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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上最好的计划” ——1919—1942年间英国战列舰队的战术发展 作者：Jon Tetsuro Sumida 编译：史东
作者前言：本文初稿在1991年9月美国海军学院的海军史研讨会上发表后，我有幸得到大卫·布朗、大卫·罗森伯格、查尔斯·费尔班克斯、保罗·肯尼迪、迈克尔·霍华德和迈克尔·克雷格·沃勒的指导意见。特别要感谢英国海军上将弗兰克·特维斯爵士，他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拥有丰富炮术经验的军官（曾在战列舰纳尔逊号、罗德尼号、复仇号和马来亚号上服役，作为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枪炮官参加了1942年爪哇海战，于该舰战沉后被俘），他在过去十年间给作者写了许多信息丰富的信件，并对本文初稿作出了详细评论。最后，我必须感谢已故的斯蒂芬·罗斯基尔的帮助，他是厌战号1938年著名的远程射击中的枪炮官，也是一位声誉卓著的海军史学家，早在很久以前的通信和谈话中，他就引领我开始了解间战时期皇家海军的战术和技术。
第一部分 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日本航母舰载机击沉了8艘美国战列舰中的5艘。几天后，日本陆基飞机在马来亚附近摧毁了2艘英国主力舰。1942年4月，日本航母舰载机在印度洋给英国水面舰队造成了严重损失。5月和6月，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被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所逆转，在这两次海战中，日本和美国的主要战斗力来自航空母舰。太平洋战争的头六个月里，海军航空兵的成功似乎表明皇家海军1939年之前对于战列舰队战术的专注是错误的。战列舰似乎不只是过时的古董，其令世人惊诧的惨烈结局也使间战时期精心准备的水面作战计划成为笑柄，这种计划原本是日美两国海军战术训练的核心，对英国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它的海军航空兵远远不如其他两个海军强国发达。 大多数知名观察家都将皇家海军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水面舰队的大量投入归因于对过去的非理性关注。斯蒂芬·罗斯基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德兰海战“在大约20年时间里统治了英国的战术思想”，特别是在20年代，行政传统和礼仪性职责又进一步导致战术领域的荒芜。克拉克·G·雷诺兹认为，1919—1939年间，“保守的战列舰将领们……回归到一战前的反智主义立场，他们主持的海军学院和舰队演习期盼着出现另一个日德兰，几乎忽视了飞机的存在。”阿瑟·J·马德写过关于“日德兰综合症”的文章，他引用一位海军元帅的观察结论，即间战时期“对日德兰的迷恋像一种致命病毒一样在海军中蔓延”。科雷利·巴尼特最近指控说，“日德兰——也就是在远东水域与日本舰队作战的未来日德兰——迷惑了皇家海军在二战爆发前对整个海战领域的思考”。 上述观点或是受到反驳，或被设下一些限制条件。杰弗里·蒂尔反驳说，航母在20年代无法取代战列舰，他和诺曼·弗里德曼证明，二战爆发前，航空母舰在英国战列舰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韦恩·P·休斯认为，“对（二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在）欧洲北部海岸和地中海的行动进行的事后解读，并不支持‘空中力量具有明显优势’的结论，而应该意识到大炮与飞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有多么接近。”甚至马德也对批评海军部保留大量战列舰的做法是否公平进行了重新思考。然而，尽管如此，战前皇家海军的战术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它过多地受到过去的影响，因而有缺陷。这一观点因为太平洋战争头六个月的事实而继续得到支持。 能够用来确切说明皇家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术发展的主要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也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几乎所有与海军战术演习有关的详细文件都已遗失，但是1930—1939年间基本按年出版的《战术进展》期刊（Progress in Tactics，海军参谋部战术处编发）、其20年代末前身的片段以及1921—1938年每年出版的《海军炮术进展》期刊（Progress in Naval Gunnery）的完整版都得以保存。