调和身影，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和章先生的交往纯粹起于对海军史的共同爱好。那时我还在上海读书，几次拜访或聚会都是长时间的清谈，章先生从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又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今年春季我的译作出版后，章先生一直说等我来上海见面，还在其他活动中谬赞我极为有限的研究。我一直以为拜会的机会还多，忙着到处旅行，不想竟终于失约。在章先生过世几天前，他还兴致很高地在朋友圈贴出一张他参与筹划的交大海权丛书的照片。我评论道：希望英国海军史学派能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章先生回复：也希望你的帮助。这当然是他一贯的客气话，没想到，这成了我们最后的交谈。
我或许永远没有勇气和能力完成章先生对我的期许。但作为因海军史结缘的晚辈朋友，我仍希望用章先生毕生热爱的海军史研究寄托哀思，更希望章先生生前对海军史研究的热情和认真能在这个并不令人乐观的环境里传承下去。因此，我不揣冒昧地选择一篇主题既包括章先生早年关注的近代舰船，又涵盖他晚年关注的英国海军理论的学术论文，用一天时间翻译出来，作为我个人对这位安息并闪耀在无畏之海中的可敬师友的最后致意。
众舰之名：科贝特“工具理论”再思考
埃里克·格罗夫
在科贝特的著作《海上战略的若干准则》里，第二部的第二章“工具理论——舰队的结构” 是一个较次要的章节。这个章节相对短小，没有给出任何真正的结论就匆匆结束，显然，科贝特对这个话题并不能游刃有余。如果这位受人尊敬的作者对他刚开始撰写早期海军史时的海军发展更加精通，这里想必会有更多的内容可写。但是，科贝特对于他青年时代和稍早于此的海军战略和武器并不熟悉。这是情有可原的。科贝特的专家地位完全来源于为海上战争恢复那来自风帆时代的活力，而这个回归发生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我将它称为“战列舰革命”，它的战略意涵受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汉同时期作品的深刻影响，容许人们从1650-1815年这段所谓的海军史古典时代中汲取教益、总结原理。科贝特将这种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他本人仍然是这个进程的组成部分之一。
1887年，当科贝特正在为了第二部小说《上帝与黄金》回望16世纪时，皇家海军发生了一些划时代的变化。当年10月，英国海军依照军舰的功能，而非之前的技术特征，对舰队重新作了分类。在此之前，所有带装甲的舰艇都被官方归类为“装甲板军舰”（‘Armour Plated Ships’）。在那时的海军舰艇表（Navy List）中，她们更加臃肿笨拙的称呼中还包括其他的技术特征，诸如“双螺旋桨”（‘Twin Screw’）或“炮塔舰”（‘Turret Ship’）。“铁甲舰”（ironclad）从来都不是官方叫法，而且从1878年开始，海军造舰总长纳撒尼尔·巴纳比爵士（Sir Nathaniel Barnaby）就用“战列舰”（battle ship）取代了这个称呼，开始将海上战争重新定义为由炮舰在大海上（并可能以战列线形式）进行的战斗。在军舰开始用钢来充当装甲时，“铁甲舰”这个称谓就已过时了，而且长远看来，在舰种称谓中加入建造材料将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巴纳比不能接受约翰·比勒（John Beeler）所谓的“海岸攻击模式”（coast assault paradigm），不能接受1880年代建造的所有“装甲板军舰”全都是低干舷军舰，尽管，他设计的海军将领级“双螺旋桨钢甲炮台舰”（Admiral-class ‘twin screw steel armour plated barbette ships’） 能更好地在汹涌大海上操作其13.5寸主炮，且装备了强大的、尽管还不是速射炮的6寸副炮，似乎能够实现其设计者对她的非官方的“战列舰”定位。
