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史东 于 2021-9-22 21:45 编辑
海军元帅、缅甸伯爵蒙巴顿在日德兰海战纪念晚宴上的讲话 （1978年5月25日于勇士号铁甲舰上）
日德兰海战结束不到7周后，刚满16周岁的我加入了贝蒂的战列巡洋舰舰队旗舰狮号，成为一名军官候补生（midshipman）。我激动万分，因为狮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军舰。 该舰当时还在罗塞斯船厂进行战后修理，舰体中部原本是Q炮塔的位置上仍有一个大洞，时常听人说起又找到了曾在Q炮塔工作的不走运的海军陆战队炮手们的尸体碎块。在我们前往纽卡斯尔安装新炮塔之前，炮座被钢板暂时盖住，当成军乐队演奏台使用。 因为错过了这场海战，我觉得非常难过。我本应在日德兰海战前一个月加入狮号，却被派往位于德文波特Keyham的皇家海军学院参加为期10周的“训练巡洋舰”课程。我因此错过了在狮号前舰桥属于我的“前排座位”上参加战斗的机会。 每个人都在谈论这场海战，特别是我的哥哥乔治，他曾是新西兰号战列巡洋舰A炮塔的军官，通过观察缝看到玛丽王后号和不倦号爆炸沉没。他有一台带长焦镜头的摄影机，但舰长不允许他从船舱里取出来。 尽管我们伤亡惨重，或许正是因为伤亡惨重，战巡舰队的士气十分高昂，我很快就被大卫·贝蒂爵士的魅力所吸引，成为他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我觉得他勇敢、潇洒，从头到脚散发着英雄气概。当玛丽王后号和不倦号被敌方炮火击毁时，贝蒂可曾退却过？——他才不会呢——事实上，一名军官候补生听见他对旗舰舰长查特菲尔德说：“今天我们这些该死的船好像出了毛病。朝敌人转向两个罗经点！”我们都为他这句名言感到骄傲。 战巡舰队还损失了无敌号，总计数千人阵亡。而大舰队做了什么？据说英国战巡对三艘德国战巡的重炮命中次数比整个英国战列舰队还要多。我当时以为，这是由于杰利科这个身材不高、头脑发达但过于谨慎的人担任总司令一职，他显然不是我们敬爱的贝蒂那样的战斗领袖。（译注：套用一个老段子就是“BCF尸山血海、中流砥柱，GF保存实力、游而不击。”） 几周后，当战巡舰队前往斯卡帕湾访问大舰队时，我与表哥阿尔伯特王子（后来的乔治六世国王）在科林伍德号战列舰上共进晚餐，我惊讶并且不安地发现，显然大舰队的所有人都觉得战列巡洋舰让他们失望了。询问之下，有人认为英国战巡被德国战巡带偏了方向，没有履行好首要职责，让总司令了解德国公海舰队的位置和动向。我想，很明显，这些人是在为自己战斗不利作掩饰。 62年前，与所有在战巡上参加日德兰海战的人一样，我对此有着强烈而错误的感受，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当战巡舰队驶入斯卡帕湾时，杰利科和贝蒂各自下令全员列队，向对方欢呼致敬，试图改善两支舰队之间的关系。对此我想说的是，当贝蒂于1916年底接替杰利科担任大舰队总司令后，他将原来“战列巡洋舰舰队”（Battle Cruiser Fleet）的名称改为“战列巡洋舰部队”（Battle Cruiser Force），强调他们确实是大舰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贝蒂手里接管战巡部队的是帕肯汉姆，我哥哥到狮号上加入了他的参谋部，因为心地善良的海军部拒绝让兄弟两人在战争中冒着风险在同一艘军舰上服役，贝蒂不久后从杰利科的老旗舰铁公爵号转移到快速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时把我也带去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被他从第5战列舰中队中抽出，成为新的大舰队旗舰。 狮号的另一名军官候补生也来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在尉官起居室（Gun Room）里只受到冷淡的欢迎。战列舰的军官候补生们明确表示，他们不喜欢来自战巡的军官候补生。 因为不情愿让伊丽莎白女王号成为贝蒂的新旗舰，加上随行的参谋部会造成军官们住宿拥挤，就在贝蒂登舰前夕，该舰举办的音乐会上诞生了一首流行歌曲，后来经常被尉官起居室的同袍们唱起： 我们想要住在船舱（We want to keep our cabins,） 那是我们的地方（our cabins we do.） 