此外，这一时期皇家海军主炮火控设备的技术手册，以及30年代皇家海军菁英枪炮官们的私人信件和访谈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勾勒出水面炮术能力的发展脉络，而许多战术改进正是基于此。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和其他已经发表的著作表明，间战时期英国对于战列舰队交战的战术计划比以前认为的更复杂，也较少受到日德兰记忆的困扰。
第二部分 英国大舰队与德国公海舰队在北海进行的日德兰海战，被称作“蒸汽时代水面战斗的巅峰”。然而，如果将这条赞语用在舰队战术上，难免会把人引向歧途。虽然日德兰是历史上大舰巨炮之间最宏大的交锋，但它发生在大口径火炮炮术以及舰艇间通信、指挥和控制技术尚未高度发展的年代。1916年，皇家海军的测距仪在基线长度和光学设计上都有缺陷；目标数据标图机器速度慢，容易出错；现役的几种炮术计算机大多简单粗暴、有缺陷或是不完整；指挥仪操纵火炮时缺乏陀螺稳定器和其他改进设备；用于炮术的无线电通信设备还不存在；持续跟踪友军和敌人动向所需的机器和组织仍是原始的。 这些机械上的弱点主要归因于战前战术评估的缺陷，极大限制了水面舰队的战术。火控设备的缺陷意味着，当敌我双方航线急剧会合或分离时，或者在改变航线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效的远距离射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保持与敌人平行的直线航行。由于缺少炮术用途的无线电设备，因而无法有效地协调齐射，如果两艘或更多的军舰要在不损失精度的情况下向同一个目标开火，那么这种协调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识别从不同军舰上同时发射的炮弹所溅起的水花。如果不对指挥仪进行改造以补偿所谓的“炮耳倾斜”现象，那么当炮口指向前方或后方时，指挥仪就无法准确瞄准。舰队指挥官如果没有一些快速记录、整合和评估关于敌我双方移动信息的手段，就不能对快速变化的战术形势作出明智的反应。 日德兰海战中，大部分射击是在10000码或更远距离上进行的，这个距离太远，以至于大多数英国军舰上的9英尺基线测距仪都无法准确测量；光线太暗，用现有的光学系统测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航速太快，导致严重的震动，干扰了测距仪操作。1917—1923年间，战列舰队全部换装了基线更长的测距仪，后者带有改进过的光学装置和减震底座，甚至有更好的设备安装在两艘条约战列舰纳尔逊号、罗德尼号以及经过改装的老舰上。在距离远、光线昏暗、军舰震动的情况下提高了命中率，同样重要的是，测距和标图的速度大大增加。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改变，英国新型光学测距仪在作战条件下的性能仍然不可靠，因此，准确的舰炮射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弹着水柱的观察。（特维斯提出，他在纳尔逊号战列舰上担任枪炮尉官时，该舰是间战时期皇家海军最先进的主力舰之一，其测距仪的偏差在1000—1200码之间，在20000码以上的预期交战距离上存在5%的偏差率，类似问题也困扰着8英寸炮巡洋舰。） 尽管20年代末逐渐推广的倾斜仪（inclinometer）提供了一种测量目标航线的机械方法，补充了由测距仪和标图仪产生的估算结果，但它们普遍不被信任。1923—1928年间开发的Cross-levelling设备不太让人满意，直到30年代末才获得足够数量的配发。陀螺稳定的指挥仪操纵火炮的俯仰和旋回，从整体上提高了操炮准确性，即使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也能进行射击（盲射或间接射击），这些到30年代末才出现。在二战中引入雷达之前，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舰炮的实际射程比火控人员想要的结果偏近（原因至今不明），他们根据的是按照陆地试射结果编制的官方射表。 1925年研制完成的海军部火控台Mark I型（AFCT Mk. I）是一个经过大幅改进的标图和计算系统的原型。理论上讲，它可以飞快地计算出极其准确的射击诸元，即便是在目标舰与射击舰以小角度、高速度会合或分离的情况下。然而它的售价高得吓人，是一战期间服役的德雷尔火控台后期型号的35倍（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而且它太大了，无法安装在任何现有主力舰分配给火控仪器的空间内。