1887年10月，“战列舰”变成了官方分类。大部分在役或在建的“装甲板军舰”都被归入“战列舰”，这个称谓最初保留了battle和ship两个词间的连字符，但最终合而为一。较弱的“装甲板军舰”，和无装甲的“巡航舰”（frigates）、“轻巡航舰”（corvettes）及大型的“通讯舰”（despatch vessels）被归入了“巡洋舰”（cruiser）——这个称谓首次被运用于1885-1886年建造的奥兰多级（Orlando class）小型装甲舰。巡逻舰（Sloops）、炮舰（gunboats）与雷击舰（torpedo boats）以及其他被科贝特后来称作“轻型舰艇”（flotilla）的小型舰艇分类则得以保留。促成这一决定的具体政策至今仍不清楚，不过，这个决定背后的要素却已足够明晰。
首要的要素是技术的进步，装甲蒸汽舰终于能兼具比风帆战舰更强的续航力、耐波性和战斗力。这些发展包括三胀机最终取代了原始的往复式蒸汽机，包括用钢来建造和保护舰只，还包括中口径速射炮的登场。所有这些，使得建造长续航力、高干舷、不再被天气限制在近海的舰艇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舰艇可以真正在大海上与其他舰艇作战，其速射炮的高射速比那些旧战舰的慢射炮拥有更大的造成损害命中的机会，无论后者在纸面上拥有多惊人的口径。
人们常常提到，海军部的议会秘书兼财政秘书约翰·希伯特（John Hibbert）在推动1886年海军预算、向下院展示新决定的舰名“尼罗河”和“特拉法尔加”时曾发表过一番完全错误的言论。他声称：“我可以保险地说，这两艘大型铁甲舰可能是我国或其他国家建造的最后两艘此类铁甲舰。”不过，这两艘战舰的确几乎是皇家海军所建造的最后的低干舷近海炮塔舰。她们的下一级军舰，按照海军防御法案（Naval Defence Act）建造的皇家君权级（Royal Sovereigns class）的确在外观和性能上与之迥然不同——她是真正的“战列舰”，也是第一级作为“战列舰”而建造的军舰。
皇家君权号与同时期建造的末代低干舷炮塔舰胡德号（HMS Hood）之间的反差是如此的明显。胡德号和她的前辈一样，只能在地中海服役，而她的表姐妹，那些真正的战列舰，则可以在海峡舰队服役。兼具二者特点的低干舷炮台舰海军将领级“战列舰”（她刚刚得到这个新分类）凭借其勉强足够的适航性，在1890年加入海峡舰队，替换那些风帆铁甲舰。直至此前，这些明显过时的旧舰——诸如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前卫号（Vanguard）与君主号（Monarch）——还远远不能报废，因为只有她们能满足大西洋海域所要求的续航力与适航性。
技术的进步随即引发了教义和战略上的改变。科贝特本能地抵触他青年时代的海军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执迷于对陆攻击和近海行动，而不是像风帆古典时代那样在外海上调遣舰艇。科贝特花了很大的力气强调“海上”（maritime）的概念，而不是“海军”（Naval）——后者暗示着，舰队的核心功能是为陆军服务，制海权的关键用途是支持陆军的远征。然而，科贝特写作的核心却是分析蓝海舰队怎样在大海上争斗，以实现他们与海上交通线相关的各种广阔的战略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科贝特更接近马汉，而非马汉同时代的英国海军中将菲利普·科洛姆（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1831-99）——后者对19世纪海军行动的熟悉使他极为强调“从海上向（敌人）领土发起的攻击”（Attacks on Territory From The Sea）。
