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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俘和逃兵口中的日德兰海战碎片
作者：德瑞克•努德（Derek Nudd）
翻译：史东
日德兰海战之后，德国公海舰队的出击次数不多，也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但是作为“存在舰队”，它依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英国海军部清醒意识到由于交战失利所引发的战术问题，急于了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德国老兵被逐步派到潜艇和其他单位，随着舰艇被击沉，幸存者落到了英国情报处审讯人员的手里，开始交代他们所知道的日德兰海战。
大舰队和公海舰队 1916年6月1日，当日德兰海战或称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的硝烟散去时，双方剩余的250艘军舰带伤返回了港口。无论是在参战军舰吨位还是在弹药消耗量上，这场战斗都堪称史无前例，但它也给交战双方留下了亟待解答的问题。三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因为弹药库爆炸而沉没，而德国的同类军舰却在难以想象的沉重打击中幸存了下来，这不仅仅意味着，用贝蒂的名言来说“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有点毛病”。大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付出较大的军舰和人员代价，但避免了“在一个下午输掉整场战争”。
德国海军损失两艘主力舰，另有八艘在干船坞中修理了一个月或是更长时间。8月，德国人再次出动，与上一次的意图相同，但方法有所改进，试图引诱贝蒂的战列巡洋舰越过潜艇线，进入战列舰队布好的陷阱。这次出击无果而终，英国损失了轻巡洋舰诺丁汉号和法尔茅斯号，德国战列舰威斯特法伦号被鱼雷击中，但回到了港口。此后，德国公海舰队在时断时续的演习和炮术训练中忙忙碌碌，几乎没有办法把水兵的注意力从紧缺的食物和严酷的纪律上转移开。
表一：1918年8月兵变前的公海舰队水兵伙食标准
德国水兵每天的面包配额只有500克，虽然能从舰上小卖部购买食物作为补充，但可买的食物非常少。军官的伙食则明显好一些。 对士气的进一步打击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观点存疑的人受到秘密监视。住在中立国边境附近或是忠诚度堪忧地区的舰员，其活动也被严格限制。例如，关于北极星号、沙博伊茨号、火星号哨戒拖网渔船的报告指出：“有的俘虏来自阿尔萨斯和洛林。他们抱怨当局对当地平民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在食品供应方面，还说自己不被德国人信任，很少或根本不许休假，而且总是惹上麻烦。”
一名来自东弗里斯兰号的逃兵说：“开小差越来越频繁，为了制止此类事件，军队不再给家住丹麦、荷兰或瑞士边境附近的人放假。”舰队中搞破坏和不服从的情况不断增加，一直持续到1917年8月的兵变。兵变过后，食物有所改善，军官的行为也略微收敛。
岸上的贪污腐败和黑市交易十分猖獗。水面舰队的水兵们对战争的结束比对谁能赢得战争更感兴趣；据说陆军中经常有这样的嘲笑：“愿上帝惩罚英国，但也惩罚德国军官！” 随着1917年潜艇战役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一些人自愿加入潜艇部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可以变得更有价值，有更好的伙食和薪酬，水下兵种的纪律也相对宽松。其他人则是别无选择，1916年建造的潜艇数量是1915年的两倍多，必须从别的地方抽调艇员。潜艇兵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媒体报道，使他们与以前的伙伴产生了公开的裂痕，他们将后者轻蔑地称作“清洁苦力”或“装甲苦力”。
35岁以下的商船海员被征召到潜艇上服役，有船长或大副证书的话就不限年龄。对于具备航海技能的新兵，训练期将会缩短，一入伍就是上等水兵，并很快能晋升至准尉，他们被戏称为“战争飞行员”（译注：取其军衔“一飞冲天”之意）。
