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海战军事革命：技术源头、战斗结果和战略后果

媽寶地狗

作者:小约翰·F·吉尔马丁


自从查尔斯·奥曼将让哈布斯堡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在1529年到1532年间挡住奥斯曼土耳其人西进的军事发展称为十六世纪的军事革命后，时间已经过去了超过125年。这一名词在1955年被迈克尔·罗伯茨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就职演说再次引入历史学词典，“1560年至1660年的军事革命”和军事革命名词也出现在大众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欧洲是否在近代早期经历过军事革命的争论是由杰弗里·帕克提出的，他犹豫不决地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1560年至1660年的军事革命——一个神话》中提出这一点，并在1988年令人轰动地以《军事革命：1500年至1800年的军事创新和西方的崛起》一书掀起讨论。随后的争论直到最近才在信徒与非信徒间达成默契，渐渐平息下来。

尽管使用军事革命概念作为解释工具还没有能够被普遍接受，但它使我们对于深深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一系列军事发展和这些发展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然而，奇怪的是，研究军事革命的历史学家大多忽略了海战的发展。当帕克的书在1988年出版时，它是军事革命相关文献中唯一包括了海战发展的著作。除了扬·格莱特，尼古拉斯·罗杰和我这少数几个人之外，研究海战的历史学家也大多不怎么提及军事革命和军事革命与他们研究领域的相关性。

这并不是说海军和航海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将革命性发展载入史册。尽管并未使用军事革命这一名词，但卡洛·奇波拉的《火炮、风帆和帝国》一书指出，海战的发展显然是革命性的。类似的，尼古拉斯·罗杰的著作也有相当篇幅记载了海战的革命性变化。扬·格莱特的著作也是如此，他与众不同地在军事革命概念和航海史研究的关联性上投入了大量注意力。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接受格莱特放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系统探究到底是否存在海上军事革命这一问题，以及假若海上军事革命的确存在的话，它到底包含什么。此次圆桌讨论将会在面对格莱特的挑战方面前进一大步。此外，我还相信我们并不是在简单地讨论定义性问题，我更确信我们是在探究在海战和海贸发展间造成极为重要后果的因果机制。

我最后提及的并非仅仅是战争，而是战争和贸易，我认为这是目前对海上军事革命的关注较为稀缺的部分原因。陆上军事革命的确可以被有效地表达为一个基本军事问题，并对社会、经济及政治范畴产生重大影响，海上军事革命的进程也是与海上贸易经济的变迁是不可分割的，也正如尼古拉斯·罗杰在他给此次讨论提供的文章中强调的那样，是和经济支配权的变化不可分割的。简而言之，这个问题比原来更为复杂。关于这一点，研究威尼斯海贸与海战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拉内理解得很好：他关于保护费的论述巧妙地将这两者连接起来。扬·格莱特在他的《1500年到1650年的海上战争》一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一材料，这本书尽管起初是关注贸易与政治变化，尤其是国家组织变化，却表达了海上军事革命的后果。而我现在正要论述这一革命。

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到十七世纪最后几个年代之间，若干欧洲国家使用海洋进行贸易和战争的手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它产生了足够深刻的影响和深远的后果，使其应当被称作一次海上军事革命进程。这一用语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贸易与战争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但由于军事因素总体来说处于先行地位，因此军事革命一词还是有效的。我们所讨论的变化是由一系列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和刺激的推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变革的推动力往往并非围绕着技术考量，我们在这里将技术广义上定义为通过使用某一实物、人工制品或事件，应用某一想法实现物理效应。

更为准确地说，欧洲依次经历了四次不连续的海上军事革命，其中每次革命都与其他革命有相似之处。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些革命的联合效果创造了第一批全球性海上帝国，在国家边界和内部组织层面重新确立了欧洲政治与经济地图，创造了围绕欧洲运转的全球性航海经济。上述革命中的第一场是伊比利亚的革命，它源于十五世纪早期就已进行的地中海与大西洋船舶技术的融合，产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远洋帆船：先是卡拉维尔（两三个船桅和大三角帆的帆船），随后是全帆装备的船只（三个或以上船桅和方形帆的帆船）。这些发展让葡萄牙水手和商人来到印度洋，让西班牙人来到新世界，又由于同一时期适应于海洋环境和船上使用的火药武器的发展而得到后劲。

