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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一刀乐

盗梦二战(二战终极架空小说,基于本次全球架空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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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5-29 23: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远东开拓团
  日本近代史上移民海外的最大规模行动,是组织移居中国东北的“满蒙开拓团”。
  日本自从明治天皇登基以来,为了侵略中国准备了几十年,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从那时起,日本上层就产生了向中国东北移民来培育实力的思想,其中具体移民规划的提出者是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
  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殖民思路是:派遣大规模的日本人与中国东北的土地结合,通过农业把被占土地经营起来,形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范围。即使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失利,日本的利益也能够靠自身的经营得以存续,这种殖民理论叫“满洲经营论”。
  从1912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尝试着各种方法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学术界称之为试探移民时期。
  1927年6月在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上出笼的《田中奏折》,发誓继承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这份文件制定了将满蒙从中国版图中分离的政策,其中移民占领满洲被放在重要的位置。
  1929年日本政府设立“专管满蒙进取之事务”的拓务省,专门负责推行移民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四个月后,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大地全部沦陷。
  日本关东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着手移民侵略活动。在日本被称为“满蒙开拓之父”与“武装移民之父”的加藤完治和东宫铁男。1932年围绕“移民”形式和移住地点,以加藤完治为首的“加藤集团”、拓务省、关东军先后提出了几份大纲和调查报告。对此事掌握主导权的石原莞尔经过同东宫铁男的商议,决意效仿苏联自1930年开始将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强制性地移住到西伯利亚,在务农的同时戍守边境的屯田兵制度,将目光锁定在向靠近苏联国境的“北满”地区实施“武装移民”的构想上。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之前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加藤完治鼓励他们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
  这些退伍军人大多是最下层的农民,有的因破产而失业,现在怀着发财的梦想来到中国。而日本政府期待着他们潜入到中国的山河深处,在所到之处“复制”出大大小小的“日本国”。
  第二年2月这个屯垦大队进入吉林省依兰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
  经过几十年的总结,弥荣村的移民方式更为贪婪:它有492个青壮年男性,不仅规模远远大过已往,并且回避了聚集一处的居住模式。关东军规定,武装移民在两年之后方可接来家属亲友,未婚者到那时才能组成家庭。两年之后,每一个人都构成了一个家庭,到那时,对中国土地的日本化就显得迅捷而顺畅,即彻底又自然。
  弥荣村规划用地67万亩,人均占地1300多亩,这相当于他们在日本时的228倍。在弥荣村,日本武装移民低价收购不成就抢夺良田,他们强行驱赶中国农民迁往别处。他们的名义是屯垦队,而依兰县的中国农民把他们称作“屯匪”。
  “屯匪”以农村在乡军人为主体(前两次“移民团”在乡军人的比率高达95%,第三次“移民团”在乡军人的比率为75%);除步枪外,还配有机关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移民团”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农耕,不如说是“治安维持”,即协助关东军和伪军与东北抗日游击队作战。以第一次“移民团”的劳力分配为例,其中警备占50%,农耕仅占20%。可见这些“武装移民”与普通农民的差异。在“试验移民期”,很多“武装移民”无法忍受缺少食物和娱乐的艰苦生活,经常出入中国人的村落,掠夺物资,强奸妇女。
  随着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殖民地势力的稳固,和农业增产的实际需要,从第三次“移民”开始移住民的资格不再限于在乡军人,进入“国策移民期”移住民的年龄限制也有所放开。
  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20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侵入100万户共计500万人。新的移民计划,以20年移民100万户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
  100万户移民准备霸占土地10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99.18公亩。1000万町步即约合10亿公亩),占全东北可耕面积的1/3。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15町步(约合1000-1500公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用极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或霸占的。那些被剥夺土地而未离开原地的中国农民,都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1938年正式施行的“分村移民”是将日本国内某个村的村民全部移住到中国东北,这种形式是1940年后“满洲移民”的主要形态。
  另一种形式为“义勇队移民”。日本于1938年首次派出了3万名“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这些以“农业移民”为中心的“满洲移民”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但都或多或少配有步枪,而且除农业开垦外,还同时肩负军事和政治任务,是日本支配“满洲”的重要人力资源。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8.6万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这就是关东军的“活人堡垒”计划。