审讯者 1914年，海军上校威廉•雷金纳德•霍尔（William Reginald Hall）为英国海军部情报处带来了一把精力充沛的新扫帚。在他的创新举措中，有一项是在海军中校维维安•布兰登（Vivian Brandon）的带领下，首次建立了一个从海军战俘中获取情报的结构化程序。后来，皇家海军陆战队轻步兵少校伯纳德•特伦奇（Bernard Trench）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这三位已经是老搭档了。1909年，霍尔指挥康沃尔号训练舰前往波罗的海巡航，名义上是训练学员，布兰登、特伦奇和其他下级军官则借此机会绘制航道图、侦察海防设施。1910年，布兰登和特伦奇以“度假”为名刺探博尔库姆岛上新建的防御工事时被德国人逮捕，他们坦率承认了间谍罪行，被判入狱四年。直到1913年5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女儿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布伦瑞克公爵大婚（对，夫妻俩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英王乔治五世访问德国时，两人才得到赦免。海军部起初拒绝对他们的遭遇、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额经济损失负责，霍尔就任情报处长后设法让他们拿到了补偿。 这个团队的早期成员可能还包括海军少校沃尔特·巴戈特（Walter Bagot）、海军中校查尔斯·恩纳尔斯（Charles Ennals）、退役海军少校弗兰克·斯卡格（Frank Stagg）、海军中校吉尔伯特·斯蒂文森（Gilbert Stephenson）等人。他们的人数、经验和专业水平迅速增长，到1917年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工作方法和报告格式，并在那一年从位于旺斯沃思的驻地搬到了克伦威尔花园兵营。
有一些急迫的问题需要他们回答。日益激烈的U艇战役让德国越来越有可能赢得战争，而公海舰队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英国必须了解它在日德兰表现出的能力并加以反制。特工们报告说受损的军舰已经做好再次行动的准备，“40号房间”的监听者就蕴含玄机的无线电通信发出警报，但只有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人才能准确描述德国海军的优势和弱点，以及它们如何胜过皇家海军那些“该死的船”。
知情者 众所周知，是德国人率先公布了日德兰海战的消息，并作为一场胜利大肆宣扬。但是，公海舰队的受损程度不可能长久地避过海军部的耳目。代号为R16和D15的两名特工奉霍尔之命潜入威廉港，在6月底前作出了报告。
7月10日，一个名叫弗莱绍（Flessau）的17岁水手脱离SS塞浦路斯号，走进英国驻斯德哥尔摩领事馆，提供了来自德国方面的第一个非官方观点。当被问及上次海战的情况时，他回答说重伤的大选帝侯号、边境伯爵号、斯德丁号、毛奇号停在汉堡：德弗林格号（原文如此）停在基尔，因为受损极重，差点无法拖带回港。弗莱绍没有提到塞德利茨号（可能是把她和德弗林格号弄混了），但他的信息必定是对特工报告的有用佐证。 12月，英国人收到了一份更有分量的礼物，那就是逃兵路易斯•尤特（Louis Jütte）。尤特出生于汉诺威，1912年为了逃避兵役而去了美国。然后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没有入籍的情况下就签约成为一艘英国商船的水手。船抵达那不勒斯后，他和两名同胞都被当地的德国领事征召入伍，日德兰海战时他在国王号战列舰的尾炮塔底下，忙着把弹头搬上升降机。战后进入干船坞修理前，炮塔人员必须拆除所有弹药的引信。尤特这时已经预谋出走，便偷偷藏下一个引信，这是穿甲弹上使用的一种新型延时引信。1916年11月底，他终于获准休假，便和另外两个人尝试搭乘小船前往丹麦，但被一艘巡逻的雷击舰所阻挠。几天后，他独自一人成功越境，于12月6日来到英国驻哥本哈根领事馆，然后经卑尔根被送往伦敦。他唯一的愿望是回到美国，在心甘情愿地吐露一切之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1917年2月3日，尤特登上SS纽约号客轮，从利物浦出发前往纽约。
