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eSoleil 于 2015-5-15 15:24 编辑
背景事件：
1805年8月2日，维尔纳夫率法西联合舰队驶入伊比利亚半岛北岸的费罗尔港，并与港内部队会合，使法西联军拥有了29艘战列舰。
8月15日，英国舰队在布雷斯特港外完成了大集结，纳尔逊所部、费罗尔与罗什福尔封锁舰队与英国西方舰队主力会合，拥有36艘战列舰。
8月13日，法西舰队全军出海。
8月16日，英国舰队总司令康沃利斯下令分兵，将部队分成2支18艘战列舰的舰队，派一支舰队前往费罗尔，希望封锁或截击法国舰队。
互掐：
马汉在率先出版的《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抨击这次分兵，认为康沃利斯放弃了内线位置，使英军冒上了被拿破仑集中部队击败一部的风险。但科贝特认为马汉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教条主义，不懂当时的局势。他在《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中掐道：
在接到英军分兵的相关报告后，拿破仑将这一行动形容为“非凡的愚行 ”(insignebêtise)。他在给德克雷的信中写道：“维尔纳夫错过了多么好的机会啊！只要从开阔的海面上驶向布雷斯特，他就可以同考尔德舰队玩一出‘劫狱游戏’(Prisoner's Base) [1]，然后向康沃利斯发起攻击。或者，他也可以用三十艘战列舰击败那二十艘英舰，进而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2]如此之多的现代批评者都沿袭了这一观点，但是，他们却不记得这声低吼是出自何等的愤恨和痛苦，反倒认真地附和起这句气头上的批评。他们说，这个伟大的行动“违背了最简单、也是最为普遍认可的战争原则”，是一个“战略失误”，是“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还有种种类似的观点。 [3]
这是一个关乎海军战略之根基的重要问题。只有通过对这一案例进行小心而细致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数百年来的战争经验达到巅峰的时刻，这些老兵们会毫不犹豫地一致作出与现代批评意见截然相反的决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将领是怎样看待其中的风险。很显然，维尔纳夫与考尔德之间的作战并不会得出拿破仑所希望的结果，在整场战争中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法皇的乐观推断。所有的证据都指出，二者交战的唯一结果就是让他们同时退出战场，这也正是纳尔逊的看法。当几位大臣在听到舰队解散的消息后焦虑地向他咨询意见时，纳尔逊这样写道：“我丝毫不担心这里的风险。如果考尔德能与27或28艘敌舰展开近距离交战，即便他们能完全战胜我军，他们在这一年中也无法再造成任何危害。” [4]
而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也同样无惧拿破仑所谓的“劫狱游戏”。除“龙”号与“歌利亚”号之外，他还有3艘巡洋舰正监视着费罗尔，附近海域还有额外的2到3艘巡洋舰 [5]。在报告考尔德的分兵行动时，他这样写道：“各位先生应该很乐于将战舰派往其他易于收获成效的方向。”显然，他认为海军部赋予他的战略职责一直没有改变。在他看来，他们所关注的仍旧是命令中的内在精神，并以这种方式支持着远方的舰队指挥官。他总结道：“我认为我现在采取的措施能够得到各位先生的认可。它的用意在于遏制敌舰队的行动，即便罗什福尔舰队已经驶入大海。” [6]
现代批评者常常忽视了海军部的长官们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但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当他们听说纳尔逊返航时，他们向康沃利斯发出的命令几乎完全等同于康沃利斯自己作出的决断。巴勒姆独自作出了与康沃利斯几乎相同的决定，这足以使所有批评者哑口无言。这一命令签署于8月19日，他命令康沃利斯在乌桑特留下18艘战列舰，然后派他的副司令查尔斯·克顿爵士及其麾下的两位将军前往费罗尔港外。康沃利斯应当交出20艘战舰，还有他能处置的所有其它兵力，尽量使克顿拥有32艘战列舰。 [7]两者之间只有一处细微的差别：海军部对考尔德的战后表现很不满意，想要解除他的指挥权。
英国本土绝不是没有意识到当前局势的危险。就在十天之前，他们已向康沃利斯发去了正式警告，“敌人正准备从荷兰和布洛涅的港口立即发动入侵。”涨潮期已经到来，荷兰舰队随时可能驶入大海，巴勒姆在写给康沃利斯的私人信件中让他特别留意这一威胁：“我只多说一句，内阁认为法军很快就要发动入侵，他们已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指令，我也向每处港口的海军指挥官发去了个人指示。我希望你能在涨潮时占据一个较近的位置，以便在必要时为东面的舰队派出增援。” [8]他们就是这样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无论是巴勒姆还是皮特，他们都决心绝不退回防御姿态。除了那些被认为足以应对入侵威胁的部队，他们不会再为此投入更多的兵力，他们绝不会因这种威胁而放弃整场战役的攻势部署。 让舰队继续集结就等同于将主动权拱手让与拿破仑，然后老老实实地进行防御；但有趣的是，那些对分兵行动攻讦得最激烈的人，恰恰又是最为热切的攻击倡导者。