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有800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
  开拓团在中国东北构成了特殊的食利阶层,它的实质是外来的地主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大量征兵,青年男性开始不敷使用,一般开拓团越来越少,青少年义勇队开始占据移民的主体地位,每年以1万多人的速度迁往中国东北。
  日本青少年移民到达中国不久,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及枯燥的生活诱发了一种被称为“屯垦病”的精神疾病,一些人肆意地将强奸、殴打、偷抢等暴行加害在驻地邻近的中国农民身上,而在青少年移民内部,放火、斗殴甚至互相残杀之类的事件频繁发生。
  为了渡过危机,日本政府建立了“寮母”制度。
  寮就是宿舍,管理宿舍的中年女性就叫寮母。青少年离家脱离父母了,在这里有一个女性来管理,这样就稳定了青少年移民的情绪。
  “大陆新娘”是和“青少年义勇队”相对应的机制,并且被宣传得更为频繁。从1941年开始,日本政府征召大批17到25岁的日本女子集体送往中国东北,嫁给“义勇队开拓团”团员。
  青少年义勇队正在育龄,日本政府的这种婚配制度形成了极高的生育率,新出生的婴儿享有“大地之子”的荣誉,报纸宣传说他们将是建设满洲新天地的中坚,他们的出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在精神方面,日本的移民动员体系用一些神话来蛊惑人心。每天清晨,所有的开拓团员都必须做一套《皇国体操》。他们面向日本天皇所在的方向高声喊叫。在自我陶醉的仪式之中,没有一个人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这样的体操,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他们的开拓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什么。
  这些移住民担负的军事和政治任务主要有以下五项:
  第一、协助确立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40%的移住民被安置在抗日武装部队的游击区、重要河川沿岸和军用铁道沿线。
  第二,是对苏防御和作战的军事储备力量。50%的移住民作为“人体碉堡”被安置在中苏国境附近,一旦有战事发生,即作为后备兵力对关东军提供协助。此前提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及由其成长发展出来的“义勇军开拓团”,也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自1943年起全部被安置在邻近苏联国境的最前线。
  第三,协助保卫日本在东北殖民地重工业地带的设施和资源。移住民的住地基本上呈卫星式地散布在重工业地带的周边。
  第四,成为解决日本农村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问题的减压阀。
  第五,是关东军在东北殖民地建设“日本秩序”的中核,在“五族和谐”的殖民秩序中扮演指导阶层的角色。
  虽然在日本官方的“移民大纲”中规定移住民用地采取“未利用土地开发主义”的方针,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日本移住民用地的大部分是在暴力侵占当地中国人的耕地和住房的基础上获得的,这种模式以第一次“武装移民”沿用下来。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对中国人耕地的侵占率为32.6%,这个数字在第二次“武装移民”时上升到71.2%。同时,为保障大量“满洲移民”的用地需求,关东军以极低廉的价格强制收买了中国人所有的土地,当地百姓在枪械与军刀的威胁下,被迫在由关东军单方面拟定的购买协议上签字。一些百姓不愿意交出地契,关东军便用枪托盗毁民家的墙壁,强行找出被藏起来的地契。
  以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这些原本在日本国内无地可耕、挣扎在贫困边缘的贫农在一块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获得了耕地和住房,并通过雇用失去土地的中国人或将耕地转租给中国人,逐渐成为了富农和地主,他们无疑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益者。
  日本将所谓的“开拓团”称为“锹部队”,把“开拓团”成员称为“锹の战士”。实际上,“开拓团”成员不但持锹,而且持枪,是个军民合一的类似当今中国民兵的组织。他们的枪,既用于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也曾用以对付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哈尔滨光复前,原伪满江上军起义,队伍拉出哈尔滨后,与起义部队发生战斗的,正是武装的“开拓团”。
  不但男人如此,连妇女和儿童都敢拿起三八大盖和竹枪,冲击苏联的正规军。“开拓团”与日本关东军情同手足。“开拓团”进入驻地由关东军武装护送;日本战败后,关东军丢下“开拓团”逃跑了,“开拓团”还曾组成“混成团”负隅顽抗。所以说“开拓团”是一支名实相符的“锹部队”。
  历史上的“满蒙开拓团”总计达33万人。1945年8月,苏联红军参战后,关东军抛弃了开拓团。战败时留在旧“满洲国”的155万名日本人中(包括百万关东军和数十万“开拓团”成员),出现了约20万名死者,其中约4成都是开拓团的成员。
  之所以大段引用日本“满蒙开拓团”的历史,是因为在本时空中,穿越者雍仁亲王就是这样干的,不过“满蒙开拓团”变成了“远东开拓团”,规模也大了十倍以上。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工业化的“剪刀差”使得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城市也有一大批工人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汇成庞大的无业游民。为了减缓人口压力,日本政府大力鼓励向国外移民,还专门成立了皇家移民公司,给移民提供开拓资金,结果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有上百万日本人移民海外,主要移居夏威夷和南美洲等地。如今亲王在远东提供优惠的移民政策,使得这批移民全部转来了远东,并收益颇丰,以后大多成为富农、地主。这些日本移民发财的消息传回日本后,很快,日本真正掀起了移民远东的热潮,二战前移居远东的日本移民多达500多万人,另有200多万朝鲜人。
  亲王的远东移民安排是这样的:日本、朝鲜移民主要安置在沿海州(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州(外兴安岭与黑龙江之间),库页岛全部是日本移民。至于远东的俄罗斯人,则集中在兴安州(后贝加尔)。
  除偏远山区的移民分得小块土地外,凡大片的肥沃土地尽皆统一建为大农场(集体所有制),将日本国内某个村的村民全部移住到此经营。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亲王为什么不在远东施行中国改革开放中似乎收效不错的“家庭年产承包制”呢?
