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史东 于 2021-8-5 15:33 编辑
1932—1941年间美国海军的运行费用分析 作者：托马斯·C·侯恩 编译：史东
前言：有感于前不久美国海军为对抗TG的飞升势头额外要到了250亿美元军费，故将侯恩老先生1977年发表的老文译出，一来证明海军确实是个销金窟——啊不，吞金兽，二来是感慨一下80多年来美元币值变化之巨。
从一支海军要钱的手段和花钱的方式，可以探究其面对战略形势和战术需要时作出的具体决策。具备一定规模的海军为了维持其训练计划、基地、专业人员和研发团体、以及必要的辅助机构，都必须消耗大量资金。用于维护和更新各类舰艇的资金量也可以反映出一些重要决策的存在，虽然这些决策往往不会公开。此外，在试图判断基础战略决策的性质和价值时，分配给各类舰艇的金额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起点。
本文试图以简短的篇幅，判断一个经常被提起却不够严密的观点是否正确，这个观点是：海军部和国会没有在30年代增强美国的航空母舰力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人们常常推测，当时的海军忽视航母的需求，把可用的钱花在了维护一条过时的战列线上。事实上，有人怀疑战列舰从其他所有类型的作战舰艇的正当需求中抽走了资金。这种挪用被认为是美国在对日战争的头两年处于战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关于海军军费的现有信息表明，这种针对战列舰的敌视态度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认为维护战列线就是从其他所有舰艇、更重要的是从作战舰艇上抽取资金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1、如何准确衡量海军可用资源的分配情况？2、如何确定获得资源的单位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比预想的更复杂，即便是我们假定仅仅依靠财务数据就足以分辨资源分配的路径。海军部供应与核算局（Bureau of Supplies and Accounts）汇编了30年代几乎所有服役舰艇的费用信息，这些数据是本文的基础。不出意料的是，在用于装备和维护各类舰艇的资金记录之外，单独列出了基地设施、训练项目和医院的开支。保持一支舰队正常运转所需要的钱比维持每个组成部分（或舰种）的总和更多，比如维持战列舰队的费用就必然包括一些基地和船厂设施的费用。 1935年，装备和维护所有战列舰的总费用为3270万美元，马雷岛船厂的运行和升级总费用为1528万美元。困难之处在于，在会计数字上，后一笔费用无法在马雷岛船厂服务和修理的众多舰艇之间进行适当的分摊。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其他主要船厂的大额支出：费城船厂1501万美元，普吉特湾船厂1455万美元，纽约船厂1720万美元等等。这一限制也适用于各个海军医院（1935年为641万美元）和海军的大部分补给、燃料和弹药仓库（1935年仅弹药库就有232万美元）的支出。因此，列在各个舰种名下的费用不等于在这些舰种身上花费的全部费用。官方资料中列出的费用只能作为反映各类舰艇费用多少的相对指标，而本文所依据的数字（即直接的舰艇费用）也只能假定为准确反映了各类舰艇的实际综合费用。
第二个问题，即确定花费大量资金供养的军舰的实际或最终价值，也许是无法解决的。显而易见的是，在对日作战的第一年，老式战列舰的价值明显低于老式航母（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也低于那些在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的重重禁锢下建造的重巡洋舰。但是到底低多少却不能确定，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算出这个数字。如果可以计算的话，就能将其运用到战前的财政信息中，准确清晰地发现资金被乱花或错误分配的严重程度。进一步讲，美国（以及其他海军强国）的造舰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和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的限制。在不同舰种上花多少钱需受制于外在因素，并不完全来自正常的决策过程。 各种军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条约所决定，而不一定是由军事原因确定。华盛顿条约不仅试图冻结海军开支和造舰，也导致了海军技术的停滞，特别是对美国和英国而言。条约鼓励美国海军，以及在更大程度上鼓励英国皇家海军依靠各自在数量上优于潜在敌人的军舰类型，并对此增加投资。例如，美国海军建造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目的是保护战列舰和航空母舰，而日本帝国海军却发展出强大的鱼雷和特殊的夜间战术，使其巡洋舰和驱逐舰能够削弱美、英的战列舰优势。问题的关键是，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使得美国海军除了保留并改进其现有战列舰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此外，战列舰（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是美国海军力量的公认来源，也是围绕其设计和组织舰队其他大部分兵力的核心。