库尔特•乌特克（Kurt Utke）上尉是1918年6月26日UC11在哈里奇附近触雷的UC11号布雷潜艇的艇长，也是该艇唯一的幸存者。他曾负责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的前部测距仪，后来志愿加入潜艇部队。他显然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军官，认为自己有责任尽可能误导审讯者。这也说明情报处一直存在一个弱点，工作正在稳步改进，但部门界限仍然过于僵化。乌特克很可能在一些地方成功蒙蔽了审讯人员，如果英国人更好地协同合作的话，本有可能识破他的花招。乌特克在间战时期继续他的海军生涯，二战期间晋升为中将，负责研发鱼雷。 表二列出了那些提供了日德兰海战或其后果的第一手资料的知情者，大部分是潜艇的幸存者。初期损失的潜艇主要是因为水雷或事故。德国布雷潜艇（UC）经常成为自己携带的水雷的牺牲品，这或许是因为德国水雷比英国的威力更大但安全性较差，或许是因为英国人故意不扫除先前的雷区（后一种情况以UC11为例）。
表二：日德兰海战的知情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约瑟夫·普斯特尔尼克（Josef Pustelni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潜艇部队迅速扩张过程中招收的缺乏经验的艇员，也造成了己方的一部分损失。近海潜艇UB85沉没的原因可能是艇长在下潜时没有关好外舱盖，或是卡口失灵，内舱盖当时关不上，因为有一条临时电缆穿过它连接到一个陀螺仪接收器上。控制室进水后，某个士官的误操作又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他只排空了前部压载水舱，导致艇首抬高，积水冲向艇尾，导致电池散发出有毒氯气，主电机发生短路。艇员们不得不向附近的一艘战力贫弱的漂网渔船投降。
在另一起事件中，U103试图攻击奥林匹克号邮船，艇长误判了距离，潜艇开到船尾附近，被螺旋桨打坏。 随着时间的推移，护航船队的出现从根本上打破了平衡，这一点至少要部分归功于美国海军的加入增强了护航力量。对于反潜战的关注，带来了新的战术、技术和不断增长的经验。到1918年5月，关于UB85的审讯报告这样写道：“数名俘虏交代，出海的人和住在海边的人开始意识到德国永远不可能仅靠潜艇战就‘迫使英国屈膝投降’，但是内陆的农民依然对潜艇大获成功的故事深信不疑。”
情报的丰收 在1917—1918年的狂热气氛下，审讯人员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对抗U型潜艇的威胁。然而，本文描述的重点是日德兰海战的教训，对于布兰登的团队而言，这不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两支战列舰队正隔着水雷和潜艇肆虐的北海对视。公海舰队已经接收了超级无畏舰巴伐利亚号和巴登号（大致相当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另有两艘（萨克森号、符腾堡号）于1916年11月和1917年6月下水。新的战列巡洋舰兴登堡号几乎已经完工，但是在日德兰海战之后被拆除装甲和火炮，用来修理其他军舰，这使得她的试航时间推迟到1917年5月。后续的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首舰（马肯森号）和二号舰（施佩伯爵号）分别于1917年4月、9月下水，停战前还有另外两艘（埃特尔·弗雷德里希王子号、俾斯麦侯爵号）开工，但四艘舰最终均未建成。
这种威胁不仅存在于理论上。1917年10月17日和12月12日，德国巡洋舰和雷击舰两次成功突袭了往返挪威与设得兰群岛之间的船队。英国不可避免的反应是给一些频繁出航的船队配备战列舰作为护卫，这就给舍尔留下了削弱英国数量优势的可乘之机。1918年4月23日，公海舰队在无线电静默中全体出动，准备寻找并消灭一支挪威船队及其护航力量。然而当天恰巧没有船队航行。
1918年10月底，德国因为寻求停战而停止了潜艇袭船战，舍尔和希佩尔打算最后孤注一掷，向泰晤士河口发动全力进攻，将大舰队引入大批潜艇潜伏的水域。但是舰员们拒绝参加这种不言而喻的自杀性任务，这个计划最终告吹。 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舰队交战，情报处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英国军舰的炮击效果如何？海军情报处需要确认并深入探究特工提供的信息。 ——德国的战列巡洋舰为何如此抗揍？ ——德国人采用何种火控方式，战后又是怎样改进的？ ——他们如何在夜战阶段几乎毫发无损地穿过英国防线？ ——他们的战术理念是什么？ ——他们有多么渴望再战一场？ 最有趣的谈话之一是与UB110的罗贝尔（Kurt Loebell）少尉进行的，海战中他是V153号雷击舰的舰务官。时隔近两年，他的记忆已渐渐模糊，但他描述了“战斗转弯”过程，这个训练有素的动作让舍尔两次同时逆转整个战列，避开了英国战列舰队的集火射击。 炮术方面，他认为“如果我们（英军）的炮弹散布更大一些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命中记录。齐射似乎总是偏远、偏近、偏左、偏右，很少命中。”这或许反映出战列巡洋舰队缺少实弹射击训练，以及对射击速度的迷恋。他还观察到，德国雷击舰起初在战列舰队后方约1500—2000米处寻找掩蔽，但由于英国炮弹偏离目标太多，因此被命令移动到更远处。