直到1885年，传统的攻击敌人海岸的战役计划一直是英国对俄国的海上战略核心。在战争爆发时，英国将组建一支“特遣舰队”（Particular Service Squadron）驶入波罗的海。这支舰队的主要成员将由多种舰艇组成，其目标是准备在俄国沿海展开近海行动或对岸攻击。为了沿海攻击，低干舷炮塔装甲舰——埃阿斯号（Ajax）、毁灭号（Devastation）、暴躁号（Hotspur）、鲁伯特号（Rupert），以及浅吃水的装甲轻巡航舰珀涅罗珀号（Penelope）——将要去支援海峡舰队那些具有高自持力的、保留了桅杆的“装甲板军舰”。还有一支用于近海攻击的轻型舰队由平底铁皮炮舰和专门攻击海港的雷击舰组成，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引人注目的波吕斐摩斯号“鱼雷撞击舰”（‘torpedo ram’ Polyphemus）——她曾在爱尔兰南部的贝尔哈文港（Berehaven）向帝国的敌人们公开展示其突入设防港口、雷击下锚舰船的能力。
但到1888年，一切都改变了。在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威胁时，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海军上将爱丁堡公爵（Admiral the Duke of Edinburgh）在亚历山大号（Alexandra）中央炮台舰（曾称为“装甲板双螺旋桨舰”，后改为“一等战列舰”）上升起将旗，他被告知，不要直接攻击土伦，而是要与他的低干舷炮塔舰一起等待法国人出海，到大海上与他们交战。这或许是极端强调雷击舰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法国“青年学派”（Jeune Ecole）的一场小胜利。他们认为，大型装甲舰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个信念与约翰·希伯特的那番讲话遥相呼应。然而，他们真正的影响是让近海变得过于危险，让英国被迫放弃了近海攻击战略，但大型装甲舰却并没有被废弃。现在，“战列舰”——尤其是那些完全对得起这个称呼的最新战舰——可以在小型鱼雷舰艇的适航性无法企及的大海上施展威力。
正因如此，当科贝特开始研究风帆时代的海军史后，在谈到当代海军的相关话题时，他所看到的舰队的本质结构似乎仍延续了18世纪中期安森勋爵（Admiral Lord Anson）所作的定义：一个由战列舰、巡洋舰与轻型舰艇组成的“清晰的三层结构”（clearly apprehended threefold constitution）。其中，战列舰提供“对制海权的保障”，巡洋舰既要运用制海权，也要在战列舰队中支援战列舰。科贝特认为，巡洋舰的首要任务是直接保护海上交通线——“运用制海权”。他甚至说，“如果敌人没有战列舰队进行干涉，我们只用巡洋舰就可以运用制海权。”但问题在于，如果敌人拥有这样一支战列舰队，我方的一些巡洋舰就必须被派去支援我方的战列舰队，尤其是去充当侦查部队。然而，这种兵力划分应当基于如下的“总原则”：“巡洋舰的总原则应当是，它首要地关乎积极地占据交通线，如果为了舰队目的而撤走，其合理风险应当控制在最小的程度。”
对巡洋舰庞大数量的需求同时意味着其战斗力的有限，二者恰为反比。如果是为数量牺牲质量，它们就会被更强的敌舰击败，因此有必要“给予巡洋舰队一定的抵抗能力。”科贝特接着写道：“一旦这种必要性得到认可，就再也没有理由去阻止你的巡洋舰不断提高战斗力。除非人们找到某些停止的办法，或早或晚，巡洋舰与战列舰之间的实质区别将会消失。”这位海军史学家看到，这个曾在风帆时代发生的情况将在他的时代再次出现。无线电的作用强化了他所说的“混同式”（intermediate）巡洋舰型军舰的能力，“为了对付零星的侵袭，一种巡洋舰的抵抗能力将会越来越接近那些最强的军舰。”
科贝特还看到，现代的舰队任务需要包括最强的“混同式”在内的多种巡洋舰。他认为，这是因为“轻型舰艇得到了海战能力（battle power）”——这是鱼雷、陀螺仪与热动机充分发展的主要结果，更是海上战争“崭新的”特征。早先的轻型舰艇被用于执行多种任务，“在最纯粹的意义上表现着巡航的理念（the cruising idea）”，其中包括保护贸易线免遭轻武装威胁，近岸与反入侵任务，以及为舰队传递信件。轻型舰艇可由商船迅速改造而成，“任何装门炮的船都有其用场”。但是，雷击舰及其更大的继承者——雷击驱逐舰（或简称驱逐舰）——改变了这一切，它对战列舰队的整个实用性提出了挑战。“此前，战列舰只有进攻能力需要支援。而新的情况意味着，它也再也无法保障自己的防御。它现在需要一支屏护部队（screening），不仅要阻却侦查，还要阻却攻击。”随着鱼雷威胁越来越大大，防御问题也越来越严峻，需要组建一支“庞杂”（far flung）的屏护部队，其中包括强力的装甲巡洋舰，用于“支援较弱的成员。”