选择1932—1941年作为研究对象有以下主要原因：
1、到1932年，已经有确凿证据表明航空母舰作为一支独立打击力量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作为战列线的盾牌； 2、1932—1941这十年的会计数据具有必要的细节和明显的准确性（也许1932年除外，这一年度有大量物资“回库”，报表中还出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对于这种性质的研究至关重要；
3、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航母战术和技术的成熟，而且还建设了一支重要的重巡洋舰部队。随着航母和巡洋舰的数量和重要性的增加，海军必须决定哪一种军舰（及其最适合的作战场景）能够得到最多的关注。1934年通过的《文森—特拉梅尔法案》帮助美国海军开始重新武装，尽管海军在1940—1941年有更多的钱可花，但依然需要决定在哪里投资最好。对日作战的最初几场战役是用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的十年设计、建造和升级的军舰进行的。在此期间花在舰队上的钱可以被看作是对下一场战争的投资，而这些钱的使用方向说明了海军认为它需要什么样的舰队。
根据美国海军关于“舰队军需品、维护和运行总费用”（Total fleet equipag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的官方数字，各个舰种的重要程度可以通过花在这些舰艇上的钱占所有在役舰艇飞机运行总费用（Operating Expenses for All Vessels in Commission，以下简称“运行总费用”）的百分比来衡量（表1）。表1列出了战列舰、重巡洋舰、轻巡洋舰、航空母舰、驱逐舰、潜艇六大舰种，并额外设置了“第二代战列舰”这个分项，因为第一代战列舰（德克萨斯号、阿肯色号、纽约号3艘）与更新、更强的第二代战列舰（即标准型战列舰，包括内华达级、宾夕法尼亚级、新墨西哥级、田纳西级、马里兰级共5级12艘）差距明显，前者在装甲、水下防护、主炮方面逊色得多，1932年之后主要用于训练，只是当新墨西哥级3舰于1931—1934年间开展现代化改装时才暂时恢复到全勤状态，到1938年均已退居二线（阿肯色号是在1937年）。因此，第二代战列舰的数字更能准确代表用于战列线本身的资金，它包含了1941年华盛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入役后的运行费用。轻巡洋舰包括1916年批准建造的奥马哈级，以及1938年开始加入舰队的布鲁克林级。航空母舰的数字没有计入兰利号，因为兰利号一直是个试验性的训练单位，于1939年被改装成为辅助船。关于潜艇部队的信息在细节描述上每年都有所不同，而且只有在1932年和1936—1941年间，供应与核算局才编制出堪用的可比费用数据。“（陆基）航空部队”（air forces）包括所有陆基飞机和未部署在军舰上的水上飞机，自1936年起供应与核算局不再使用这一分类。 表1：各舰种的费用占比（%）
从表1得出的正确推论是，战列舰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持续下降。1932年，战列舰、驱逐舰和陆基航空部队获得了当年运行总费用的54.3%。到1941年，一度被战列舰占据的百分比已经分散到重巡洋舰、航空母舰和潜艇上。1941年供应与核算局的报告给出的“飞机和中队”（planes and squadrons）费用是7897万美元，约占运行总费用的16%，这意味着陆基航空部队在与其他兵种的经费争夺战中保住了自己的地盘。
1932年，水面舰队的战斗力集中于战列舰；到1941年时，力量已经分布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军舰上，海军终于拥有了一支平衡的舰队。这些数字还表明，随着海军加速备战，后勤船队以及训练和支持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932年，表1给出的六大舰种占到运行总费用1.40亿美元的57.7%。到1941年，运行总费用已增至4.87亿美元，舰队规模也因为10艘重巡洋舰、9艘轻巡洋舰、4艘航空母舰、125艘驱逐舰（其中许多是后备舰）、59艘潜艇和2艘战列舰的加入而扩大。但是与1932年相比，1941年作战舰艇的运行费用在总费用中所占比例变小了（52.8%）。