关于英国炮弹有一些争论，他强调说，英国炮弹在飞行中容易翻滚，会以侧面或底部接触目标，所以不能爆炸。审讯人员认为这可能是跳弹造成的。 罗贝尔参加过向英国战列舰队发动的其中一次雷击，结果被打退了。德国雷击舰支队由四个小队组成，每个小队都要向英国舰列中的对应目标发射尽可能多的鱼雷。他的介绍引发了英军对现行条令的反思，英国驱逐舰会保留一部分鱼雷以备将来，但是考虑到她们的生存概率，这种“将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他批评了杰利科转弯远离鱼雷攻击的决定，但赞扬了英国驱逐舰的夜间行动，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失败。他相信这些驱逐舰是刚刚加入的援兵，没有参加之前的行动，因为“几次攻击都……冲劲十足，这对于那些已经因为白昼战斗而疲惫不堪的部队而言是不可能的”。布兰登显然认为他的供词很有用，将其编入了1918年8月发给海军部各部门负责人的一份备忘录中。 这次海战有两个有趣的后记。6月1日，德国海军L11号飞艇执行清晨侦察任务时发现了英国舰队，并遭到猛烈炮击。大致在同一时间，罗伯特•莫拉特（Robert Moraht）少校指挥崭新的远洋潜艇U64号抵达前一天的交战海域，什么都没有找到，之后他又被派往北方进行徒劳的搜索，几乎跑到了挪威海岸，在返航途中险些被英国潜艇E55发射的鱼雷击中。莫拉特后来被俘，在直布罗陀见到了E55艇长吉尔伯特•凯勒特（Gilbert Kellett）少校，并称赞了后者在当时不利条件下高超的射击水平。
第一侦察群 三艘哨戒拖网渔船（北极星号、沙博伊茨号、火星号）在夜间遭遇一个英国驱逐舰支队，船员们非常明智地放弃了抵抗，他们之前在希佩尔的旗舰吕佐夫号上服役，其证词得到了UB110上一名幸存者的确认。他们描述有2枚鱼雷和“至少”40发炮弹命中吕佐夫号，其中许多位于水线以下。这艘残破的军舰试图保持航速，导致更多的舱壁塌陷，在夜间成为舰队其他成员的累赘，最终决定弃舰并予以击沉处分。目击者称，1400名舰员中约有400人死亡、70人受伤（明显高于现代估计）。大部分幸存者转到新战列舰巴登号上服役。 U110的一名炮手参加了日德兰海战，白天担任塞德利茨号一座前炮塔的装填手，夜间担任探照灯操作手。他详细提供了主炮塔的人员（每个炮塔约60人，包括弹头室和弹药库）和分工，以及炮塔布局示意图。最关键的是，他介绍了该舰因为多格滩海战中差点酿成灭顶之灾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当时一发直接命中的炮弹引爆了备用弹药，还好没有闪爆波及弹药库。事后，发射药和弹头的提弹机上都安装了防闪爆门，炮塔内不再存放备用弹药。出海时，通往弹药库和弹头室的舱门都被关闭。后段发射药（rear charges）装在黄铜药筒之中。塞德利茨号仍然使用丝绸袋存放前段发射药（front charges），而腓特烈大帝号的做法是包裹在金属薄片中。这些改变在日德兰海战中证明了它们的价值。 他坚持认为塞德利茨号消灭了玛丽王后号，这说对了一半，德弗林格号对此也有贡献。他列举了塞德利茨号在战斗中受到的残酷打击，包括1枚鱼雷和28发炮弹。前甲板的下落弹没有击穿装甲，但其余的损伤已足够严重。一座主炮塔和两座副炮被摧毁，另一座主炮塔也严重受损，她进水太多，能否保持漂浮都成问题。由于晴朗的天气，加上两艘打捞船在最后阶段的帮助，该舰得以顺利进港，期间船员们只能以米饭为食，这是唯一未受破坏的食物。除了一发击中水线以下的炮弹在煤舱中被发现外，这位目击者并没有提出英国弹药的任何不可靠之处。然而，卡尔•特罗默却声称有两发炮弹穿透腓特烈大帝号后甲板后没有爆炸。他还提到，海战结束后有20人从塞德利茨号开小差，事后没有找到，这或许证明了海战对舰员士气的影响。 UB85的一名幸存者曾在德弗林格号上呆过三年多时间，海战时位于B炮塔。经过劝说，他描述了三种级别的灭火方式：湿毯、化学灭火器和最后的快速注水（这几乎肯定会杀死弹药库的人员），还描述了塞德利茨号与德弗林格号在弹药处理上的细微差异。他提到德弗林格号受到七次重大打击，加上几次对索具和烟囱的轻微打击。四座副炮失灵，C炮塔无法旋转。他（错误地）认为英国人使用了毒气弹，因为一些尸体完好无损，却僵硬地倒在岗位上。 1917年9月12日，U45号潜艇被D7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约瑟夫•普斯特尔尼克（Josef Pustelnik）是仅有的两名幸存者之一。