这一点可能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改装才能在老式军舰上获得足够的额外空间，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由于资金短缺，这是办不到的。因此，尽管舰队已经认识到德雷尔火控台的不足，海军部火控台Mark I型只被安装在1927年完工的纳尔逊和罗德尼号上，由于16英寸炮问题不断（散布是之前15英寸炮的两倍）、测距仪数据不准、以及炮术演习中设置的简单到不切实际的条件，海军部火控台Mark I型的性能可能暂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因此，海军炮术设备的局限性继续制约了战列舰队在20年代的战术发展。尽管英国战术演习和计划的记录很零散，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十年间，战列舰队的编队和作战程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非常相像。例如在1924年，航母提供了空中侦察和有限的打击能力——从而接替了以前完全由战列巡洋舰执行的任务——以及战斗机保护和飞机校射；战列巡洋舰被用来对付敌人的战列巡洋舰，并在可能时支援己方战列线；主要的战斗将由部署成单纵列的战列舰群完成。这些安排似乎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里，鉴于各大国海军在质量上相当，英国缺乏战术变化并不要紧。然而到20年代末，海军部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英国的战列舰队现代化计划正在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美国人取得的进展，虽然对英国没有直接威胁，但却重新定义了战列舰的标准，并刺激到一个更有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日本。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总体的海军开支比英国多40%，其中大部分用于改进战列舰队。到1933年，美国在战列舰改造方面的投入是英国的五倍，并为所有战列舰安装了最新的火控设备、飞机设备和更远距离的炮架。日本也紧随其后，拨出的主力舰改造资金是皇家海军的三倍。后续还会进一步增加。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于资金紧张，皇家海军不可能对现有主力舰进行重大改装。1928—1931年间，海军军费下降了10%以上，1931年9月，由于错误地试图通过降低水兵工资来进一步压缩开支，直接引发了因弗戈登兵变。然而，不对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危险变得越来越大，根据30年代初的报告，日本在超远距离（30000码）开展射击训练，这个距离已经超过皇家海军80%的战列舰的最大射程。这一点促使海军参谋部在1934年指出：“英国舰队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接近一个舰炮极限射程超过我方老舰的敌人，此问题亟待解决。” 无法改进物质条件，可能是30年代初英国海军军官开始探索近战（10000—15000码）和夜战可行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来挽回劣势。早在1928年，人们就对远距离射击（意味着必须使用新型火控设备和改进后的炮架）的效果表示怀疑，海军参谋部当时提出，近战有两个巨大优势，一是“命中率更高，因此更有可能提早奠定胜局”，二是“敌人无法迅速撤退到射程以外”。1929年，在地中海舰队第1战列舰中队服役的海军少将雷金纳德·德拉克斯认为，今后的皇家海军应当主动寻求近战（这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因为“我国海军历史上的每一次伟大胜利都是在近战中赢得的，我们通过更高的射速、更好的训练和纪律、更高昂的士气压倒了敌人”。最后，到1935年，海军部一份关于下一代战列舰设计的备忘录倾向于近战，其原因正是海军参谋部和德拉克斯在六年前提出的。 在1932年战术学校（Tactical School）举行的图上演习中，对于“如何获得并保持希望的交战距离”这一课题的探索表明，空袭以及阻塞敌方校射飞机的无线电通信（甚至以失去己方的飞机校射报告为代价）可以减缓敌方舰队的速度，阻止其在远距离准确射击，以便英国舰队强行实施近战。