这十年中，海军的费用核算分类尽管可能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并不完全相同。花费的资金被归入以下四类： 1、运行费（operating expenses），包括人员工资、燃料和弹药费用、舰载机维护费用； 2、舰体、机械和永久设备的修理和改装（repairs and alterations to hull, machinery, and permanent fittings）； 3、军需品补充（equipage replacements）； 4、军需品修理（repairs to equipage），包括小艇修理等。
表2给出了各舰种的运行费占比，表2数据与表1相近，但有几处不同。“（陆基）航空部队”的比例低得多，因为飞机的大部分费用支出属于“军需品补充”和设备修理的范畴，换言之，维护和更换飞机的费用超过了用于飞行员本身的费用。轻巡洋舰的占比在这个十年的末期上涨得相当快，因为在1938—1939年有8艘新舰投入使用。第二代战列舰数字的下降幅度小于所有战列舰的下降幅度，这是因为第一代战列舰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处于不满员状态。 表2：各舰种的运行费占比（%） 注：最初几年花在“（陆基）航空部队”上的可观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和修理飞机，而不是供养飞行员或其他人员，人员工资主要是从海军航空站列支。
表3显示出战列舰在修理和改装费用上的主要份额，特别是在3艘新墨西哥级大改装（共花费近2280万美元）的时候。重巡洋舰都比较新，直到30年代末才开始需要大的改进；对于老旧的奥马哈级来说，在战前进行改装是不经济的，所做的努力只是为了延长她们的使用寿命，直到她们可以被新舰所取代。驱逐舰的修理和改装费用在30年代一直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大部分驱逐舰舰龄较长，而且驱逐舰在本质上脆弱易损。1941年潜艇改装费用的激增是老式潜艇做好战争准备的结果（1941年仅S级就有38艘，其中许多驻扎在菲律宾和巴拿马运河区），正如1940年驱逐舰费用的增加引发了将部分老舰除役的措施一样。然而，战列舰不可能被迅速或廉价地取代，海军原本计划延续新墨西哥级大改装的思路，对田纳西级和马里兰级作一番彻底改造（5艘舰，预计每艘花费1500万美元）。但这些计划被搁置一旁，以便将有限的财力用于其他舰种，同时海军也不希望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将战列线的几大主力闲置在船厂。1934年国会批准海军用更快、更强大的新型战列舰替换老舰，这也打消了海军进一步推动老舰大改造的劲头。慢吞吞的老舰不可能加入40年代的战列线，所以对她们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紧迫性不大。简而言之，海军选择寻求资金用于建造新舰，而不是改造老舰，这一决定反映在了表3中。 表3：各舰种的修理和改装费占比（%）
衡量不同舰种耗费多少的另一种方法，是以一年为周期计算并比较每舰的平均费用，如表4所示。战列舰的金额只统计了二代舰，航母的金额仍旧剔除了兰利号。平均支出的延续性引人注目，同时与战列舰相比，维持一艘巡洋舰的成本相对较高。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军费花在了航母身上，之所以航母的军费占比很小（见表1），是因为在役航母的数量少（突击者号1934年服役，约克城号1938年服役），而非财力上支持不足。 表4A：各舰种的每舰年平均费用（单位：万美元） 注：1941年第二代战列舰的平均费用增加，一是因为2艘新舰（实际应该算是第三代）服役，二是为老舰加装防空武器。
表4B：各舰种的每年在役数量（单位：艘）
表5作了更加详细的比较，以3艘典型军舰为例，列出1932—1939年间不同类别的费用支出。西弗吉尼亚号和列克星顿号分别服役于1923年和1927年，奥古斯塔号则是较早服役（1931年）的重巡洋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列克星顿号比西弗吉尼亚号更烧钱，特别是在舰体和永久设备的修理改装上。列克星顿号的“军需品补充”费用只是西弗吉尼亚号的三分之一，对这一点无需惊讶，因为后者的军械消耗必然更大。
