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靶场走向战场：二战美国海军高炮训练回忆录

史东

从靶场走向战场

—— 二战美国海军高炮训练回忆录

作者：罗伯特·F·华莱士

整理：杰弗里·G·巴洛

编译：史东

水彩画《神风》，描绘了1945年3月18日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撞击大黄蜂号航母

（CV-12）未果的场景，作者Dwight Shepler是美国海军的战地画家。

第一章  承认问题

在海战史的漫漫长卷中，从未有哪场战斗能与冲绳战役中日本对美国舰队旷日持久的空袭相提并论。除了爪哇海一天、科曼多尔群岛一天、瓜岛和所罗门群岛长期争夺中的几十次交锋、莱特湾一天外，日本水面舰艇很少攻击美国舰船。实际上，在整个太平洋战争的绝大多数主要交战中，双方舰队从未看见过对手。美国官兵经历的日本空袭次数是日本军舰攻击的数百倍。在一些战役中，空袭已成为每天都会发生的常态。

空袭是一种全新的、几乎闻所未闻的战术。二战爆发前，人们是怎样看待空袭的？为之做了哪些准备？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美国海军对此毫无预料，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整个间战时期，军械局和总委员会努力发展各种重型高炮和自动火炮，以抵御空袭。总委员会作为海军部长的顾问机构，通常是德高望重的将军们退休前的最后一站。1939年7月，厄内斯特•金少将加入总委员会，对落后的防空工作发起改革，这也许是他对美国海军最伟大、也是最少接受赞赏的贡献之一。他顶住委员会庸碌无为的氛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寻找亟待解决的问题。

海军部长爱迪生（中）在金少将（左）和部长副官莫顿·L·德约上校

（右，注意他左肩的参谋穗带，又被戏称为“懒汉环”）的陪同下巡阅舰队。

1940年初，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准备用六周时间巡阅舰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于金的才能已有所了解，便指派他同行，大致上是担任部长的私人导游。这正是金想要的突破口，作为飞行员，金越来越感到海军对空袭缺乏准备。他迅速赢得了部长的信任，奉命对舰队防空水平作全面的提升。金和三名助手为此奔波数月之后，1940年8月9日，海军部成立防空委员会（又称“金委员会”），将这项工作正式提上日程。12月26日，防空委员会出具报告，认为缺乏足够的自动火炮是“海军备战工作中最严重的缺陷”。

带着这种激烈主张，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逐渐熟悉的个人风格，金牢牢统治着防空事务，掌控每个细节，打击一切异己。他建议投入3亿美元，卡尔·文森主持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以罕见的速度予以批准。他亲自审查每一型舰船的建造计划，强行撤掉部分设备为火炮让路。这被说成是“冷酷无情的外科手术”，但借助部长授予的权威，金用“迅速而肮脏”的手段穿破了所有阻碍。而且这只是开始。

珍珠港遇袭几天后，金就任美国舰队总司令，防空依旧是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特别在战争初期，金经常亲自处理他认为是关键的工作。其中，高炮训练中心（antiaircraft training center）直到1943年4月都在他的直接监督下。大西洋方向的所有训练工作由大西洋舰队作战训练司令部司令Donald B. Beary少将负责。

根据1942年3月28日美国舰队航海日志的记载，美国舰队总部的备战处（Readiness Division）下设教习科（Instruction Section），科里只有两名军官，以Percival E. McDowell为正，James A. Scott为副。两人负责运营各个高炮训练中心，并直接向总司令办公室报告。若以海军标准来衡量，他们办事的方式堪称离经叛道，掌握的权力又极大。Scott之前过了几年平民生活（译注：杜立特也是如此），军衔只是上校，但年纪比许多将军还要大，他在沟通时把这个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巨大的人格魅力也使他成为扮演“外来搅局者”角色的理想人选。关于他有着说不完的趣闻轶事。一个高炮训练中心的指挥官Cameron Smith上尉与所在基地的将军闹起了矛盾，后者扣下中心的邮件（包括零配件），一定说不能直接寄给中心。最后Scott上校找到这位咄咄逼人的将军，他后来告诉我：“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强尼，自打你上军校那会儿，我就是这么说话的！’”

第一个高炮训练中心位于弗吉尼亚州Dam Neck，由Philip D. Gallery上尉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前建立。他也是一个亲切随和、不拘礼节的人，在1943年年底前一直担任指挥官。由于这个项目的非正规色彩，他逐渐成为一名全面的专家，曾至少一次作为“流动大使”去其他中心发掘人才，我正是在这种场合与他相识。海军总共建立了至少20个中心，除本土外，还延伸到关塔那摩、百慕大、瓜岛和关岛，炮组成员在这里上课，并组织实弹打靶。所有中心基本沿用相同的建筑布局。一个装有大大小小各类高炮的射击场面向空旷的海面，为射击拖带靶提供一片不受妨碍的区域。射击场后面的几个小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木头桌子，作为实弹射击前上课之用。餐饮和住宿条件各地不同。训练内容和日程安排总是根据舰队的需要和便利程度作出调整。举例而言，当独立号轻型航母（CVL-22）派来的一名年轻军官和一队水兵强调对付一式陆攻有困难时，他们就会接受所有可能的实弹射击训练，而对于新兵的训练主要是在车间里进行的。我觉得在这个项目工作很有乐趣，因为学员们热衷于此，并且充满感激。（译注：Philip D. Gallery本人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做到了海军少将，一个弟弟是海军的天主教神父。大哥Daniel V. Gallery最著名的战绩是指挥瓜岛号护航航母〔CVE-60〕及护航舰俘获德国潜艇U-505，他在战后的“海军上将造反事件”中发表一系列火上浇油的文章，险些被恼怒的国防部长送上军事法庭。虽然最终没有经历审判，但他的晋升也泡汤了，最终以少将衔退役。）

本文作者

我本人的经历或许是一个典型案例，能够说明这个项目在初期、还不那么正规的时候推动得有多么迅速。我当时30岁，已经在大学里教了七年书，虽然我对于武装守备队（Armed Guard）一无所知，但还是报名参加。面试官问我是否自愿加入武装守备队，我对于战时军队居然会询问入伍者本人的意愿感到十分惊讶，当然说“是”。他又问我知不知道今后会干些什么，我回答“不知道”。他解释说，我将在一艘商船上指挥一门舰炮，但他没有说明的是，德国潜艇当时正在美国东海岸横行无忌、毁灭航运，这项工作差不多是自杀。几个月后，一位上了年纪、训练过武装守备队员的枪炮士官长告诉我，他经常被叫去辨认几天前刚刚完成训练的孩子们的尸体。要是我一直阅读《纽约时报》的话，大概会了解武装守备队有多么危险。面试官的问题肯定有更多、更重要的含义，但我当时并未考虑风险，与美国几百万大好青年一样，我急于穿上军装为国效力。

1942年初夏，我受到多年挚友和导师、陆军预备役上尉Joseph H. Taggart的邀请，在华盛顿的大学俱乐部小住。Taggart是情报官，他清楚知道武装守备队的一切，但从未对我提起。我时常与Taggart及一位海军少校（不久后去世，名字已不记得了）共进晚餐。一天晚上少校告诉我，他帮我第二天早上约了人见面，地点在海军部大楼。他说：“我想他们可能有适合你的岗位。”我埋怨说已经安排我去武装守备队了，但Taggart跟了一句（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不是一回事。”

第二天早晨在海军部的会面只是几分钟的闲谈，丝毫没有透露意图，一位中校要我回堪萨斯城的途中去位于大湖的第九军区司令部停留片刻。在大湖，又有一位中校与我作了简短而神秘的交谈，我猜想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就是这个样子，至少我并不觉得好奇。8月份，我接到海军预备役中尉的任命，以及前往罗德岛州Price’s Neck高炮训练中心的命令。这个操枪弄炮的地方似乎与武装守备队有关，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懵懂无知。8月31日我向Price’s Neck报到时，指挥官Edward C. Spencer预备役上尉问我：“你知道来这儿是做什么吗？”我回答：“不知道。”他解释说，珍珠港事件后海军的自动火炮数量急剧增加，需要训练出大批炮手。他说：“我们了解火炮，但海军从未组织过这样一个训练项目，所以让你参加进来。”我只是因为当过教师才被挑选出来的，担任的职位是“资深教员”（Senior Instructor）。这就是我加入海军的经过，没参加过预备军官训练团，也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创造的“90天奇迹”，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上岗培训，只是看人家怎么做，然后自己做。

我在堪萨斯城的伍尔夫兄弟裁缝店定做制服，店员告诉我需要什么、如何穿戴。我们一同缅怀了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BB-39）上阵亡的Eddie Olsen少尉，他是我大学时的好友，也是他们以前的同事。我因为年龄偏大，未能与Eddie一起参军，当时只觉得失望之极。

在Price’s Neck，我每天就是在车间里学习分解枪炮，掌握各类术语。我们有很多访客，一天早上我接待了一群新鲜出炉的海军官校毕业生，我带着他们熟悉海军新近投入使用的厄利空20毫米炮时，其中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与我一见如故。吃午饭时，他问我是哪一年从官校毕业的，我解释说自己是预备役军官，但我肯定没提起服役时间（这时我刚在Price’s Neck呆了六个星期）。他的评论是：“真叫我印象深刻。”这个年轻人名叫Jim Holloway，后来几个月，我经常与他父亲、驻在百慕大的驱护舰试航大队（Destroyer and Destroyer Escort Shakedown Group）指挥官James L. Holloway, Jr.上校见面，我总是问起这位新朋友，获悉他最近的服役情况。虽然我与Jim此后再也没有见面，但我始终记得与他的对话，这是一段我永远珍视的回忆。

     Holloway父子最终都官拜四星上将。儿子James L. Holloway III担任过海军作战部长，

我们能在网上看到《美国海军战舰大全》（Dictionary of AmericanNaval Fighting Ships），

便得益于他的支持。两张图都是他。

10月5日，一位来访的灰头发预备役上尉花了一天时间在我们几个教员身边转悠，并请我和一位同事共进晚餐。即将道别时，他邀请我去位于百慕大的一个新成立的高炮训练中心（译注：允许美国在百慕大建立基地是1942年美英两国《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一部分）担任资深教员，他即将成为那里的指挥官，我欣然接受了。原本缓慢的官僚机器突然加速运转起来，第二天人事局的命令就到了：“美国海军预备役中尉罗伯特·F·华莱士应于10月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特区总部。临时附加任务为参加联络会。完成后返回。”

我于7日17时从Price’s Neck动身，次日上午9时到达华盛顿，然后直接去了总司令部。接待我的是Scott上校，他和我一起呆了一整天（毫无疑问是在考察我），并帮我安排好新职位。我的指挥官将是预备役上尉Julian L. Eysmans, Jr.，他具有沉着稳健的外向性格，挑选他来担任这个职务是相信他能与英国人相处融洽，这个判断完全准确。Julian曾经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做过公关人员和职业艺人，他父亲是公司的高管。Julian年轻时候是个“浪荡子”（他本人的原话），没有上完大学，人事局起初拒绝委任他为军官，但Scott上校告诉我：“我们干脆告诉他们，是总司令要他。”

整个战争期间，Dam Neck被认为是所有高炮训练中心的典范。对于我这样新近加入的军官来说，在礼节上有必要去拜访一次。因此，当天晚上我坐飞机去了Dam Neck，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周五我在总部见了Scott上校，周六在Dam Neck参观，周日又回到华盛顿。接着我得到七天假期，奉命于下周日报到出发。10月17日16时，Julian和我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水上飞机抵达百慕大。

史东

第二章  南方乐园

百慕大中心副指挥官Albert A. Springer预备役少尉比我们早到几个星期，第二天早晨，他带我们走遍了新单位。基地司令Jules James将军用每月750美元的价格租下一片休闲地产——南方乐园（Southland）。该处正如其名，南面紧贴着一片开阔海域，距离海军基地仅8公里，是建立高炮训练中心的理想地点。这处地产十分奢华，管家Rawlins和妻子Mary维护着大宅，苏格兰园丁Shanks带领十几个助手打理草坪和花园。马厩改建而成的房屋有许多的仆役房间，起初容纳士兵们绰绰有余，但很快就不得不搭起简易房屋作为补充，马厩房成为军衔较高的人偏爱的地方。只有我们三名军官在大宅用餐。因为临近基地，炮手过来培训非常方便，附近的民间企业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伙食。

射击场迅速建成，装有大量厄利空20毫米炮，以及博福斯40毫米炮双联、四联各一座，四联28毫米炮一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射击场越造越大，士兵们迅速补充进来，包括一些非常能干的枪炮士官和几个经验相对缺乏但很聪明的年轻火控兵。我们就这样开张了，除了构成骨干的少数资浅士官外，全都是生手。Larry Springer是优秀的二把手，做事兢兢业业，把中心管理得井井有条。Julian与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打得火热，这本在意料之中，但他对枪炮一窍不通，所以让我自由发挥。

自从1917年圣诞节收到一个漂亮的战列舰模型后，我就成了海军迷，读硕士时还写过一篇关于日德兰海战的小文章。作为“枪炮狂人”（gun-nuts）和终生的猎手，我在此地如鱼得水。在Price’s Neck时，我差不多是一名观察员，虽然学习了大量枪炮知识，但没有任何的实践，我们不会自己开枪放炮，因为这是受训水兵的工作。

防空自动火器方面，海军最初使用的是勃朗宁12.7毫米机枪，后来又研发了四联28毫米炮，绰号“芝加哥钢琴”。12.7毫米机枪只能在飞机蒙皮上打出小孔，而非撕开大洞，28毫米炮则在许多方面令人失望。一些人批评炮弹过于敏感，经常在炮管内过早爆炸。Gallery中校评论说炮弹“射进大雨中会爆炸”。与Dam Neck一样，我们的炮弹常常在出膛后爆炸，让炮手和旁观者狼狈不堪，好在没有人受伤。即便研发出满意的炮弹，28毫米炮也需要一名一等枪炮士官几乎无时不刻的照料，才能尽量减少卡壳。我在克拉克号驱逐舰（DD-361）上的朋友Walter Becker回忆起1942年2月列克星顿号航母（CV-2）那次中途取消的拉包尔突袭行动，驱逐舰上的一名炮长试着用一柄木槌和滔滔不绝的骂人话来让28毫米炮正常工作。更糟的是，有时必须人工退出打空的弹夹。装填手们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我们很快淘汰了28毫米炮。不过，根据Julian充满想象力的建议，我们把南方乐园的一种传统饮料命名为“28毫米”，这种混合酒用菠萝汁打底，入口绵软，后劲却极强。

水冷勃朗宁12.7毫米机枪

四联28毫米炮的绰号是“芝加哥钢琴”，源于射击时富有节奏的剧烈震动和弹壳敲打钢铁甲板的叮当声。

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号》中的三联25毫米炮。该炮与美制四联28毫米炮存在相似缺陷。

一是采用15发弹匣供弹（28毫米炮可同时插两个8发弹匣），换弹匣时会出现火力中断。

二是开火时要用手按住弹匣，防止弹匣被震掉。

三是炮与炮间距太小，装填手侧着身子挤作一团，影响效率。

四是威力不足，以致敌机“伤而不死”。

美国海军于1940年11月采用的20毫米炮是瑞士厄利空机器工具厂的设计，但我们用的炮都是美国制造的。这种炮轻便、容易转动，射速每分钟480发，用一个60发弹鼓供弹。作为自动火炮来说，它的结构简单得不可思议，几乎不会出故障。只要你扣着扳机，它就会一直打下去，直到部件损坏为止。让人惊讶的是，可能损坏的部件总共只有五个，其中四个都在炮闩上。它采用气体反冲（blow-back）原理，炮弹击发后，火药气体推动炮闩（breech）向前，撞击环绕在炮管上的一个强有力的后座弹簧（recoil spring），闭锁（block）向后移动，抓起弹鼓推出的下一发炮弹。闭锁归位时勾动扣机（sear），释放旋转的击锤（hammer），后者驱动撞针（firing pin），由此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可以想象，闭锁表面持续不断地经受撞击，需要一块可以替换的表面插片（face piece）。几乎所有的损坏都发生在表面插片（由四个部分组成）、扣机、击锤或撞针总成（striker assembly）上。如果火炮停止射击时炮闩是关闭的，炮手马上就能知道原因，卸下闭锁，更换以上四个部件中的一个或几个。剩下惟一可能损坏的部件是炮管上的弹簧，这个问题易于辨认，因为破损部分会卡在侧面，使炮闩处于打开状态，阻碍火炮归位。虽然这些情形在高炮训练中心的大量射击中似乎频繁出现，但以我后来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射击中断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气冷厄利空炮的另一优点是，戴着石棉手套的炮手可以在大约30秒内更换炮管。不过厄利空炮的过热问题并不严重，一般无需在战斗中更换炮管。20毫米炮相对的不足是射程较短，以及小型爆炸弹头的摧毁力有限。

大黄蜂号航母舷侧的一排厄利空20毫米炮，注意炮上安装的Mk14瞄准具。

二战中最伟大的自动火炮是博福斯40毫米炮。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优秀的火炮是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一战期间的设计，战后成为瑞典博福斯公司的财产。英美两国陆军使用的早期型号是气冷单管炮。这并不完全符合美国海军的要求，但其炮闩机构——任何火炮的心脏——的简单可靠程度达到了自动火炮的极致，这一点与厄利空20毫米炮相同。各个高炮训练中心打掉了几百万发炮弹，见识过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故障。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发黄的4页纸油印讲义，是我自己写的《40毫米炮故障》，其中写到，虽然有种种可能性，但射击故障总是可以分成两种状态：炮闩打开和炮闩关闭，20毫米炮也是一样，这为炮手们提供了排除故障的出发点。

我和朋友们都是火炮故障处理方面的专家，但我觉得我们都一样，在出海后才知道这些火炮几乎不会在战斗中发生故障。40毫米炮的射击循环要比20毫米炮稍微复杂一点，但仍然是简单的，在有心人看来，这其中充满了机械之美。

40毫米炮的弹头重约0.9公斤，炮口初速每秒881米，等于或是超过许多现代步枪。读者们不妨想象一下，一处锚地在夜间或拂晓遭到了空袭（不管是实际发生的，还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和无助，周围大群辅助船上的20毫米炮手们紧张至极，只要听到一两声炮响就会惊慌得猛扣扳机，这时40毫米炮的另一个优点就会显现出来。常言道“有起必有落（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这对20毫米炮来说是不幸的事实，但40毫米炮并不是这样。等到曳光材料在4000—5000码处燃烧殆尽后，弹头就会自毁。