1937年进行了另一次模拟，这次涉及英国舰队使用烟幕，以及战斗机攻击敌方侦察机、鱼雷轰炸机攻击敌方战列线，似乎验证了1932年的主要经验，即：英国舰队有能力在接敌阶段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条件下迫使敌方进行近战。 夜间战斗提供了另一个近距离作战的方法，而且没有暴露于敌方远距离猛烈炮火的潜在弊端。1928年，海军参谋部仍然相信，“重型军舰之间的夜间战斗通常是不可取的”。不过，夜战对于操纵良好的编队、以及能在近距离进行准确快速射击的熟练炮组而言更加有利，这正是皇家海军自认为擅长的领域，同时夜战给远距离射击的重要性打了折扣，这方面英国装备的性能相对差强人意。1931年，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急剧增加，到1934年，皇家海军已经在研究在哪些情况下战列舰队应当主动寻求对敌方主力舰展开夜战。在皇家海军首屈一指并且在战术领域最有影响力的部队——地中海舰队的历任指挥官领导下，夜战成为标准战法。 采用分队战术（divisional tactics）、实现战列舰队指挥权的“去中心化”是另一个至少同等重要的变化。简而言之，分队战术就是将单纵列分解成两个或更多的单位，每个单位由1—5艘舰组成。一战前皇家海军曾尝试过分队战术，虽然一时被否定了，但是1919—1922年间德拉克斯在参谋学院（Staff College）重新提出了这个课题。另一方面，1925年在海军少将弗雷德里克·德雷尔爵士的提议下成立了战术学校，德雷尔几乎肯定是以他的导师兼靠山海军元帅约翰·杰利科马首是瞻，坚决主张集中指挥。在他的影响下，战术学校始终坚持单纵列作战，直到30年代中期才被迫重新审视其观点。 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现役主力舰的数量还不到大舰队巅峰时的一半，而且被分成三部分，即大西洋舰队、地中海舰队和战列巡洋舰中队，这个事实推动了分队战术。1929年以后，每个部分的主力舰数量都不超过五艘，通常更少，相当于一个分队的规模。战术和炮术上的日常安排必定以主力舰的小编队为基础，而小编队的机动性远胜于十艘或更多军舰排出的长蛇阵，这相当于分队战术已被部分地付诸实践，也必然会展露其优势。例如在地中海的演习结果促使海军参谋部在1932年得出结论：“向一支由五艘战列舰组成的小舰队发动大规模驱逐舰进攻……成功率极低，可能导致驱逐舰不成比例的损失”。 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A·E·M·查特菲尔德仍然确信，驱逐舰的攻击对他预计在战时部署的规模更大的战列舰队是有效的。然而，战术学校在深入研究了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对战列线的威胁后，于1935年建议“彻底调整目前赋予纵队和分队指挥官的主动权”，分队指挥官的“独立行动”应该成为战列舰队的标准方式。换言之，他们建议正式采用分队战术。舰队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在1939年6月，海军参谋部认为“随着规模大大缩小、速度和机动性增强的战列舰队的出现”，大规模驱逐舰攻击已不“完全适合于未来的战斗”。 支持分队战术的论点因舰载鱼雷轰炸机能力的提升而得到加强，后者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空袭形式。（英国人认为俯冲轰炸可以作为鱼雷攻击的备份，对水平轰炸则评价不高。）1931年，海军参谋部告诫说，尽管航母飞机的能力仍然有限，但“即将出现的改进可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代鱼雷轰炸机的主要弱点是有效航程短，在1927年不超过60海里。到1931年，其航程达到110海里，几乎翻了一倍。1935年和1936年服役的飞机在速度和可靠性上都有所提升。（译注：提升到了“剑鱼”式的速度……）这对战列线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如果需要剧烈机动来躲避鱼雷，就无法维持单纵列队形。海军参谋部在1937年发出警告：“演习表明，面对近距离攻击，特别是面对鱼雷机的攻击，只有最剧烈的规避行动才可能有效。”。1938年3月对一支由七艘战列舰组成的战列线发动的鱼雷攻击演习，不仅造成严重损伤，也完全打乱了队形。类似的攻击发生在由两艘战巡组成的机动性更强的中队身上，却基本以失败告终。 面对大规模的空袭，如果没有航母战斗机掩护或是巡洋舰、驱逐舰的近距离防空屏障（1938年演习中的情况），即使以分队形式部署也无法避免战列舰队的严重损失和队形瓦解。反过来，有了航母的支持、更好的屏护舰安排、1938年底引入雷达提供的早期预警大幅改进、分队与一字长蛇阵相比更好的机动性，各种因素相加，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空袭效果将明显减弱，并能够保持以分队为单位的主力舰队形。