其中最具分量的一位批评者这样写道：“将舰队一分为二的行为违背了最简单、也是最为普遍认可的战争原则，它将中央位置与优势兵力的一切有利条件都交给了维尔纳夫，并被拿破仑视为一个明显的失策……这个指责恰如其分。” [9]可是，分兵行动要如何才能将中央位置交给维尔纳夫呢？如果他敢于面对他已预料到的英军大集结，朝着北方驶去；如果他奇迹般地避开了康沃利斯的巡洋舰侦察幕，并行驶到他与考尔德之间，他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占据英军防御地带的中央位置。但着眼于战役全局，位于费罗尔的联合舰队已经插在英国主力舰队与科林伍德的地中海舰队之间，如此看来，维尔纳夫早已占据了这场战役的中央位置。取得这一位置的拿破仑可以在攻向英吉利海峡还是直布罗陀海峡之间作出选择；但皮特耐心播下的反击种子已经成熟，政治局势在过去几周内的重要变化已使他失去了选择权。地中海的制海权对于英军与盟国的联合行动至关重要，此时的皮特正倾尽全力促成这种联合作战。为了在马耳他与科孚岛保持主动，英军必须从维尔纳夫手中立即剥夺这种有利状态。正如康沃利斯所说，敌舰队的行动必须得到遏制。如果他们没有执行分兵，柯德林顿(Codrington) [10]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夜对维尔纳夫舰队的描述就很可能实现：“这支强大的兵力此时可能已待在土伦港，准备配合法国陆军在意大利作战。” [11]事实上，从费罗尔到布雷斯特的宽阔洋面才是整场战役的中央位置，这正是巴勒姆与康沃利斯决心立即重新夺回的关键地带。
在战役全局的层面上，这一行动显然与那些通行的战略原则完全相符。但比这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所体现的海上战争的特殊要求必须得到阐明。陆上战争的基本准则在评价海军战略往往造成诸多谬误，这恰好又是一个典型案例。海军行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它还必须兼顾保护贸易的使命。此时正是大型商船队驶回英国的时节，集结在费罗尔的敌舰队已对它们造成了直接威胁，它们的安全返航因此在巴勒姆的头脑中占据了首要地位。他向康沃利斯写道：“东印度和西印度船队也许会在两周之内抵达，在此之前，费罗尔都是重要的[防备]对象。你应当派出尽可能多的重型巡航舰——这是她们最能派上用场的时候——让她们与船队一起驶向爱尔兰海岸。”换而言之，他按照英国海军例行的护航方法派出了一支针对敌军战列舰队的掩护舰队，同时在商船队驶入危险海域时增强了她们的护航兵力。巴勒姆接着还添上一句：“我们在此时接到了你的报告，你完全洞悉到了我的想法。” [12]
在大陆军事学派培养出的正统主义者眼里，这些对基本原则的调整完全是异端之见。但事实上，每个行为的决策都要在收益和风险间达成平衡，海上强权正是以这种方式统治着海洋，追求着她的种种目的。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保护商船队的巨大意义足以使任何与之相当的风险变得合理。继续保持集结将使敌人能不受阻碍地向商船队发起攻击，也就是承认舰队对此无能为力，这在当时的局势中找不到任何可供辩护的依据。
那么，这里真的存在着实质性的威胁吗？对此时背景的细致考察足以公正地揭示出分兵行为所承担的战略风险。从考尔德的俘虏口中，英军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联合舰队的状态。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资源有限的费罗尔无法在海峡战役所要求的时限内为维尔纳夫的大舰队完成补给。面对纳尔逊位置不明的舰队，维尔纳夫的惶恐姿态早已尽显无余，这使经验丰富的巴勒姆与康沃利斯相信，他自己绝不敢冒险向北方出击。当然，拿破仑也可能强制他执行这种毫无希望的行动，但巴勒姆与康沃利斯都知道，这在实际执行中一定失败。他们知道，联合舰队已经物资用罄，费罗尔又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提供补给，那么，这就一定会导致以下两中选一的结果。要么，维尔纳夫会在港内花足够长的时间来筹集物资，这将使考尔德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封锁。要么，维尔纳夫将在补给未完成的状态下仓促出击，这将使他无法在出海后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继而无法执行拿破仑的战役命令。因此，如果维尔纳夫在考尔德抵达之前出航，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他的目的不是前往加迪斯，就是对商船队展开袭击。
如果这些推理都不正确，如果维尔纳夫孤注一掷地与考尔德玩起“劫狱游戏”，然后向落单的康沃利斯发起迅猛的攻击，结果又将怎样？一般认为，维尔纳夫拥有比康沃利斯更强的兵力。但必须记住的是，康沃利斯拥有10艘三层炮甲板战舰，其余也都是经验丰富的80炮战舰与74炮战舰，而维尔纳夫麾下的29艘战舰则是由两国混杂而成，其中至少有十艘——包括唯一的三甲板战舰——是满载旱鸭子的浮动兵营。 [13]执掌这支兵力的康沃利斯将面对两种可能性。如果他被迫应战或主动出击，维尔纳夫舰队就必将无力参与后续行动；如果他采取豪与肯彭菲尔特的旧日策略，驶向海峡以西等待考尔德前来会合，按照过往的经验，维尔纳夫与冈托姆在同他交战之前也绝不敢驶入海峡。 [14]