  那就看看“家庭年产承包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0年、1981年,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大包干”——农民“交够国家的(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留够集体的(集体提留部分),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由于“大包干”打破了过去那种“大呼隆出工”、平均主义分配的“左”的体制束缚,农民又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连续几年,粮食年年增产。1984年,我国的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有的领导同志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认为“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体制是最好的农村经济体制,宣布“一定三十年不变”。
  可是,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有些年份、有些地方还有所下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各级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大笔专款“反哺农村”,在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方面支助农民。尽管如此,1985年以来的20多年中,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仍然远低于1984年以前的那五年。绝大多数农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三农”成了各级领导一直非常头疼的大问题。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可惜,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管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部门,仍然固守1980——1984年的“实践经验”,坚持“土地分包到户”,一定几十年不变。
  今日中国的“亿元村”、富裕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都是不搞“土地分包到户”,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子。而最早被各报大力宣传的“包产到户的先行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小岗村的农民自我概括说:大包干后,三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入富裕门。
  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其特殊规律(不同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特殊规律),一家一户承包四五亩(南方农村)、七八亩(北方农村)耕地,并以此为生,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难以实行“科学种田”,连农田水利建设、消除病虫害和土地改造也困难重重。无论农民多么勤劳,单凭那一小块农田是富裕不起来的。
  所以,在农业大生产中,集体经济远胜个体经济,亲王必然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5-30 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远东建设
  外东北如此富裕,将其建设成“皇道乐土”并不是什么难事,何况穿越者还有“沙俄黄金”的支撑。
  如果有人问:我们伟大祖国最富饶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
  大多数人也许会回答:是苏杭。
  而穿越者则会斩钉截铁地答道:不!是外东北,是外兴安岭、黑龙江、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环抱的那方壮丽辽阔的沃土!
  说到外东北的美丽,不得不借用契诃夫(曾被沙俄政权流放到库页岛)的名言:“要描写象阿穆尔河(黑龙江)两岸那样美丽的景色,我是毫无办法的;我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只能表示屈服。请你们想象一下阿穆尔河岸边的苏拉姆山口吧,看,这就是阿穆尔河。山岩、峭壁、森林,成千上万的白鹭、野鸭遮天蔽日,直叫人荡气回肠。”
  说到外东北的富饶,则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姑且先举一例:外东北只占1840年中国疆域的8%,但其拥有的自然资源却可能占去全国的30%!
  1900年八国联军不过勒索中国10亿两白银,而只占沙俄掠夺中国领土20%的所谓阿穆尔州,仅仅地下矿物资源就价值4000亿美元!今天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拥有森林不过100万平方公里,而100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却拥有森林70万平方公里,而在林木蓄积量上竟超越整个中国!
  自俄罗斯在远东开采黄金以来,外东北地区黄金总产量已高达2000吨!而整个中国1970年产黄金不过10吨,1995年中国黄金产量才突破100吨大关。
  对于远东的开发,穿越者雍仁亲王尽管有战略规划,但他毕竟精力有限,而且还要专注于军事,所以工农业的开发建设需要真正的行家里手去具体落实。
  这个人亲王找到了,就是吉田茂。
  吉田茂,将二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复兴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关键人物,以坚毅而充满智慧的表现就任五次首相,任期间进行农地改革,制定《日本国宪法》,根据道奇路线调整经济,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巨人之一。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五百旗头真认为,在近代化初期,日本曾经存在五种国家发展战略构想:一是大久保利通支持的宪政-议会-殖产兴业路线;二是山县有朋主张的官僚军部主导-大陆扩张路线;三是坂本龙马倡导的贸易产业立国-海洋国家路线;四是福泽谕吉的“民众自立论”;五是西乡隆盛的“道义国家”路线。然而,后来由于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日本逐渐向山县有朋提倡的军部专行路线倾斜,从而陷入了战争泥沼和空前的亡国危机。战后日本选择了吉田路线——轻军备重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实是选择了大久保利通思想和坂本龙马通商国家路线的复活。该路线被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所继承,最终使得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成为世界震惊的经济大国。
  1946年4月,日本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吉田茂当选首相,也是最后一位被天皇以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吉田组阁后,面临着许多难题。战后初期,日本本土被轰炸得满目疮痍,国家财政、生产陷入崩溃,千万民众生计无着:全国有190座城市变成废墟;1946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战前(以1934—1936年平均指数为基数)的62%;农业产量相当于78%;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迅速上涨,1946年东京批发物价指数相当于1934—1936年的16.3倍,消费物价高达50倍。经济的严重衰败,使社会矛盾加剧。吉田茂上台后采取措施竭力控制通货膨胀,力求尽快恢复生产。1946年8月,内阁新设经济安定总部。他亲任总裁,起用资本家膳桂之助为总务长官,负责实际工作。10月颁布“复兴金融公库法”,对重点骨干产业,由国家提供贷款给予支持。同月制定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12月,吉田茂采纳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有泽广已①的建议,推行“倾斜生产方式”。
  这是吉田茂最有战略性和远见的一招,要知道战后的吉田茂可是著名的右翼人物!