除了结构简单、威力强大外，博福斯40毫米炮还有一个优点让军械局心动。这种炮的装填方式几乎是为多联炮座量身定制的，正符合海军的要求。站在炮尾侧面的装弹手只需简单地把弹夹（每个装四发炮弹）喂进装填槽，每个槽可同时容纳两个弹夹，很容易让火炮持续射击下去。装弹手站在侧面的好处是能够紧凑地安装两门火炮，两名装弹手面对面地站在火炮外侧。这种布局可以形成“2+2”的四联炮座，两对双联之间的空隙刚好让两名内侧装弹手背对背站立。美国海军更进一步用水冷套包裹炮管，连上循环水泵，允许火炮永不停顿地射击。炮手用普通的螺丝刀转动液压复进筒上的一个阀门，就可以调节射速。虽然每根炮管的射速能达到160发/分，但我们通常降低到将近120发/分。考虑到单发炮弹的摧毁效果，四根管子、每根120发/分的射速已经足够强悍了。我曾经比较过20毫米和40毫米的威力，朝一个空的100加仑铁皮油桶射击，40毫米炮可以做到一击必杀。只要炮手操作得力，任何“神风”都无法从一座四联40毫米炮面前活着通过。后来我对爱达荷号战列舰（BB-42）枪炮官R.H. Atkinson, Jr.中校说：“只要它们俯冲角度别太陡，我可以把它们当靶子打。”之所以加上这个附加条件，是因为半个月前内华达号战列舰（BB-36）虽然把头顶的“神风”打成碎片，依旧被它俯冲撞击，伤亡惨重。如果我对Atkinson中校说的话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听起来“牛皮哄哄”的话，请记住一个事实，在我说这句话的当天，我负责的左前区和陆战队负责的左后区在不到四分钟时间内击落了五架“神风”，其中四架都是被20毫米和40毫米炮击落，另外一架被5吋38倍径炮不可思议地直接击中，22.7公斤重的5吋炮弹引爆了那架九七舰攻的炸弹，只留下一道黑烟纹丝不动地悬在平静海面上方。

装备了20毫米和40毫米炮，特别是经过美国海军改进的40毫米炮之后，我们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自动火炮。但是每个猎人都知道，枪再好也需要正确瞄准。对付高速移动的飞机，仅仅依靠弹药投射量（不管有多大）是不够的。初学者会对着一群鸟开枪，而不是具体瞄准某一只。他觉得天上有很多鸟，怎么都能打中，但他很快会学到，天上还有大片的空气。二战中美国海军拍摄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纪录片，日本飞机不断逼近，穿过密集弹雨，似乎毫发未损，那里也有大片的空气。所以问题在于，你应该如何取得命中？起初，炮手们像用水龙带一样使用一串串曳光弹来瞄准，或是用同心圆瞄准具来估算提前量（lead，英国人称之为“aim off”），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博福斯四联40毫米炮

备用弹药的使用顺序是先远后近，空袭激烈时往往需要更多人充当弹药手，

所以要“Praise the Lord and Pass the Ammunition”。

后来，美国海军获得了一种秘密武器。麻省理工的Charles Draper博士创造出Mk14瞄准具，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奇迹。与它要引导的火炮一样，Mk14的简单可靠程度让人惊讶，即便是毫无经验的三等火控兵也能把它用好。里面有两个装在万向支架上的陀螺，一个根据上下运动（俯仰）而转，另一个则根据左右运动（旋回）而转。当带有照明的瞄准线跟踪一个移动目标时，两个陀螺的进动量（倾斜角）就代表了目标相对于视线的角速度。有了角速度以后，还有一个用于计算提前角的参数是弹头飞行时间，它取决于距离。瞄准具上有个手柄，能移动里面的一组悬臂弹簧，设定好距离。就像跳水时的踏板一样，悬臂弹簧只有一端是固定的，越靠近固定端，弹性就越弱。当距离手柄下降时，悬臂弹簧与万向支架的接触点就向固定端靠近，手柄降得越低，弹簧弯曲越困难，陀螺进动量就越少，提前角也就越小。在实践中，设定距离的重要性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特别是在20毫米和40毫米炮能够发挥最大效能的射程范围内，20毫米炮是600—800码，40毫米炮是1000—1500码。在这段距离内弹道相对平直，对付迎面而来的目标，只需要很少的距离调整，甚至不用调整。再加上弹头的正常散布，敌机很难突破你的防线。

瞄准具需要用电来照亮十字瞄准线，并控制液体润滑膜的粘滞度，后者为整个内部机构赋予了稳定性。当操作手试图跟踪一个移动目标时，瞄准线当然会落在后面。这就意味着操作手必须加速向前移动，好让瞄准线始终压在目标上，这样火炮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提前量。很多次我听到有人抱怨说：“瞄准线老是落在后面！”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耐心解释：“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瞄准线不能落后于火炮，火炮就不会提前于瞄准线。换言之，如果要开炮击中被瞄准线套住的目标，火炮就必须赶到瞄准线的前面。”要普及这个简单概念竟是如此困难，真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我还是要说，必须承认Mk14瞄准具确实有点不好对付，目镜里的目标似乎总是乱动。秘诀在于：Mk14需要平稳的移动，最重要的是不能停顿，里面的两个陀螺仪就会做出正确反应。在与航母一起行动的军舰上，这根本不是问题。只要有飞机飞过，我的命令永远是：“追瞄，追瞄，再追瞄。让操作Mk14成为你的第二本能。”最初或许有人发牢骚，但我一直是个受欢迎的老师，跟这些孩子也相处得很好。在第一架“神风”（幸好也是最后一架）坠落在爱达荷号左舷旁边之后，我甚至不用再作提醒。战争期间，斯佩里陀螺仪公司总共制造了85000个这种瞄准具。

Mk14也能控制40毫米炮，把它装在Mk51指挥仪上就成为完美的组合。Mk51操作手有一个类似手推车的简单把手，还有一条背带确保他不会仰面摔倒。通过一套同步马达，使炮座随动于指挥仪。对炮座的远程控制消除了Mk14直接装在20毫米炮上时会出现的震动。我发射过几万发炮弹，这种震动从未干扰过我，但我能够理解，Mk14在震动下会变得模糊，可能会让处在激烈战斗中的炮手分心。Mk51的遥控操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四联40毫米炮炮烟的影响。

Mk14的研制者Charles Draper博士。战后他继续将陀螺仪技术发扬光大，被称为“惯性导航之父”，

美国一系列弹道导弹和登月飞船的惯性导航机构都有他的贡献。

Mk51指挥仪与Mk14瞄准具（数字8所指）的完美组合。

趴在MK51上的人负责瞄准，旁边戴着大号头盔的负责设定距离。

场地、人员和火炮均已就位，客户就在8公里范围内，我们缺的只是靶子。驻百慕大的美国海军航空站本应安排飞机为我们拖靶，但从一开始就执行得不顺畅，每天似乎都有做不到的理由。那些飞行员还要执行猎杀德国潜艇的任务。例如在1942年6月30日，当美国海军猎潜战果还寥寥无几时，百慕大海军航空站的Richard E. Schrader预备役上尉对准U-158投下一颗深水炸弹，正中甲板，将其送入海底。

我们的尴尬处境没有延续很久。Scott上校慧眼识人，Julian似乎认识美、英两国海军里的每一个人。驻百慕大的皇家海军航空站指挥官是George Fowler中校，他被派来百慕大养伤。1939年12月13日的普拉塔河口海战中，他乘坐的埃克塞特号重巡洋舰被德国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集中射击，他在爬舷梯时被弹片打中。如今他手下只有两名飞行员，较资深的一位是Ian McLaughlin，光荣号航母和两艘驱逐舰（译注：热心号和阿卡斯塔号）的46名生还者之一，这三艘军舰是在从挪威败退途中被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击沉的。一艘航母和两艘驱逐舰怎么会被战列舰偷袭，这真让人难以理解，反过来还差不多，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战争初期，三艘舰都没有装备雷达。光荣号没有携带侦察机，桅顶瞭望台上也没有人。Ian告诉我，沙恩霍斯特号的第一次齐射就打掉了主要的无线电天线，导致光荣号无法发报求救。莫名其妙的是，两艘驱逐舰也没有发出电报。不管怎样，Ian获救时两条腿已经在海里泡了好几天，血管受到损伤，让他不适合继续在航母上服务。和George一样，Ian也被派到气候温和的百慕大，连同家人一起。另一名飞行员是Trevor David中尉，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才思敏捷，蓄着胡须。

皇家海军航空站正在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高炮训练中心恰好有空缺。英国飞行员每天都兢兢业业地飞行，从来不找理由推辞，也不问几点下班。1942年12月，我们开始在夜间射击用探照灯照亮的拖曳靶（Julian的主意之一），他们也照办不误，甚至在第二天白天继续飞。Fowler夫妇把手下的军官及家属融为一个大家庭，我们这三个孤独的美国军官也被纳入其中。我们在南方乐园招待他们，他们的住处也变成我们的第二个家。

当Julian和Larry掌控全局并联络外界的时候，我这个资深教员将精力集中于教室和射击场。作为打飞碟靶的老手，我迷上了Mk14瞄准具，并很快成为它的鼓吹者。在战争的这个时候，这款瞄准具需要一个鼓吹者，因为许多内行人觉得它不好用。年龄较大的枪炮士官有时教育学员们把曳光弹当成一条水龙来引导，这种做法被称为“曳光弹火控”（tracer control）。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意识到，由于人的双眼离得较近，只能判断400码以内的距离，更远的物体只是一个影像罢了。我自己开始射击后，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射击场的教员都是枪炮士官，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让学员们在射击场上体验一下。枪炮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学员们还没准备好就开始按扳机。于是我让学员不停地练习追瞄，在实弹射击前先学会使用瞄准具。为了展示Mk14不像他们可能听说的那么糟糕，最初几个月我经常亲手演示几轮射击，有时用20毫米炮，有时用40毫米炮。我清楚记得一件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问题。当时我和Larry Springer合作操纵一门双联40毫米炮，事先宣布要作三轮演示射击。我们用两轮射击就击落了拖曳靶，飞机又拖着一个新靶飞了过来，这时士官过来说：“华莱士先生，希望您和Springer先生的射击到此为止了，我们要把水兵们带去吃午饭。”

在百慕大工作期间，我撰写各种主题的油印讲义，其中一份对Mk14讲得很透彻，为此我甚至收到斯佩里陀螺仪公司寄来的感谢信，他们还专门派一名代表来百慕大见我。他们很高兴能找到为他们生产的瞄准具说好话的人。

中心的士兵们得到磨炼并迅速成熟起来，我们据此安排晋升，很快提拔了自己的枪炮士官长，Smitty表现出很好的领导素质。Julian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管理者，他意识到在我们这种非正规的氛围里，持续扩大的新兵群体需要一些组织规矩。他从James将军那里借来了陆战队中士Leady，此人成熟稳重，风度翩翩，有领导才能，很快带出一支精神十足、井然有序的队伍。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用起柯尔特点45自动手枪几乎百发百中。

建立之初我们的学员很少，杰出的公关人员Julian便向James将军建言，所有海军军官都应该参加防空训练。结果，基地安排全体初级军官来南方乐园参加三天训练。百慕大是一个僻静无聊的基地，而枪炮项目特别刺激、很受欢迎，甚至一些军需官也想方设法参加。皇家海军在百慕大也有一个高炮训练中心，但是资源非常匮乏，我们尽己所能地提供帮助。一个热情的英国人Paul A. Curtis经常来访，他是多年以来《原野与溪流》杂志受人尊敬的枪械栏目编辑，什么枪都用得很好，当时正在训练狙击兵。不用说，这个“枪炮狂人”到了高炮训练中心就像老鼠进了米仓，厄利空、博福斯和Mk14是他的最爱。

我们第一次大批培训的学员来自即将去北非参加“火炬”行动的登陆艇。其中一名军官抱怨说他的手下无法让20毫米炮正常工作，当晚我派了一个枪炮士官跟他回去，原来他们一直没把炮上的防锈油擦掉！显然我们大家都是边干边学的。在战云密布的1938年，我曾告诉学生们，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陌生而遥远的地方重逢的，这句话逐渐得到了验证。登陆艇上有一名年轻军官，是我1937—1942年在密苏里州帕克维尔市帕克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我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参了军，大部分是海军军官。Joe Scoggin在战前、战后都做过我的学生，读博士期间被召入现役，参加了朝鲜战争，他后来留在军界发展并成为少将，负责海军的全球采购事宜。

我听到一些关于自由法国军舰的传言，便向James将军的副官之一请教是否要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他的回答是：“越快越好！”（Speed of a deer!）我们很快就物色到一个在登陆艇上服役、会说法语的缅因人，他意识到在中心工作的种种好处，同意成为一名教员。法国舰员到达后，时常会拿他的口音开玩笑，但他能够很好地应对过去。

1943年5月中旬，在百慕大工作仅仅七个月后，Julian被派往非洲西北部，按照大西洋舰队作战训练司令部1943年6月的通报，他去那里是为了新建一个高炮训练中心。同一份通报包括了其他调动信息。来自Dam Neck的Gus T. Greanias预备役上尉从E. C. Spencer手中接管了Price’s Neck，后者改任新服役的新泽西号战列舰（BB-62）的高炮军官。Spencer是各个中心里第一个派往“大型战舰”（large combatant vessel）的军官，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后来接到了类似调令。Larry Springer调往纽约州的长岛，指挥当地新成立的中心，后来又去伦道夫号航母（CV-15）负责高炮，我们一些同事在乌利西拜访过他。

接替Julian的是Edwin A. Hills II预备役上尉，除英国人外，他是我们中心第一个真正的海员。Ed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欣厄姆市，一个看得见海、闻得到海水味的地方。他十来岁时就驾驶游艇到过百慕大，岛上的住户听说他回来了，立即请他出去用餐。作为哈佛大学预备军官训练项目的毕业生，他于1940年4月被召入现役，在萨凡纳号轻巡洋舰（CL-42）呆了一年。我们终于有了一位对真正的海军有所了解的指挥官，在此之前差不多都是自行其是。接替Larry的新任二把手是Bill Pollock，从外表到内在都很出色。继Ed Hills后不久加入我们的是Jim Cronin，之前在纽约做律师，他很快对枪炮产生了兴趣，与士兵们相处融洽。我们还得到一名飞机识别教员，田纳西人Hendrix少尉。

1943年年中，Ed Hills到任后不久，James L. Holloway, Jr.上校指挥的驱护舰试航大队也来到百慕大。这个庞大单位很快成为我们学员的主要来源。有的护航驱逐舰上装3吋50倍径炮，有的装5吋38倍径炮。为了拓宽射击场，我们不得不清理出整片山坡。与以往一样，一切都运行得井井有条，英国朋友们继续满足我们所有的拖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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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锻造精兵

与此同时，接替Ed Spencer管理Price’s Neck中心的Gus Greanias接到了一项繁重任务。许多大型军舰即将完工服役，刚刚接掌大西洋舰队作战训练司令部的Donald Beary少将必须设法找到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舰员，崭新的航母或战列舰不能带着一帮菜鸟出海作战。1944年上半年，他要为两艘衣阿华级战列舰、一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和三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备齐人手，8—11月又有四艘埃塞克斯级计划服役。惟一的办法是在水兵上舰前完成训练。

位于纽波特的海军训练基地（新兵营）提供了大量宿舍，以及Narragansett海湾出口附近的一个高炮训练中心。在海军训练基地，你能找到舰船上的一切设备，轮机舱、各种火炮和指挥仪、厨房、雷达和电台、消防设备等等。学员们坐大巴去Price’s Neck参加对空实弹射击。Gus天生适合从事这类工作，他是眼光锐利的管理者，在Dam Neck担任过P. D. Gallery中校的副手。他后来告诉我，他手下有很多军官，但没有哪个真正热衷于枪炮，他一走出办公室就看见炮弹打得漫无边际，只好拜托Gallery中校从其他中心找个合适的人。1944年1月初，中校来到百慕大，我带他参观了射击场。他向我索要几份讲义，并热切地谈起以前读到过一份关于Mk14瞄准具的文章。我把讲义交给他时已近黄昏，他拿着上了楼，打算在晚餐前躺一会。走了一整天，他已经累了。不过他很快又下楼来，笑着对我说：“我夸奖那篇文章时，可压根没想到你就是作者本人。”第二天早晨Gallery中校就走了，1月11日人事局发来急件，调我去Price’s Neck，速速成行，不得延误。

我已经熟悉了Price’s Neck中心和纽波特基地，Gus也是很好的上级，他让我完全自主地开展工作。遇到的问题都很简单，解决办法归根到底就是一句“（用瞄准具）追瞄，直到你完全掌握了为止”。与往常一样，担任教员的士兵都是认真负责、有能力、有历练的人，只是绝大部分没有射击经验。我让他们练习射击，没用多久就熟练了。训练时间延长了，但效果显著。一天，Gus站在一旁看过几轮射击后说：“我刚刚写完你的岗位鉴定报告，你来了以后把射击成绩提高了100%，但我只给你打3.9分，给今后留一点进步空间。”

Price’s Neck中心的每个人都很容易共事。其他军官负责管理营地，驻守塔台并与拖靶机联络，我就把精力集中在射击场上。我想这里只需要一个“枪炮狂人”就够了。Gus后来评论说：“Dam Neck是一个测试中心，从未接纳过大量学员，也没有集中培训所需的食宿设施。而Price’s Neck为新的训练中心提供官兵，每月还有10%的教员轮换到海上服役。”

了解到Price’s Neck中心的巨大射击量后，军械局有时会送来几件装备，进行一番“加速折旧”，换言之，就是让装备经受大量射击的考验。只要有空，我就会自己做测试、自己写报告，反正一整天都在射击场上，我也喜欢做这些事。一次，他们同时送来一座双联20毫米炮和一个实验性的提前量计算瞄准具。我记得这款Mk20瞄准具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我把它装上双联20毫米炮，这样两者就可以一起“加速折旧”了。接下来的几个下午，我打掉几千发炮弹，实在过瘾。瞄准具本身没有任何的“折旧”迹象，而我却受不了了。强烈震动让我觉得左臂有明显的麻木感，一直延伸到左手食指，持续了好几天。Mk20只有Mk14的一半大，我在报告中给予积极评价，但之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它。当时，广受好评的Mk14瞄准具已经在舰队中普及，双联20毫米炮也没有装备的需求。我们急需的是四联40毫米炮，我记得有一次在萨拉托加号航母（CV-3）上数出了20多座。（译注：到1945年，萨拉托加号上装有23门四联或双联40毫米炮，几乎是1940年3月整个英国皇家海军装备的博福斯40毫米炮的总和。）