上述发展可以追溯到卡塔兰熟铁炉在十三十四世纪之交出现在西欧。卡塔兰熟铁炉本质上是一个能够自行维持运转的高炉，它使得高质量的锻铁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产量产出，它不仅提高了总产量，也提高了在炉底熔融铁的空间体积，从而提升了产出铁块的体积。铸铁是那个时代最坚强的结构材料，甚至以今天的标准也给人深刻印象。此外，铸铁还具备很有用的航海性能——它比较耐腐蚀。铸铁被用于将前桅、后桅与船身装配在一起，能够制作锚和舵枢，这些是帆船上注定要承担最大压力的部分。卡塔兰炉的较大铁块使得人们能够制造较大尺寸的上述部件，促进帆船规模和远洋航海能力的增长。它也使得制造发射石弹的铸铁后装炮成为可能，这是第一批能够用于实战的海上火炮。

巧合的是，欧洲人在大约十年后学会用硝酸钾而非从前的硝酸钙作为制作火药的基本成分——硝。由于硝酸钙具备高吸湿性，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湿气，这就导致以硝酸钙制作的火药不适合在海上使用。也许这并非偶然：制作火药和操作卡塔兰熟铁炉都需要精细地使用木炭。这两大发展的结合使得能够在海上使用的火炮成为现实。

我们的第一次革命是以伊比利亚人融合了大西洋和地中海造船技术的形式开始的，而葡萄牙人则占据了领先地位。地中海式的平铺船体板材框架结构、多桅杆和三角帆与大西洋式的方形帆和尾舵相结合。这一革命进程的第一个产物是源自大西洋渔船的卡拉维尔。卡拉维尔拥有相对较高的长宽比，一般排水量在30吨到100吨之间，就其大小而言异乎寻常地适于航海且稳定。

卡拉维尔一般有三根装有三角帆、方形帆或两种帆混合的桅杆。它们在安装了三角帆的状况下可以逆风航行，被证明是适用于长途出入大西洋的理想船只——航程中需要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很久。

葡萄牙阿维斯王朝君主们组织的一系列研究和发展计划促进了上述发展，这些计划包括发展更好的航海技术和具备独特葡萄牙风格的火炮。这些火炮被称为骆驼炮（camelos）和cameletes，是长度相对较长，药室半径有所降低的前装射石炮。他们可以用铸铁或青铜制成。那些在16世纪早期安装在卡拉维尔上的火炮似乎能发射12磅到18磅重的炮弹。以炮弹磅数和火炮本身而言，这些火炮都可能是它们所处时代最有效的海军火炮。

葡萄牙人在海军炮术上取得突破之初还得益于另一点：一发大型石弹可以对船身造成显著伤害，不过船上的重型火炮必须安放在接近水线的地方，以免影响船只稳定性。就实践层面而言，这就意味着要从高度较低的卡拉维尔舷墙上的敞开炮口里展开舷侧射击。这种实践最早于什么时候产生已经不清楚了，但产生于1440年之前是一个合理的猜测，早在葡萄牙人抵达亚洲水域之前，他们就明显知道了在水线上方射击（ao lume do agua）会对敌方船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卡拉维尔在探险活动中很有用，在印度洋上和印度-穆斯林军队展开的战斗也同样成功，但由于它的储存和运载能力的限制，由于它无法扩张船只大小，卡拉维尔事实上是个进化的死胡同。在葡萄牙的探险航海中，卡拉维尔时常需要有补给船伴随，并在补给船储备消耗完毕后将其抛弃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