  “倾斜生产方式”是一项重要的工业经济政策。当时,构成日本能源基础的煤炭生产不足,引起钢铁、化学肥料、铁路运输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生产困难,并进而影响其它部门。“倾斜生产方式”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把一切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优先增产煤炭上,用增产的煤炭增产钢铁,再把增产的钢材、钢铁转用于增加煤炭生产设备,从而带动其它产业恢复生产。倾斜生产方式一年即获成果。1947年底,煤炭完成计划指标的98%,达2900余万吨;钢材比去年增加75%。由于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吉田茂推行的这一系列紧急经济对策,取得一定成效,粮食危机也逐步得到缓和。
  战后日本通过“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工业体系,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153个工业项目)和二战后西欧的煤钢联营(以后欧共体、欧盟的基础)一样,都是远见卓识的国家战略规划。
  因此,穿越者照葫芦画瓢,早在1919年,就起用40岁的吉田茂(时任外务省驻济南领事)任“远东厅”长官,并采用有泽广已的“倾斜生产方式”,统筹煤炭、钢铁、化学肥料、铁路运输等工业体系的建设。
  下面是穿越者的规划,许多地方只能借用现在的俄罗斯地名:
  工业基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前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我国花费巨额美金购买的声名遐迩的苏-27式战斗机和“基洛”级潜艇,就产自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第二大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边区还管辖着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待议地区——壮美辽阔的乌第河流域。这里是如此的壮美辽阔,一个丘米坎狩猎合作社竟然占地9.6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江苏或浙江省!
  穿越者将伯力作为主要工业基地,当然不是单纯抄袭苏联,而是考虑到该地区丰富矿产的实际。
  远东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44亿吨,相当一部分在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均在伯力附近。值得一提的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还有炼钢所需要的锰,而且储量巨大,达640万吨;其它辅助原料也都齐全,这为建立强大的黑色冶金基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远东所有行政区都有煤炭资源。已探明的煤田近100处,煤储量298亿吨,占全俄储量的40%。
    远东钛矿石储量巨大,已探明的是这里的钛矿石质量好,丝毫不比美国和加拿大最好的钛矿石逊色。钛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阿穆尔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炼铝原料明矾石的储量主要分布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阿穆尔河下游地区。
  远东钨矿资源占全俄储量的24%。已探明可供工业开采的钨矿和含钨矿山有55处,其中26处原生矿,29处冲积矿。钨矿主要分布在滨海边区(占全远东储量的40%)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远东有铅锌矿30处。81%的铅矿石和79%的锌矿石集中在滨海边区。其它储量分布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多金属矿之中。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还是俄主要的锡精矿产地,其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35%。边区铜的开采量也十分可观。已探明50多处各分布于鄂霍次克、图古尔、瓦尼诺、苏维埃港等地区的不同类型的铜矿层。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矿石产地的主要特点是原矿的多金属性,除了锡,矿石中还含有铜、锌、铅、铋、银、镉、金、铟及其他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现已进行开采的矿脉废石比例极低。锡提取率为70-90%,铜提取率为75%。
  这么丰富的矿产,当时还未被完全勘探出来,不过对于穿越者而言,则不是什么秘密,其具体位置和储量程度都是很清楚的。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有如此丰富的金属和煤矿资源,因此亲王在这里建立起巨大的钢铁厂,以替代中国东北的鞍钢。伯力的内河航运通过黑龙江可以直接出海,也可直达同江、富锦、佳木斯和哈尔滨。日本在这里的主要工业部门有飞机制造业、燃料工业、木材加工业、建筑和建材工业。
  军工基地:黑龙城(阿穆尔斯克)
  众所周知,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是苏联和俄罗斯的重要军工基地,亲王则将军工基地建在共青城附近的黑龙城,主要生产陆军和航空兵武器,包括枪炮、坦克装甲车辆和飞机等。