事实上，英军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各处港口的海军指挥官已经接到了最紧迫的命令，令他们将一切可以浮起的舰船投入大海。按照巴勒姆的计算，已经或接近完成准备工作、可以在海峡中应急参战的兵力包括15艘三甲板战列舰、4艘80炮战列舰和35艘其他双甲板战列舰，全部隶属于西方舰队。除此之外，还有基思勋爵麾下的9艘双甲板战列舰与泰晤士河口中正在装配的至少5艘战列舰。 [15]一旦巴勒姆主动承担的战略风险中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一旦维尔纳夫真的执行了被所有法国海军将领视为疯狂的举动，他就必将在陌生的狭窄海域中迎来与英军的决战。这将成为所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梦魇，将成为比1588年无敌舰队更为恐怖的灾难，甚至成为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更具决定意义的惨败。
[1] “劫狱游戏”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多人游戏，其起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游戏的形式十分多样，其共同特点是将参与者分为两队，让双方相互追逐，防止被对方抓为“囚犯”，同时努力去对方基地解救我方“囚犯”。拿破仑在此的寓意是让维尔纳夫躲开考尔德，然后去布雷斯特解救冈托姆舰队。——译注
[2] To Decrès, August 29th: Correspondance,xi. 160.
[3] 《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ii. 176; 《剑桥近代史》, ix. 226; 《封锁布雷斯特相关信件》, ii.; Introduction, p.xxxix.; 莱尔德·克劳斯(LairdClowes) 版《皇家海军史》(TheRoyal Navy), v. 119. 我相信，除了马汉上校之外，目前还没有海军军官采纳过这一观点。科洛姆将军(Admiral Colomb) 、 于连·德·拉格拉维埃(Jurien de la Gravi ère) 与德斯奇霍都没有采用这种说法，约翰·K ·劳顿爵士(Sir JohnK. Laughton) 更是明确否定了这一点。
[4] To Captain Keats, August 24th: Nicolas, vii. 16.
[5] 在考尔德加入舰队前后，康沃利斯已专门为他派出了 “那伊阿得”号(Naiad) 、“灵敏”号(Nimble) 与 “鸢尾花”号(Iris) 。而“冒险”号(Hazard) 、“革命者”号(Révolutionnaire) 与“墨兰波斯”号(Melampus) 也随后被派往南方。—Blockade of Brest, ii. 337, 345.
[6] Ibid., ii. 343, August16th.
[7] In-Letters (Secret Orders) 1363.Signed “Barham, Gambier, Garlies.”
[8] Barham to Pitt, August 9th, Barham' Papers, iii. 97; and same toCornwallis, August 10th, Hist. MSS. Cam.,Various Collections, vi. 410.
[9] Mahan, Sea Power (FrenchRevolution), ii. 576. 对于这位博学而刻苦的作者（A·T·马汉），我们必须要指出，他在写下这一观点时还没有任何的战争指挥经验。当他有过相关的经验之后（马汉在美西战争中任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委员。——译注），他对“集中”作出了一个似乎与先前对康沃利斯的批评相反的定义：“就像开开合合的风扇，如此有组织地联结在一起的舰船构成了一股影响范围巨大的力量，这使得它们能越过广阔的洋面而发挥作用，能在同一时间相互支持，因为它们从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心，并被这个中心所控制。这就是对‘集中’的合理阐释——并不是像一群绵羊一样挤在一团，而是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分布于各处，并被统一的意志有效地联结在一起。”——马汉, 《海权的影响及其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 i. 316.
[10] 爱德华·柯德林顿(EdwardCodrington, 1770-1851) ，英国海军军官。1793 年担任豪勋爵的旗舰信号尉官，1795 年升任舰长。1805 年指挥战列舰“俄里翁”号加入加迪斯港外的纳尔逊舰队，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在战斗中让三艘敌舰降旗投降。半岛战争爆发后协助西班牙对抗法军，1809 年参与了失败的荷兰远征，随后返回地中海。1814 年升任少将，出任北美舰队参谋长，参与1812 战争。1821 年晋升中将。1826 年出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827 年率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Battle of Navarino) 全歼土耳其与埃及舰队，使希腊得以从奥斯曼帝国独立。1837 年晋升上将，曾任朴茨茅斯守备司令。——译注
[11] Bourchier, Memoirs ofCodrington, i. 66, October 16, 1805.