Gus和我都想去太平洋参战，担心战争在我们抵达前就已结束。考虑到我们后来的际遇，当时真的不必着急。我们不停地向Beary将军的联络官提意见，他是阿斯托利亚号重巡洋舰（CA-34）的幸存者，双腿因为弹片伤变成了黑色。将军传话说我们的愿望可以实现，但首先要完成手头的工作。他没有食言，几个月后Gus被派往10月份服役的匹兹堡号重巡洋舰（CA-72）。接替他的Ralph Connor因为患上轻微的心脏病，从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BB-44）的高射炮队调了过来。

我不得不多呆四个星期，在Dauphin号攻击运兵船（APA-97）上指导对空射击，该船每周两次带着学员们出海，每次三天，让他们体会海上实弹射击的感觉。我接到的命令说，Dauphin号试航结束后很快就要参战，大西洋舰队作战训练司令部认为她的枪炮官不能胜任眼下的枪炮教习工作。10月31日我上船报到时，船长告诉我他之所以提出这项申请，是担心学员们开炮时会打烂上层建筑。这种担心真的没有必要，枪炮官是一个有能力、能胜任的人，我们一起制定的训练科目运行得很顺畅。动身去Dauphin号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Eldon Sloan，他是我的老乡和大学联谊会弟兄，这次作为Shoshone号攻击货船（AKA-65）的学员来受训，后来我在硫磺岛又见到过这艘船。

差不多这个时候，Beary将军的联络官告诉我可以正式申请海上任职了。我申请了太平洋舰队战列舰或巡洋舰上的职务。Ralph Connor在推荐意见中写道：“强烈建议予以批准。华莱士上尉对于防空炮术的透彻了解必能为一艘主力舰创造巨大价值”，对于这样的评语我欣然笑纳。大西洋舰队作战训练司令部建议当Dauphin号的工作完成后再下达调令，建议派往“一艘大型战舰上的高炮职务”。

收到大西洋舰队作战训练司令部的推荐意见后，我问Ralph：“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三天假去一趟华盛顿？‘大型战舰’可能是随便什么船。”我匆匆前往华盛顿，直接找到人事局负责分派职务的军官。很幸运，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也有时间说话。他说：“哦，是的，华莱士上尉。我正要派你去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我告诉他，所有在航母上任职的枪炮官都同意一个观点：“离航母远点，他们只关心飞行员，你的炮组成员总是被当成干粗活的苦力。”我问：“能不能换成巡洋舰？”他的回答是：“对于巡洋舰来说，你又太资深了。换成战列舰怎么样？”正合我意，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时隔多年，我仍对自己的肆无忌惮感到一丝惊讶，我猜我当时还是不了解海军的做事方式。实际上，我的态度源自高炮训练中心这种非正规单位的工作经历，这里的上级军官不会拿军衔和资历说事，而是友善地听你说话，接受任何合情合理的建议。我认识的都是这样的人——美国舰队总部的Scott上校；百慕大的Julian Eysmans、Ed Hills和Holloway上校；Dam Neck的P. D. Gallery；Price’s Neck中心的Ed Spencer、Gus Greanias、Ralph Conner以及Beary将军的联络官。他们都是极其能干、通情达理的好人，在任何组织中都能脱颖而出。

我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1944年圣诞节，我向停泊在布雷默顿基地的爱达荷号战列舰报到。当时港内有两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和两艘战列舰，都已准备好重返太平洋。这四艘大型战舰中，爱达荷号将是惟一没有发生过重大人员伤亡的船。两艘航母是富兰克林号（CV-13）和邦克山号（CV-17），到战争结束时，她们受的伤是埃塞克斯级中最重的。另一艘战列舰田纳西号（BB-43）于1945年4月12日被一架“神风”撞击，伤亡很大。就在同一时间，爱达荷号打下了5架“神风”。如果不去那趟华盛顿，我或许就登上了富兰克林号或邦克山号。

在三艘新墨西哥级中，爱达荷号经受的防空火力改装最为彻底，

5吋51倍径炮郭炮和5吋25倍径高炮全部拆除，代之以10座5吋38倍径两用炮，

四联40毫米炮也多达1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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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型战舰

我的高炮故事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先前的理论和练习将要经受实战的检验。在爱达荷号上，我被指定为自动火炮官，兼任第8分队长（译注：双数分队在左舷），负责左前区防空，战斗时坐镇对空指挥所（Sky Control），这是全舰防空工作的中心。与高炮训练中心的同事、以及之前教过的几届大学生一样，我与第8分队的炮手们很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分队长的责任是厉行纪律、保护下属、倾听心声，全面管理水兵的一切，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地限定了一名自动火炮官与其他分队水兵之间的关系。自动火炮官对全舰自动火炮的维护保养负有责任，但我很快意识到，分队长们对于他人的指手画脚非常反感。我可以检查设备，特别是Mk14瞄准具和Mk51指挥仪，但不能命令其他分队的水兵开展模拟追瞄，即使是建议也不行。当然，我向右舷的两位分队长提出了这一建议。

更让我处境敏感的是，我是第一次出海，也是爱达荷号上的新人，而绝大部分军官已经在舰上干了几年，个别人甚至整个服役期都是舰上度过。陆战队分遣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精英团体，负责守卫左舷后方（译注：按照美国海军传统，由陆战队员操作大型军舰左舷后方的火炮）。与真正的陆战队员以及我的部下一样，他们的训练水平是顶尖的。陆战队是惟一有军官亲手开炮的军种。两位陆战队中尉B. W. Dulany（昵称Duly）和W. E. Greenip, Jr.（昵称Bill）负责操作Mk51指挥仪。在舰上八个月，我绝大部分值班时间是和Duly一起在对空指挥所度过，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对模拟追瞄十分在行，也和我一样精通实弹射击，Bill Greenip也是如此。我舰总共遭到七次“神风”攻击，在我看来幸运的是，其中六次都来自左舷方向。

作为自动火炮官，我很快发现一个问题。爱达荷号虽然在布雷默顿作了全面改装，却没有更换Mk14瞄准具的旧款十字瞄准线。十字瞄准线在照明条件下容易产生虚光，震动时会变得模糊，军械局因此接到无数抱怨。每个用过觇孔准星的步枪兵都有体会，人的眼睛会本能地找准圆环中心，即使这个圆环很大，所以在1944年，军械局批准对Mk14瞄准具作一项改进，改用一个带有照明的、较大的同心圆瞄准线。爱达荷号似乎从未在一个地方长久停泊，久到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新的瞄准线，这就迫使我采取高炮训练中心时期的非正规做法。在我舰停泊珍珠港、即将前往硫磺岛的一天，我赶在快下班时走进军需库，只用几分钟就带着满满一袋准星走了出来。我想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越靠近战区，办事效率越高（proximity to the battle area tends to expedite matters）。

硫磺岛战役中，我们和其他几艘战列舰一起提供岸轰支援。这里的空袭相对轻微，或许是因为快速航母舰队正在攻击东京地区，目的是将空中威胁压到最小。最严重的一次空袭发生在2月21日，即登陆第三天，萨拉托加号航母被五架“神风”撞成重伤退场，俾斯麦海号护航航母（CVE-95）被击沉。在硫磺岛，我们白天没有见过任何日本飞机，只是在登陆前一天傍晚，天刚黑下来，我们观察到滩头附近的舰船受到一次小规模空袭，发射了大量高射炮弹。当时我舰正在向东作“夜间后撤”（night retirement），对空指挥所里的每个人面面相觑，心中既惊诧又解脱，庆幸自己远离这样猛烈的“友军误击”。

我们在硫磺岛目睹的惟一有效的高射火力来自日本人。2月17日，陆战队中尉M. L. Connally驾驶水上飞机为爱达荷号观测弹着时，被一发击穿座舱的25毫米炮弹打伤，鲜血从机身弹孔处滴下来，好在他的伤势并不十分严重。日本高炮的另一次命中发生在D日早晨。一队B-24轰炸机从不到300米高度飞越硫磺岛，对这些高空飞机而言实在飞得很低，日本人报之以猛烈的自动火力，击中至少一架，可以看到一块巨大、沉重的碎片掉了下来。

虽然我们在硫磺岛没有遭到空袭，也没有受到岸炮挑衅，但还是有几次毛骨悚然的经历。对于其中一次，我直到15年后读到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对硫磺岛战役的记述时才察觉到，当时若知道真相，我们将是何等惊惶。那次我和Dulany坐在对空指挥所里，我说：“Duly，鬼子正在炮轰那艘船呢。”那船锚泊在我们与硫磺岛之间，距离不远，可以清楚看见炮弹激起的水柱一步步向她靠近。据莫里森的说法，最初的射程远远不够，但是落点越来越近，直到一发炮弹擦过船尾，打伤一名船员。这时日本校射员犯了一个错误，他不是立即修正射击方向，搞明白弹着点是在自己与目标之间还是在目标另一侧，而是觉得自己打远了，开始缩短射程，因此后来的水柱越偏越远。当那艘船急忙开动时，我记得密西西比号战列舰（BB-41）开始压制岸炮，还有一艘驱逐舰像怒气冲冲的看门狗一样猛冲上去，用5吋炮一通狂射。我浑然不知，挨打的是哥伦比亚胜利号弹药船，她要是爆炸，附近的舰船都会遭殃。

约翰·伯克号自由轮被“神风”撞击后，引爆了船上装载的弹药，形成一朵巨大、短粗、狰狞的蘑菇云。

布什号驱逐舰（DD-529）上的医官恰好拍下这段影像，该舰三个月后也被“神风”撞沉。

还有一次遇险，是一发或几发战列舰炮弹在爱达荷号附近爆炸，把大块弹片洒向甲板。一个水兵给我看一块碎片，分量沉重到必须用双手才能抱起。当时我们位于硫磺岛东侧，炮弹是从西侧的舰上打过来，显然打高了。炮弹落水前发出“呼—呼—呼”的巨大声响，说明也可能是跳弹。

正如莫里森指出的那样，硫磺岛战役最大的受益者是陆军航空队。硫磺岛位于B-29轰炸机从塞班岛主基地往返日本的途中，可以为受伤或燃料不足的飞机提供安全港。后来估计，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400架次B-29降落于此。因为该岛临近日本，还能起飞P-51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首架遇险的B-29降落时，岛上依然激战正酣，它的降临给我的印象，好似一头饥饿的食肉动物开始享用尚未断气的猎物。爱达荷号于3月7日离开硫磺岛，到12日所有重型岸轰舰均已撤离。

油画《硫磺岛：苦战得来的安全港》，作者John D. Shaw。

3月4日，第9轰炸机大队第1轰炸机中队的一架B-29完成硫磺岛首降，

吸引了大批围观群众。该机随即改名为“硫磺岛维尼熊号（Iwo Weenie）”。

同一中队的“矛头号（the Spearhead）”，

名字和图案均来自折钵山升旗部队——陆战五师。

硫磺岛战役结束后，我们于3月10日来到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环礁，为即将展开的冲绳战役做准备。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大派对”，连英国佬也带着战列舰、航母和驱逐舰赶来参加。对于高炮训练中心一帮人来说，这次聚会更是难得。我认识的每个热心于高炮训练工作的人都申请了海上职务，Gus和我被派往“大型战舰”。百慕大的伙伴中，Ed Hills去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BB-57），Jim Cronin上了华盛顿号战列舰（BB-56），Larry Springer在伦道夫号航母上。在Dam Neck和Price’s Neck时期认识的人里，P. D. Gallery当上了驱逐舰舰长，Ed Spencer已在新泽西号战列舰呆了一段时间，Gus去了匹兹堡号重巡洋舰。这几位只是从我工作过的地方走出来的军官，无疑还有许多军官从其他中心来到这里。当然，各个中心还为舰队提供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枪炮士官。

乌利西是一个安全、偏远的港口，至少看上去如此，因此大家都觉得放松悠闲。11日夜，作为海军爱好者的我登上对空指挥所，俯瞰之下，无数巨舰的灯光一直漫溢到水天线。这幅景象让人心生敬畏，即便是最干瘪无趣的灵魂也会受到震撼。那天深夜，一名年轻的日本飞行员远远望见笼罩乌利西的灯光穹顶，随后又将广阔海面上灯火通明的大群军舰尽收眼底，想必体会到了这份敬畏。这位不速之客远道而来，导航技术完美无缺，他选择Larry Springer所在的伦道夫号作为撞击目标。当时有大批舰员聚集在机库看电影，好在飞行员撞向飞行甲板末端，那里人员稀少，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虽然导致了大爆炸，但火势很快被扑灭。次日我登上该舰探望Larry时，损坏已经不怎么显眼。几年后Gus Greanias写信给我：“既然你提起了乌利西的伦道夫号，我当时正在舰上拜访LarrySpringer和几个Dam Neck好友。‘神风’撞击时我们正在看电影，他们根本没有发出战斗警报。”这次事件是对日军决心的预警，也是冲绳战事的先兆。

受伤的伦道夫号与伊阿宋号重型船体修理船（ARH-1，

修理船均以神话人物命名）靠舷停泊。

这起事件平息下来后，我抽空拜访了Ed Hills和Jim Cronin。在南达科他号上，Ed向我展示了1942年11月14—15日夜间瓜岛海战中日本雾岛号战列舰发射的穿甲弹擦过甲板、打裂一座主炮塔炮座的痕迹。几分钟后，蛰伏一旁的华盛顿号就用16吋主炮在直射距离上发射约75发炮弹，摧毁了雾岛号。Jim Cronin一直对下属关怀备至，我在华盛顿号与他匆匆见了一面，他把一名部下被射偏的20毫米炮弹打死的地方指给我看，悲痛之情让我感念至深，这类事件现在叫做“友军误击”。

我在乌利西停留的10天中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对海军当时的微调（fine-tuning）能力佩服至极。因为一个直径不足6吋的零件坏了，导致舰上一座四联40毫米炮无法工作。虽然各个高炮训练中心发射过几百万发炮弹，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损坏，连接炮座与Mk51指挥仪的随动系统也没发生过任何故障。带着损坏的零件，我登上第十后勤中队的驳船，心里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在这里我很高兴遇见一个老朋友，他曾是百慕大的军需官，在南方乐园参加过三天训练。很快他就制作出我需要的部件，还多给我一个备用。这是我在海军生涯中遇到的一起典型事件。每个人都很有能力、值得信赖，每件事似乎都能按计划运行。当然，我未能参加早期的作战行动，海军当时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乌利西停泊期间，我舰并非无所事事，除了必要的维护保养外，我们还用两天时间开展了对空射击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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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乌利西环礁

作者：George Spangler

1945年3月，15艘战列舰、29艘航空母舰、23艘巡洋舰、106艘驱逐舰以及油船、补给船组成的辎重船队从“太平洋某基地”启航。这支史上最强的舰队必定需要规模惊人的后勤设施。这个神秘基地位于何方？

西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环礁一度是全球最大、最繁忙的海军基地，却始终默默无闻。只有极少数平民百姓听说过它。等到保密措施解除、“乌利西”这个名字得以公开时，这个巨型基地已是一片荒芜。战争的脚步逼近日本本土，媒体不会再为这个过气的地方耗费笔墨。

乌利西位于关岛西南580公里，菲律宾以东1370公里，东京以南2100公里，作为一个典型的火山环礁，其特产是珊瑚、白沙和棕榈树。礁湖面积220平方公里（译注：世界第四大），平均水深24—30米，是方圆1300公里惟一合适的锚地。周围有三四十个略微高出海面的小岛，最大的一个不足1.3平方公里。

1944年9月美国海军来到乌利西时，当地只有400个土著和3个日本兵。海军把面积最大四个岛上的居民转移到较小的Fassarai岛上，将这四个岛的每一寸土地都迅速利用起来。Asor岛是总部所在地，设有港口引水员、通信站、海水蒸馏器（岛上惟一的淡水来源是雨水）、帐篷、小艇码头和墓地。Sorlen岛成了105艘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和45艘机械化登陆艇（LCM）的维护修理站，因为缺少小艇，这些登陆艇承担了所有杂务。Mogmog岛是休闲场所。最大的Falalop岛刚好容纳一条1100米长的跑道，足以起降R4D和R5C运输机（译注：分别是C-47和C-46的海军型号）。平均每个星期，运输机都会从关岛运来1269名乘客、4565袋邮件和119吨物资。

尼米兹将军把第十后勤中队称作“秘密武器”。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Worrall R. Carter准将创建了这支神奇的机动后勤力量，让海军能够大踏步跳跃前进，不用费时费力地啃下一连串岛屿建立基地。

占领乌利西后的头一个月，整个浮动基地便投入使用。6000名修船工、枪炮匠、铆工、木工和电工搭乘修理船、驱逐舰供应船和浮动干船坞来此。埃阿斯号修理船（AR-6）有一个附带空调的光学仪器工场，并备有各种金属，可以用合金材料制造任何需要的零件。许多冷藏船和补给船分成三班工作：第一班卸货时，第二班正返回后方基地装货，第三班已经在来乌利西的路上。超过半数的船只自己没有动力，必须被拖过来，作为仓库接收整个运输系统运来的物资，后续再作分发。这条供应链一直通往美国本土。

报纸和杂志记录了英格兰在为诺曼底登陆准备的大量军队和物资的重压下摇摇欲沉的景象。冲绳登陆留下的文字记载较少，但涉及的人员、舰船和物资却更多，包括60万加仑燃油、1500车皮弹药，还有足够让佛蒙特、怀俄明两州的每个居民一日三餐、连吃半个月的食物。冰淇淋驳船一次能制作500加仑冰淇淋，外形近似油船的阿巴坦号给水船（AW-4）可以过滤淡水，烘烤面包和馅饼。从乌利西开出的油船在离作战水域不远的地方给军舰加油。她们为舰队补充人员、邮件和医药，并开始接收零配件订单。