免得躺在吊床上晃（We don't want to sling in hammocks,） 还要把硬领子戴上（and wear stiff collars too.） 镀金参谋，惬意风光（For a gilded staff may be jolly fine,） 然而大伙儿都觉得（but with you'll all agree,） 第5战列舰中队（That more or less the 5th B.S.） 才是老QE的家乡（is the old Q.E.） 直到一战结束后很久，我才开始清楚日德兰的真实情况。从那时起，我比以往时候更加着迷于这场战役。1934年2月至3月，我第一次担任舰长（果敢号驱逐舰）之前，在海军战术学校接受培训。2月13日，战术学校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日德兰海战的演示会，我相信这是第一次运用德国海战档案的演示。战术学校的地板被划分为许多方格，每个代表1海里乘以1海里，用手工移动舰艇模型的方式重现海战过程。 校方邀请杰利科、贝蒂以及他们下属的高级军官一起参加。杰利科接受了邀请，并与当年的参谋长查尔斯·麦登爵士和旗舰舰长弗雷德里克·德雷尔爵士等人一同出席。贝蒂没有到场，考虑到战列巡洋舰交战阶段的演示过程，我并不觉得惊讶。不过，曾经（在贝蒂麾下）指挥第2轻巡洋舰中队的威廉·古德诺爵士来了，这次演示充分说明他是战巡舰队中的杰出人物。 演示会即将结束时，战术学校校长詹姆斯·特鲁普上校邀请当年参战的高级军官发言。大舰队总司令、海军元帅杰利科伯爵是第一个开讲的。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清楚地了解到战役期间双方的整体情况。演示中的一切看似简单清晰，主要是没有充分反映出恶劣且不断变化的能见度，以及他本人缺乏情报的问题。 他拿起一个羽毛掸子，在代表4艘领头的德国战列舰的模型周围画了一圈。他说，在22艘德国战列舰中，他能同时看到的不超过3或4艘，也没有真正掌握德国主力在哪里或做什么的整体场景。南安普顿号上的古德诺除外，他从来没有走错过一步，而且总是勇敢地移动到正确地点，为杰利科提供更多重要情报，其他人几乎没有送来任何有价值的报告。 18时，在战巡交战过后，他看到了狮号，后者的主要任务是随时向他报告信息，他却不得不主动询问“敌战列舰队在哪里？”，然后等了将近15分钟才得到回复，他需要情报来决定如何部署自己的战列舰队。这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但留给他的时间寥寥无几。 麦登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他生动地描述了杰利科用半分钟时间下定决心的紧张过程。杰利科在标准罗盘上查看了敌人方位，又环顾四周的能见度，用清晰的语调命令舰队信号官挂出“等速机动，航向东南”的旗语。 麦登继续说，这是一条全新的旗语，前不久才引入海军。舰队之前从未尝试过“等速机动”的展开方式，更何况是以距离敌人最远的左翼纵队为基准。震惊之下，他一度怀疑自己的长官是否突然丧失了理智。为了这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后者已经等待并忙碌了近两年时间。如今机会降临，他却撑不下去了？他崩溃了吗？不过，当麦登看到总司令平静无波的举止时，他便放下心来，更让他安心的是，在所有军舰都确认收到信号前，总司令就向旗舰舰长下令“开始展开”（麦登确信当天在座的德雷尔也记得这一点）。德雷尔拉响两声短促的汽笛，随后命令“左舵20”。另外五个纵队的先导舰也一起开始左转，节约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 回到港口后，麦登召集参谋部，花了几个小时重新整理总司令下令展开战列线时的确切情况和可用信息。在此基础上，他们尝试了每一种可供选择的展开方式，并跟进了解其对海战结果的影响。由于缺乏有关的报告，敌方战列舰队已经离得非常近，任何其他方式的展开都会使第1战列舰中队暴露在德国公海舰队的集中火力之下。麦登和参谋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左翼纵队为基准进行等速机动的展开方式不仅是最好的，而且几乎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在危机时刻，总司令只用了30秒就得出同样的结论！ 