表4和表5表明海军在航母（和巡洋舰）上花费了大量资金，1941年所有舰种的费用都大幅增加，说明在30年代后期每个舰种其实都有一些需要额外投入费用的地方。如果国会和海军部存在疏忽之处的话，那就是没有及时为将来的战争而授权建造更多航母（例如像1935年之后的授权那样）。30年代在役的航母并未沦为财政疏忽的受害者，即使有些改造项目可能因为资金短缺而搁置。比如，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到1941年还搭载着8门203毫米炮，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火炮对航母而言是一种负担。珍珠港事变后，海军没有发生过因为航母以往缺少资金、推迟修理而影响作战的情况，问题纯粹是因为航母数量不足。 表5：3艘典型军舰的费用比较，1932—1939年（单位：万美元） 注：合计数不等于各项相加，因为舰艇在某些年份会得到额外补贴，原因是将未使用物资（比如军械补给，甚至是飞机）返还仓库。这种做法会造成账目不平，在1932年尤其突出，之后有所改善。
表6和表7显示了主要舰种每吨每年的运行费用。表6中的数字是通过将每个舰种每年的总费用除以这个舰种下所有舰艇的试航排水量（如无法获得，则使用设计时的正常排水量）总和而得到的。表7采用的是满载排水量。两张表都试图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成本衡量方式，比之前的表格给出的直接比较和百分比揭示了更多的信息。这两张表都显示了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等重型军舰的相对经济性，而且都倾向于支持本文的一个主要论断，即海军没有为了维护战列线而忽略其他类型的舰艇。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与战列舰和航母相比，重巡和轻巡看起来都是低效和昂贵的。这个结论可能会受人质疑，认为巡洋舰和战列舰在设计上的根本区别使得任何每吨成本的比较都毫无意义。战列舰在这样的比较中有先天优势，因为她们在排水量至少是三倍的情况下，运行费用还不到两倍。也就是说，分配给战列舰的额外吨位不会成比例地增加运行费用（对于建造费用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大部分额外的重量是在装甲防护上，通常不需要像对轮机和人员那样源源不断地投入费用。 表6：各舰种的每吨每年费用（单位：美元） 注：华盛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列在1941年的“第二代战列舰”中。
表7：各舰种满载排水量的每吨每年费用（单位：美元） 注：1932年航母低得异乎寻常的原因是许多交付给航母的装备被退回，加上航母获得大笔补贴来冲抵其他支出（同表5注）。1936—1939年较低的金额并不代表舰艇运行费用变得便宜，而是新舰加入、僧多粥少的结果。华盛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列在1941年的“第二代战列舰”中。
事实上，皇家海军对华盛顿海军会议为巡洋舰设置的1万吨排水量上限、203毫米主炮口径上限觉得后悔，因为这种大型化、重武装巡洋舰的成本将超过她们作为侦察兵或商业保护者的价值。正如斯蒂芬·罗斯基尔在分析华盛顿海军条约时指出的那样：“英美两国的海军当局都没有从战术和技术上认真斟酌这一决定……似乎没有注意到各海军强国几乎肯定会按照条约允许的上限来设计各自的新巡洋舰。因此有理由说，这次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反而推动了一类重要军舰的尺寸和武器的大幅增加。”巡洋舰、甚至是轻巡洋舰的设计都以牺牲运行经济性和防护为代价，过度强化了速度和火力。现实中，巡洋舰的舰员人数有一个不能突破的下限，因此30年代重巡洋舰的人数是战列舰的一半，尽管更加先进的战列舰的排水量三倍于条约重巡。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是基于战列巡洋舰设计的，和所有巡洋舰一样，航母也拥有与其舰体和装甲重量成比例的大量舰员，也为速度牺牲了防护。即便如此，航母的运行成本还是比巡洋舰低得多。如果说在二战前的十年中，有哪个舰种可以被指责为从航母上抢夺稀缺资源的话，那就是巡洋舰。
表8展示了另一个衡量成本的标准：四个舰种每年的费用除以其对应的舰员编制人数。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供另一种衡量费用的方法，以克服绝对规模和费用的差异。表9中数字的作用是一样的，不过计算的只是当年实际在舰上的每位军官的费用。这两张表再次暗示，巡洋舰的运行费用相对而言并不比战列舰少多少；如果用分摊到每位军官（包括飞行员）的费用或每位水兵的费用来表示的话，航空母舰的费用确实不高。必须承认战列舰占用了很多军官（其中初级军官的占比大大高于其他舰种），来自1932年航海局局长报告中的表10给出了军官在不同舰种和专业岗位中的分布情况，在战列舰上服役的军官非常多，这也解释了战列舰为什么能够吸引住军官团的注意力。即使在1932年，当海军只有10艘轻巡和8艘重巡在役时，巡洋舰队的军官人数之多也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说海军在战前确实忽视了航母部队的话，那么并不仅仅是战列舰的缘故，也不主要是财务方面的忽视。问题在于，没有足够多的军官拥有航母作战的经验（不一定是飞行经验，了解航母如何运作以及什么样的编队最合适也很重要）。 表8：1932、1935和1938年各舰种 按照舰员编制人数分摊的平均费用（单位：美元） 注：1938年航母的数字低于正常情况，因为企业号全年都处于不可用状态。所有舰种在这一时期都只带有规定编制人数的90%。