  鲜为人知的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还是历史上苏联建造大型水面军舰和潜艇的重要基地。苏联从1932年开始,在共青城建立了199海军造船厂,它建造于黑龙江上游280公里处。由于黑龙江的水深不足,大型战舰下水后必须被拖至下游并由海岸船厂改装完工。即便如此,因该船厂地理位置在日军飞机和战舰的攻击范围之外,故后来成为被保留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船厂。与402船厂一样,199船厂也采取在隐蔽式建筑物内以并列方式建造2艘大型军舰的方法。1935年,苏联开始在距共青城约8公里的地方建立阿穆尔斯托大型钢铁厂。199船厂未建造出战列舰,但在1938年铺设了“加里宁”和“卡冈诺维奇”号巡洋舰的龙骨,它们在二战末期服役,也是该厂建造和完工的首批(也是最后一批)巡洋舰,199船厂主要建造驱逐舰和护卫舰。二战期间,它拥有5000名工人,其中一半是女性。该厂两个隐蔽式造船车间内有6条用于建造工作的船道。60年代,199船厂成为仅次于402船厂的苏联第二大核潜艇制造厂(以后有著名的“基洛”级)。
  如今的亲王仿效苏联的做法,在黑龙城建造了一个海军造船厂,主要建造巡洋舰以下的舰艇和潜艇,作为海军主要造船基地海参崴的重要补充。
  主要海军基地和造船厂: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不冻港,地理位置优越,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海参崴三面临海,东、南、西分别濒乌苏里湾、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城市及港区位于阿穆尔半岛顶端的金角湾沿岸。金角湾自西南向东北伸入内地,长约7公里。入口处湾宽约2公里,水深20~30米,湾内宽不足1公里,水深10~20米。金角湾南侧隔东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俄罗斯岛作天然屏障。海湾四周为低山、丘陵环抱,形势险要。由于海参崴冬季结冰期长达100~110天(12月上旬至翌年3月中下旬),借助破冰船可通航。
  但仅有海参崴是不够的,因为高尔察克的远东共和国海军以及亲王利用“沙俄黄金”建起的庞大海军舰队都要驻泊在这里,略显拥挤。于是亲王在纳霍德卡又建起了两座大港口。其中纳霍德卡是军港和最大的渔业中心,该港湾内水深浪静,可全年通航。另在纳霍德卡以东18公里处的亚美利加湾建成大型港口——东方港,主要驻泊日本军舰和潜艇。
  黑龙江和鄂霍次克海是闻名于世的渔业中心。
  黑龙江流域淡水鱼种类之多足可称奇。鲤鱼、鳊鱼、鲢鱼、鲶鱼、江鳕、红鳍鱼、白鲩与黑鲩、鳇鱼……真是数不胜数!有的鱼种,如特殊的“肥”狗鱼和中国河鲈只生长在这一流域。此外,每年太平洋鲑鱼都要沿阿穆尔河以及其他注入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的河流上游到泰加林山溪产卵。
  鄂霍次克渔场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盛产青鱼、比目鱼、秋瓜鱼、明太鱼、庸鲽鱼、宽突鳕鱼、海蟹,储备十分丰富,并常有海豹、海狮和海豚出没。在北鄂霍次克海聚集着远东最大的太平洋青鱼群。由于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沿岸少有人烟,常可见到大大小小的海鸟“集市”和海豹聚栖地。夏季在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中有白鲸游弋,在尚塔尔群岛可以从岸上观赏到重达150吨的巨鲸喷出的水注。
  根据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签订的《俄日渔业协定》,鄂霍次克海的渔业经营采用渔区竞卖方法租借,在渔区租借竞卖中,日本人与俄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该协定从1908年开始实施,到1928年苏日两国签署新的渔业协定,日本渔业资本在远东渔区租借率为年平均82.9%。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到苏日两国建交的1925年,7年间日本渔民在苏联远东领海从事作业人员年均为1.6万人,渔业产值年均为3000万~4000万日元。
  如今众所周知的史实是,苏联援助孙中山建立的黄埔军校,其费用就来自日本支付给苏联的鄂霍次克海渔业租借款。
  不过现在与史实不同,多了个远东共和国,所以日本无须与苏联打交道,直接控制傀儡高尔察克即可,使日本在鄂霍次克海以及黑龙江攫取了巨大的渔业利益。而且由于穿越者大力推广拖网渔船(这时不能顾及什么环保了),使渔业产量大幅翻番,养活了巨量的人口。
  同时,由于远东共和国的存在,历史上苏联于1933年在鄂霍次克海北岸建立的大港马加丹如今也没有出现了,导致苏联在鄂霍次克海沿岸再无大型港口,鄂霍次克海实际成了日本的“内海”,日本内部称为“北日本海”!
  如今苏联在远东地区只剩两座大型城市:
  雅库茨克: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也是远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这里历来以毛皮皮革、家畜、象牙和木材的集散地而驰名。与外区联系靠空运,有大型机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州首府,建于1740年,是捕鱼船队的冷藏基地。由于远东共和国的独立,苏联失去了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各个港口,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就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农业基地:比罗比詹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富饶的北大荒,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后的大粮仓。但是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在北大荒的北方、在黑龙江的对岸,有一块更加美丽富饶的“外北大荒”;而更少有中国人知道的是,这沃野千里的外北大荒的核心地带,竟然早在80年前,已成为了犹太人的梦幻天堂!