他曾是毛奇号战列巡洋舰上的报务员，战斗初期该舰主天线被打飞后，他和几个人被派去重新安装，这一行动没有获得任何表彰。他觉得愤愤不平的是，战后授勋时过于偏向战列舰的舰员。他描述了希佩尔在吕佐夫号严重受损、无法继续战斗后转移到毛奇号上。毛奇号随后在左舷受到三次重击，其中一次击毁一座炮郭，还有两次打在水线上，该舰被迫进行反注水以保持大体平衡。多枚中口径弹击毁了上层建筑。 审讯人员对UB11的乌特克上尉的描述是“一位坦率、聪明、相貌年轻的军官，很愿意提供自认为与他作为军官的义务没有冲突的信息”。如前文所述，这个评价可能过于天真了，审讯人员沾沾自喜地认为“明智的管理”已使乌特克相信他以前的经历并非军事秘密。实际上，他的许多供词要么是故意误导，要么假装不知道。他声称冯•德•坦恩号没有采用“阶梯齐射法”(各炮塔以不同仰角快速连续射击以方便测距)，而是在两次齐射之间观察弹着情况，这可能是在说谎。他说该舰在日德兰受到的损害相对轻微，这肯定是假的。事实上，该舰遭到巴勒姆号和马来亚号战列舰的猛烈炮击，转向装置损坏，水线以下开出大洞，有一段时间所有火炮失灵，指挥塔严重受损，航速降至18节。舰长勇敢地坚持在编队中，以吸引英军火力。乌特克驳斥了“英国人使用毒气弹（见上文德弗林格号）”的流行说法，认为其源头是一些在炮塔中丧生的人看似死于窒息，实际可能是被爆轰效应杀死的。他略微透露了测距仪的构造和使用，显然认为这对审讯者来说不可能是新闻，对火控细节却佯装不知。 UB110的一名轮机舱士官曾在冯•德•坦恩号上服役，并提供了其推进和供煤方式的有用信息。他提到，该舰一度达到27.6节航速，战斗之后不得不切割开其中一个受损炮塔，好让里面的舰员撤出来。UB110的其他人员描述了五次重击，使最前面的主炮塔和最后面的弹药库失去作用，摧毁了后部火炮控制塔，造成大范围进水。 特罗默提到一发炮弹穿透了A炮塔装甲后没有爆炸，后来在换装室中被发现。普斯特尔尼克说右舷中部主炮塔失去了作用。两人都不知道，或许没有想到提及其他损害的程度。
第二侦察群 法兰克福号轻巡洋舰是波迭克（Friedrich Bödicker）少将的旗舰。1918年8月，军医特隆佩塔（Trompetta）说她在日德兰海战中只被击中过一次，一发重型炮弹打进水兵厕所，没有爆炸，也没有伤到任何人。3或4人被近失弹的碎片打成轻伤。虽然法兰克福号是战后无需大幅修理的幸运舰艇之一，但战后资料显示，特隆佩塔至少低估了伤亡人数，如果不是损坏的话。 U103的一名士官曾在埃尔宾号轻巡洋舰上参战，该舰打响了日德兰海战第一炮。她在23:30左右被一艘“英国驱逐舰”（实际是卡斯托耳号轻巡洋舰）的4发炮弹重创，其中1发击毁无线电室，另外3发击中左舷后部主炮的下方和后方。对手也被埃尔宾号击伤，带着泄漏的蒸汽离去。有趣的是，这名老兵不知道他所在的军舰曾被规避鱼雷的波森号战列舰撞击，他只知道在3:30左右被迫弃舰逃生。 哨戒拖网渔船上的俘虏和U103的一名报务员称，罗斯托克号轻巡洋舰左舷被2发炮弹击中，右舷被1枚鱼雷击中，鱼雷是在午夜时分从涅斯托耳号驱逐舰上发出的，后者随后被2次舷侧齐射击沉。罗斯托克救起了4名幸存者，其他人被一艘德国雷击舰接走。一艘雷击舰试图拖走罗斯托克号但最终放弃，在2:00到3:00之间用炮将她击沉，当时她还漂在水面上，而5艘英国大型军舰已经出现在附近。 UB110的一名轮机舱士官对罗斯托克号非常熟悉，他目睹了建造过程，并在舰上服务了一年半时间。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其建造和轮机的信息，虽然罗斯托克号已经沉入大海，但这些信息仍然适用于类似的军舰。
威斯巴登号几乎带着所有舰员一起沉没。1917年4月30日U93被Q船奖赏号攻击时被俘的佩克尔斯海姆世袭男爵埃德加•冯•施皮格尔（Freiherr Edgar von Spiegel von und zu Peckelsheim）少校曾经出过一本书，据说是根据威斯巴登号唯一生还者上等司炉谐纳（Zenne）的描述写的。英国海军部肯定拿到了这本书，据审讯记录显示，审讯人员要求少校解释书中对于英国人见死不救、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指控有何依据。 皮劳号以相当大的损坏和伤亡幸存下来，其舰员中似乎没有人被英国抓获。