与卡拉维尔相反，伊比利亚人将地中海和大西洋航海技术结合后的终极产物则具备充裕的储物能力。这种船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被称为“瑙”，瑙的船身和船宽、船只全长的比例要低于卡拉维尔。和卡拉维尔一样，瑙也是平铺结构，它的设计服从于扩大船只大小的需要。进化后的船有三根桅杆：前桅、主桅和后桅，如果将船首斜桅计算在内则有四根，不过最大型的船会有两根甚至三根后桅。船首斜桅下方挂着一面方形帆，前桅和主桅上各有两面方形帆，其中上桅帆较大，后桅上则是一面三角帆，在推进和转向中都能发挥作用。多样的桅杆和风帆使得全帆装备的船拥有在各类风向和海况下的优越机动性。瑙的高大干舷所导致的产物之一就是它们起先只装备有相对较轻的火炮——小型射石炮和后装回旋炮，这些火炮被配备在船身较高处，尤其是船首楼和船尾楼上。配备有悬垂式的船首楼用以向下攻击低矮船只，协助登船的较大船只被称为“卡拉克”。卡拉克起初是武装商船，不过在此预先说一下，它将成为第一批携带重炮的远洋船只。随着防水炮门的发展和火炮被安放到船尾楼水线以上最底层，这一幕最终发生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不过这只是一个天然的防守措施，对战术造成的影响很有限。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由两艘卡拉维尔和一艘瑙恰当得组成的舰队出现在圣萨尔瓦多，标志着第一次革命开端的最终阶段来到西半球。在东方，标志着军事革命的则是瓦斯科·达·伽马在1503年2月于卡利卡特外海击败由大约60艘当地prahu和20艘红海dhow组成的印度-穆斯林海军。达·伽马把他的舰队组织成两个分舰队，第一分舰队由五艘在舷侧装备火炮的卡拉维尔和两三艘能够抢风航行的瑙组成，第二分舰队由六艘卡拉克和一两艘瑙组成。卡拉维尔的舷侧射击洞穿了许多印度-穆斯林船只，将他们的分舰队打得陷入混乱，阻止了印度-穆斯林海军的登船企图。而来自随后而来卡拉克和瑙的居高临下火力打击则在幸存者中造成了巨大破坏。葡萄牙对印度洋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主宰就此确立，寻求已久的印度洋贸易也被葡萄牙人掌握。

1510年代早期，一种融合普通地中海桨帆船在划桨时具备的战术机动性和重型火炮火力的方法得以发展，我们的第二次革命随之开始。融合战术机动性和火力的最早尝试是在1499年至1503年的威尼斯-奥斯曼战争末期由威尼斯船匠实现的。刺激此次融合发生的是奥斯曼于1499年8月在摩里亚西南海岸外的宗基奥击败了一支威尼斯舰队。此战标志着威尼斯舰队阻止奥斯曼舰队携带入侵军队和攻城纵列的企图最终失败，导致威尼斯的勒班陀要塞港口投降。参战的舰队有少量的巨型卡拉克，瑙或者与之同一级的船只，还有重型桨帆船和轻型桨帆船，奥斯曼舰队的卡拉克装备有少量大型前装射石炮。在船只数量和大小上，威尼斯舰队与奥斯曼舰队的数量之比约为一比二点五。奥斯曼的卡拉克除了装备射石炮之外，还在两侧装备了回旋炮，有的回旋炮还从顶部向下射击，小型射石炮从船首楼和船尾楼的炮门上射击；此外还有从复合弓到火器到顶部扔下的钢楔和石头在内的各类单兵投射武器。重型桨帆船和轻型桨帆船看上去都没有装备重于回旋炮的火炮。

此战的显著一点是许多威尼斯船长被射石炮发射的150磅石弹，被轻型桨帆船不能战胜重型桨帆船和帆船的高度优势，被两艘威尼斯卡拉克和最大的土耳其卡拉克被大火和爆炸戏剧性毁灭的场景吓住了，不愿将他们的船只投入与敌军的近战。威尼斯人不能将他们的优越航海技术有效地用于承担战斗。奥斯曼的优势数量、同等技术和足够使用的航海技术取得了胜利。第二年夏天，双方在同一地点发生了另一场对战，其结果也是相同的。威尼斯在摩里亚的最后据点，Modon和Coron最终也陷落了。

威尼斯人在1502年提出和平请求，并与奥斯曼人达成了恢复所有的重要威尼斯商业特权的和约。未来的战术前景是明确的：奥斯曼的射石炮起到了作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威尼斯不能指望在由回旋炮、小型射石炮和单兵投射武器主导的舰队作战中击败土耳其人。

为了寻求对抗优势土耳其数量的方法，威尼斯人转而依靠重型火炮。火炮自从十五世纪初期开始就被安放在桨帆船船头，但上述船只是重型桨帆船，在划桨驱动时既不快捷也不十分灵活，火炮也相对较小。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威尼斯兵工厂的船匠和铸炮师到底在何时通过何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威力巨大的火炮被安装在桨帆船船头的第一份确切证据则与“巴斯利斯克”相关，巴斯利斯克是对威力极为巨大的，发射50磅甚至更重的炮弹，火炮本身重达7000到8000磅的一类火炮的通称，一门巴斯利斯克在1501年被安装在一条威尼斯重型桨帆船上。这种火炮必须被安放在船只中轴线上，只能向前方而非横向开火：其他没有地方能够有效地安置此类火炮，否则就会迅速对船身造成严重伤害。这次安装显然只是一次实验，因为一艘重型桨帆船在划桨驱动下实在太过缓慢迟钝，以致无法作为有效的火炮平台使用。这也必然是一次技术上的成功，它被证明是将成为地中海桨帆战舰标准配备的船头主轴大炮的试验台：大炮被用炮耳吊在一个像十八世纪货车车厢那样，只是少了车轮的盒子里限制住，在沟槽中来回滑动，并由重型滑车操纵。