杰利科这一英明决定使舍尔落入了陷阱，公海舰队运用“战斗转弯”（从殿后舰开始，各舰依次转弯脱离战斗）的特殊机动方式才堪堪逃脱。杰利科知道德国人练习过这种转弯，但我军从未想过避免战斗，因此也没有同类的信号。 通过这种逃跑的机动方式，德国舰队似乎从迷雾中消失了。但是，杰利科对大舰队指挥得当，后续又创造了两次击溃公海舰队的机会，而公海舰队又只能转弯逃跑。麦登很高兴今天的演示让他看到了总司令指挥舰队的卓越方式。 德雷尔和古德诺强烈支持麦登的意见。 杰弗里·布雷克爵士是当时铁公爵号的中校枪炮官，他用德国人被大舰队击中的次数远远多于回击次数来印证这一观点。但他也承认，因为杰利科采取的展开方式，光照变得对我方战列舰非常有利，而在之前战斗中对德国战巡有利。 杰弗里·布雷克爵士告诉我，次日早晨，杰利科问他：“你打的是哪条船？”布莱克回答：“敌人领头的战列舰，国王号”。杰利科逼问道：“你确定？你真的确定你打的不是不屈号么？”此时，英国战巡舰队已经从前方穿越我军战列舰队的航线，能见度很差，但布莱克能够保证，国王号的轮廓是明确无误的。我今天引用这段惊人的对话，只是为了说明能见度差所造成的困难和混乱。 因为时间关系，当天只演示了日间战斗，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科林伍德及其高级军官讨论特拉法尔加的历史性战役后作出的评价。这场讨论发生在44年前，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直很清晰。 我听说3月9日将进行日德兰夜间战斗的演示，在征得校长和朴茨茅斯总司令的许可后，邀请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八世国王）出席。在我家用过早餐后，亲王和我驱车前往战术学校，目睹了一场更加精彩但令人沮丧的演示。这次杰利科和贝蒂都没有来，但是麦登以及杰利科的上校副官莱昂内尔·哈尔西爵士等人在场。 杰利科决定坚持以下原则：如果经过短暂的夏夜，在第二天早晨确定能够干掉蹒跚的敌舰并在事实上击败整个公海舰队的话，我们将不会冒险进行夜战。众所周知，贝蒂对此是同意的。 当夜幕降临时，大舰队的150艘军舰位于公海舰队与其基地之间。舍尔有两条返回威廉港的备选航线。路程较远、但相对隐蔽的路线是向西经由博尔库姆和埃姆斯河。较短的路线则是向东经过霍恩礁，而他最后看到的大舰队情况表明，他必须在夜间穿过英国人的航线才能到达那里。 杰利科希望避免在夜战中“碰运气”。据信德国人开发的夜战技术远比我们有效，可能是因为他们舰队的实力较弱，或许只是我们在为自己缺乏照明弹和良好的探照灯操纵能力寻找借口。 杰利科在21时38分收到贝蒂的信号，说敌人正朝西南偏西方向航行，这意味着舍尔正沿着博尔库姆—埃姆斯河航线返航。无论如何，杰利科选择了这条向西的较长航线，而舍尔实际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走经过霍恩礁的较短航线。 这次演示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公海舰队是如何从英国殿后的轻型部队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他们损失了战列舰波美拉尼亚号，轻巡洋舰埃尔宾号和罗斯托克号受重伤后被德国人自行了断。 麦登强调，这场夜战发生在离铁公爵号太远的地方，杰利科和参谋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看见队尾方向有微弱的照明弹光芒，认定是德国驱逐舰在发动夜袭，总司令对此没有什么能做的。 处于舰列后部的英国战列舰很清楚德国主力正在奋力突破，演示中明确指出，我方3艘战列舰马来亚号、刚勇号和雷鸣者号都发现了敌方重型舰，但她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上报这一情况或是转向与敌人交战。 麦登抱怨说，总司令没有收到过任何一艘军舰发送的无线电报告，即使是在军舰本身卷入交战的时候；后部的高级军官们也没有主动上报。但有人指出，加兰号（第4驱逐舰支队）于21时50分报告发现敌方驱逐舰队，卡斯托号（第11驱逐舰支队）于22时50分报告发现第2侦察群，福克诺号（第12驱逐舰支队）于1时52分报告发现公海舰队。