第三战列舰中队 根据路易斯•尤特的说法，国王号战列舰被15发不同口径的炮弹击中，最靠前的4个舱室被淹没，前鱼雷室的舰员被困在岗位上，直到5天后该舰进入干船坞才获救。左舷两个炮郭损坏，另有一个舱室进水。他宣称国王号在战列舰队中第一个开火，并击沉了玛丽王后号。这话不对，因为玛丽王后号是在德弗林格号和塞德利茨号的集中火力下沉没的。尤特的证词为情报处关于日德兰海战英国火炮效果的报告提供了大部分证据。 作为舍尔旗舰腓特烈大帝号上的舵手，卡尔•特罗默对当时的战况一览无余，并声称该舰从未被击中。他注意到，遭到炮击的军舰各自转弯，驶向最近一次齐射落水的地方。从这次海战中吸取的经验之一是，在所有主炮塔中储存了冷食，以便在长时间战斗中食用。 特罗默还提供了关于主炮塔、换装室及其运行的详细示意图和描述，以及关于火控安排的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夜间只使用后炮塔，以避免闪光和冲击使舰桥和探照灯人员失明。 推进药装填在金属圆筒内，在弹药库贮存时又进一步存放在金属箱中。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推进药泄漏和起火的可能性。 有人在特罗默的审讯记录上留下批注，对他在舰上的18个月里只进行过3次全口径射击表示惊讶，虽然次口径射击大约每3个月就组织一次。
他对灯光和火箭信号的描述一定特别有意义，因为整体而言，信号（尤其是夜间信号）是公海舰队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 特罗默是第三个成功逃离腓特烈大帝号的逃兵，有3个试图这样做的人不幸落网，被判处在科隆的要塞监狱中服刑5至8年不等。他表示，国王号和边境总督号是受损最重的两艘战列舰。其中一枚命中弹在装甲板表面留下了溅射痕迹。 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一等水兵（代理士官）逃兵来自副炮炮组，声称皇帝号在8000米距离上用3次齐射击沉一艘防御级装甲巡洋舰。目标舰回敬了一条鱼雷但没有击中。这可能指的是皇帝号和边境总督号在21:30对卡利俄佩号轻巡洋舰的联合攻击。卡利俄佩号受损严重但幸免于难。 这名目击者和卡尔•特罗默都描述了一发13.5英寸炮弹穿透9英寸装甲后落入煤舱，未能爆炸。这发美国制造的炮弹被发现时引信完好无损。除此以外，该舰还遭受多次命中，但都被装甲弹开，至少还有一枚哑弹。唯一的伤亡者是军械准尉菲斯，他被碎片击中，不久后伤重不治。 目击者和其他几人都提到，出港后军舰的烟囱被涂成红色或黄色，炮塔顶部画上白圈，以帮助识别。返回基地前又恢复了原来的全灰色涂装。 一名从U58救出的轮机舱士官提供了一些关于皇帝号锅炉布置的信息。到1914年，德国国内的煤炭产量与英国相当，但却没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海外石油资源。即便是最新的军舰（雷击舰除外）也以烧煤为主，只有少数双燃料锅炉和有限的燃油储备。 U58的另一名轮机舱士官称，王储号没有遭受直接打击或伤亡。 UB110的一名幸存者描述了大选帝侯号左舷被四发重型炮弹击中的情况，其中一发一个副炮塔失灵，一发在煤舱中爆炸，一发在装甲甲板上方爆炸，还有一发他认为没有爆炸。当天真正的代价是中弹后进水约800吨。不过仅用16天就完成了修理。 一名从U58上幸存的士官曾是利奥波德摄政王号火炮控制塔的测距手，他详尽地提供了该舰安装的测距仪数量和类型、操作方法和训练制度。针对大舰队总司令贝蒂提交的战斗报告，后续的一份备忘录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德国人坚持使用并改进了体视式测距仪。这种测距仪很可能在测量模糊物体的距离时具有优势，建议每艘军舰携带一台甚至两台。根据私人消息，海军已经为大舰队订购了一台15英尺体视式测距仪。同时，我们可以试用现有的这台，看它能否在巴尔和斯特劳德公司（Barr & Stroud）的测距仪做不到的情况下测出距离。”贝蒂在下面批示：“照此办理。” U103的一名士官曾在皇帝号服役至1917年12月。他提供了皇帝级战列舰与国王级的差异，并纠正了之前报告中的一些小错误。在日德兰海战时，这些军舰还没有指挥仪火控，后者可以在火炮控制塔上进行火炮瞄准和射击，并对本舰和目标的移动进行补偿。英国人起初在这项技术上遥遥领先。不过在水兵之中有传言说，指挥仪即将被安装在皇帝号及其姊妹舰的主、副炮上。该舰在日德兰海战中毫发无损。
第一战列舰中队 1917年4月29日，一名来自东弗里斯兰号的20岁一等水兵在汉堡休完探亲假后开小差，毫无困难地穿越了荷兰边境。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伙食恶劣，并认为自己按照合同完成了三年服役，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 中队里打头的东弗里斯兰号在行动中交战不多，知情者从A炮塔的弹丸室里观察不到什么。但他提供了6月1日凌晨被鱼雷或水雷击中的细节（5:20触水雷），右舷前部一些舱室被淹没，造成严重倾斜，航速降至9节。拖网渔船的一名幸存者指出水下破口的尺寸为42英尺×26英尺，并提到前舰桥及其人员被炮弹炸飞。 修理花了7个星期，包括调整主炮和副炮，提升仰角以增加射程。一名曾在阿尔贝特国王号服役的U58幸存者提到，容纳炮尾后座的凹井也相应扩大。