在7个月时间里，乌利西的人口一度与达拉斯市相当。但随着美军攻下莱特湾，浮动基地向前推进，留守人员已寥寥无几，这个环礁重新陷入了寂静和孤独。

1944年12月12日，第38.3特遣大队进入乌利西锚地。

第38.3特遣大队的提康德罗加号行驶在锚地主航道上，左舷是第38.1特遣大队的四艘航母。

稍后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杀人犯，排排站”（Murderers’ Row）

1945年3月，即将发起冲绳战役的美军舰队

乌利西锚地的泊位图

无敌海景浴场

小酒不是天天有

日本人对乌利西并非一无所知。1944年11月20日，停泊在礁湖中的密西西尼瓦号油船（AO-59）

被一条“回天”人操鱼雷击沉。护航舰艇立即展开反潜作业，一艘护航驱逐舰投下的深水炸弹已经爆炸。

史东

第五章  目标冲绳

在战列舰队护送下，马克·米切尔中将指挥的第58特遣舰队于3月14日离开乌利西，几乎立即就陷入了险境。18日有三艘航母受了轻伤。19日早晨，黄蜂号航母（CV-18）遭到重创，富兰克林号航母几乎全毁（主要原因是本舰弹药殉爆）。富兰克林号轮机失灵后由匹兹堡号重巡拖行了两天，才重新以自身动力航行。这次攻击造成富兰克林号上807人阵亡、至少487人受伤（译注：原文为724死265伤，译者根据手头最新资料更新了人数）。收殓遗体的差事让人既悲痛又恶心。Gus告诉我，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仍不敢直视一块半生不熟的牛排。

1944年10月30日，富兰克林号（左）和贝洛森林号轻型航母（右，CVL-24）各挨一架“神风”，退出战斗。

1945年3月19日，刚刚回到前线的富兰克林号再次遭到撞击，

伤亡超过舰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二战中美国舰队航母最惨重的人员伤亡事件。

这两次悲剧不能归咎于高炮。黄蜂号和富兰克林号受到的打击都是因为雷达（也许还有瞭望哨）的失误。每次都有一架水平轰炸机毫无预警地飞到头上、丢下炸弹。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在周围簇拥着大批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情况下，她们的惟一使命就是为航母护航。18日和19日空袭的突然性，让人顺理成章地怀疑雷达是否有效。

事实上，冲绳战役的经验显示，美国雷达确实存在不足，一是缺乏准确的测高能力，二是在敌机临近时频繁失去接触。因此较小规模的空袭更容易躲开探测。21日，雷达毫不费力地发现了160公里外来袭的一波敌机。这次来的是48架飞机的大机群，其中包括18架一式陆攻，分别挂载一具有人操纵的火箭（即“樱花”，被美军蔑称为“傻瓜”弹）。这种自杀式火箭装有1.2吨重的战斗部，从母机发射出去后，飞行速度快到近乎无法拦截。这天，全部一式陆攻在有机会投放“樱花”前都被击落了。

抛开雷达的好坏，航母频繁受到突袭也让人对瞭望哨的作用产生疑问。这些小伙子们都有最敏锐的视力，他们发现远方物体的本事时常让我惊讶。整个舰队有数百人同时担任瞭望哨，只负责搜索敌机一项工作，这种情况下还出现纰漏，警惕性肯定有问题。富兰克林号的例子里有一个可以体谅的因素，她当时正在放飞飞机，给辨认敌机增加了难度。但我觉得，很多军舰并没有认真训练舰员们如何识别飞机。

作为即将发起的战役中“炮击和掩护分舰队（Gunfire and Covering Force）”——第54特遣舰队的一份子，我们于21日驶向冲绳，并在下午开展了一场彻底的防空射击演习。参加一场新的登陆行动总是让人心潮澎湃，更何况大家都知道这次战役规模空前。当天晚上在对空指挥所值班时，我们在雷达屏幕上看到一幅有趣的画面。PPI（Plan Position Indicator）屏幕就像是以本舰为圆心的一幅地图。一根指针像时钟一样周而复始地转圈，每转一圈就留下雷达天线发现的物体位置（一个小点或一块斑迹）。指针和屏幕都被一盏绿灯所照亮。我们看到的是一块块深色斑迹，代表了岛屿、陆地、舰艇或是任何能够反射雷达信号的物体。这天晚上，屏幕上显示出整个掩护分舰队的巡航队形。虽然一队严守纪律的军舰总是能按照指定队形航行，但这次的队形却有些不寻常。周围护航的驱逐舰组成一个完美的圆环，圆环之中的重型岸轰舰构成一个完美的五星。

虽然时有警报响起，我们前往冲绳的旅程相对波澜不惊，但是3月26日到达那天清晨发生的事，却预示了未来的种种变故。天亮前，我按照每天拂晓战斗警报的要求到对空指挥所就位，看见周围海面上漂浮着三四处汽油燃起的大火，渐渐被编队甩在了后面。我问：“这是什么着了火？”有人回答：“屏护幕刚刚打下几架敌机。”我又问：“为什么我们不拉战斗警报？”回答是：“舰长不想打扰大家睡觉，今天将是忙碌的一天。”整个冲绳战役中，我们再也没有用这样悠闲的态度对待过日本飞机。

我们兴奋地了解到最新式神奇武器——VT引信（可变时引信、近炸引信）的实战效果。以5吋38倍径炮为代表的较大口径高炮是通过在敌机附近引爆炮弹、产生弹片来摧毁敌机。VT引信的发明解决了最大难题，炮弹既不会在到达目标前过早爆炸，又不会在擦身而过后迟迟才炸，而是在正确的时间爆炸。常用的定时引信是在炮位上提前装定好，再由人力完成装填。我们总是挑选那些最强壮有力的人来装填24.5公斤重的弹头。我见过一位军官用秒表来计算从装定引信到完成装填的准确时间。实际上每个装填手用时都不一样，也不可能每次都保持相同时间。起爆时点是命中的关键，但在这方面出差错的几率却很大。

有了雷达的帮助，用Mk33型指挥仪计算炮弹发射的提前角和射距已经不是难事（毕竟雷达RADAR这个单词就是“无线电测向和测距radio direction and ranging”的英文缩写），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能完成，3月26日清晨那些倒霉的日本飞行员们就领教了这一点。VT引信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弹头顶端的引信发出无线电波，遇到敌机又反弹回来，如果返回的信号强到一定程度，就表明敌机进入了杀伤范围，差不多该引爆炮弹了。原理虽然简单，但研发一种能够承受炮弹发射冲击的微型电子管雷达仍然是一项艰巨课题。不管怎样，这个难题还是解决了，VT引信成为我们手中的秘密武器。

在地面战斗中，若是炮弹能在离地几英尺的空中爆炸，就会大大削弱散兵坑对步兵的保护作用。为防止没有爆炸的VT引信落入德军之手，美军在欧洲战场上一直没有使用VT引信，直到突出部战役的危急关头才破戒。这种“灵巧炮弹”的出现，比现在广为人知的“灵巧炸弹”早了近半个世纪。对空射击时，5吋炮并不是全部发射VT弹，而是与对空通常弹混合使用。后者是在发射前预先装定引信，爆炸后起到类似曳光弹的标识作用。指挥仪操作手通过观察定时引信的炸点远近来修正自己的瞄准，这跟对舰射击的“弹着观测”差不多。

夜间战斗时，混用VT弹和通常弹的做法会产生非常壮观的景象。作战准则要求掩护分舰队的岸轰军舰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尽量避免被敌人发现，而由屏护幕来保护她们，于是我们有很多机会目睹驱逐舰用5吋炮击落日本夜间侦察机。对侦察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体验。当驱逐舰向夜空中看不见的敌机开火时，你可以清楚看见炮弹爆炸的一连串红光，由此知道敌机航线和战斗进程。看着炮弹连续爆炸，每次都比上一次更靠前，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迅速向目标挥拳，左右左右，却总是差之毫厘。没过多久，空中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橙色火球，那是弹片击中了飞机油箱，那些倒霉的飞行员很少能够逃走。我始终相信美国海军中射击水平最高的是驱逐舰，特别是对空射击方面。冲绳战役时，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敌机，当然她们也经历了大量训练，毕竟5吋炮是她们的主要武器。驱逐舰舰长大多具有勇敢、不羁和自信的性格，因此才能在冲绳外海的雷达哨戒线上大展英姿，创下千古流芳的传奇事迹。

冲绳必定是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战役，海军需要一个安全基地，而不是在开阔海域开展加油、装弹、修理等活动。两栖部队指挥官里奇蒙·凯利·特纳中将（译注：5月24日晋升上将）深谋远虑、力排众议，决定占领冲绳以西仅24公里的庆良间列岛。进攻冲绳本岛之前，我们几乎兵不血刃地拿下庆良间列岛，爱达荷号在其中只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因为没有必要动用重炮。不知什么缘故，一直目光长远的敌人在这里设下的防御极为薄弱。主要的锚地能够容纳75艘大型船只，两个出口都用钢网加以封闭。神风特攻队向庆良间列岛发动了一些小规模袭击，取得若干战果，但总体上这是一个很难接近的区域，四周小山上设有位置优越的雷达站和防空炮。在漫长的冲绳战役期间，我们多次撤退到锚地，接受弹药、燃油、修理和邮件。莫里森在田纳西号上写道：“身处锚地，虽有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人们却能拥有一份安全感，仿佛空袭时获得屋顶遮蔽……单单为这一项恩惠，水兵们便要为凯利·特纳祈福，他的智慧使之成为可能。”在冲绳战役的无线电通信网中，庆良间列岛有一个机智而恰当的代号——智者湾（Wiseman's Cove）。

3月26日我们到达冲绳后，没过多久便迎来了首次防空战斗。次日早晨，我们在敌机抵达前一小时接到预报。6时20分太阳即将升起时，一架双引擎的“银河”陆上爆击机投弹未中，撤退时错误地飞过爱达荷号。我舰5吋炮群在5800码距离上开火，打了一个幸运的“开门红”。五炮齐射之下，敌机迅速炸成火球。据我推测，第一次齐射就摧毁了目标，但是在看到效果前，后续几轮炮弹已经发射，收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又多花了一点时间。整个射击过程仅持续15秒，消耗炮弹20发，其中只有一发VT弹。射击效果堪称完美，飞机被爆炸所笼罩，用不用VT弹其实没有差别。这也是我在爱达荷号上惟一一次听到有人因为敌人完蛋而欢呼喝彩。气氛很快阴沉下来，幼稚的激动荡然无存。

随后，5吋炮群在2分钟内射击21发，目标是一架向内华达号战列舰（BB-36）自杀俯冲的九九舰爆，只获得一个“协同击落”战果。虽然敌机被内华达号的自动火炮打得支离破碎，但其俯冲角度很大，仍然一头撞上后甲板，造成11死49伤。在另一个10分钟里，5吋炮群射击39发，这次整个编队击落4架或5架，我们又是一个“协同击落”。

内华达号遭到撞击。

防空军官的编制和战位安排是有讲究的。5吋炮群有两座指挥仪，同时只能对付两个目标。两座指挥仪各由一位军官掌握，两人都在对空指挥所里工作。这样的安排可以让炮群同时兼顾左右两舷，或者同时对付一舷的两个目标。其中一位军官是我的上级G. J. Bishop少校，防空军官兼助理枪炮长，一个非常友善、能干、认真负责的密西西比人，绰号Bish。虽然他是防空军官，但爱达荷号的主业还是岸轰，所以他经常没日没夜地工作，成了本舰最辛苦的人。爱达荷号是他的第一个海上职务，到我上舰时已经干了近三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枪炮长R. H. Atkinson, Jr.中校比我早近六年上舰，也是第一个海上职务，之前是征兵官。另一位5吋炮指挥长Ernest J. Marx预备役上尉是个热心肠、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来自圣路易斯，冲绳战役前在乌利西加入本舰，海上服役经验已超过三年。

与5吋炮群受限于两座指挥仪、两个目标不同，自动火炮是几十个相互独立的单位，每个都能迎战不同目标。因此全舰自动火炮分为四个区，分别由一位军官指挥。当射击开始后，每座40毫米炮、每个20毫米炮手都是独立作战，有机会展示各自的主动性。在我负责的区，炮手们不止一次凭借这样的主动性摧毁了自杀机，否则敌机就有可能撞在友舰、甚至我们自己头上。

我是左前区的指挥长。右前区指挥长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Fred J. Corales预备役上尉，他的第一个职务就在爱达荷号上，已经呆了近两年。Freddie为人亲和友善，但我们的交情仅限于拉响战斗警报以后背对背坐在对空指挥所的两边，我对他了解不深。和我一样，Freddie也是分队长（第7分队）。

左后区指挥长是Robert H. Daley陆战队上尉，他负责指挥陆战队分遣队，能力很强。Bob上舰超过一年，是第一个海上职务。陆战队员们自诩为军中精英，平时与普通水兵并不亲近，我与Bob也只是点头之交。他从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市的圣奥拉夫学院毕业，上学时玩橄榄球。我对Bob最清楚的记忆是硫磺岛战役前停靠珍珠港时有两位陆战队少尉上舰拜访，都是他之前在圣奥拉夫学院的球友，即将参加第一场战斗。后来我从Duly口中得知，这两个魁梧英俊的年轻人都在登陆后不久阵亡了。我不认识负责右后区的第5分队长，即使知道过他的名字，现在也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名字没有列入我舰纪念册，想必是在战争结束前夕调离，当时纪念册尚未更新完毕。

左后区的陆战队员们训练有素，但我对右舷炮组的训练情况一无所知，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表现——除了在演习中。显然他们与我在爱达荷号上认识的所有人一样能干。很快，他们的能力就要接受检验。

4月1日是冲绳登陆日，这天早上一架九九舰爆从右舷来袭，成为40毫米和20毫米炮的猎物，坠落在180码外，共消耗313发40毫米和1242发20毫米炮弹。敌机在距离500码时抛弃了炸弹，说明当时已负重伤。我没能目睹这次战斗，因为它是在我背后发生的。指挥长在战斗中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区域。我只记得有一次Freddie猛地冲到对空指挥所我的这边，本能地躲开一架很可能撞上的自杀机。

3月27日，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BB-48）击落一架自杀机。

冲绳登陆日，西弗吉尼亚号的炮手仰望天空，当天该舰被一架自杀机撞击。

4月6日3时41分，天还是漆黑一片，5吋炮群完全依靠雷达指示，向一个可能是侦察机的目标射击61发，没有击中。射距从6000码一直延伸到9000码，显然目标正在飞离。我见过夜间击落的敌机都离射击舰（大多是驱逐舰）近得多。最猛烈的“神风”袭击发生在这一天，日本人总共派出355架自杀机，这是十次“菊水特攻”中的第一次。这些规模宏大、血腥残酷的自杀式袭击被日本人委婉地称作“水上漂浮的菊花”。前出很远的雷达哨舰（radar picket）为舰队提供了早期预警，执行战斗空中巡逻（Combat Air Patrol，缩写为CAP）任务的战斗机拦截并击落了绝大部分自杀机。整个白天虽然频频报告发现敌机，但一直没有见到大动作，直到黄昏时分我们开始夜间后撤为止。18时后不久，战斗便迅速展开了。

接下来，我们参与到冲绳战役众多伟大场景之一——纽康姆号（DD-586）和洛伊茨号（DD-481）驱逐舰的苦难经历当中。在我舰5吋炮群开火前，纽康姆号已被撞击两次，我们射击的是第三架。这次我们使用VT引信有些大手大脚，用25发VT弹搭配10发对空通常弹。爱达荷号的作战报告称：“敌机起火后在水上滑行了一段，撞上这艘已经被两架敌机重创的驱逐舰。”于是纽康姆号瘫在水里动弹不得，洛伊茨号勇敢地接舷提供帮助。说时迟那时快，不知从哪儿又冒出一架敌机，冲向两艘驱逐舰。我们要是开炮必定会打中友舰，只能无力地旁观，心脏都快跳出了嗓子眼，最后眼睁睁看着敌机撞上纹丝不动的两艘驱逐舰。舰队继续前行，她们两个渐渐落后，看不见了。

海军判定纽康姆号、洛伊茨号“结构性全损”，已经不值得修复。

后来，我们欣喜地得知两艘驱逐舰都硬撑着开回了庆良间列岛。多年以后，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猎鹌鹑旅行中，我结识了商人Jim Walter，后者在冲绳战役前夕离开纽康姆号。舰长Macmillian中校劝他打完冲绳再走，但是经历过苏里高海峡大战后，Jim下定决心要找一个更加平静的地方。他的决定或许是正确的，同一个40毫米炮组的许多战友都上了纽康姆号40人的阵亡失踪名单。

当天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一架“银河”起初在大约16公里外绕着编队转圈。当它展开攻击时，5吋炮群发射89发（包括58发VT弹），飞机在科罗拉多号战列舰（BB-45）附近坠海，我们得到的当然还是“协同击落”。

4月7日拂晓前夕，5吋炮群又一次在雷达引导下向远方敌机射击，没有取得战果。平静持续到9时30分左右，单独一架九九舰爆向爱达荷号左舷发起决死突击，战斗警报响彻全舰，但是在人员就位前，这架敌机就已经被击落。这次只有3门5吋炮投入战斗，而不是通常的5门（译注：可见爱达荷号当时处于二级战备〔Condition II〕，半数防空炮保持备便）。击落敌机的应该是自动火炮，大部分目击者认为Duly的四联40毫米炮完成了致命一击。Duly后来回忆道：“我心情放松地结束了值班，开始冲澡。正当我全身涂满肥皂时，突然警报大作，5吋炮开始发话。我的船舱离浴室很近，就跑去抓了件浴衣穿上，光着脚上了指挥仪。我向敌机开火直到它坠落，浴衣上到处都在冒肥皂泡。我朝另一个陆战队四联炮位望去，看见一名陆战队下士正在操作20毫米炮，他在面包房工作，上炮位时还围着围裙，戴着厨师帽。我当时在想，要是一个光屁股炮手的照片登上《生活》杂志的封面，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生活》杂志照相师Horace Bristol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

这位光屁股机枪手乘坐的PBY水上飞机刚刚在拉包尔附近海面降落，他脱掉衣服下水，

救起两名友机飞行员后又回到岗位上。注意他身边贴着日本军舰识别图——This is the enemy。

我舰后方的德克萨斯号战列舰（BB-35）上有一名照相师拍下这场战斗的全过程。对于熟悉对空炮术的人来说，照片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我舰四周的大量浓烟。看到照片的人总是说：“这艘军舰被击中了！”为海军官方照片编写图注的人显然听够了这种错误说法，觉得有必要注明：“浓烟全部来自防空火炮”。准确说来，大部分是5吋炮使用的无炮口焰发射药产生的，只用3门5吋炮开火就已经浓烟缭绕了。