下一步则是对轻型桨帆船船身的再设计，到此时为止，它还是一种狭窄船只，两侧平行，在船头和船尾有大致相同的锥度。解决方案则是将水下部分向前延伸到船头，以便支撑位于船头大炮的可观重量，这导致船只外形变成鱼状。这一改变花费了一定时间，尽管我们无法判明到底花了多久。

其结果则是，地中海桨帆战舰甚至一般桨帆船都在船头安装主轴大炮。由此类桨帆船组成的分舰队和舰队能够击败装备火炮的卡拉维尔，能够有效地对付海岸要塞，在以一线齐头并进阵型机动时尤其如此，这一变化一直累积到战略层面，给它们活动的水域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得以表明。从1510年代开始，由上述普通桨帆船组成的分舰队为哈布斯堡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必要工具，导致地中海实际上被它们和它们较小的卫星国分割，而威尼斯人则使用桨帆船分舰队维持他们的一连串为商船提供庇护所的港口要塞。在军事行动和战术层面，普通桨帆船很快把巨型桨帆船从作战队列中撵走，并日益削弱卡拉克在战术上的生存能力。到1570年代为止，巨型桨帆船和卡拉克在地中海都不复存在了。

地中海的战争与贸易体系是围绕武装“普通”桨帆战舰分舰队及舰队与支撑它们的港口城市和要塞化泊地的共生关系运作的，而这一体系最终在它自身重量的压力下崩溃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十六世纪自西向东席卷地中海的通货膨胀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第一场革命的产物——以大量从新世界的西班牙矿井里涌出金银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导致向士兵、海员和桨手支付薪水并维持其存在的支出急剧增长，最终导致1550年左右在西地中海以奴隶和苦役犯取代需要发放薪水的自由桨手。而这又使得战舰的重量增加了，奴隶桨手不如自由桨手有效率，因此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桨手。

为了在战术层面生存下来，桨帆船需要装备更多的重型火炮，但越来越大的重量导致划桨时速度降低。为了保证在划桨驱动时的速度——这是桨帆船在战术层面生存的另一要素，划桨团队的规模就必须扩大。这一措施奏效了，但代价则是大大减少了每个人储物空间内的给养和淡水，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战略活动半径。最后的一点，也是关键性的一点是，这一变革进程使得操舰人手大为增加，这和通货膨胀一起导致桨帆战舰的作战费用急剧上升。到1571年勒班陀会战为止，此类费用已经几乎无法抑制，这让大型桨帆舰队的战略价值越来越遭到怀疑，尤其是在考虑到舰队活动半径减小的情况下。到1580年代时，尽管地中海桨帆战舰分舰队依然在它们本土具备战术层面的生存能力，但它们船体并不大，数量也不多。然而，在船头装备重型火炮的桨帆战舰在大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内主宰了地中海的海上战争和贸易，给这一地区的政治边界和经济组织铭刻了自己的痕迹。

第三次革命关注的则是“加利恩”。加利恩的起源和出现时间都是不确定的。能够确定地说的就是它打算综合地中海桨帆战舰的向前射击火力和全帆装备船只的航海能力，而它的使用者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它的全部潜能。加利恩造得很结实，足以让它们的火炮甲板承载可观的舷侧火炮重量和后坐力，尽管拥有这些出色品质，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体会到或是完全利用到这一点。（这一问题被一直以来视加利恩为战列舰前身的倾向弄得云遮雾罩，尽管事实上加利恩的使用者对它的看法非常不同）最后，加利恩拥有足够的承载能力，让它能够切实从事远洋军事行动。根据环境的需要，这一承载能力可以被用于装载人员、火炮与弹药、给养、货物或上述几样的混合。加利恩是第一批能够在远洋距离上使用重型火炮的船只。