同时，可以期待舰队航空兵的打击使敌方战列舰队陷入混乱，或是让敌方各分队分散开来，大大减少英国分队被敌方优势兵力击败的危险。 外部因素加速了分队战术的推广。人们相信诸如德国和意大利这样只有少量主力舰的对手，会以主力舰为核心组建快速、高机动性的水面战斗群，英国必须用具有类似机动性的部队来反击。海军部似乎也有理由相信，主力舰数量相对较少的日本也会以分队形式进行部署。1938年，炮术部门要求本土舰队（1932年之前为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联合组成的战列舰中队及战列巡洋舰中队组织射击演习，期间8—10个敌方目标（假设的日本对手数量）要分为两个分队，每队4—5个。战术学院在1939年公开假设日本将把舰队分成快速、慢速两个分队，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对付德国和意大利一样，皇家海军将不得不以分队对抗分队。 尽管皇家海军在炮术方面仍存在不足，但是在更远距离上命中对手的机会逐渐增大（甚至在对手的距离和方位快速变化、或航线变化后不久的情况下），即使从防御角度，也要更加追求分队战术，这个过程持续到30年代末。到了1926年，无线电和对火控台的某些微小但重要的改进相结合，使一艘主力舰能够指挥多达四艘舰向一个目标开火，即所谓的集中射击（concentration firing，指挥舰必须装有海军部火控台），以达到比一对一射击更高的单舰命中率。可靠的轻型无线电台的发明，使得飞机能够发送弹着信息，极大提高了射击准确性，采用新型火控台的军舰更是如虎添翼。空中校射的价值在1933年得到完全认可，到1938年，已普遍发放了集中射击和空中校射所需的无线电设备，为三分之一的主力舰增加操作水上飞机的设备，并采用标准的校射程序。 1937年6月，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在校射飞机的帮助下，在高速航行中向18000—20000码处的中速机动目标射击。由于胡德号缺乏航空设施，校射飞机来自另一艘军舰。飞机发出的弹着报告虽然准确，但被胡德号忽略了，因为胡德号的火控团队不认识、因此也不信任空中观测员，结果在给定的5分钟射击时间内没有取得命中。这个结果暗示，在一场机动战斗中，当可用于寻找目标的时间有限时，一艘缺少现代化火控设备和飞机弹射器的主力舰的大炮在较远距离是无效的。皇家海军获得的资金从1933年开始增加，虽然最初加得很少。海军部得以启动一项温和的主力舰改造计划，首先受益的是厌战号战列舰，改造完成后配备了久经考验的15英寸炮和升级炮架、改进后的海军部火控台Mark VII型、以及容纳校射飞机的机库和弹射器。（皇家海军在二战中期以前都缺少像美国TBS那样的语音通话设备，舰机联络需使用摩尔斯电码。） 1938年，厌战号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射击试验，在自己飞机的校射下，从21000码的较远距离上迅速摧毁了数个高速（23节）机动目标。随着经过类似改造的声望号战列巡洋舰于1939年重新服役，皇家海军拥有了三艘配备第一流火控设备和飞机的主力舰（还有一艘是罗德尼号），足以为现役的两个战列舰分队和一个战列巡洋舰中队分别提供一艘用于集中射击的指挥舰。（在1940年的实战中，厌战号和声望号表现出不逊于德国和意大利主力舰的远程炮战能力，甚至还有所超越。）另外两艘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刚勇号）正在进行重大改造，对剩余两艘战巡（却敌号和胡德号）的现代化改造已有计划，还有五艘新的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使用海军部火控台Mark IX型）正在建造中，这些主力舰都将安装新型火控台和航空设施。随着新舰和改造后老舰投入使用，皇家海军的大部分主力舰将有能力在分队部署期间可能出现的更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射击，即使没有指挥舰的集中控制。 组织和装备上的重要改进也有利于分队战术的实施。一战结束后不久，一个独立于航海标图工作的战术标图组就已经建立起来，成为“战斗情报组”（Acti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对应二战时美国海军的“作战情报中心”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的基础，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得到扩充和发展。同一时期，海军部研究实验室研制出复杂的全自动战术绘图仪，供重型旗舰使用，廉价的简化版本被提供给所有军舰。到30年代中期，皇家海军的战术数据管理能力较一战时期增强了许多，这或许减少了对舰队严格实施集中指挥的必要性。 