[12] Hist. MSS. Coll., Far. Coll., vi. 410
[13] 参考1 艘三甲板战舰顶得上2 艘双甲板战舰的公式，康沃利斯舰队的战斗力系数为(10x2) + 8 =28 ，而维尔纳夫舰队则是(1 x2) + 28 = 30 。
[14] 一位最为平和、审慎的批评者在康沃利斯独自遭遇维尔纳夫的问题上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康沃利斯似乎只能有逃跑一种选择，50 艘战列舰在海峡之内的大集结就很可能实现。”——《封锁布雷斯特相关信件》, ii. xxxix. 但是，康沃利斯毫无疑问将会选择那个由德雷克首次应用、并由豪和肯彭菲尔特最近使用过的传统阵位，如果敌军试图进入海峡，他就会在上风位置跟随敌人。他很可能在时机不利时拒绝交战，但逃跑却违背了所有的传统和实践方式。
[15] Barham Papers, August 20th
而马汉随即在1911年出版的《海军战略》中提出反驳：
科贝特在其最近发表的《特拉法尔加之战》这部著作中，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拿破仑对此的批评并为康华里的分兵辩护，康华里必须对付同盟国在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此外还要对付在布勒斯特的二十一艘，他将他的三十四艘舰船分为两个集团，十八艘部署于费罗尔港外，十六艘部署于布勒斯特港外。根据我的理解，科贝特辩护的理由是，费罗尔的舰船可能开赴地中海，并在那里对英国政府为谋求同俄奥两国结成联盟而正在努力创建的态势进行遏制。
任何困难的军事形势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毫不武断地指出，拿破仑的判断大体上是对的，而科贝特的判断大体上却是错的。当时在费罗尔的同盟国分舰队于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有意地放弃了地中海而开赴西印度群岛。返航时，它们并未采取较易的航线驶往地中海，而是避易就难进入费罗尔同该港的援军会合。与此同时，恰巧布勒斯特的法国分舰队驶入外层锚地，在重炮掩护之下，准备尽一切可能配合费罗尔分舰队的开进。当时的地中海总司令纳尔逊曾经追踪过现已集结于费罗尔的土伦和加的斯分舰队一直到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发现它们，于是他就率舰队返回地中海；因为这是他的特定职责，在没有获得确实根据确信地中海安全无虞并有必要开赴他处之前，他有责任预防万一。在接到直布罗陀所获取的土伦分舰队确已北上的情报后，他获得了这一根据。遂即他便率舰北上并同已经位于布勒斯特港外的舰队会合。所有这一切都可表明，纳尔逊已经认为危险已在北方，地中海已暂时安全无虞。这一总的结论得到了科林伍德的赞同，科林伍德只率为数很少的舰船留在加的斯港外，并继续负责兼管纳尔逊留在地中海的一支较小的巡洋舰部队。
其结果是，当康华里将其舰队分为两部，一为十八艘，一为十六艘，两部相距三百余海里之时，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早已开赴海上，到达费罗尔的西-北西二百五十海里之处，就如俗称无形的罗什福尔中队那样占据了有利于在任何方向上作战的位置，于此关键时刻它正漂泊在附近海上而未被发现。而康华里指挥的分舰队处于此种态势之下，很有可能不是十八艘就是十六艘舰船，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与同盟国的二十九艘舰船相遇；如在布勒斯特港外遭遇，那里的法国舰船还可能进行配合。
其结果毫无疑问会是一场英国海军技艺加勇敢的出色表演；还可能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但正如纳尔逊所说，英国在令人厌烦地等待了两年之后，需要的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全歼敌人。“惟有数量才能达到全歼。”他的另一句名言也同样正确，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实态势，“假如考尔德以其十八艘舰船正面对抗二十七艘或二十八艘敌舰，即使敌人将我们的舰队打垮，但他在本年内再也不会对我们为害了。”然而，指出对态势抱适当的乐观态度是一回事，而赞许不顾后果的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十八艘英国舰船抗击二十九艘同盟国舰船，双方可能同归于尽，其留下的均势恰好仍同原来一样；而三十四艘英舰对付这一数量的敌舰就会全歼敌人。二十九对十八的差额，差不多正是纳尔逊不久之前曾经对他自己的分舰队所预期的同一差额，二十对十二；虽则他声明，他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奋起一战，但他声明的言辞是很谨慎的，采取种种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表明了他对执行这一声明的严肃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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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5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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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9 0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