加利恩的战略影响是可观的：英国的加利恩在1588年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中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荷兰的加利恩从1598年开始四处对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一边袭击一边贸易，在八十年战争最终结果的产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一段时间内给予了荷兰全球霸权。上述发展中的第二个本身就应当被称为革命。荷兰加利恩分舰队在远离本国的海上行动，不仅封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也为自己夺取了相当一部分贸易份额，让荷兰人富裕起来，并在这一进程中击败了他们的哈布斯堡敌人，促使其最终破产。

第四次革命也是最终革命依靠的是战列舰的发展和限制其能力的关键战术。战列舰是加利恩的后裔，尽管发展进程绝非笔直。围绕这一进步展开的最早步骤是增大加利恩战舰和只要有可能就在加利恩上安放更多火炮的趋势。由于船上的自由空间是在舷侧，因此火炮就被安排到了那里。然而，舰长们依然固守传统的加利恩战舰对战舰战术：抢到上风；压制敌舰并用船头的追击火炮射击；用背风的舷侧射击；用船尾的追击火炮展开压制；在清理好炮膛能够重新装填之前，调整航向，使用上风的舷侧射击。如果有机会登船的话，就最好抓住机会。登船并夺取捕获赏金和战俘终究是首要目标。

第一批战列舰尽管并不被称作战列舰，却是“颇有声望”的船只：作为加利恩的大型外推，这些船只拥有异常重型的武备，以便令王室赞助者的声望熠熠生辉。由于船头的空间就那么大，鉴于上述理由，其他的火炮就要沿着舷侧分布。第一艘这样的战舰是丹麦战舰Tre Kroner（三王冠），其后不久，英格兰战舰Royal Prince （亲王）在1610年出现，它拥有大约1900吨排水量，能够在两层完全火炮甲板和一层不完全火炮甲板上携带55门火炮——加利恩只有一层火炮甲板。亲王的后继者是1637年建造的更大的Sovereignof the Seas（海上君王），它的三层完全火炮甲板上有100门火炮，排水量为2700吨。在1638年下水的法国战舰Couronne（王冠）的排水量还要大，达到2900吨，尽管它只能携带88门火炮。海上君王和此前的亲王号一样，遭到了有经验的英国舰长们的批评，认为它们几乎无法操纵，威廉·蒙森爵士也是批评者中的一员。批评者认为，这种船只只能用一面战斗，因此会被更小也更灵活的战舰在机动和炮击中挫败。考虑到他们当时的战术戒律，蒙森和他的同僚们是十分正确的。

但大型船只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在于怎样在战斗中使用它们；它们的火力位于舷侧，而侧身攻击又是违背直觉的。正如此前提到的，葡萄牙人于1500年代初在印度洋上使用了排成一条战列作战的战术，后来又放弃了这一战术。脱离战术现状的尝试在1639年唐斯海战的第一阶段发生，当时由马尔滕·特龙普指挥的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的荷兰分舰队排成紧密的战列作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胜利。然而，直到第一次英荷战争（1662-4年）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英国人才首先将战列线作为标准，荷兰人也随之跟进。其结果则是舰队战略角色的根本性变化。加利恩分舰队能够通过贸易和战斗有效干扰海上帝国，战列舰舰队则被证明能够去保护海上帝国。此外，尽管荷兰加利恩能够在八十年战争中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战列舰舰队则根本无法在经济上自行维持，这是一个主要的不同点。与此相反，战列舰的建造和行动是极其昂贵的，需要一整套广泛而昂贵的基础设施：造船厂、绳索工厂、火炮铸造厂和获得大量高质量木材的渠道。这反过来又需要能够通过出售长期债券筹集大量资金的财政机构，这一实践首先由荷兰人倡导，后来被英国人加以模仿和提高。

英荷战争的结果强烈暗示主宰世界海洋的国家将是最能建造并维持战列舰舰队的国家，但这一能力直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才决定性地表现出来——甚至也许要晚到特拉法尔加海战。

大部分技术发展是在英荷战争结束（1674年）和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当中发生的。显著的变化是，十七世纪的一级、二级战列舰巨兽让位给了74炮战列舰。季节性的海上战役让位给了长年在海上行动的舰队——甚至能够在了无生气的冬日至少也维持松散的封锁，在英国海军中尤其如此。造船技术上的发展尽管就其累积效应而言也很重要，却更像是改良、进化而非革命。革命的本质体现在：技术和战术的融合产物——以战列线作战的战列舰作为海洋的主人出现。