4月7日在冲绳海域，一架九九舰爆被美国海军F4F战斗机击中后向爱达荷号发动自杀撞击，又被该舰防空火炮打掉了右侧翼尖。

这架九九舰爆在爱达荷号附近坠毁。“笼罩该舰的浓烟全部来自防空火炮”。

这一天最让人兴奋的是，包括爱达荷号在内的6艘老式战列舰，以及随行的巡洋舰、驱逐舰将出发去拦截最大的一股“神风”——日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后者正朝冲绳开来，只携带了单程燃料（译注：事实并非如此）。Grassie舰长向全舰通报了我军将要采取的战术，战列舰队计划在后半夜拦截大和号，发挥我方雷达优势，力求造成足够大的损伤（特别是对火控设备），尽可能削弱其460毫米巨炮、1.5吨穿甲弹的优势火力，以便我军在白天靠近并消灭之。18时48分，在非常糟糕的光照条件下，所有军舰向着平行于战列舰纵队飞行的一架九七舰攻或九九舰爆发射5吋炮，敌机一头撞上了马里兰号战列舰（BB-46）。

让这个故事虎头蛇尾的是，第二天早晨我听说，早在昨天下午快速航母舰队就已经派飞机把大和号击沉了。

史东

第六章  深思战训

本章将提出“射击纪律”这一基础问题。在我看来，射击纪律就是为了采取杀伤力最大的射击方式，通常与射距密切相关。军事历史记录下许多有关射击（战斗）纪律的例子，尤其是在伟大征服者以少胜多的光辉胜利中。征服者在战略上当然要进攻，但基本战术往往是防守，且必须如此。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方阵的长矛、恺撒军团的短剑都有赖于拥有良好战斗纪律的使用者，方能产生摧枯拉朽的威力。这两支军队在训练中强调“突刺”（thrust），即等待对方接近到你不可能打偏的距离时再出手。大流士的波斯部族和阿里奥维斯塔斯麾下嚎叫的日耳曼巨人毫无胜算，因为他们不知战斗纪律为何物。到了火药时代，每个美国男孩都因为普雷斯科特上校在邦克山上的名言而激动：“直到你看见他们的眼白了再开火。”（Don’t fire until you see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在冲绳也是如此，美国海军的任务完全是攻击性的，但面对日本终极武器——神风特攻队时，每艘军舰的战术反应又完全是防御性的：什么时候做假动作？什么时候突刺？直到看见他的眼白再开火吗？

自动火炮应该在多远距离上向敌机开火？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却没有达成共识。爱达荷号的防空军官们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管怎样，我想和我的炮组成员一起研究解决。20毫米炮手和40毫米炮指挥仪操作手一般不戴耳机，我通过站在他们身边的对讲机员与他们联系。有一次，他们没接到命令就向一架非常遥远的敌机射击，我问他们觉得敌机有多远，他们大致估计是2000码左右。我又向5吋炮指挥仪操作手问了同一个问题，毕竟他掌握着雷达，回答是6300码。当我把这个数字反馈给炮组时，其中一人又说：“对讲机员说，他觉得您已经下达了开火命令。”这是另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了。

对讲机员戴着大号头盔，很容易辨认。

Freddie Corales和其他很多军官觉得，如果向一架敌机射击，不管距离有多远，也许能促使它放弃攻击本舰，另找一个目标。我却认为，在有效射程外对一架接近中的自杀机射击不仅是徒劳，还会产生一系列恶果。这会消耗炮位上的备用弹药，产生的炮烟会遮挡视线，很多情况下会导致炮手没等瞄准具给出提前量就仓促开火。最糟的是，虽然你不停地射击，自杀机还是越飞越近、越变越大，这会对士气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的观点是，只要我们等到敌机进入有效射程、所有火炮都在平稳追瞄后开火，敌机几乎瞬间就会被大量炮弹打爆。这正是我们区在4月12日的大考验中发生的事。

1944年11月29日夜，马里兰号被一架自杀机撞击。

50年后，马里兰号遇袭事件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这不是一次突然袭击，敌机也不是大角度俯冲，这两个导致防御无效的常见原因都不适用。当敌机平行地飞过四艘战列舰组成的纵队时，所有人都在向它开火，时间长达数分钟，距离是适中的6000码。这就引出另一个疑问，为什么经验丰富的5吋炮群没有击中它？当敌机转弯进攻时，它冲向纵队的最后一艘舰，也许想要规避其他舰的交叉火力。马里兰号作战报告写道：“射击纪律始终令人满意，在岸轰和防空时均是如此。”如果真的这样，又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这份作战报告的大部分篇幅是在哀叹5吋25倍径炮老旧不堪、性能落后，并解释说雷达和5吋炮指挥仪无法抓住目标，直到距离近到5吋炮弹引信来不及解锁为止。报告写道：“因此，5吋25倍径炮群只能指望直接命中。”随后又补充一句：“敌机转入直线飞行后，时间已不足以获得直接命中的射击诸元。”这是什么意思？它告诉我们，炮弹不可能爆炸，也不可能直接命中。换句话说，这艘舰的5吋25倍径炮完全是摆设！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下，没有了5吋25倍径炮带来的震动和炮烟的干扰，只用自动火炮也能打下敌机。报告几乎无视自动火炮的存在，写道：“本舰仍坚持原先观点，即：除了5吋炮外无法制止此类攻击。”

然而将军并不那么容易被糊弄过去。马里兰号被撞仅仅九个小时后，爱达荷号的自动火炮就击落一架俯冲的九九舰爆，几乎可以肯定，第五战列舰分队指挥官Peter K. Fischler少将在旗舰德克萨斯号舰桥上目睹了这个过程。他在马里兰号作战报告上的批示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应当注意到，已经有许多使用口径小于5吋的火炮击落自杀机的例子，与本报告IV-A-I-（c）段落中的结论相矛盾。读了马里兰号的报告，我有个疑问：‘其言下之意，是不是对包括20毫米和40毫米在内的自动火炮缺乏信心？’既然这次攻击具有报告描述的所有突然因素，SK雷达没有发现敌机，敌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出现，它似乎应该成为自动火炮良好的射击目标，这些火炮的价值就是能在近距离投射大量火力，并迅速俯仰和旋回。这并不是否定5吋炮，我坚定地认为应当使用一切手段瓦解攻势并击落敌机，也坚定地认为要给予40毫米炮应有的肯定，因为它在射程范围内表现出色。”

除了显而易见地贬低自动火炮外，整份报告中最“出彩”的观点也许是以下这段：“尽管三名40毫米炮指挥仪操作手中有两名说他们一直没有丢失目标，但我感觉他们没能持续跟踪曳光弹，因为大量曳光弹在到达目标前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片明亮光斑。”我记得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在70多年前说过一句评语：“面对如此差劲的观点，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Is it more appropriate to smile or rage at such artless sentiments?）马里兰号报告的作者也许与美国海军数千名负责自动火炮的军官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从来没有亲手开过炮。之前说过，Duly、Bill Greenip和我是特例。如果这样一位理应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军官都相信Mk51指挥仪的操作手应该跟踪曳光弹的话，他对操作手也就谈不上什么教育和训练了。幸运的是，我们的士兵既聪明又机灵，给他们一点时间学习，他们就能用得很好。

报告中的一句话似是而非地解释了为什么马里兰号的40毫米炮在战斗中没有发挥作用：“前桅楼上（也许是对空指挥所）的观察者说所有40毫米曳光弹都偏高，而很多20毫米炮弹打中了。”Mk14瞄准具的距离手柄有三档，分别是1600码、800码和400码。如果目标逼近到1600码以内，而距离仍然设成1600码，当然会越打越高。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解释，实际上40毫米炮在1600码以内的弹道很平直，敌机很难从弹道下方穿越。考虑到三或四座四联炮的巨大投射量，再加上正常散布，打不中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不得不得出结论，马里兰号事件仍然是个谜。我的基础建议仍然是“追瞄，追瞄，再追瞄。”模拟追瞄练习带来的进步往往让人大吃一惊。

我们的对手同样存在射击纪律的问题，这也在意料之中。武藏号战列舰舰长猪口敏平少将（译注：日本海军公认的炮术权威）的遗书和宇垣缠中将（译注：以炮术学校高等科第2名毕业）的阵中日记《战藻录》都指出防空火力方面的问题。1944年10月24日，武藏号在莱特湾海战中承受了19条鱼雷和17颗炸弹的打击，已无法控制进水，猪口在副舰长加藤宪吉大佐请求下写了遗书。按照全世界通行的舰长（船长）传统，他担下了所有责任。“这场战斗中另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是对空射击的威力没有完全发挥。每艘军舰的表现都不好，对此我要负很大责任。她们过多地射击，以至看不清目标。而且，远距离射击和朝着远去目标射击的情况很多。”他还写道：“我认为必须要有更强力的机关炮。敌机被（现有的）机关炮击中后不会轻易坠落。”“复仇者”的确是一种坚固的飞机，而猪口最大的自动武器只是25毫米炮。如果他有与我们四联40毫米炮相当的武器，加上Mk51指挥仪和Mk14瞄准具的话，也许故事就截然不同了。猪口的遗言动人而辛酸，我只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他写完遗书后32分钟，武藏号就突然倾覆沉没了。时隔多年，我们依旧对这位优秀军官怀有强烈同情，并视其为同道中人。

高炮群占据大片甲板，也让高射炮手成为“神风”撞击后最容易伤亡惨重的群体。

比如在1945年1月林加延湾登陆战中，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成为“神风磁铁”，

五天内被五架“神风”撞击，前两次造成的105人伤亡中大部分是高射炮手，

这进一步削弱了本就贫乏的防空火力，剩余有经验的炮手只够操作左右舷各一门4吋炮。

通过收听24小时工作的“战斗机引导通信网”（Inter-Fighter Director radio network，以下简称“通信网”），对空指挥所能够跟进空袭进程。若是不了解这一系列防御措施，就不可能理解这场有超过1500架自杀机登场的冲绳战役、乃至对日战争的重要历史意义，而通信网正是协调和连接这些防御措施的骨架。当空中打击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威胁时，要想活命，就必须实行集中化的防空。战斗机引导员调度下的战斗机群，是应对多批次空袭的第一道防线。战斗机引导员与CAP保持无线电联络，引导它们拦截敌方目标，后者通常被叫做“妖怪（bogey）”。这一整体防空体系能有效保卫海上舰队或岛屿。战斗机引导员调度CAP开展拦截时，首先要知道敌人相对于某个固定点的方位。每次进攻岛屿的计划都会指定一个固定点。硫磺岛战役的固定点是折钵山顶，代号“热岩（Hot Rocks）”。冲绳战役则是冲绳岛西海岸的残波岬，代号“波洛角（Point Bolo）”。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为了提供尽可能长时间的预警，我们会在舰队前方或是岛屿周围部署驱逐舰，将她们置于要保护的对象与敌人预计出现的位置之间。这些驱逐舰称为“雷达哨舰”——哨兵的传统职责就是防备突然袭击。冲绳战役期间，海军建立了16个雷达哨位，但不是每时每刻每个哨位上都有哨舰值班。这项任务极其危险，因为日军常常集中力量攻击哨舰。为了加强防御，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安排两艘雷达哨驱逐舰一起执勤，很多时候还会派上两到四艘具有较强防空火力的LCI（G）炮艇作为支援。更重要的是，哨舰头顶有自己专属的CAP小队，由舰上的引导员负责指挥。但CAP往往不可靠，因为飞机要受到天气制约，天黑时也必须飞走。莫里森指出：“黄昏是‘神风’最猖狂的时刻。”与美国海军的CAP不同，日本自杀机飞行员不用担心摸黑返航的问题。

虽然海军采取种种预防措施，雷达哨驱逐舰还是遭受了惨痛莫名的打击，许多舰战沉了，更多的重创了，官兵们死伤累累。拉菲号（DD-724）虽然头顶有CAP保护，仍然受到22次袭击，被六架自杀机和四颗炸弹击中，造成31死72伤，接近舰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她幸存下来并被修复一新。

拉菲号遇袭的同一天，负责制定并指挥冲绳战役计划中两栖战部分的特纳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W·尼米兹送去28张被“神风”撞伤舰艇的照片，大部分是驱逐舰。看过这些可怕影像的人无不惊叹，竟有人能从这样的毁灭中生还。特纳在信中写道：“这些照片会让您了解到孩子们在经历些什么。谁也不知他们究竟是怎么把军舰开回来的。他们现在兴高采烈，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军舰留在前线，而不是撤回后方。即便在清楚知道将要面对绝境的雷达哨舰上，士气也十分高昂，他们心甘情愿在阵地上决一死战。”（译注：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拉菲号受到攻击的示意图

特纳送给尼米兹的照片之一，被“神风”撞伤的马拉尼号驱逐舰（DD-528）。

1971年该舰被出售给台湾地区海军，改名为“庆阳”，1999年退役，2001年作为人工礁沉入海底。

以下讲述的是战斗机引导通信网的架构和主要参与者：战斗机引导员、雷达哨舰、CAP以及敌机。通信网一建立就成为我们的救命法宝和娱乐手段。它通报敌机接近的动向，让我们有时间准备自卫，同时也非常让人着迷。通信网上不准聊天，因为它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在一连串空袭期间，即便有人撕心裂肺地求援，也会被毫不客气地打发掉。要想明白通讯网上讲什么，必须知道其中的“行话”。在也许长达几个小时的沉默之后，一段典型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代理人基地（埃尔多拉多号），我是‘伴侣’（一艘雷达哨驱逐舰）。发现妖怪325，95，天使10，估计15到20。”（Delegate Base, this is Helpmate. We see bogey 325, 95, Angels 10, 15 to 20A/C.）

特纳旗舰上的战斗机引导员立即回答：“我是代理人基地。明白，‘伴侣’。我们已经收到你的消息。”（This is Delegate Base. Roger, Helpmate. We have yourmessage.）

随后，他会通知所有竖起耳朵的听众：“所有舰船注意。我是代理人基地。将‘伴侣’发现的妖怪标记为一号目标。”（Exbrook. Exbrook. This is Delegate Base. We designateHelpmate's bogey, Raid One.）

伴侣的消息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发现目标，位于波洛角325度方向，距离波洛角95英里，高度10000英尺，估计有15到20架飞机。”如果不着急的话，哨舰报告时可能会说成“距离波洛角XX英里”或“位于波洛角XX度方向”，即使不讲“波洛角”三个字，只说简单数字大家也能听懂。每艘哨舰都有一个不具任何意义的呼号，比如“伴侣”、“马脸”、“埃罗尔·弗林（译注：美国电影演员）”等。在忙碌的时候（比如4月6—7日和12—13日），空袭来得又多又快。引导员语速很快但始终保持镇定，每次听到哨舰发现目标就给它们编上号，多的时候会排到二十多号，不过要把每一波目标都区分清楚并非易事。编号是一项重要工作，以便把多个CAP小队引导到正确的航线或区域，分头截击每一波目标。一个CAP小队通常由四架战斗机组成，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无线电呼号，比如“露比2号”或“神枪手3号”。引导员有时会跟CAP小队保持通话，试着把他们引向隐藏的敌机，这个过程常常让听众觉得有趣。我们可能听到战斗机引导员这么说：“光点已经重合（敌我飞机非常接近，在雷达屏幕上只显示为一个点）。你应该很快就能看到敌机。”（We see merged plot. You should be getting a Talleyho soon.）

CAP的年轻飞行员们总是求战心切、满腔热情，经常在通信网上宣布自己取得了战果。战斗机引导员从来不会粗暴打断，因为他们才是这场比赛中的核心球员，他只会说一句“过会儿我再听你的击落报告”。某次，一艘军舰突然插话：“我舰正在下沉。”得到的回应是：“不要占用频道，我们正在对付一场大空袭。”对于这一点，这艘倒霉的军舰再清楚不过了。总之，通信网不是用来求助的，CAP才是它的服务对象。

通信纪律有时也不那么严格。我记得曾经听到一名飞行员惊讶地大叫：“敌机向我开火了！”他居然觉得敌机开火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说明日本绝大部分新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很差，只能从事自杀撞击。即便如此，他们也经常偏离目标，一头冲进海里。自杀机通常不会在夜间大量出动，但是有一些舰船在月光之夜被击中。日本侦察机不时飞来窥探，我们的夜间战斗机试着击落他们。某天晚上，战斗机引导员指挥着夜间战斗机，决心要击落一架侦察机，日本飞行员的英语水平显然足以偷听我们的通话。夜间战斗机不止一次接近，始终没有发现侦察机。战斗机引导员说：“光点又重合了，看看这次你能不能干掉他。”这时日本飞行员已经接入通信网，他用沙哑刺耳的声音嘲笑道：“呵，呵，呵，呵。”

虽然我们从未遭到夜间攻击，但是在黑暗中总会觉得不安，因为无法有效保护自己。不久之后，烟幕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手段。入夜后，岸轰军舰不再退往远海，而是停泊在数量庞大的辅助船队中间。某天晚上拉响警报后，运输船不知何故开始射击——主要是“友军要命（friend-deadly）”的20毫米炮。我们都缩着身子，面面相觑，直到射击最终停止。

当我们夜间停泊、远方又发现敌机的时候，通常会听见扩音器里说：“施放烟幕。施放烟幕。”烟幕发生器很快会把我们包裹在一团浓重的青烟里。要是一群自杀机飞来，看见烟幕以上露出的大片桅杆，不知会发生什么？我猜想这种情况从未出现，因为据我所知，在烟幕中没有受到袭击的。这就给人以巨大的安全感。

这一套雷达预警和拦截系统的重要历史意义，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它挽救了整个冲绳战役。正如国家防务研究理事会的Vannevar Bush博士所言：“如果在冲绳没有雷达，日本人就有条件说：‘他们来得越多，就摔得越重。’”同时，它对于解决“假如我们没有投下原子弹，而是在日本登陆，会伤亡多少人”的争论也有重大意义。大部分“神风”飞行员没能看见美国军舰，他们被雷达发现后，在距离目标很远的地方就被CAP击落了。从日本起飞的自杀机不得不飞过几百公里的空旷海面，这段距离让我们的雷达能够有效探测和拦截敌机。我们知道进攻日本本土需要面对的不利条件，舰船与敌机之间不再有大海分隔，获得雷达预警的机会微乎其微。一想到冲绳战役中少数躲过CAP的自杀机造成的毁灭打击，我就对进攻九州的前景不寒而栗，到那时CAP将被迫在毫无预警的条件下作战。

史东

第七章  菊水特攻

我们所在的海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空袭，直到有人提醒说4月12日这天会有大动作。多年后，莫里森写道：“4月12日是美国海军在这场战役中最难熬的几天之一。”我们经常接到大规模空袭即将到来的警告，这些消息是通过破译日本海军通用密码JN-25得到的。此时我们的解密人员已经非常专业，以至日军每月改变编码的做法几乎完全无效，比如4月1日作出的变更在第二天就被破译了。