事实上，这三份敌情报告都没有被杰利科接收到，主要是因为德国人实施了无线电干扰。 哈尔西强调，两相比较，德国军舰对每一次接触和每一次交战都有报告，从而使他们的总司令完全了解情况。这些无线电报中的大部分都被英国海军部截获并破译。他们甚至破译了有关舍尔的航线和航速的电报。 哈尔西说，杰利科曾痛苦地抱怨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但特鲁普上校指出，海军部在22时41分转发过一份截获的电报，显示舍尔正驶向霍恩礁。 杰利科没有出席这次演示会，但他的参谋说他不相信这份电报，主要是因为当天早些时候同样来自“40号房间”的一份类似的截获电报说德国舰队总司令仍在亚德湾，而且海军部对德国舰队21时位置的估计明显有误。 海军部的作战处与情报处之间缺乏信任和联络，这是令人遗憾的。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于，“40号房间”总共破译了7份电报，毫无疑问地说明舍尔正在走霍恩礁航线，但作战处却没有将其中任何一份发给杰利科。如果铁公爵号在0时30分之前收到信息的话，杰利科就有时间切断公海舰队的退路，在天明之后迫使其交战，赢得又一场“光荣的6月1日”海战。 最终，公海舰队逃过一劫但损失惨重。吕佐夫号进水8000吨，不得不被放弃。塞德利茨号的舰艏与水面齐平，搁浅在霍恩礁上。德弗林格号奇迹般地带着3400吨海水返航。 威尔士亲王和我回到家，虽然被我军官兵的英雄事迹和大无畏气概所鼓舞，但还是感到震惊和沮丧。我决心继续研究皇家海军最近这场大规模舰队战的经验教训。 我开始整理这场战役的记录，以及应当从中吸取的教训，但我无法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后来我运气很好，杰利科伯爵来拜访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威廉·费希尔爵士，也要求我在1935年3月6日前去叙话。 他回忆了在海军部我父亲（译注：即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原第一海务大臣）手下工作的日子，并对我父亲表示无限的钦佩和喜爱。他让我告诉他海军的发展前景和训练情况，以及几年前我担任（地中海）舰队无线电官的情况。 我告诉杰利科，我向每一艘军舰的信号官灌输理念，信号官的首要职责是一有机会就自己编写“敌情报告”和“战斗情报信号”，然后努力说服将军或舰长让他发出去。在总司令的亲自支持和主持下，我为地中海舰队70艘军舰的所有将军、舰长和信号官安排了一次无线电报演示，试图让他们明白自己有责任向总司令通报情况。杰利科说：“好孩子。如果大舰队在1916年接受了这样的训练，日德兰海战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大意如此) 我问他是否意识到发射药防闪爆措施不足带来的危险、我方战巡装甲较薄、我方丝紧结构的火炮过于沉重、以及我方穿甲弹与德国人相比的弱点。他说，在战前不久，当我父亲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时，他曾与我父亲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们都同意，在这些方面德国人很可能比我们强。但是在日德兰海战之前没有人知道我们穿甲弹的弱点。我父亲曾说过，他正竭尽所能来纠正这些问题。这也是让杰利科变得谨慎的因素之一。 他实际上并没有批评贝蒂不等待隶属于他的第5战列舰中队的15英寸炮支援就匆忙上阵，但我的印象是我们俩对此都有同感。我个人一直认为贝蒂的旗尉官犯了大错，因为他在第5战列舰中队看不见狮号的旗语时，没有通过信号灯或无线电重复发送必要的信号，以至于她们未能紧随战列巡洋舰投入战斗。他对我们终于放弃了超重的丝紧结构火炮表示满意，新建的乔治五世国王级战列舰将拥有德国式的层紧结构火炮，重量轻得多。他最大的遗憾是错过了在6月1日白天歼灭公海舰队的机会，国家和人民本该从皇家海军那里获得他们有权期待的胜利。 最后他提到了战术学校的演示，这表明大舰队的水兵们在运用现有军舰和装备方面表现出色。