这需要创建一个大规模的财政与生产力基础。英格兰及其后的不列颠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也在创建过程中屡次挫败了法国对全球霸权的竞逐，挫败法国的重要性也一点都不小。尽管如此，战列舰的发展和恰当使用战列舰的方法依然有着更为重要的后果。在一些圈子里，难免会论述论述战争和创建用以发动战争的工具具备天然的破坏性，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对我而言，至少这个案例的确给出了相反的例证——创建火炮铸造厂、造船厂、修船厂和绳索工厂，创造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方法，以及所有其他创立和维持海权所需的事物为不列颠诸岛上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一论断最早由威廉·麦克尼尔提出，尼古拉斯·罗杰后来又在讨论中对其加以精炼。其结果则是尼古拉斯·罗杰在这里提到的海军-财政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我同意该说法，但会指出罗杰的海军-财政需要依靠上述四次海战革命，也是这四次海战革命的最终产物。尤其是财政革命和与战列舰舰队出现相关的军事行动和战术革命，它们事实上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哪一场革命率先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无法回答的，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没有另一场革命，其中任何一场革命都不会发生。

jlsrc

“加利恩”是全帆装的吧？

只有一层甲板，武装商船？

是西班牙大帆船的前身吗？

LeSoleil

jlsrc 发表于 2014-2-11 16:56
“加利恩”是全帆装的吧？

只有一层甲板，武装商船？

galleon 就是一般俗称的西班牙大帆船。

LeSoleil

The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Military History featured a roundtable debate entitl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t sea: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early modern naval historiography’. Four scholars debated whether early modern naval warfare witnessed a revolution similar to the one some specialists believe took place in land-based warfare, and, if so, what its characteristics were.


这是这次举办于2011年的军事史学术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作者吉尔马丁系美国俄亥俄大学军事史教授 http://history.osu.edu/directory/Guilmartin1

以及，很推荐他的通俗作品Galleons and Galleys。

jlsrc

LeSoleil 发表于 2014-2-12 00:45
galleon 就是一般俗称的西班牙大帆船。

哦!谢谢！

我一直以为西班牙大帆船都是多层甲板的呢。

左武卫将军

海上君王号的排水量2700吨？不是才1500吨么？

LeSoleil

左武卫将军 发表于 2014-3-12 17:26
海上君王号的排水量2700吨？不是才1500吨么？

你混淆了burthen tonnage和displacement

左武卫将军

LeSoleil 发表于 2014-8-26 15:48
你混淆了burthen tonnage和displacement

说的清楚点好嘛？
别用洋文了，给翻译一下；
是不是载重吨和满载吨位的区别？

那18世纪后期的74炮战列舰一般都说一千七百吨也是载重吨？？？满载吨位有多少？？

LeSoleil

左武卫将军 发表于 2014-8-27 11:20
说的清楚点好嘛？
别用洋文了，给翻译一下；
是不是载重吨和满载吨位的区别？

根本就没有满载吨。不要用20世纪的科学水平去要求17、18世纪的人。

17、18世纪的人计算吨位，唯一的一个指标就是载重量。这是是根据算式拿指标算出来的。后来人算那些船的排水量，也是根据某些算式套指标算的，也仅此而已了。

轻载、满载、正常排水量都是19世纪后期蒸汽舰时代才搞得清楚、分得明白的。之前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

LeSoleil

根据Sovereign of the Se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rship一书，英国海军的吨位(burthen tonnage)在19世纪后期以前，一共有11种估算方法，结论游移在1180到1700吨之间。根据19世纪中后期皇家泰晤士游艇俱乐部提出的吨位估算法去套算，其载重量是1370吨。而相对不重要的排水量，根据吃水线数据的不同，游移在2720到3280吨之间。

作者最后指出：

这种估算是极其粗疏的。所以既无法与后来的战舰进行准确比对，也无法与别国战舰进行准确比对（因为计算法同样不同），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ubbs

金钱才是一切的基础啊！

LeSoleil

本文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John F. Guilmartin今年3月10日急病去世，在此表示悼念。
Guilmartin是当代最优秀的16世纪海军史研究者，也是在众多领域都有不俗建树的军事史学者，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越战老兵。

http://history.osu.edu/news/professor-joe-guilmartins-obituary

Stargazer986

惊闻噩耗，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