副炮增加了电力设备，显然是为了支持指挥仪火控，这大大降低了本地炮手的作用。 逃兵证实了之前得到的关于夜间信号的信息，以及夜间不使用前炮塔的做法。他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信息，自日德兰海战以来，主炮日间射击演习的射程已经增加到2万米。 UB110的一名幸存者称，图林根号在行动中毫发无损。她救起了不倦号的幸存者，随后将他们转移到一艘雷击舰上。 UB110的另一名幸存者描述了赫尔戈兰号指挥塔内的三个潜望式指挥仪瞄准镜的布置。与另外两个瞄准镜相比，枪炮官的瞄准镜有更大的放大倍率，但方位分辨力较弱，它向各炮的炮手发出指令，后者负责最终调整。 1918年6月19日被俘的1796号水上飞机的飞行士官席拉（Schirra），此前曾在威斯特法伦号上担任上等信号兵。他诚实地供述，该舰仅中弹一次，炮弹穿透前烟囱而没有爆炸，2人死亡，1人被碎片击伤。 UB124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幸存者说，奥尔登堡号在夜战中被英国驱逐舰发射的一枚4英寸高爆弹击中，炮弹击中前桅的探照灯平台，反弹到舰桥上，炸死4名或5名军官，重伤舰长霍普夫纳（Höpfner）上校，总伤亡为11人死亡、11或12人受伤。莱茵兰号中弹两次，第一次是左舷5.9英寸炮台前方的甲板被下落弹击中，第二次是击中前桅的探照灯平台。伤亡情况是8人死亡、15人受伤。黑森号既没有受损也没有伤亡。 中队的其他军舰波森号和拿骚号没有记录下来的俘虏信息。
第二战列舰中队
毛夫（Franz Mauve）少将的前无畏舰拖累了德国舰队的整体速度，同时限制了舍尔的战术选择。在公海舰队中，她们被称作“五分钟舰”，这也是她们面对现代战列舰的预期寿命。6月1日凌晨，波美拉尼亚号迎来末日，被英国驱逐舰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后爆炸沉没，全员阵亡，中队其余各舰的表现超乎预期，没有遭受灾难性的损失。 U103的一名轮机舱士官曾驻守在西里西亚号的舵机室。23:00至午夜期间，该舰为避让被鱼雷击中的波美拉尼亚号不得不倒车，反倒被后面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追尾，左舷螺旋桨受损，花了5天时间修复。UB110的一名目击者证实了这次碰撞。 UB85的幸存者之一曾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B炮塔的瞄准手，该舰是舍尔舰队的最后一艘船。它的右舷后部副炮区域被击中一次，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这一点得到U103的目击者的证实，并补充说修理花费几周时间。后来该舰被拆除了舰炮，停在不来梅港作为第五潜艇支队的补给舰。 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的水手长帕克努斯（Pucknus）作为编外人员搭乘UC61时，于1917年7月意外搁浅。据悉，公海舰队已形成一项惯例，每月从战列舰队选派一批官兵去潜艇部队“体验生活”，为期一个月，以缓解服役的单调无趣，并让其他人员对潜艇兵的生活产生兴趣。 德意志号、汉诺威号和黑森号没有相关的陈述记录。
后续的造舰 知情人士提供了有关新型超级无畏舰巴登号、巴伐利亚号以及轻巡洋舰柯尼斯堡号的令人吃惊的详细资料，但这些军舰都没有赶上日德兰海战。他们证实并扩充了从1916年3月25日在Sylt附近沉没的拖网渔船奥托•鲁道夫号幸存者那里获到的资料，霍尔当时对此持怀疑态度：“巴戈特少校提供的这条信息总体上是可靠的，但是巴伐利亚号或其他新型战列舰不可能已经在基尔港接近完成。”事实上巴伐利亚号已经在波罗的海上试航了。 俘虏们的信件和新俘虏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型军舰的建造进度。例如在UC61的审讯报告中更新了关于战列巡洋舰兴登堡号、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布雷巡洋舰绿头蝇号和牛虻号以及巴伐利亚号、巴登号和她们拟议中的姊妹舰萨克森号（未建成）的消息。这些快速、现代化的军舰的性能进一步提升，是皇家海军的大敌。
结论