随着海军参谋部和战术学校的战术思想发生变化，以及炮术、战术相关设备和组织的改进，与之相匹配的是舰队指挥官观点的转变。1930—1936年，地中海舰队先后由海军上将查特菲尔德和海军上将W·W·费希尔指挥，两人可能都像历任指挥官那样坚持单纵列战斗，但也更愿意向下授权，对战术创新持开放态度，并受到分队战术的主要倡导者德拉克斯的影响。 1936—1939年接管地中海舰队的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对1939年《战斗指引》（Fighting Instructions，该文件以对日作战为设想）的主要贡献，是依旧追求在两条平行舰列之间的主力舰交战。然而，庞德的想法遭到了本土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的强烈质疑，显然海军内部普遍觉得这些想法是“垃圾”。庞德自己的参谋长、海军少将布鲁斯-弗雷泽（很有可能是海军部火控台Mark I型的设计者之一）是指挥权下放的坚定支持者，并且长期主张以小型战斗群作战。 1939年接替庞德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持有非常不同的战术观点。坎宁安在1933年参加了战术学校，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倾向于分队战术，他后来也承认了学校工作的巨大价值。坎宁安赞成下放战术指挥权，他在指挥地中海舰队期间，在1940年和1941年使用战列舰与航母混编的小型战斗群对意大利人取得了辉煌胜利。他认为，海军少将菲利普·维安爵士在1942年锡尔特湾海战中使用的分队战术即使不是二战中最出色的战术表演，也应是其中之一。在他之后担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是海军中将亨利·哈伍德爵士，他是德拉克斯思想的门徒，曾在普拉塔河口海战中使用分队战术并取得巨大成功，这样的继任安排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 由于书面记录的缺失，以及皇家海军在二战期间没有与日本进行过大规模舰队战，因此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舰队会采取怎样的战术部署。但是，不管《战斗指引》如何规定，英国舰队极不可能采取在严格的集中指挥下以单纵列直线航行的方式。1939年的英国战列舰队已经准备好以机动灵活的分队为单位，用松散的队形作战。指挥官们一定认识到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的是，当二战爆发时，皇家海军在战术导向上与1916年正好相反。日德兰海战中，大舰队在旗舰的严格指挥下进行了单纵列部署，试图在当时的极限射程上交战，在与敌人平行的不变航线上航行，并且拒绝夜间战斗。1939年，英国最优秀的海军将领们倾向于以半独立的分队进行机动作战，更愿意在比敌人想象的近得多的距离上战斗，并且乐于打一场夜间遭遇战。如果一定要说英国海军从历史中得到启迪的话，那么战术家们的目光没有投向日德兰海战的杰利科，而是对准了尼罗河和特拉法尔加的纳尔逊。
第三部分 1935年7月，战术学校的校长指出日德兰海战的三大战术教训是：为躲避鱼雷而转弯有可能与敌人失去接触；驱逐舰在战列舰队交战中的正确使用方式是进攻而非防御；所有军舰必须通过必要的信号让总司令随时了解战况。德拉克斯对此评论道，第一条和第三条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条在1916年之前就已经学到了，他接着说，日德兰的真正教训是需要更强烈的进攻精神。因此在二战爆发前的很长时间里，日德兰海战对皇家海军战术上的影响似乎只是狭隘的技术应用层面的老生常谈或是高度概括的精神说教而已。英国对大规模战列舰队交战的战术规划主要由其他力量决定，其中三种力量——技术、其他海军强国的行为和财政——是最重要的。 整个20年代，由于缺乏新式炮术设备和完全有效的空中校射，再加上航母数量少、飞机性能差，这就意味着一战时期的战术没有什么可选的替代方案。30年代早期，英国的财政状况使她无法跟随美国和日本非常昂贵的主力舰改造计划，这一点即使没有导致、也至少鼓励了皇家海军求诸于近战和夜战。到30年代后期，水面舰艇和飞机发射的鱼雷的威胁越来越大，使得长长的舰列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破坏；火力控制和空中校射的渐次改进使得在较远距离上命中成为可能，即使在射击舰与目标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时也是如此；海军参谋部得出结论，日本已经放弃了单纵列队形。分队战术，作为防御上的必要手段和进攻上的实用手段，几乎必定会被采纳。