就在1887年的舰队重新分类的同时，一批最终被归入蒸汽巡洋舰的舰艇投入了服役。这就是默西级（Mersey class），她们是基于巴纳比十年之前的快速钢制通讯舰的设计。与此前的舰艇不同，四艘默西级拥有2到3寸的全通装甲甲板，以防上部损伤危害其水密完整性。此类防护巡洋舰接着发展出两种较小的尺寸/级别，体现出了科贝特有关数量和战斗力的辩证观点。一种是3500-6000吨的“二等”巡洋舰，一种是1600-3000吨的“三等”巡洋舰，它们在1887到1903年间共建造了约76艘，还有专门为舰队任务而建造的16艘。防御鱼雷攻击是这16艘扮演的主要角色，而这个用场还催生了越来越多的雷击舰和驱逐舰。
科贝特笔下最强的“混同式”军舰不久也已出现，这就是由海军造舰主任（DNC）威廉·怀特爵士（Sir William White）设计的、在1892年到1896年服役的布莱克级（Blake class）与埃德加级（Edgar class）大型（8000-9000吨）一等防护巡洋舰。时人曾多次称之为“战列巡洋舰”（‘battle-cruisers’），其强大的6寸副炮使这11艘巡洋舰的战斗力堪比同期的战列舰，而20节的航速则是她们主要的作战优势，这就相当于风帆时代的“上风”，正如约翰·费舍尔爵士所言。这些新式军舰有2艘被派往地中海舰队，2艘被派往海峡舰队，用于协助战列舰。
在14200吨的强大号（Powerful）与可畏号（Terrible）上，这种军舰的尺寸发展到了战列舰的级别。接下来的几级尽管吨位大多在11000-12000吨之间，但无疑已是一种主力舰，完全能组成一支战列舰队的快速分队。在侧舷安装了表面硬化装甲的10艘克雷西级（Cressy class）和德雷克级（Drake class）装甲巡洋舰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但她们昂贵的造价激起了反动，随后的16艘蒙茅斯级（Monmouth class）与德文郡级（Devonshire class）在性能上有所削弱，以提供贸易保护所需的数量。但这最终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路。于是，1902到1904年造舰计划中的3级装甲巡洋舰再次成为真正的主力舰，她们的综合能力可能比当时的战列舰更加强大。
科贝特在分析战列舰的弱点时甚至写道：“战列舰队是如此不安全，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武器，它的缺陷是如此严重。这需要改写旧的规则，巡洋舰的主要功能将不再是在战列舰队的掩护下运用制海权。战列舰队现在需要巡洋舰的保护，战列舰队的需要应被当成头等要务。”
科贝特指出了这对轻型舰艇造成的影响：“我们发现，通过以牺牲专门分工和更大的经济压力为代价，为其加装舰炮、提高耐波能力与远程通讯能力，我们已经试图为轻型舰艇赋予某些旧日巡洋舰的能力。”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费舍尔勋爵的确试图建造大型的新式驱逐舰，这就是1000吨的部落级（Tribals class）和之后更大但并不成功的2390吨的敏捷号（Swift）。当一种3000吨左右、与轻型舰艇一同行动的新式“侦查”（Scout）巡洋舰得到发展的同时，5000-6000吨级的巡洋舰也如科贝特所言，以城级（Town class）的形式得到复兴。就在《海上战略的若干准则》一书出版的1911年，对什么级别的舰船最适于在北海支援轻型舰艇的讨论仍在继续。最后的结论是4400吨的“轻型装甲巡洋舰”（‘light armoured cruiser’），它是英国此后直至1918年所建造的超过50艘尺寸逐步增大的巡洋舰的原型。而在限制轻型舰艇尺寸的进一步努力后，平行发展的外海驱逐舰仍然以超过1000吨的排水量获得了“巡洋能力”。