一旦通信网传出“所有舰船注意，敌机接近，未进入射程（Flash Red, Control Yellow）”，我们就会拉战斗警报。战斗警报是用一种令人惊讶、引人注意的方式中断舰艇的日常运行，若是在冲绳呆过，它会让你心惊肉跳。最初几个星期发生了很多流血事故。在军官起居室里，我见过人们听见警报跳起身来，打翻了桌上的玻璃杯。我们发警报用的不是新型舰艇上那种蜂鸣器，而是一口货真价实的钟，敲起来又急促又难听，足以把死人吵醒。几乎同时，我们好样的司号员吹响短促刺耳的战斗警报号：“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接着，扩音器高呼（真的很大声）：“战斗警报，全体就战斗岗位。”（General Quarters. All hands, man your battle stations.）消停一会儿让大家就位后（如果你跑得足够快的话），扩音器宣布：“现在进入Z状态。”（Now set Condition Zebra.）这意味着关闭所有水密门，也就是舰上绝大部分舱门。完成后，全舰就“系好纽扣（buttoned up）”了。

不过在4月12日那天，我们没等任何敌机接近，就提前拉响了战斗警报。我们知道他们来了，所有岸轰军舰集结在一起，以便相互支援。我从这个巨大的环形阵中数出了11艘战列舰和10艘巡洋舰，这让我想起了西部拓荒者们用马车结成环形阵的故事。阵型外面是12艘驱逐舰组成的单薄的屏护幕。莫里森在田纳西号上记录战事，距离我们只有2000—3000码。每个人都坚守战斗岗位，每艘舰都保持在防御性的航行阵位上。与田纳西号一样，爱达荷号的官兵也是在岗位上啃三明治。自动火炮的炮组成员把额外的备用弹药堆放在炮位周围。

以上两幅油画的作者McClelland Barclay在战前就是著名的海报画家，1938年加入海军预备役并创作了

系列征兵海报。后来他如愿成为一线战地画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场服役。1943年7月18日，预备役少校

Barclay乘坐的LST-342在所罗门群岛被日本潜艇吕-106的鱼雷击沉，他被列为失踪人员。

1944年5月22日，吕-106被英格兰号护航驱逐舰（DE-635）击沉。

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向好友罗斯福总统提议，由他亲身参与太平洋战事、以内部人的视角撰写战史。

1942年，55岁的莫里森成为海军预备役少校，亲历了从大西洋护航到冲绳登陆的多次战役，他组织编写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于战后问世。莫里森1951年以海军预备役少将军衔退役，1976年5月15日逝世。

13时26分，通信网上发来警告：“所有舰船注意，敌机接近，发现即射击。”（Flash Red, Control Green.）此后，引导员不断报出敌机动向，并指挥CAP去拦截。和往常一样，绝大部分拦截成功，但也有失手的。其中一波敌机避开CAP，不断向我们逼进。当它们接近到大概只有30或50公里时，我告诉对讲机员让各炮瞄准手接听电话，对他们说：“这一波敌机快到了，看样子我们不得不开火。如果你们觉得听不清口令的话，就给自己戴上耳机。”（这当然是他们和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有人回答：“华莱士先生，我是Earl。没有您的命令我们绝不开火。”这时候我知道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所有人都会自信冷静地应战。操作40毫米炮指挥仪的Earl是资深火控兵，像岩石一般可靠。这时空中出现两个大火球，缓缓落向海面，莫里森觉得像是流星，这个比喻很恰当，它们在晴空中非常明亮显眼。我还看见一个白色降落伞飘下来，这在莫里森的书中没有提到，当时我们比他所在的田纳西号更接近一些。

话音刚落，屏护舰就开始射击，敌机贴着平静海面飞来。从我所在的左前区望去，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色了。第一架开始朝我们滑翔，所有瞄准具都平稳、耐心地跟踪着它。我自信满满地等待着，以绝大多数人的神经强度来说或许等得有点久，但我了解我的火炮和部下。Bish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开火。开火。”14时48分，我按下通话按钮说：“所有火炮开火。”这时敌机已进入20毫米炮和四联40毫米炮的射程，曳光弹正对着它的鼻子飞去，组成一个整齐、对称的三角形火网。在这种毁灭性力量的集中打击下，它很快掉进水里。作战报告记载，射击仅持续25秒钟就停止了。暂停40秒钟后，包括我们在内的左舷炮群又用一个30秒的攒射击毁一架敌机。与第一架一样，第二架“神风”是被自动火炮干掉，根本没能靠近我舰。

之后就是站在对空指挥所旁边操纵20毫米炮的一名十几岁炮手的明星演出了。一名日本飞行员也许是注意到他的同胞们没能在爱达荷号身上讨到便宜，也许是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做了个急转弯，可能想绕到别的方向发起攻击（田纳西号就领教了这一招），飞机从我们这舷掠过的距离最多只有一两百码。这名炮手是个寡言少语的南方小伙，也是跟我学习使用Mk14瞄准具时最勤奋的学生之一，总能干净利落地做到平稳追瞄。他只射击了15秒钟，那是一次90度的大偏角射击，曳光弹切进座舱，把飞机打成了火球。这显然是一次个人表演，完全出自炮手个人的主动性，而不是任何人的命令。

站在对空指挥所这一层的高处，这名炮手也许能更好地看清全景，位置低得多的其他炮手或多或少会被炮烟遮蔽视界。而且，绝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无疑集中在左后方远处飞来的目标上，这架敌机只是掠过罢了。新的威胁是两架九七舰攻，一前一后飞来，相隔几秒钟距离，左右略微分开。陆战队的20毫米炮正在连续射击，但是一门5吋炮打出罕见的直接命中，一下子抹掉了长机，机上带的炸弹也同时爆炸。这种景象总是让人惊心动魄，一架迅速移动的飞机似乎突然静止，就像电影定格一样。白天发生时，只能看到一团浓重、停滞的黑烟。若是在晚上，橙色火球炸裂之后，会有红色火星雨点般落下。我一直觉得那是飞机和炸弹爆炸后解体的发动机碎片。长机在左舷后方附近爆炸，之前两架飞机都在挨20毫米炮弹。

下一刻，精明的僚机飞行员迅速机动，躲到长机爆炸形成的烟云里。陆战队员们不再向他射击，机警的装填手们抓住这短短几秒钟时间为20毫米炮换上了新弹鼓。敌机刚从烟云中现身俯冲，就遭到20毫米炮痛击，它再也支撑不住，直冲向一名年轻的陆战队员。他和之前那名炮手一样，也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他站在炮位上，不断把炮弹喂进敌人的喉咙，直到最后一刻。我看到敌机似乎要撞击我舰，便弯下腰躲避爆炸和冲击波。

炸弹在附近爆炸时，不是像电影里那样“轰隆”一响，而是闪电一样的“劈啪”爆裂声。即便在高处，我们也受到残骸的洗礼。一块发动机缸体落在一号对空指挥仪（Sky One）上，我在对空指挥所甲板上捡到一个连着铜线的铝制铆钉。关于敌机爆炸时距离我舰多远，各种官方报告有着不同的估计，从7.5米到45米不等。说45米的人显然不是目击者，我的估计是最多4.5—6米远，更远距离的爆炸不会造成这么大损伤。左舷八个隔舱进水，全舰因为纷飞的碎片和爆炸冲击波受到大范围损坏。一些人被碎片打伤，但让人欣慰的是只有两人的伤势重到需要短暂住进病号舱，无需上岸治疗。坚持射击到最后一刻的陆战队员只受到轻微惊吓，我猜想是因为炸弹爆炸如此之近，他脚下的装甲舰舷起了保护作用。这次事件的一个有趣注脚是，我们在残骸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姓名牌。我还看到一个小小的滚珠轴承套圈，外面刻有“NORMA NAM MADE IN USA”字样。

我舰作战报告对这次“神风”袭击的简要总结是：“14时52分，防空火炮停止射击。击落两架九九舰爆和三架九七舰攻，协助击落一架九七舰攻。一架飞机在左舷后方附近爆炸。另一架在左舷后方附近坠落并爆炸，淹没左舷八个隔舱，在全舰洒下碎片雨，损坏舰上其他设施。弹药消耗：52发MC和75发VT弹头及推进药，1273发40毫米和3468发20毫米炮弹。”

1944年10月14日，迎着漫天防空炮火向埃塞克斯号投雷的“天山”。

最终这枚鱼雷被躲过，“天山”也被击落。

同年11月25日，埃塞克斯号被一架“彗星”撞中。

在凭借记忆和作战报告描述这次攻击时，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出现了：四联40毫米炮原本可以击落最后一架敌机，为什么不开火呢？通过圣奥拉夫学院校友办公室，我找到Bob Daley，在他位于科罗拉多州步枪镇（译注：起的好名字！）的农场聊了天，但Bob已经记不起来了。Duly当时指挥一座四联40毫米炮，他一定会有答案，我必须找到他。在位于圣路易斯的国家人事档案中心以及我那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女儿的帮助下，我很快找到了Duly。打了一通电话后，我得到的答案是：敌机飞得太低，四联40毫米炮的炮口压不下来。所有自动火炮都会限制射击角度，以免打到自己舰上。但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过了半个世纪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此可怕的事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迅速亡羊补牢？需要做的不过是把护盾切掉一块、让炮口能压得更低些罢了。（译注：也许40毫米炮的俯角本就如此。）

史东

第八章  祸从天降

我曾经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寄给Duly，他很快就回了我一封长信，回忆了这些战斗。他的记忆很清晰，而且和我一样，与航海日志和作战报告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我们对4月12日战斗的描述相差无几，只有一些因为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也在意料之中。当时我在高处的对空指挥所，而他在远远的后面、更贴近甲板的高度上指挥一座四联40毫米炮。以下是他的精彩叙述：

我的回忆更像是轶闻趣事，而非真实史料，在日期等细节上很不确定。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的长期记忆要比短期记忆好一些。

首先，在4月6日和12日的空袭中，我记得舰上有个军官评论说：日本“神风高中”又有一批毕业生南下了！在4月12日爱达荷号左舷后方受到的空袭中，我很清楚记得有三架日本飞机排成一队、飞得很低。当它们穿越屏护幕的空隙时，一艘驱逐舰或是护航驱逐舰上的一门20毫米炮击落了殿后机（华莱士：这也许是一次个人发挥，正如我的那个年轻炮手一样）。爱达荷号的5吋炮打掉了领队机，剩下的一架继续接近，紧贴着水面。我真的不认为20毫米炮把最后那架飞机打得有多重，或是左舷后方的两座四联40毫米炮无法压低炮口射击，直到日本飞行员试图拉起来撞击上层建筑。这两座四联40毫米炮至少追瞄了敌机100码距离，然后在零距离上全速射击。敌机翻身掉进海里，在防雷隔舱上开了个洞。落水位置非常接近陆战队操作的下方炮座（由Bill Greenip陆战队少尉的指挥仪控制），把大约50加仑（189升）海水掀进下方炮座。我的上方炮座也进了水，我还记得用手摸过钢盔，沾上水舔一下，确定那不是汽油，我真的很怕被烧死。

后来我才听说，负责下方炮座的陆战队中士当时手里拿着一发40毫米炮弹，逼着装填手们埋头装弹，谁要敢抬头看飞机的话，就要砸他个脑袋开花。在4月6日和12日的战斗中，陆战队士兵们赢得了24份奖状和12枚铜星勋章。

自杀机挂载的炸弹紧贴舰舷爆炸，切断了许多信号旗绳，落下来缠住了我的指挥仪。我正在用刀割绳子时，看到Hubert Woods上尉（我的室友，昵称“伍迪”）在舰桥一侧跳上跳下，还冲我挥拳头。更换信号旗绳是一项极其困难、危险和费时的工作。我还记得，爱达荷号的小幅国旗被弹片击落后，只用几分钟就换上了一面大旗，引得炮手们欢声雷动。然而大幅国旗干扰了后部指挥仪工作，没过多久便换成一面小一点的。（译注：Duly的回忆到此为止。）

如果我没有遇见佛罗里达州米罗马市的老兵Jim Rodgers的话，有关4月12日空袭的故事或许只能到此收笔了。Jim当时19岁，是田纳西号上的一名陆战队20毫米炮手。在1995年9月2日即对日战争胜利50周年那天、由美国战列舰协会组织的东京湾游览活动上，我们作过一番长谈。他告诉我，当田纳西号的高射炮群忙于对付几乎同时从左舷袭来的五六架敌机时，单独一架敌机（Jim相信这是预先安排的）从正前方突入，撞上该舰。我立即意识到，被我那个年轻炮手摧毁的飞机正试图发起同样的进攻。毕竟他们属于同一波空袭，在起飞前也许接到了同样的指示。如果不是年轻炮手的英武表现，这条诡计也许会在爱达荷号身上得逞。

冲绳登陆日，田纳西号用主炮猛轰滩头。

田纳西号的20毫米炮手

最后讲讲那个跳伞的“神风”飞行员，我们没有听任他淹死。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相比，我们可以说是“以德报怨”了。他们最好的下场莫过于被我军击落，这是他们惟一的生路。（译注：其实不然，有一位佐佐木友次曾经八次作为“神风”出击，八次安全返回，还没等来第九次日本就投降了，此人享年92岁。）这方面有不少例子，第58特遣舰队司令米切尔曾报告于4月6日捞起一名日本飞行员，他是被CAP击中后跳伞的。4月12日在我目击下从燃烧的飞机中跳伞的那个飞行员也被驱逐舰捞起交给我们。爱达荷号是第三战列舰分队指挥官Lynde D. McCormick少将的旗舰，有关押战俘的牢房，将军的参谋也可以组织审讯。后来发现，这个俘虏的数学水平比看管他的任何一个陆战队守卫都要高，双方虽然言语不通，守卫们却用数学题来考他，结果大大伤害了陆战队的自尊。据说现在的日本学生在数学方面也较美国学生更胜一筹。为什么他和“菜鸟”一起飞行，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原来他是领航员。虽然他带领的绝大部分飞行员的技能十分有限，但仍能保持一个整体，并跟随长机前进。这群自杀机大概有25或30架，爱达荷号（击落6架）只是几乎同时遭到攻击的若干军舰之一。田纳西号也击落6架，现场还有其他许多军舰的经历不为人知。伴随田纳西号的齐勒斯号驱逐舰（DD-777）被另一架自杀机撞中，其他敌机（比如领航员乘坐的那架）则被CAP击落。被CAP消灭的敌机都飞得比较高，而绝大部分敌机都从低空飞来，躲过了我方战斗机，得以相对完整地接近舰队。

“生存达人”佐佐木友次

在对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一名“神风”飞行员的生还故事引发了媒体关注。1945年5月25日，21岁的長谷川馨中尉驾驶一架“银河”，携带一枚800公斤炸弹，对准旧金山号重巡洋舰（CA-38）俯冲而下，被防空经验丰富的卡拉汉号驱逐舰（DD-792）当场击落（译注：卡拉汉少将是在旧金山号上阵亡的，而卡拉汉号正是以他命名）。罕见的是，机上燃油没有起火，炸弹也没有爆炸，他只是昏了过去。按照不分敌我的标准做法，卡拉汉号放下小艇捞起了生还者。长谷川醒过来，惊骇地发现自己居然没死，他被转送到新墨西哥号战列舰（BB-40）后又试图自杀，但最终还是活着走进了夏威夷的战俘营。长谷川如今是大阪朋和产业株式会社的社长，他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档案，寻找卡拉汉号的生还者。卡拉汉号在冲绳战役中表现神勇，击落了包括长谷川在内的12架自杀机，最终于7月28日夜间被一架用木头和帆布制成的古董双翼机撞沉，是冲绳战役中损失的最后一艘美国军舰。她的机关炮手无法在夜间射击，只好完全仰仗雷达控制的主炮，而VT引信可能对双翼机脆弱的结构不起作用。1995年7月29日，长谷川与卡拉汉号的100名生还者举办了一次聚会，并成为该舰生还者协会的荣誉会员。他还前往华盛顿的海军纪念馆献上花圈，并向纪念基金捐款一万美元，以酬谢卡拉汉号舰员的救命之恩。

这些九五式一型初等练习机后座上塞了汽油桶，预备当作自杀机使用，停战后被抛弃在机场上。

近处一架的尾翼上有自杀机常见的樱花图案，以及汉字“熏风”，可能是所属特攻队的队名。

两世为人的长谷川馨

4月12日，林赛号驱逐布雷舰（DM-32）被两架自杀机撞击，引爆了一号主炮座的弹药库。

该舰以中途岛海战中阵亡的VT-6中队长林赛少校命名，同样以这次海战阵亡中队长命名的梅西号、沃尔德伦号

驱逐舰也参加了冲绳战役，亨德森号驱逐舰服役太晚，没有赶上。电影《血战钢锯岭》主人公

Desmond Doss在冲绳救护伤兵并获得国会荣誉勋章时，他的兄弟Harold Doss正在林赛号上战斗。

4月11日，一架零式撞击了密苏里号，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舰长威廉·M·卡拉汉上校（瓜岛海战中阵亡

的卡拉汉少将的弟弟）的命令，该舰用军礼将日本飞行员尸体海葬。有种说法是，这个命令差点引发舰员哗变。

微弱的抵抗：零式的机枪撞坏了密苏里号的一门40毫米炮口。

爱达荷号这一天的射击还没有结束。在防雷隔舱受损后大约一个小时，5吋炮群向右舷舰艏远方的一架敌机发射6发VT弹和7发对空通常弹，获得一个“协助击落”战果，敌机在10000码处坠海。

射击虽然停止，刺激还在持续。我们解除了战斗警报，随第54特遣舰队作夜间后撤，先前的战斗让舰员们神经紧张。接到敌机接近编队的报告后，我们再次拉响战斗警报，但很快又解除，因为敌机只是盘旋，没有进一步靠近，他们在等待天黑。我值的是晚班（evening watch，16时至20时），结束时天已经差不多全黑了。我在通信网上长时间收听这些盘旋敌机的动向，现在看来，我当时并没有听懂其中的含义。后面值班的人踩着点来对空指挥所接班，我便沿着梯子爬下去，下了几层甲板后，一名炮手对我说：“华莱士先生，您最好回上面去。它们飞过来了，警报马上就会响起。”炮组通过对讲机员与对空指挥所联系，他们也在持续跟踪通信网上的最新情况，毕竟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话音刚落，一颗炫目的照明弹就点亮了夜空。莫里森写道，这些是田纳西号上的人见过的最聪明的敌机，他们的确很聪明。当战斗警报的号声响起时，我点着数，1，2，3……总共16架。舰上亮如白昼，你却看不穿周围的黑暗。第54特遣舰队司令莫顿·L·德约少将下令加速并转向，以躲避肯定正在射来的鱼雷。没过多久，爱达荷号和田纳西号就被邻近的水下爆炸震得剧烈摇晃。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本舰中了鱼雷。作战报告推测这“可能是（一条）自毁鱼雷（self destroying torpedo）”。但老实说，我从未见过任何有关日本自毁鱼雷的资料，除了宇垣缠讲过“（鱼雷）引信过于敏感”外，还有一份报告提到鱼雷未达目标便自行爆炸的若干例子。我的理解是，与P. D. Gallery中校的28毫米炮弹会在大雨中爆炸一样，这些鱼雷的引信过度敏感，受到大型军舰尾流的猛烈激荡便会引爆。这些爆炸是如此靠近，以至于舰员中出现惊惶失措的现象，其中一个明显是吓坏了，问我：“华莱士先生，这是啥玩意？”