表9：1932、1933、1938和1941年按照 实际在军舰上服役的军官分摊的平均费用（单位：美元） 注：飞行学员未计入。一级准尉、编入舰艇分队和指挥部参谋的专业军官均计入。
表10：1932年在各舰种服役的军官人数（单位：人） 注：航母的数字不包括飞行员。专业军官（Staff Officer）包括医疗、牙医、供应、宗教、建造领域的专业人员。截至1932年6月30日，海军现役军官总数为9423人，其中有5881名作战军官（Line Officer）、1166名一级准尉（Commissioned Warrant Officer）、289名二级准尉（Warrant Officer）；由此可知，战列舰在军官总数中的占比为11.4%。
即使在经过战争的“考验”后，通常也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决定花在主要武器上的钱是否是明智的投资。人们可以争辩说，老式战列舰在1942年几乎毫无用处，对抗日本人的重任必然落在压力巨大的航母和巡洋舰上。但战列舰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即便只是成为日本人的靶子，认为在战列舰上花钱是浪费资源的观点是一种“事后诸葛亮”。日本人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并没有放弃战列线的概念，因此不能假设任何聪明的海军参谋部都应该认识到战列线的超群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供应与核算局的记录所揭示的支出模式并不支持“航母部队没拿到钱是因为对战列舰的偏爱”这样的论点，尽管当然可以争辩说用于建造新型战列舰的资金和精力本可以更好地用于航母。（注：北卡罗来纳号的造价略微超过4800万美元，华盛顿号是4319万美元，企业号是2384万美元，大黄蜂号是2700万美元左右）此外可以明确的是，老旧战列舰不是效率低下、质次价高的“白象”，没有从其他舰种那里不必要地截取急需的资源。这十年中，花在战列线上的相对金额稳步下降，只有当华盛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服役后才开始上升。而且按吨位计算，战列舰的运行成本并不高，所以是相当合算的训练舰。 如果说30年代对水面舰队有任何的费用偏向，那也是偏向巡洋舰，特别是1930年伦敦条约允许美国海军使用的18艘重巡洋舰。这些巡洋舰的维护费用相对较高，表明它们已经取代了老式战列舰，成为舰队的主要水面单位。华盛顿条约阻止了战列舰建造，而对巡洋舰性能的限制意味着这类军舰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昂贵和不平衡。如果战列舰的实力和发展受到冻结，而海军对大型水面单位仍有明显需求的话，就不得不把钱投向不经济的巡洋舰。
此外，与战列线的捍卫者相比，航母的倡导者要面对的问题更多。本文的一个主要假设是，在30年代争夺稀缺的预算资源的竞争中，海军航空兵不得不竭力争取其在全部拨款和用款之中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发生在海军部内部，对手是各个局，对象是国会分配给海军的造舰、运行、研究等总费用。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在任何一个年度的所有军事支出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航空的，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海军航空兵必须与陆军航空兵争夺用于所有航空采购、研究、基地建设和训练的专项资金。在第一种情况下，竞争将在航母倡导者与和海军其他所有主要兵种（包括陆基巡逻轰炸机和飞艇“航母”）的支持者之间展开。在第二种情况下，陆军航空军与海军航空局之间的竞争将比海军内部的争端更重要。第二种情况只有在官方认识到需要强有力的飞机打击力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它将使航母的倡导者与战略轰炸机的爱好者形成对立。 从海军航空局内部看，航母航空兵在30年代变得越来越占优势。例如，在1930年，只有47%的海军作战飞机实际上跟随航母、或是作为水上飞机在巡洋舰和战列舰上出海；到1934年，这个比例几乎达到了70%。此外，随着大型飞艇梅肯号和阿克伦号相继失事，其潜在的财政威胁到1936年已经过去（1934年仅梅肯号飞艇及其载舰帕托卡号的运行费用就超过50万美元）。表11比较了7个主要的海军船厂的运营和升级支出与7个主要的航空站的类似支出。这7个船厂（东海岸的朴茨茅斯、波士顿、纽约、费城和诺福克，西海岸的马雷岛和普吉特湾）可能是本文涉及的十年间美国最重要的船厂。7个耗资最大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包括1932年和1936年的阿纳科斯蒂亚、汉普顿水道、彭萨科拉、圣迭戈、匡蒂科、莱克赫斯特和珍珠港，1940年则由阿拉米达取代了汉普顿水道。