他补充说，战术学校基于交战双方的完整记录所作的全面演示，应当成为撰写这场战役真实历史的唯一基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杰利科，他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去世了（译注：1935年11月20日）。我已经完全改变了在当军官候补生对他产生的不成熟的情绪化看法。我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勇敢和出色的人，虽然我仍然为他没有一路冲向霍恩礁而感到惋惜。 在后续调查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穿甲弹在近距离弹道平直的情况下表现良好。但是海军参谋部对如何打一场现代海战缺乏谋划，没有指出实战射程将远远超过演习射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穿甲弹在远距离射击时被发现有问题。 费希尔勋爵发明战列巡洋舰时，为了速度而牺牲了装甲。德国人建造的战巡使用更轻但非常有效的火炮，速度略低，但防护好得多，德弗林格号的装甲与我们的铁公爵号战列舰相同。我们的玛丽王后号排水量27000吨，只有3900吨是装甲，而24600吨的塞德利茨号有5200吨装甲。难怪德国战巡能够承受更沉重的打击，并且在能见度有利的条件下给我们以强有力的回击。 但是，我方战巡遭受灾难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没有对炮塔内的发射药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当炮塔装甲被击穿后，发射药起火燃烧，并通过闪爆的方式引爆弹药库中的其余发射药。（译注：这个说法过于粗略了。） 我方4艘战巡的炮塔装甲被德国穿甲弹击穿，其中3艘引爆弹药库沉没，第4艘也就是狮号被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的头脑和英勇精神所拯救，他身负致命伤后，下令向弹药库注水并立即关闭水密门。他因此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德国军舰上有9个炮塔被英国炮弹击穿，其中8个起火但没有蔓延到弹药库，没有一艘船被炸毁。 布莱克强调，德国军舰的水密分区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的舰员不得不住在舰上，而德国舰员住在岸上专门建造的营房里。事实上，他们在1916年5月30日登舰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正常编制。战后由美国海军接管的德国舰艇被认为不适合进行任何长时间的航行，必须对其生活区进行改造才能横渡大西洋。这一点，加上更重的装甲，意味着德国军舰在设计时就比我们更重视防御。 在进一步调查中，我发现无法准确评估英国军舰的中弹数量，因为没人确切知道爆炸沉没的军舰被击中过多少次。按照德国人的记录，其发射3600发重型炮弹，命中70至80发。我相信德国人低估了已方军舰受到的打击，按照后来的估计，英国发射4600发，命中140发。 所以从比例上看，德国每发射45发就命中1发，英国每发射33发就命中1发。不考虑能见度的影响（前期对德国战巡有利，后期对英国战列舰有利），英国的炮术好于德国，命中率是4比3。舰艇沉没和人员伤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德国击沉了11.2万吨的英国战舰，造成近7000人伤亡。我们击沉了6.2万吨的德国战舰，造成近3000人伤亡。 如果我们没有遭遇有缺陷的穿甲弹和完全不足的防闪爆措施，进而排除弹药库殉爆后几乎全员阵亡的5艘船（译注：分别是不倦、玛丽王后、无敌、防御、黑太子，原文未提到同样是殉爆的黑太子号）的话，数字就会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们的射击更有优势。正是这些技术缺陷打败了我们。 然而我们这些船的的确确是爆炸了，可以理解的是，德国人自称打赢了一场胜仗。我们说一支胜利的舰队是不会逃跑的，既然我们把遍体鳞伤的德国人赶回了老家，我们自然也声称取得了胜利。但是，恐怕我不能认为我们在日德兰的整体表现（当然包括技术缺陷）是令人满意的。 我相信我们的空军伙伴会对空中侦察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在日德兰，双方都具备空中侦察能力，但都没有真正用好这种能力。