阿利·伯克在1943年11月圣乔治角海战中有过类似的恐惧。凭借破译日本海军密码电报掌握的信息，他在午夜伏击了一支由五艘驱逐舰组成、试图撤走拉包尔基地关键空勤人员的“东京快车”，迅速击沉其中两艘。在漫长的尾随追击中（最终击沉第三艘），他直觉地感到敌人可能已经向他发射了长矛鱼雷。下令右转45度后不久，尾流中就发生一连串水下爆炸，编队各舰受到猛烈震撼，都以为友舰中了鱼雷。伯克后来说，他出于本能地向舰艏楼望过去，“看它还在不在那里”。我们在战列舰上感到的爆炸已是如此强烈，不难想象在那些小得多的驱逐舰上会是什么感觉（译注：而且伯克遇到的是装药更多的61公分鱼雷）。

能够逃脱所有这些危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亲眼目睹了旁边田纳西号的惨像，他们击落的敌机数量可跟我们差不多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面对的敌机都从低空飞来，中弹后不会坠毁在舰上，而这正是田纳西号、以及两周前内华达号上发生的事情。

史东

第九章  休暇时光

4月13日清晨，我们震惊地听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许多人起初不敢相信，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于美国海军来说，他是圣徒一般的存在。在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合影中，他披着最喜爱的海军军官斗篷。说起话来，他有时会把海军称为“我们”，把陆军称作“他们”。在他第一届任期内，海军没钱建造急需的舰船，保守的内政部长Harold Ickes不同意从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划拨资金，这时总统基于他的性格和决断挺身而出，通过一纸行政命令，将2.38亿美元的公共工程资金拨给海军造舰。这个决定对于海军、对于国家、对于打败日本至关重要。约克城号（CV-5）和企业号（CV-6）就是用这笔钱建造的，每艘造价还不到（说出来吓死你）三千万美元！中途岛海战中，她们的飞机一天击沉了日本四艘舰队航母，相当于日本一线航母舰队的三分之二，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半年内奠定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造舰投资。固然1580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只用一次航行便清偿了英格兰的全部国债，但那不过是金钱罢了。这位伟大总统永远站在海军一边，海军对此也感恩于心。根据海军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的命令，海军所有舰船和基地都在4月15日举行了悼念仪式。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尽管舰体受到的损伤只能在干船坞中修复，爱达荷号还是在冲绳呆到了4月20日，战场上需要我们。牛岛满中将的部队正在猛烈抵抗，大部分防御举动都处于我军舰炮的射程内。日本的“旭日武士”得不到休息，连黑夜也提供不了掩护。太平洋诸岛的日本兵经常会在日记上记录下战列舰炮击造成的异常痛苦，他们最喜欢在黑夜掩护下发动进攻，在这里却碰了大钉子。我们冷酷无情，军舰整夜不停地发射5吋照明弹，让日军失去藏身之处。我们还会在适当时候发动袭扰射击，若是看到或判断日军在某一区域活动，包括空爆弹在内的袭扰火力就会落到这个区域。对于从天而降的打击，连散兵坑也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更狠的是，有一个晚上我们甚至用14吋50倍径主炮发射袭扰用的空爆弹。从舰上望去，14吋炮弹空爆产生的黑云非常壮观，对弹道那头的人而言想必更加恐怖。

潜伏的自杀机时常引发警报，打断我们的上述工作，让我们不敢掉以轻心。除了正常的拂晓战斗警报外，4月13—17日期间，我们有九次听到埃尔多拉多号上的战斗机引导员发出预警：“所有舰船注意，敌机接近，发现即射击。”

1944年11月25日，勇猛号航母（CV-11）第一次被“神风”击中。

1945年4月16日，勇猛号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神风”击中，退出战斗。

规模达到165架的第三次菊水特攻于4月15—16日到来，CAP和高炮的拦截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见过敌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4月16日勇猛号航母和六艘雷达哨驱逐舰受到重创，其中普林格尔号（DD-477）沉没。同一天，拉菲号在80分钟内遭到22次攻击，仍然奇迹般幸存下来。

16日有架敌机飞进射程，被爱达荷号的5吋炮击落，只用了八发对空通常弹。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漫不经心，在这个战例中甚至没有动用VT弹。但我们的心态里绝对没有自鸣得意或妄自尊大的成分，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因此发生的混乱，无论如何不敢有这种态度。我敢说的是，高射炮手在战斗中不会觉得恐惧。我们训练有素，对自己的技术充满信心。当我们看到敌机飞近时，从来不会怀疑自己能不能把它打下来。当然，等到战斗结束还是会后怕。舰上的整体氛围是高度警觉的。我们就像西部枪手那样，紧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

4月20日爱达荷号离开冲绳前往关岛，从4月27日到5月12日都停在浮动干船坞里。这些浮动干船坞意味着二战中美国海军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携带自己的保障力量横穿整个太平洋，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远离基地的优势舰队在保障方面存在“阿基里斯之踵”，这个传统难题曾经困扰各国海军上千年之久，如今已不复存在。前文已经写过我与第十后勤中队的短暂交集。浮动干船坞大到能够容纳战列舰，又能被拖曳着穿过太平洋，一般的舰体损伤都能修复。

在关岛的日子里，大部分舰员就是休息放松，而我和第8分队的炮组成员们作了一次有趣、更有意义的外出旅行。关岛作为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之一，设有一个设施完备的高炮训练中心，就在海岸附近，布局与其他中心大同小异。我迅速获得批准，带领分队所有炮组成员去那里呆几天，我已经想不起确切时间，但能清楚记得他们的精彩表现。此时的中心已经拥有大量无人靶机，这大大增强了训练的真实性，靶机能够做出机动，这是原来的拖曳靶所办不到的。这些好样的炮手在很短时间内消灭了中心一个星期的靶机配额，很快就没有靶机可用了。指挥官告诉我有很多舰船的炮手来过这里，但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精彩的射击。可惜的是，爱达荷号其他分队长并没有利用这个训练机会。

我们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但那些控制着树林边缘、整夜警戒的照明灯和机枪仍然提醒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军队躲在岛上。我接受别人的建议，每天下午去树林和海滩散步时总是带着卡宾枪，作为必要的防身手段。岛上仍有许多活着的日本兵，他们的动向难以预测。有些想方设法偷窃食物，有些显然对与世隔绝的状况厌烦透了，偷偷溜过来看户外电影。

面向海滩的斜坡上残留着战争的遗迹，其中一些让人毛骨悚然。埋尸小队已经搬走了美军遗体，但数量大得多的日军尸首是个大问题，绝大部分死在他们自己的碉堡或坑洞深处，我们的人采用最简单的埋葬方法，把出口一封了之。11个月过去，各类昆虫和热带潮气已抹掉了人类存在过的大部分痕迹。然而我脑海中始终有个画面挥之不去，在一双鞋子里可以清楚地看见白森森的脚骨。

高炮训练中心附近有一个鞋子仓库，负责的军官急于清空库存。他不光送给我们每人一双上等皮鞋（骡子皮做的，带有适合在舰上穿的聚合物鞋底），还坚持要我把整个分队的人数报给他，他会让每个人都有鞋穿。他让我放心，在我们用吉普车运回去的一大堆鞋子里，每人都能找到一双合脚的。军需官很快证明他是对的，这一趟真是大丰收！

修理完成后，我们离开干船坞，经停乌利西，于5月21日回到冲绳。在激烈战斗中享受整整一个月的喘息时间，这是冲绳周围大约200艘舰船的舰员们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很少有人能以这样微小的代价获得假期（译注：相当于陆军把足以撤回后方、又不足以致命或致残的轻伤称为“百万美元大奖”）。我的朋友Duly描述了4月12日以来庆良间列岛附近舰船的情况，许多雷达哨舰只能勉强浮在水面，田纳西号的信号舰桥烧塌了，而爱达荷号“不过是破了几个隔舱，好比一个人手指上长个倒刺就去看病，发现医院里躺满了火车事故的受伤者”。

我和高炮训练中心的伙伴们见证了冲绳战役中两次最严重的航母灾难。就我本人而言，情况有些复杂曲折，十次菊水特攻当中，爱达荷号只在头两次遭到直接攻击。因为1944年下半年去了一趟华盛顿，我的任命变成了爱达荷号，而不是富兰克林号或邦克山号，人事军官本来是要派我上那儿去的。田纳西号当时也有岗位空缺，我没去纯属偶然。早在菊水特攻发动以前，富兰克林号就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我逃过一劫，Gus Greanias用辛酸的语气讲述过这场惨剧。4月12日，与我舰同行的田纳西号发生重大伤亡。Larry Springer在3月11日伦道夫号被自杀撞击事件中毫发无伤。需要补记的是邦克山号大破以及Ed Hills牵涉其中的故事，他当时是南达科他号的自动火炮官。这又是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灾祸，虽然航母有二三十艘护航舰一心一意的保护，但事情还是发生了。5月11日上午，邦克山号连续被两架“神风”撞中，事先毫无提防。第一架从低空云层钻出，第二架垂直俯冲而下，等到发现时已经无人能够阻止。雷达没有发出预警，因而来不及采取措施。我后来问Ed，袭击发生时南达科他号距离航母有多远，他回答：“大概一条船那么长。”若是航母在没有“系好纽扣”的情况下被击中两次，损坏和伤亡肯定非常严重。邦克山号饱受大火和浓烟之苦，396名阵亡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吸入烟气而死的。5月14日，我在邦克山号回国途中经停乌利西时见到她，一副凄惨的模样——舰体被大火烧得漆黑，被弹片打得千疮百孔，和富兰克林号一样，大部分是因为自身弹药殉爆造成的。为了保护我们和在冲绳的其他所有人，快速航母舰队经受了可怕的折磨。

5月12日，新墨西哥号被一架自杀机撞中。

之前的1月6日，图中这架自杀机撞击了新墨西哥号舰桥，杰西·B·奥登道夫中将和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布鲁斯·弗雷泽上将死里逃生，该舰舰长、弗雷泽的秘书和丘吉尔派驻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代表

赫伯特·拉姆斯登陆军中将遇难，后者是英国陆军在二战中军衔最高的阵亡者。

1月6日当天，奥登道夫指挥的火力支援大队在林加延湾遭到吕宋战役中最大规模的“神风”攻击，

至少16艘舰船被击中。奥登道夫的旗舰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也是其中之一，被迫退出战斗。

路易斯维尔号重巡（CA-28，奥登道夫在苏里高海峡夜战时的旗舰）1月5日已经被撞坏二号主炮塔，舰长受伤。

1月6日又被撞中舰桥，第四巡洋舰分队指挥官西奥多·E·钱德勒少将严重烧伤，他努力救火并按顺序就医，

但次日因肺部灼伤逝世。美国海军用他的名字先后命名了两艘驱逐舰，后一艘是出售给台湾地区的四艘

基德级（阵亡少将级）之一，现名马公号。

同日，哥伦比亚号轻巡（CL-56）被一架自杀机撞击，三天后再次被撞，退出战斗。

邦克山号被第二架“神风”撞击的瞬间

照片左下角双手抱头的水兵名叫Art Volkema，之前是邦克山号后航空舰桥的瞭望员，

前一天刚调到舰艏担任对讲机员，他原先战位上的伙伴全部阵亡。

邦克山号遭到袭击时是第58特遣舰队旗舰，米切尔幸免于难，但失去了14名幕僚和全部衣物（除了身上穿的那套）。

他把司令部搬到企业号上。5月14日，企业号被一架挂着250公斤炸弹的零式撞击，前升降机炸飞到200米空中，

她再也没有重返战场。米切尔再次换乘，伦道夫号成为他四天内的第三艘旗舰，28日米切尔被麦凯恩替换下场。

史东

第十章  重返战场

我们回到冲绳后不久，5月23—25日，日本发动了第七次菊水特攻，共投入165架飞机，规模仅次于4月6—7日和4月12—13日的两次特攻。爱达荷号此间的航海日志显示，我们到达后一直执行正常的岸轰任务，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空中威胁并不大。在第五火力支援区的每个晚上，我们几乎毫无遮蔽，时不时会被本舰发射的照明和袭扰炮火（illumination and harassmentfire）照亮。我们对这种暴露已习以为常，现在都不记得当时有过任何不适感。与4月15—16日的第三次菊水特攻一样，5月23—25日的第七次和27—29日的第八次给雷达哨舰造成可怕损失。她们为岸轰军舰能够相对自由地支援登陆部队付出了惨重代价。

航海日志显示，在5月23—29日的七天大空袭里，旗舰共发出“敌机接近”预警12次，其中“发现即射击”和“未进入射程”各有6次。“解除警报”（Flash White）的命令通常在大约30分钟后下达，个别会短到5分钟、或是长达1小时。我们白天从未看到日本飞机，只在5月24日晚上见过2架日本陆军的九七式重爆击机载着一队日本兵迫降在读谷机场，发动了一次自杀式袭击。（译注：即所谓的“义烈空挺队”。实际有5架九七重爆搭载70人从低空突入读谷机场，其中4架被高炮击落，1架负伤后机腹迫降在跑道上，侥幸未死的11个日本兵冲出来向跑道上停放的美军飞机投掷手榴弹和燃烧物，共摧毁7架飞机——1架“私掠船”、2架“海盗”和4架C-54，击伤26架——1架B-24、3架“地狱猫”和22架“海盗”。被击毁的飞机中甚至包括太平洋陆战队航空兵指挥官詹姆斯·T·摩尔少将的座机。此外日军还放火焚毁了2个燃油堆栈，70000加仑汽油被毁。此战日军70人全灭，美国陆战队员2死18伤。读谷机场在25日上午8点重新开放，全部修复则要到27日下午2点。）

在读谷机场跑道上迫降的九七重爆

读谷机场一角，左上角的“海盗”带有邦克山号的垂尾识别标志。邦克山号一度拥有三个“海盗”中队

（海军的VF-84、陆战队的VMF-221和VMF-451，飞机均打通使用）。遭到“神风”撞击时，一颗炸弹正中VF-84

待命室，造成22人阵亡，其中军官19人。陆战队有1名飞行员阵亡。三个“海盗”中队都随邦克山号退出战斗，

这架飞机应该是转交给了陆基中队。

读谷机场的夜间防空炮火

“敌机接近”意味着岸轰军舰将暂停执行主要任务，以防一些自杀机穿透屏护幕，就像4月6日和12日下午发生的那样。与此同时，那些英勇的驱逐舰、炮舰和CAP小队却要为着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而拼死奋战、蒙受损失。骑士罗兰（译注：中世纪英雄赞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为全军殿后而光荣战死）若是地下有灵的话，一定会认同他们牺牲的意义。

虽然5月末的第七、第八次菊水特攻共有275架飞机，6月3—7日的第九次只有50架，但对我们来说并无分别。我们不知道整体战况如何，也不知道来了多少飞机。我们只是听到通信网预报“敌机接近”，以及随后响起的尖利警报和刺耳号音。这种事情永远让人精神一振，甚至心脏为之抽紧，我们也从未放松警惕。威胁始终存在，察觉不到减弱的迹象，直到6月20日爱达荷号撤下战线为止。在5月30日—6月20日的22天里，又发生32次“敌机接近”，这还没算上每天拂晓一成不变的战斗警报。“敌机接近”是惟一的预警来源，我们见过太多因为反复听到“狼来了”而松懈大意引来麻烦的例子。和以前一样，我们站在岗位上，时刻保持警惕，但再也没有见过一架日本飞机。我们英勇的卫兵——雷达哨舰、快速航母和CAP——继续确保岸上部队不会缺少舰炮支援。

爱达荷号向冲绳发射主炮

到6月13日为止，我们一直在冲绳岛的西面活动，经常在火力支援区内停留一整夜。如果不需要连夜执行照明和袭扰任务，我们就在Hagushi锚地过夜，这里夜间的标准防护设施是烟幕发生器。6月13日那天，我们临时转移到岛的东面，在中城湾（后来改名为巴克纳湾）驻扎。之后五天，我们在第三火力支援区执行岸轰任务，直到6月18日爱达荷号打出她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发炮弹：

16时04分，主炮停止射击。

16时05分，副炮停止射击。

16时28分，接近Hagushi锚地。

18时58分，在Hagushi锚地H159号泊位下锚。

冲绳战役业已接近尾声。19日我们在锚地度过平静的一天，20日开往莱特湾。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我们来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在新奥尔良号重巡洋舰（CA-32）和两艘驱逐舰的护卫下，我们一路平安无事，于6月23日到达莱特湾的圣佩特罗海湾。航程中波浪平静，正好对VT弹药作一番测试。我们抬高炮口打出几发VT炮弹，观察弹道末端的爆炸情况。它们都在很接近海面的高度爆炸了，表明这些精巧的弹药在爱达荷号弹药库里保存得很好。

除了7月9日和12日的两次对空射击演习外，我们从6月23日到7月16日都停泊着，随后来到萨马岛以东的基万锚地，在另一个干船坞中接受为期两周的各种修理。在此期间，我很高兴遇见又一位老朋友。那天我请假去萨马岛放松，正在路上走，听见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1935—1937年我在堪萨斯大学任教时认识的一名好学生John Stadler。John因为操舵技能优秀、在冲绳帮助所在的驱逐舰成功躲开一架“神风”的撞击，得到舰长满口称赞。有几艘军舰取得过这种成就，至少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日本年轻飞行员命运不济、飞行技术也不高。