科贝特为这种可追溯至安森时代的明确的舰队分界的消亡深感遗憾：
“我们保留了三层体系的命名法，但这一体系本身却已消亡。战列舰与装甲巡洋舰混合到了一起，装甲巡洋舰与防护巡洋舰混合到了一起。除了将所有船只分为以火炮作为主要武器和以鱼雷作为主要武器，我们很难再提出任何实质上的区分。但即便如此，一种与轻型舰艇一同行动的巡洋舰仍会使这个分界变得模糊不清……大型化的轻型舰艇已被提高到了巡洋舰的水平。”
科贝特正确地看到，这一切都是那种被他称为“摧毁”理论（the ‘Overthrow’ theory）的结果，“其坚定信念是，决战可以解决所有战略问题。”费舍尔的后继者践行了这一理论，他们组建起了“战斗大舰队（Grand Fleet of Battle）——一支由战列舰与装甲巡洋舰组成，由较轻型的巡洋舰与外海驱逐舰提供屏护的庞大部队。”但是，科贝特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却是，他对这种组织的看法往好里说是智性上的不满，往坏里说，则是将其视为战略性的错误。他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模棱两可地写道：
“无论我们如何忠实地坚持从18世纪的传统中得出的结论，一个在荷兰那样的地理位置上兴起的新的海洋大国（译注：指德国）是否一定会将我们带回英荷战争那种激烈且有些残酷的作战方式，并迫使我们废弃安森体系的那种优异的灵活性？这是否会诱使我们对不能单独投入战斗的任何舰种都失去信心？在北海重新出现的海上强敌显然不是产生这种反应的头号原因。这种情况在这种威胁出现之前就有了。然而，威胁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这一进程，即便这不构成一个原因，也为其提供了借口。”
这一章在这个没有给出答案的末段匆匆结束，科贝特随后转向了他更加擅长的“方法理论”的话题。
科贝特曾与约翰·费舍尔爵士亲密共事，他知道费舍尔对战略和兵力分配的观念与其后继者们有多大的差别。比起科贝特，费舍尔对未来战列舰效能的看法更加激进。他在1904年写道：
“海军中最进步的思想者和那些具有最丰富海军经验的人逐渐确信，战列舰已经完蛋了（the battleship is really dead）。除了潜艇和驱逐舰，没有谁还需要与一艘战列舰作战，战列舰在未来战争中的唯一作用就是被击沉。无论在白昼还是夜间，没有什么是它们能保障防御住的。”
或许令人略微吃惊的是，这段话是出自一份强调新式全重炮战列舰（就是后来的无畏号）优点的文件里。这个矛盾随即得到解释：“但是，目前提议这种新式战列舰并不仅仅是一艘战列舰，还是一艘优于任何巡洋舰（除了最新式者）的一等巡洋舰。在未来的几年里，不管战列舰会不会被淘汰，她都将会是有用的。她的航速必将使她拥有最大的价值。”
在费舍尔看来，战列舰队承担的海岸防御与近海任务应被转交给装备新式鱼雷的轻型舰艇*。在更远的海域里，来自各处基地或在需要时从本土迅速调来的装甲巡洋舰队将保卫帝国的海上优势不受任何进犯。这些军舰可以对抗敌国可动用的最强的战列舰，而正如科贝特清楚阐释的那样，一旦战列舰队因各种原因而丧失了效力（neutralised），巡洋舰就可以独自运用制海权。相比装备往复式蒸汽机的早期装甲巡洋舰设计，无畏号的蒸汽轮机为其赋予了无可比拟的可靠的机动力和航速，而其12寸主炮则给予其无可比拟的战斗力。
* 译注：较新近的研究指出，费舍尔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时并未实行让轻型舰队单独承担近海防御的战略，他对轻型舰艇防御能力的重视也并非独创，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英国反制德国威胁的措施一直是在北海集结战列舰队。不过，虽然一战前的英国一直追求大舰队，但其各组成部分仍常单独投入战斗，战巡部队就是典型。因此，大舰队的组织结果与各舰种的单独战斗价值并不是矛盾的。这个修正并不影响费舍尔对战巡的战略性看法，也不影响论文作者的基本论点。