  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为的是寻找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但是几千年来犹太人从来没有摆脱颠沛流离的命运,直到1934年,苏联在黑龙江畔肥沃的黑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犹太自治州,犹太人才第一次在昔日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犹太自治州现有人口19.8万(2001年初),仅仅是以色列国人口的4%,但是面积广达3.62万平方公里,是联合国规定的以色列国面积的2.6倍。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质极其肥沃,有机质含量大都在5%到8%之间,有的地区高达10%以上。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储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生长期达174天,拥有远东地区最好的土壤气候条件,极为适宜农业发展。自治州面积只有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1/25,但是耕地面积和牲畜总量却超过整个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是整个远东地区的大粮仓;这里有珍贵的矿产资源,煤、铁、铜、锰、锡、黄金和钻石、石油一应俱全,远东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44亿吨,16%在犹太自治州,而自治州面积只有远东地区的1%;这里还有极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面积占总面积的44.3%,可供开采的木材有1.67亿立方米(人均800立方米,中国人均不到8立方米,相差100倍),其中,珍贵的雪松占地17万公顷,优美的冷杉林占地2.23万公顷。山林中虎、熊、獐、鹿出没其间,人参、猴头、木耳、蘑菇等名贵山珍数不胜数。连绵的沼泽区丹顶鹤、天鹅自由翱翔,纵横交错的河湖中鳇鱼、鲟鱼、大马哈鱼、白鱼纵情游荡。犹太自治州草原辽阔无边,如果有人沿大撒马拉河谷走过,鲜花开满了绿色的河岸,河畔上生长着茂密的椴树林,每走过二、三里地就有一座养蜂场,羊群象白云飘荡在碧野山冈……
  与干旱贫瘠、枯槁不毛的以色列相比,这里才真正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是犹太人梦寐以求的绿色天堂!
  所以,穿越者雍仁亲王秉承苏联的做法,仍然在这里建立了犹太自治州,将远东的犹太人集中于此,首府比罗比詹,规划为大型农业基地。
  远东油海:库页岛
  库页岛(萨哈林岛,日本称桦太岛)南北长948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全岛面积约7.6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大岛台湾岛(3.58万平方公里)面积的2倍多,相当于中国现有全部岛屿面积总和。
  日本是世界上著名的贫油国,太平洋战争由石油引发,日本也因缺油而败北。
  日本本土具备石油工业开采价值的,就只有本州岛西北部秋田、新泻一带,以及北海道了。此外,在库页岛的南部和台湾岛的中央山脉地区也发现过石油的踪迹。
  到1930年,日本的石油生产情况是:北海道出产了7500吨,台湾生产3.2万吨,北库页岛石油租借地生产19.3万吨(向苏联租借),本州当年的石油产量是22.6万吨,合计为45.9万吨。
  与外国相比,这样的开采规模自然难以获利,因此日本的石油公司是靠政府的补助勉强维持着。许多矿井的深度无法超过500米,直到1930年日本从美国引进了加利福尼亚式的深井技术,方可钻探1500米至2000米深的油井,但是没有将其用在石油勘探领域里。要知道,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油层深度普遍在1500米以下,因此这是日本石油会社虽然在大庆周边地区进行了勘测,却与大庆油田失之交臂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对比,193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是12311.7万吨,苏联是1850万吨,墨西哥698万吨,婆罗洲673.6万吨,东欧(匈牙利和罗马尼亚)647.8万吨,中东(伊拉克北部和波斯)615.8万吨。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垄断了世界石油生产的绝大部分,而剩下的主要石油产地,在日本身边的,就只有婆罗洲的油田了。
  所以,日本引爆太平洋战争的“南进论”,就是要夺取印尼的油田。
  历史上,由于当年日本以撤兵西伯利亚为条件,因此换来了北库页岛的石油开采权和鄂霍茨克海的渔业权,根据估算,北库页岛的石油年产量最高可以达25万吨到30万吨,对于日本来说,不过杯水车薪。
  然而,对穿越者来说,库页岛的油田,不能仅盯在陆地,而是应放在海上。
  库页岛周边海域,可开采的石油价值在5000亿美元以上,完全能满足日本战时需要!
  进入21世纪,数十家国际著名大财团围绕开发萨哈林岛这座石油、天然气宝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英国及日本投资者已签约,在未来10年投资300亿美元进行开采。依照其中的“萨哈林—1”和“萨哈林—2”号规划,40年内5个石油天然气产地共计划开采1.4亿吨石油和7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不仅近海大陆架石油天然气开发前景看好,库页岛煤矿的煤炭储量同样十分可观,首先可依靠增大露天开采提高产量。松采夫斯克产地是扩大露天煤炭开采的主要储备,该产地仅南段已探明储量就达1亿吨。计划每年松采夫斯基煤矿可产煤100万吨,而且这将是远东地区的价格最低廉的煤。
  库页岛海上油田,就是大庆油田的替代品。
  而穿越者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开采近海石油?