7月29日离开干船坞后，爱达荷号和友舰继续开展密集演习，包括高炮和主炮射击，为进攻日本的“奥林匹克”行动做准备。战役预定于11月发动，攻击目标是日本本土的九州岛。但是空气中有些不寻常的味道。除了8月8日的一次防空演习外，我们一直留在锚地。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闻，有人说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但我们并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8月10日晚，快到九点的时候，我们听说日本帝国政府已经接受了波茨坦最后通牒。锚地里的许多舰船突然发了疯，拼命朝天开炮。而爱达荷号作为一位行为得体、高贵端庄（也明白事理）的老贵妇，只是通过放烟火来庆祝这个好消息。直到基地司令发出电报制止，这场骚乱才告结束。（译注：在这场长达半个小时的狂欢中，至少6人被掉下来的炮弹和弹片打死，30人受伤。）

就像在乌利西的头一天晚上那样——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爬上对空指挥所，因这场战争突然结束而陷入深思。时至今日已经很难重拾那些发生在遥远过去的感受和情绪。当然有胜利的欢喜，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缕悲伤。我热爱我的海军生涯，总是会为船桅如林的壮观景象而心潮澎湃，为自己是其中一份子而欢欣喜悦。现在都结束了，一时间我有些伤感。

多年以后，我拥有了更多冒险经历：在美国西北部的Selway-Bitterroot荒野上背包独行并与麋鹿互致问候，在乌干达的塞姆利基河平原上徒步猎杀狮子，在印度博帕尔的丛林中整晚在树上等候猛虎。每一件都那么惊险刺激，但没有哪件能与二战中的出生入死相提并论。同样，作为佛罗里达大学和后来加州大学洛城分校的访问教授，我在毕业典礼上接受学生起立鼓掌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可这又怎么比得上那些好样的炮组成员给予的尊重和钦佩让我心满意足？我们的的确确是“一伙并肩浴血的好兄弟”（a band of brothers）。回顾自己漫长的一生，我再也没有做过如此重要的事。

史东

补丁：赫尔曼·沃克和小说《凯恩舰哗变》

珍珠港事件后，作家赫尔曼·沃克成为一名海军预备役军官，先后在两艘由老式平甲板驱逐舰改装而来的驱逐扫雷舰赞恩号（DMS-14）和索萨德号（DMS-10）上服役，战争结束时是后者的副舰长。1945年1月6日在林加延湾，他所在的索萨德号被一架“神风”撞击，甲板开了1.8米宽的大洞，飞机发动机撞入舰体。该舰经过紧急修理，于14小时后回到扫雷岗位上。在冲绳，索萨德号险些受到第二次撞击，自杀机撞在距离舰艏15码的海面上。

战后，沃克发表了小说《凯恩舰哗变》，无论是主人公威利·凯斯的任职经历，还是凯恩号被“神风”撞击的经过，都带着作者本人的深深烙印。小说中描绘了冲绳外海的庆祝场面，沃克和华莱士都是当时的目击者，两人文字间那种预备役军人与海军生涯依依惜别的情感如出一辙。译者冒昧，将小说有关段落摘录如下（对个别文字作了修订）：

8月10日晚，舰艏楼上放映了一部无聊透顶的电影。（副舰长）威利看完一卷片子，便下到舱里去了。他躺在床上读着《荒凉山庄》，听见收音机里的爵士乐戛然而止。“我们打断节目是要向各位听众播报一条重要新闻——”威利跳到甲板上，急忙跑去军官起居室。播出的是投降公告，只有几句话，随后音乐又响了起来。

顶上没有嘈杂声。他不知舰上是否还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他走到舷窗前，望着月光下的海港以及黑黢黢中带着一抹蓝色的冲绳岛。

收音机里，军乐队响亮刺耳地演奏起《约翰尼迈步走回家》（When Johnny comesmarching home）。一颗绿色信号弹突然窜上冲绳的夜空，在月亮附近慢慢飘下来。然后，从岛上猛地爆发出一片耀眼的灯光和焰火：一百万条猩红色曳光尾迹、无数道发狂般扫来扫去的蓝色和白色探照灯光束、红色信号弹、绿色信号弹、白色信号弹、照明弹、独立日的焰火秀，形形色色的弹药突然喷向缀满繁星的夜空，为这和平而感恩祈祷。收音机传来低沉的男声合唱：

“当约翰尼又迈步走回家，

呼啦，呼啦，

我们会热情洋溢地欢迎他，

呼啦，呼啦——”

现在头顶甲板上响起了水兵们雀跃舞蹈的隆隆声。冲绳岛上空仍放射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各种彩色光束，为了庆贺胜利，这点浪费也算不了什么，海面上传来一阵阵乒乓乒乓、轰隆轰隆的枪炮声，港内的舰船也都炮火齐鸣了，接着威利听见凯恩号的20毫米炮像射击自杀机那样“啪、啪、啪”地响起来，震得舱壁微微颤抖。

“当约翰尼迈步走回家，

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哦，当约翰尼又迈步走回家，

呼啦，呼啦——”

一瞬间，威利仿佛在阳光下随着声势浩大的海军检阅队伍行进在第五大道上，街边人群大声欢呼，彩色纸带拂过脸颊。他仰望着无线电城音乐厅的双塔和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尖顶，他觉得头发刺得头皮发痛，他感谢上帝送他到凯恩号上参战。

“当约翰尼迈步走回家，

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幻象消失了，他正凝视着绿色舱壁上那台破旧的收音机。他大声说道：“是谁让那些狗娘养的乱放20毫米炮的？”，跑上了甲板。

左图：8月10日晚的冲绳庆祝场面，颜色是有人用彩笔在照片上加的。

右图：尤金·史密斯拍摄的舰队夜间防空火力。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美、苏、英发出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后，战争实际仍在继续。

12日，奥登道夫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BB-38）被一条航空鱼雷击中，奥登道夫断了几根肋骨。

舰员们从进水舱室拉出消防水管，穿过提弹井一路往上，从四号主炮塔的炮口穿出排水。

该舰后来草草修复到可航行状态，参加比基尼核试验时仍然漏水。

也许是史上最著名的亲吻照片，摄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8月15日）的纽约时代广场。

次日，宇垣缠发动“私兵特攻”身亡，“神风特攻之父”大西泷治郎在切腹15小时后死去。

史东

第十一章  回家之路

8月16日，Stanley D. Jupp上校接替Herbert J. Grassie上校成为爱达荷号舰长。不久，我们离开莱特湾前往巴克纳湾，在那里与第三、第四战列舰分队的友舰汇合，一同去东京湾。爱达荷号和几艘更老旧的战列舰一起留在东京湾出口附近的相模湾，也许是充当紧急情况下的掩护部队，直到受降仪式后第二天，我们才开进东京湾。

以富士山为背景的新墨西哥号

此行发生的两件事让我铭记于心。到达日本前一天晚上，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海洋奇观，数不胜数的微生物在舰艏波浪和舰艉航迹中莹莹发光，把我们照得通亮，在高处的对空指挥所里，亮得足以阅读报纸。几天前的夜晚，这一现象曾让日军虚惊一场，面对美军可能发动的登陆，他们已成惊弓之鸟，竟向上级报告说在同一水域发现两列长长的舰队。另一件也是奇异的自然现象，8月27日黄昏，我们停泊在相模湾，夕阳被富士山所遮掩，放射出一道道明亮的红色光芒，恰似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图案。

9月3日爱达荷号驶入东京湾时，我望见横须贺港里停泊着一艘老式军舰，立即认出那是三笠号，这艘骄傲的军舰曾是1905年对马海战时东乡平八郎将军的旗舰，在那场海战中他摧毁了俄国舰队。满怀感激之情的日本人将三笠号作为纪念舰保存下来。50年后，我和美国战列舰协会的同伴们在三笠号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将两个花环投入海中，以缅怀战争双方的阵亡者，随后又与曾经的对手一起追忆往事，畅谈多年以前出生入死的冒险经历。

在二战后操之过急的非军事化过程中，三笠号一度沦为废铁，几乎被人遗忘。后来该舰在美国海军支持下得以修复，于1961年5月27日的对马海战56周年纪念日重新开放。尼米兹为修复三笠号出力甚多，他虽收到开幕式的请柬，却并未出席。在贺信中，他写道：“我作为将军深切的仰慕者和门徒，向所有帮助保存名舰三笠号——日本最伟大的海军军官东乡将军的旗舰——的日本爱国人士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美国海军五星上将C. W. 尼米兹。”（译注：尼米兹曾撰文《三笠与我》，刊登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阐述对马海战对日本海军史的重要意义，并将稿费2万日元捐献用于修复三笠号。他还将与E. B. 波特合著的《海权》一书日文版稿酬10万日元捐赠给东乡神社重建工程。）

追古思今，在文化交流和进步的所有途径中，战争也许是最有效的一种。这样的例子随手可得，例如十字军东征时接触到中东地区更加先进的文化，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创造出如今我们所说的英语，也使诺曼人征服以来的英国和欧洲历史发生了彻底转向。谁又能质疑日本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受益者呢，即使它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既然日本已经具有一种强调卓越、效率和责任的文化，它最需要的就是与大西洋国家之间建立开放式的关系，由此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在战后日益扩大。

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已经长期习惯于战争，在和平突然降临时有些不太适应，一开始我们觉得拂晓时不拉战斗警报的做法很古怪，直到9月9日才完全意识到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在巴克纳湾下锚停泊，花了大半天时间把所有5吋、40毫米、20毫米弹药送回弹药库。等到所有弹药归位之后，爱达荷号的高炮群终于“停止营业”了。

有传闻说，一批陆军官兵将搭乘爱达荷号从冲绳回国，他们和我们一样，和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几百万美国大兵一样，都急于回家。海军很快意识到，把突然无事可做的大量美国军队运送回国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不得不运用所有舰船来运送乘客（译注：即“魔毯”行动，共运送八百多万军人回国）。然而爱达荷号没有时间带上乘客。两场台风已经重创了快速航母舰队，让海军变得有些烦躁不安。下一场台风将袭击冲绳的天气预报迫使我们用“17节航速”收拾行装。我舰9月10日的航海日志写着：“17时30分，在前往珍珠港的途中。”

乘坐哈利·泰勒将军号攻击运兵船（AP-145）回国的美军，

拥挤程度足以引发密集恐惧症。

一场强大的台风如期降临冲绳，把锚泊的舰船吹得到处都是，造成了巨大破坏。我们在风暴半径内也遇到大浪，但是在战列舰上毫无不适之感。此后10天，航海日志每天的开头都是短短一句：“继续航行。”9月12日，我们“演练战斗警报”。这次演练也许有点不合逻辑，因为所有弹药都入库了，但它让我们有事可做。大家用看书或晒太阳打发航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虽然单调乏味，却没有人抱怨。终于，9月20日的航海日志写道：“14时35分，在珍珠港福特岛F-6码头右舷停泊。”

随后，爱达荷号将穿过巴拿马运河去东海岸。Ernie Marx和我都想回西海岸，于是离舰上岸，向后勤部队司令报到。我们奉命前往某处集结中心，住进单身军官宿舍，等待可用的交通工具。就在离开爱达荷号前，我接到密苏里号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致华莱士上尉：我已调任，正要回家，再见并祝好运。Hills少校。”

我们都想方设法尽快回家。密苏里号很快到港，我赶在它开走前拜访了Ed。战后我们俩一直保持联系，但没有见过面，直到50年后我再度登门，那是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欣厄姆市的祖宅，也是他出生的地方。爱达荷号于9月25日离开珍珠港，但Ernie和我还要继续等待。我见到了哥哥约翰·E·华莱士陆军少校，他已经当上美国陆军航空队气象预报科（Forecast Section）的科长，原先在华盛顿办公，欧洲战事结束后调到了珍珠港，我们三人都在等。哥哥请我们去军官俱乐部吃午饭，我们已经吃了很长时间的脱水蔬菜，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享用新鲜西葫芦的味道。

直到9月29日，我们才在第二天去旧金山的一艘坦克登陆舰的乘客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Ernie的军人序列号是103069，远远领先于我的191098，他选择坐登陆舰回家。但我看见提康德罗加号航母停在港口，就想试试能否搭个顺风船。第二天早晨我拎着行李箱去了码头，找到一艘提康德罗加号的小艇，告诉水手长我要上舰。幸运的是，我登上舷梯后发现执勤军官刚好是该舰的舰务官（译注：First Lieutenant，舰务官是全舰的大管家）。我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他很爽快地回答“没问题”。一名水兵引导我穿过这艘巨舰迷宫般的通道，走进一处明亮船舱，一个长长的白色柜台横贯其中，后面昏暗一片，似乎什么也没有。我对着暗处叫了声：“有人吗？”一个声音反问我：“你莫非是鲍勃·华莱士？”这位竟是我早年在堪萨斯大学教过的学生，他盛情安排我住进飞行员居住区，与一位平易近人的海军少校分享一间客舱。少校正在哀悼他的兄弟，后者在邦克山号上死于烟气窒息。在这趟前往旧金山湾阿拉梅达海军航空站的愉快旅程中，我和少校成了好朋友。

我的妻子萨拉在码头上等我，几天后Ernie才坐着坦克登陆舰姗姗来迟（译注：LST的绰号是“大型慢速靶船Large Slow Target”），他在旧金山有不少亲戚，我们不费力气就找到了他。享受过一两天的国内生活后，我们便各自回家。战争终于离我们远去了。多年后，我有幸造访了Ernie位于圣路易斯的家。

即使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我依然记得许多未能在战争中幸存的朋友——Eddie Olson与亚利桑那号同殉，小同乡Milton Davis在俄克拉荷马号上牺牲，Bobbie Fletcher驾驶的“野马”战机在战争最后一个星期被击落，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夭折于青春之时，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年轻。

凡夫俗子没有预见未来的神力，他在战火中艰难抗争，只希望自己的牺牲能略微有助于缔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新世界。1995年9月2日，在与往日的同伴和敌人同桌叙话时，我一直翻来覆去地想，双方的牺牲者会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已经“站在世界之巅”（丘吉尔语），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灰烬中复活，用和平贸易的方式挑战整个世界。假如能够说服天使加百列，用他那支起死回生的号角吹响美日两国海军的战斗警报的话，那些牺牲者会不会复活过来加入我方阵营呢？他们若是看到战争的结局，肯定会说：“这样还不错，不是吗？”

（全文完）

原文标题：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A Memoir of Antiaircraft Training in World War II

访问地址：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USN/rep/DamnNeck/index.html

原文作者：罗伯特·F·华莱士，1912年6月8日出生于堪萨斯州霍尔顿市，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1983年先后在11所大学和学院担任经济学老师，曾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关于经济史和联邦储备政策的文章，在《美国步枪手》杂志上发表狩猎文章。他一生钟爱历史，1942年起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服役，二战后退伍，1952—1953年曾受雇于中央情报局，2005年4月1日去世，享年92岁，当天恰好是冲绳登陆60周年。

补丁：爱达荷号战列舰的结局

爱达荷号在二战期间参加了8次海战，完成13次岸轰，发射6500吨炮弹，航程16.58万海里，相当于绕赤道7.68圈。她在敌军宣传中被击沉过3次，实际只在冲绳岸轰时中过1颗炸弹。她与两艘姊妹舰一起参加了1945年10月27日在纽约哈德逊河上举行的海军节观舰式，也是太平洋舰队的凯旋式。二战胜利后，这些老舰被迅速处理掉。爱达荷号于1946年5月24日列入预备舰名单，7月3日退役封存，1947年9月正式除籍，11月24日出售拆毁。

1948年的拆船工地，右侧远处是爱达荷号，近处是新墨西哥号，左侧是怀俄明号。

同年1月31日一篇报纸短文的标题是：“3艘战列舰驶向海军英灵殿”

（3 battleships are on their way to Naval Valhalla）。

mathewwu

史东 发表于 2020-3-6 00:13
第十一章  回家之路8月16日，Stanley D. Jupp上校接替Herbert J. Grassie上校成为爱达荷号舰长。不久，我们 ...

感谢史东君再次为论坛贡献出一手的参战回忆录，尤其舰艇防空是二战才发展出来的新作战形态，而美军无论在武器与训练方面都是领先群雄的，这篇著作很好的带领我们进入此一领域。

兰度

的确是好文章。请教一下Mk20瞄准具有具体的资料么？

mathewwu

兰度 发表于 2020-3-14 17:19
的确是好文章。请教一下Mk20瞄准具有具体的资料么？

找过几本资料，只有老佛爷打飞机书第9章注63有提到，Mk 20就是GE公司为陆军开发的T4防空机炮瞄准具（1943年），被海军拿来配备在20mm炮上。

一般认为Mk 20性能较Mk 14优越很多：不使用粘性阻尼，故暖机完全跳过此一条件，只要陀螺转速上来就可正常发挥效力；对比Mk 14的两具陀螺仪，它只有一具；视窗外形较小，降低对炮手视野的阻碍；距离变换钮方便目标转换。

但由于生产遭遇困难，Mk 20原始订单从5000降到1000，最后到日本投降时只交运50具。

兰度

mathewwu 发表于 2020-3-14 23:38
找过几本资料，只有老佛爷打飞机书第9章注63有提到，Mk 20就是GE公司为陆军开发的T4防空机炮瞄准具（1943 ...

多谢，既然陆军也是T字头编号，估计也没量产服役。

kantukantu

好文章，谢谢大佬翻译，谢谢分享

mathewwu

史东 发表于 2020-3-5 23:37
补丁：赫尔曼·沃克和小说《凯恩舰哗变》珍珠港事件后，作家赫尔曼·沃克成为一名海军预备役军官，先后在两 ...

今天重读本贴，读到第一章第八节的“哥伦比亚大学创造的“90天奇迹” ”时，去危机上了解一下这个为参加二战储备人员而成立的海军预备军官见习生学校(Naval Reserve Midshipmen's School)。从1940年6月到终战，停泊在纽约市的BB-7伊利诺号上的校本部；及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圣母院大学、史密斯学院等分校；共训练完成36000名大学本科生投军的军官见习生，毕业后以海军少尉任用，其中大部分都上了前线参与实战。因为训练时间只有短短的90天，故又称为“90天奇迹”，但不包括之前在其他校区的30天入伍训练。赫尔曼·沃克在193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也的确在1942年成为海军预备军官之后参与太平洋舰队实战，但不清楚他是否如书中的主人翁一样，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见习生学校完成海军预备军官训练的。

史东

mathewwu 发表于 2021-2-17 20:52
今天重读本贴，读到第一章第八节的“哥伦比亚大学创造的“90天奇迹” ”时，去危机上了解一下这个为参加 ...

我查了一下，沃克确实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Naval Reserve Midshipmen’s School毕业的，1942年8月入学，就住在《凯恩舰哗变》主人公凯斯所在的Furnald Hall。

详见：https://ianewatts.org/blog/2017/ ... ia-and-ft-schuy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