接下来的三艘全重炮装甲巡洋舰，无敌号、不屈号和不挠号更好的展现了费舍尔所希望的综合能力。但是他的同僚们迫使他将下一批全重炮装甲巡洋舰改回了21节战列舰，而且违背他构思的轻型舰艇与装甲巡洋舰的新模式，将其部署在本土舰队。不久，本土舰队与海峡舰队开始合并，科贝特抱怀疑态度的那个进程就此开始了。
这位《海上战略的若干准则》的作者显然对装甲巡洋舰在后费舍尔时代的政策里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困惑不已。他对此的理解仍是基于此前费舍尔运用这些军舰的理念，他的文字也是对此理念的遥远共鸣：
“正如我们看到的，关于不同时代的舰队结构，曾经盛行几个方法来表达海上战争的需要。当前的体系与从前的全然不同。一方面，我们巡洋舰的最新发展最终抹煞了它与战列舰之间的区别，因而我们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英荷战争时期的舰队结构。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了能组成编队并与战列舰队协同作战的装甲巡洋舰，它们不但可以用于战略目的，也可以在战斗中发挥迄今尚未充分开发的战术功能。”
讽刺的是，“战斗大舰队”——这个马汉而非科贝特学派的胜利产物——以新的形式保留下了战列舰（战列舰与1912年被定名的战列巡洋舰）、巡洋舰（旧式装甲巡洋舰与轻巡洋舰）与轻型舰艇（驱逐舰与驱逐领舰）的三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融合成了一种大型、快速且拥有厚装甲的“主力舰”（capital ship），随即又恢复了传统的称呼“战列舰”，并像过去那样被编入小型舰队。费舍尔和科贝特的幽灵或许会对此微微一笑。
旧式装甲舰因其脆弱和过时而销声匿迹，华盛顿条约则将“轻巡洋舰”的尺寸提高到了10000吨，随后又将其按照主炮口径而非船体尺寸分为 “轻型”和“重型”。后者的尺寸最终发展到了早期无畏舰的水平，接着在航母时代的舰种分类中消亡了。驱逐舰继续向着小型巡洋舰的方向发展，而一种新的护航舰艇则被再次冠以1887年前的轻巡航舰（Corvette）和巡航舰（frigate）之名。到20世纪后期，舰种名称和分类理论比1911年的状态更加混乱。
对当日近海攻击战略的揭示，或许能为1887年前按照技术特征而非军舰功能为舰队分类的方法提供一个借口。然而，如今的一些军官业已对“驱逐舰”与“护航舰”等名词表达了不满，认为其已无法反映现代海军舰艇的效能和目的。如果按照科贝特的理论，这里并不需要去争得一个新的分类体系。现代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几乎对应着科贝特时代巡洋舰的尺寸：新的45型大胆级（Daring class）驱逐舰比1911年的查塔姆级（Chatham class）巡洋舰还要大，新的23型公爵级（Duke class）护卫舰几乎与1911年造舰计划的阿瑞梭莎级轻型装甲巡洋舰（‘Arethusa class‘light armoured cruiser’）一样大。这些现代水面舰艇无疑能运用制海权、能“覆盖必要的范围”，并能在必要时为价值更高的单位提供支援。她们扮演的角色显然就是历史上的“巡洋舰”。我们为什么不这样称呼她们呢？在未来，我们的舰种分类不应再是过往技术发展的混乱产物，而应如科贝特所言，“在物质装备上表达出……战略和战术理念。”
· 论文原文及脚注内容参见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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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4 23:57
发表于 2016-8-15 16:18
天妒英才啊
楼主
猛然看到这个标题吓了一跳，我的《无畏之海》还没看完呢...
发表于 2016-9-2 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