  答案是: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听起来是很现代的技术,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在湖上运作的码头式钻井平台,今天的海上钻井平台也不过是它的扩大化而已。
  雍仁亲王作为穿越者,清楚海上采油技术是可以提早实现的②,库页岛近海油田的位置也是知道的。由于砸下了巨额投资,到二战前库页岛的石油年产量达到150万吨(含陆地产量30万吨),并用输油管道送到陆地上来,很大程度缓解了日本的缺油问题。
  由于大规模的石油开采,库页岛逐渐兴旺起来,人口接近50万人。一批新兴城市陆续繁荣起来:
  丰原(南萨哈林斯克):“桦太厅”首府,岛上最大的城市,随着城市的日益繁盛,该市范围不断扩张,包括有丰原市、丰北村及川上村。
  大泊(科尔萨科夫):是库页岛上重要的港口都市。
  真冈(霍尔姆斯克):位于库页岛西南部,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该市与大陆上的沿海州之间有渡轮相通。
  奥哈:位于库页岛北部,石油中心。该市有陆上和海上油田,主要产业为石油工业,居民多从事石油产业的相关工作。
  本斗(涅韦尔斯克):港口城市。位于库页岛西南海岸。
  敷香(波罗奈斯克):位于波罗奈河入海口,丰原以北288公里处。
  惠须取(乌格列戈尔斯克):位于库页岛西海岸。
  落合(多林斯克):位于库页岛南部,丰原以北43公里处。
  除工业外,雍仁亲王也非常重视远东农业的开发。
  穿越者开发农业的三大神器:
  一是机械化。
  一般人想到的是拖拉机,其实谷物联合收割机(在中国50年代初被称作康拜因,是Combine的音译)也非常重要,能够一次完成谷类作物的收割、脱粒、分离茎杆、清除杂余物等工序,从田间直接获取谷粒的收获机械。联合收割机使收割与脱粒机结合在一个整件中,使农民能以单一的操作去完成收割和脱粒。
  1889年,美国人贝斯特(Best)设计制造出第一台由蒸汽机驱动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一天最多可收割50多公顷农田。此后,又相继诞生了由内燃机驱动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20世纪20年代,联合收割机首先在美国的小麦产区大规模使用,随后迅速推广到了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诸国,是当时的成熟技术。
  联合收割机已是大田作业不可缺少的农业机械。用其收割小麦,可比一般人工收割减少脱粒损失5~8%,并大量节省劳力。一台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一天可收割小麦400~500亩。
  为什么联合收割机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以下理由可以说明。首先,这两个国家的农业规模都很大,因此一个用快速收割法的农民在与他同行的竞争中能占据优势。另外,早期的联合收割机相对于潮湿的气候来说,更适合于干燥的气候。联合收割机在英国获得成功之前,先得研制出使谷粒干燥的机器,因为收割下来的谷物并没有干燥到能够马上贮存起来的程度。
  如今的远东共和国的农田条件与美国类似,肥沃的黑土地平坦得一望无际,气候也很干燥,亲王在这里建立起集体大农场,在农业中心比罗比詹新建了大型的农机厂,按照美国农场模式进行机械化作业,大大提升了产量和节约了劳动力,建成了一个个“外北大仓”。
  而且,生产拖拉机和收割机的农机厂战时很容易转化成坦克工厂,苏联人就最擅长这样干。
  二是化肥。
  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耕地只有1.3亩,比印度、尼日利亚这种国家都少得多。按说中国是最担心粮价上涨的国家。但你看不到任何中国人有囤粮食、囤罐头的恐慌,也没人担心会吃不起饭。这说明中国贫富差距还不算太夸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亩产高,在算上大批旱地、坡地的情况下,平均亩产六七百斤。所以粮食自给率高,能保证90-95%的自给率,而且是在人均吃肉四五十公斤的前提下做到的90%自给率。
  中国农业搞的好,不是说中国农民种地比别国农民辛苦,不是因为中国的耕地比他们肥沃,更不是中国的气候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们是工业化的种地,我们能生产足够的化肥,修足够多的渠道和水库,让袁隆平这样的团队培养世界上最高产的种子。所以,虽然中国现在农村种地的都是老弱病残,青壮年都出来打工了,但是中国亩产还是从100斤左右上升到六七百斤,能生产世界上最多的粮食。这和分田到户的积极性没有多大关系(前面已说明),完全是工业化的作用。
  相比之下,印度粮食一没化肥,二没水利,三没有良种。虽然他们人比中国少,耕地比中国多,但人均粮食不到中国的一半。中国现在猪的存栏量是5亿头左右。每年要吃掉1.7亿吨饲料粮。印度12亿人,每年只有2.2亿吨粮食可以吃。换句话说,工业化的猪要比纯粹农业国的人吃的饱,吃的好。
  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既然工业化的效率这么高,为啥别人不采取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呢?他们种地也用化肥,也用良种、也修农田水利灌溉不就得了吗?
  印度人解释自己的粮食问题,说的是土地水热条件不好,温度高的时候没水浇地,有水浇地的时候没太阳可晒。所以亩产低。但在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的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不修水库,不搞农田水利的结果。要是他们能修一大批水库,把雨季的水存下来到旱季用,他们也可以吃饱肚子。如果他们也生产足够的化肥,就能像我们一样吃肉。他们为啥不搞工业化种地呢?