表11的目的是比较用于水面舰队的一种主要支持设施的金额与用于海军航空部队的类似设施的类似金额。1932年，花在7个航空站的费用是7个主要船厂的36%。但在同一年，海军“（陆基）航空部队”的运行费用仅占所有在役舰艇运行总费用的16.2%（见表1）。1935年，用于7个航空站的费用是7个主要船厂的17%；1940年，这个比例为15%。 30年代初以后，用于主要航空站的费用占比下降，这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许多航空站在1932年仍处于新建或扩建中，到30年代中期之后只需花费少量的运行费用。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到30年代末，各个海军航空站已经不是海军航空兵的中心。当约克城号和企业号服役后，非常高比例的海军飞机是以航母为基地，即便只是定期上舰部署。到1940年，海军飞机支持设施的大部分维护费用体现在主要船厂的账目中。航母已成为像圣迭戈和彭萨科拉航空站那样的基地角色，而维护航母的任务落在了主要船厂身上。 再加上之前表格中给出的信息，表11的数字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在二战前的十年中，当海军向各个重要的武器类别分配资源时，并不存在对航母航空兵的轻视。然而，海军航空兵与陆军航空军哪个更得宠、得宠程度如何并不清楚。1927年，陆军启动了一项基地建设和飞机采购计划，旨在到1932年底为陆军提供1800架可用的现代化飞机。陆军航空军的拨款因此急剧增加，从1928年的不到20万美元增加到1931年的近4200万美元。陆军航空军从这样的起点开始致力于战略轰炸机，到30年代末，B-17有力挑战了只有航母才能将美国军事力量有效投射到太平洋对岸的论点。这种挑战在财政上有多严重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像本文中使用的费用数字能否表明大型轰炸机的支持者与航母航空兵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结果。 表11：主要海军船厂与主要航空站的运行费用（单位：万美元）
到1941年，海军运行费用的趋势体现出一支平衡舰队的建设方向，大量资金正被用于重要、但也许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舰种，如驱逐舰和潜艇。诚然，国会在30年代授权造舰时倾向于加强战列线。例如，在1934年批准建造7艘战列舰，1938年又允许建造3艘。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只批准建造5艘航母：1933年2艘（约克城号和企业号），1934年1艘（黄蜂号），以及1938年2艘（大黄蜂号和埃塞克斯号）。但是，这种对建造战列舰的重视并不仅仅是基于（甚至是“主要基于”）对现代化战列线的战略需要。根据华盛顿条约设置的标准，许多老式战列舰已经超龄服役，其余战列舰也在迅速接近这种状况。更重要的是，航母的设计仍处于快速进化过程中。直到从约克城号和企业号上获得经验后，埃塞克斯级的基本设计要素才明确下来。30年代批准建造的航母数量受到压制的原因，是缺乏可供选择的设计方案以及条约的限制（华盛顿条约将美国海军的航母吨位限制在13.5万吨），而不是因为海军专注于维护一条过时的战列线。
1941年的舰队当然要比1932年平衡得多。后者主要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批准或建造的军舰组成，航母、巡洋舰、辅助船和现代化驱逐舰明显不足。到1941年，这种不平衡已经得到了纠正，新的造舰计划还将进一步充实某些舰种（如供应船和驱逐舰）。运行费用的支出模式表明了30年代发生的变化方向和程度，似乎比国会的各种授权更能说明海军结构的变化。
— 完 —
注：原文题为《Battleships vs. Aircraft Carriers: The Patterns ofU.S. Navy Operating Expenditures, 1932-1941》，刊载于《Military Affairs, Vol. 41, No. 3 (Oct., 1977)》。翻译时有所删减，主要涉及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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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2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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