一个多世纪以来，日德兰海战催生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通过情报处逐渐完善的审讯程序，提取出来的德国水兵和初级军官逐渐淡忘的记忆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英国大舰队与德国公海舰队之间本有可能发生第二次碰撞，时间或许是1918年4月，后来若不是德国水兵拒绝出战，在一战的最后几天也许会爆发战斗。审讯人员尽其所能，确保这一次的结果对皇家海军来说不那么血腥。 对德国鱼雷的恐惧限制了杰利科在战斗中的选择，而英德两国在炮术效果上的明显差距则是一个昂贵的警示。两者都需要进行调查。 时任大舰队总司令的贝蒂于1916年12月27日写信请求霍尔：“希望你能尽一切努力，通过审问获得德国海军最新舰艇的鱼雷装备、鱼雷的射程和速度等细节。”霍尔回答说，最近抓获的俘虏中没有一个是鱼雷兵，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现有资料已经是最好的。 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杰利科于1917年1月21日要求霍尔“向大舰队的军官们提供比现在更多的关于我方炮弹对德国公海舰队造成损伤的资料。否则他们对弹药的信心终将被摧毁。”霍尔于当月29日提交了一份答复草案，并于次月正式发布，这两份答复主要是基于路易斯•尤特的口供。 情报处调查了德军弹药运送、损害管制、传感器、火控、信号、战术、以及英德测距仪设计的优劣对比，这些问题至今仍被争论不休。一些教训被吸取，另一些教训则不够及时，比如1917年10月绿头蝇号和牛虻号出其不意地截杀了一支挪威船队。 1916年11月18日从挪威货船SS Older号上俘获的一名德国押解船员的供词中，揭示了德国军舰的生存能力。这位曾在大选帝侯号上服役的轮机舱士官透露："一切出于方便的考虑都让位于尽可能彻底的舱室分隔。锅炉舱之间不设人员通道，各舱有各自独立的通道向上穿过装甲甲板。”设计上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下一代军舰，1943年沙恩霍斯特号的幸存者对约克公爵号船舱之大表示惊讶。 许多幸存者的证词与战后的学术研究相左，特别是在低估德国军舰受损情况的方面。一些例子看起来像是有意的误导。但是在另一些例子中，我们应该记住，大型军舰甲板下的舰员很难分辨是敌方炮弹命中还是本舰火炮的震动轰鸣。让人惊讶的是，英国人通过审讯收集到了参加海战的大部分德国主力舰的第一手资料，对其中一些军舰还附有炮塔、弹药库或推进装置的详细示意图。 与此同时，布兰登和特伦奇正在开发第一个正式的、结构化的从海军俘虏中获取情报的系统。不断修订的《海军部秘密命令》规定了如何管理俘虏，包括把军官、士官与水兵分开，没收文件和个人物品（会保留记录并开出收据），最重要的是，在专业人员到达之前不得由业余人员进行审讯。两次大战中经常有人抱怨，许多俘虏来到审讯中心时，已经在与业余人员的多次交锋中积累了许多反审讯经验，但是要求同事们保持克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问题也不限于行动部门，有证据表明，海军情报处的霍尔处长和赫胥尔勋爵（Lord Herschell）副处长有时也会出于感兴趣的内容而亲自组织审问。 审讯人员在工作当中完善自己的技巧。给予对方出乎意料的善意，往往能够扫清第一个障碍，得到对方的"姓名、军衔和编号"。最重要的是，审讯人员必须表现出无所不知的样子。他们利用现有的知识、缴获的文件、俘虏的信件和物品来准备提问，使对方搞不清楚交代什么才能平安过关。他们从不同角度反复触及同一个话题，检查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完善措施在这个阶段基本不为人知。派人假扮狱友套话的做法很少使用，用起来也非常拙劣。审讯中没有系统性窃听的记录。因为缺乏经验，加上过度依赖于面对面审问这种单一的手段，导致获取情报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没有达到原本可以达到的程度。霍尔在威廉港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因此情报处受骗的可能性不大。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特伦奇被召回部队，领导几个月前新成立的德国战俘科。他招募了一批一战时期的老兵，作为一个高度灵敏的情报工厂的核心。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 完 —
原文题为《The Battle of Jutland, Through a Looking-glass》，刊登于《The Mariner’s Mirror 105:4（November 2019）》，翻译时略有删节和补充。 | 
发表于 2021-1-6 21:58
发表于 2021-1-10 21:43
发表于 2021-1-13 12:43
居然是有些船用丝绸，有些船用薄金属，这么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