公海舰队派出了10艘齐柏林飞艇中的5艘，但是因为海上起雾的缘故，在战斗开始前就把它们召了回去。 坎帕尼亚号水上飞机母舰因为信号错误被留在了斯卡帕湾。她出动较晚，但我相信她本可以在战斗开始前赶到，至少是进入飞机航程范围。当时海面很平静，足以放飞她搭载的10架水上飞机，但是杰利科让她返回了，可能是担心没有护航的坎帕尼亚号会被德国潜艇击沉。然而，与海战当天拥有空中侦察的价值相比，这种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的战巡舰队有恩加丁号水上飞机母舰随行，4架水上飞机中只有1架成功起飞，发现了几艘德国轻巡洋舰。恩加丁号不得不停下来，回收这架发生故障的水上飞机。估计贝蒂是觉得他不能再等下去了。诚然，当时的云层高度只有300米，而且有雾，但是任何形式的空中侦察都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不同。 最重大的决定是由海军部做出的。杰利科预计当天会掌握91艘驱逐舰，其中18艘是以哈里奇为基地、由蒂里特准将指挥的，后者还拥有5艘轻巡洋舰。哈里奇分舰队实际已经出动，准备加入大舰队的行列，但海军部命令它回港，以防备德国可能对海峡港口发动的进攻。这样一来，杰利科只剩下73艘驱逐舰，对应舍尔的61艘。额外的18艘驱逐舰和5艘轻巡洋舰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在夜战中。 最后，让我们比较一下主力舰的数量。英国有2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总共36艘。德国有16艘新式战列舰、6艘老式战列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总共27艘。在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交战中，总共有259艘战舰参与，其中154艘是英国的，105艘是德国的。 我们本该决定性地击败德国人，但我们没有，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穿甲弹和防闪爆措施存在缺陷，以及德国人以牺牲居住条件和航速为代价增强了装甲防护，使他们的军舰能够承受更严重的打击。 同时，由于我们没有建立起参谋学院，所以缺乏很好的计划。自从纳尔逊去世后，允许高级军官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想法就受到压制，更不要说鼓励他们了。骄傲、自大以及在设计建造方面缺乏技术能力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们舰员的勇气和精神仍然一如既往地伟大。 我今天讲述的这个故事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尾。英国人只用两天时间就准备好再次出发，兵力优势也进一步扩大，而公海舰队直到两个多月后才能再次冒险出动。 1916年8月19日，他们动用全部力量发起最后一次出击，我军出港迎战。我当时在狮号的前舰桥，坐在存放战旗的大黑盒子上，欣喜若狂。后来我们看见一艘齐柏林飞艇，知道我们已经被敌人发现，在我们迫使敌人交战之前，公海舰队就已经夹着尾巴逃窜了。战争的最后几年，他们再也没有以这样的兵力出动过，直到向贝蒂和大舰队投降。 如此说来，究竟谁才是日德兰海战的赢家呢？
— 完 —
注： 1、原文题为《THE BATTLE OF JUTLAND: AN APPRECIATION GIVEN AT THE ANNUAL JUTLAND DINNER IN H.M.S. WARRIOR ON 25 MAY 1978》，刊登于《The Mariner's Mirror, 66:2》。 2、蒙巴顿的观点和论据已经有些过时，但其人其言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加上前半篇文章颇有趣味，姑且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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