因此，皇家海军在间战时期末期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定出适当的战术条例，而是缺乏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 基于太平洋战争的特点，英国舰队航空兵与美、日海军航空兵相比的弱点已经被反复论述。在1939年，海军部有充分理由相信，皇家海军既缺乏有效的主力舰，也缺少飞机。日本海军可以部署的航母舰载机数量（310架）几乎是皇家海军（实际在役数189架，远低于最大载机量）的两倍，但是除了少数早期型号的中岛97舰攻外，它们的性能比英国飞机强不了多少。考虑到英国具有雷达预警的优势，日本舰载机在受到英国战斗机和防空炮火的削弱后，其数量或许不足以对一支操纵良好的英国战列舰队造成严重打击。（译注：这个说法有些勉强了。）但是，日本已经对全部10艘主力舰实施了改造，而英国只改造了2艘（加上罗德尼号是3艘）。在预期的水面机动战斗中能够表现良好的主力舰方面，英国处于明显劣势，尽管其整体海军规模是日本的一倍半。 英国计划派遣主力舰队到新加坡的战略目的是为了保卫马来亚和海军基地，从那里可以威胁到日本向澳大利亚进军的侧翼。在南中国海或澳大利亚附近水域发生战斗的情况下，英国海军有望得到陆基飞机的大力支持，而日本人在1941年夏天占领中南半岛南部前大概只能得到航母舰载机的支援。英国与日本开战时的处境和美国相反，美国不得不假定其与日本海军的任何大规模遭遇都会发生在日本陆基飞机的航程之内。考虑到1941年以后的事态发展，英国海军航空兵与美、日相比的劣势可能是不幸的，但如果考虑到30年代后期英国面临的战略需要，这种情况并非不能理解。 1939—1941年，日本海军因为两艘大型航母、加上比英国优秀得多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服役，空中打击力量得到了极大增强。尽管如此，在各国海军中，中型和大型航母的数量仍然明显少于战列舰，这是海军军备控制协定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只要英、美、日三个领先的海军强国还握有完整的、均衡的舰队，航母舰载机在短期内就只能扮演辅助角色，而不是发挥主导作用。海军部严重低估了空中力量、特别是日本空中力量的威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鉴于主力舰对航母的数量优势、新的水面战术的要求、以及英国在对日战争中的战略位置，英国大部分主力舰未经现代化改造这个弱点才是海军部忧心忡忡的合理原因。这一点，而不是对某种过时的武器系统的迷恋，解释了1939年战争爆发后英国对于重新建立战列舰队的高度重视。 到1941年下半年，皇家海军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开展大规模舰队战的能力。在之前两年的敌对行动中，主力舰和航母损失惨重，有的被击沉，有的重伤后暂时无法作战，而对于一支高效的战列舰队而言至关重要的熟练舰员要么阵亡，要么因为战时海军迅速扩张而被派往别处。（到1941年下半年，皇家橡树号、胡德号、巴勒姆号沉没导致的阵亡人数超过了开战时战列舰队舰员总数的20%，这个数字已考虑到另外两艘战列舰正在进行改造，舰上没有舰员。）在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前，这支曾经均衡的战列舰队已经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所使用的战术也就失去了基础。在这场临时拼凑的战斗中，提供航母支援、安排足够的防空屏护舰等战前确立的实践做法被公然违反。1942年春天，在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的领导下以分队为单位成立了新的东方舰队，但由于主力舰太少且大部分未经改装，航母力量不足，它除了作为“存在舰队”以外无法履行任何其他任务。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战前技术和战术领域的保守主义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因为财政限制和武运稀薄导致了实力不济。
— 完 —
原文题为《‘The Best Laid Plans’: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Battle-Fleet Tactics, 1919–1942》，刊登于《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ume 14, Issue 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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