  国际市场上的确有化肥,有工程机械。但这些东西不是白送的,必须用钱去买。这钱还不能是自己印的人民币或是卢比,必须是别人也认的硬通货,比如美元,日元。要拿到美元和日圆,我们必须向发达国家出口一些东西。但这里就有问题了,你比别人落后,劳动生产率低,造出来的东西没人家好,没人家便宜,除了把资源让给别人开采之外,别人根本就不要你的东西。就连种地也一样。现在美国加拿大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所以,要换到外汇,落后国家唯一的方案是贱卖自己的货物,也就是劳动。毕竟只要你降价足够狠,没有什么东西换不到。这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换到发达国家的产品,比如化肥和机械。效益反而不如纯粹的手工劳动。
  印度人的问题也一样,进口化肥电泵可以增产。但增产的粮食可能还不够换这么多化肥电泵。所以还不如干脆手工劳动来的彻底。
  但是,自己造,不是简单的说买机器建一个工厂。不是说我们用进口机器造了个化肥厂或是工程机械厂就解决问题了。因为工厂本身不是孤立生产,需要机器,需要配件,需要耗材,需要原材料和物流业服务,还需要技术人员操作。如果你单独开一个工厂,原材料、机器和工程师还是靠进口。问题还是和前面说过的问题一样——你进口这些东西的外汇还是需要低水平劳动换过来。为了提高你这一个工厂的效率,整个社会的效益反而下降了。这就是许多国家越现代化越欠债的主要原因。最后人家来收债,你勒紧腰带建的工厂还得给人抵债抵回去。你的工厂越多,问题就越多。
  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往往就是这么产生的。人均GDP高,但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差得多。就是因为勒紧腰带建了许多现代化产业,但在技术上,工厂挂在外国的产业链下面。经济上,利润都被别人拿走。最后过的还不如过去一心种地的时候过的好。
  中国不同,有自己的工业成体系。所谓工业体系,就是这么一批工厂,他们彼此能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技术支持。虽然不可能有哪个工厂自己制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零部件,但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这些工厂只需要开采矿产资源,不需要外国的机器、零部件和工程师支持也能运行。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工厂成体系了。当然,工厂还需要人,我们还得有相应的生活区,有公共交通,有学校培养人,还要有铁路公路港口。这些东西都配齐,工业体系就完整了。
  有完整工业体系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以工业化的方式劳动,以工业化的方式生存,不存在某个不可缺的环节离开外国支持就立刻崩溃的情况。这样的工业体系能给整个国家制造工业物资。让我们运东西可以用汽车,抽水用电泵,吃饭吃肉。
  中国工业化起步晚,到了解放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建设工业体系,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援助的153个工业项目起了关键作用。等到煤炭足够多了,钢铁做的机器足够多了,中国又开始遍地开花的搞五小工业。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7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每个县都开始搞以煤炭为基础的化肥厂,用煤炭造尿素等氮肥,这对于煤多油少的中国非常重要。1970年中国化肥产量是200万吨。到了1975年以后,中国每年新增的化肥产量就是200万吨。所以粮食产量也每年上千万吨的增长。到了80年代,中国人终于不再担心吃饭问题了。这就是工业体系的力量,和包产到户没有多大关系。
  自己的工业体系或许粗糙,或许落后,或许浪费巨大,但至少保证了工业效益都归中国人自己。再浪费的工业化劳动,效率也比农业社会高。但只要把几亿中国人都卷入工业化生产。中国人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整体工业化的力量,是工业体系的力量。
  中国的这一做法与日本战后复兴的工业战略几乎如出一辙。所以,亲王在远东,也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行吉田茂的“倾斜生产方式”,建造化肥厂。化肥厂平时用于农业生产,到了战时就变为炸药厂(主要成分都是氮,你懂的)。
  三是:DDT
  不错,DDT,令当今众多环保分子谈之色变的剧毒农药。刘慈欣的大作《三体》中,女主角叶文洁就是翻译了揭露DDT危害的外文书《寂静的春天》而遭迫害,最后终于对人类失望,向外星的三体文明发去了信息,导致地球的毁灭。
  DDT是在1874年由无聊的有机化学家捣鼓出来的,当时没人知道这有什么用。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这可以拿来杀虫,该产品几乎对所有的昆虫都非常有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DDT的使用范围迅速得到了扩大,而且在疟疾、痢疾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大显身手,救治了很多生命,而且还带来了农作物的增产。而幸运的米勒因此而获得1948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DDT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并可在动物脂肪内蓄积,DDT在土壤环境中消失缓慢,一般情况下,约需10年。DDT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用药6个月后的农田里,仍可检测到DDT的蒸发。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怀疑,DDT进入食物链,是导致一些食肉和食鱼的鸟接近灭绝的主要原因。因此从70年代后,DDT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
  大家都知道DDT是危害环境很严重的高污染杀虫剂。但很少人会去注意一件事:1948年至1970年,DDT拯救了约5000万人的生命。这是直接从疟疾手上拉回来的,如果考虑杀虫剂带来粮食产量增加从而免于饿死的人口,这数量还要更高。
  DDT对抗黄热病、斑疹伤寒、丝虫病等虫媒传染病有奇效。例如在印度,DDT使疟疾病例在10年内从7500万例减少到500万例。同时,对家畜和谷物喷DDT,也使其产量得到双倍增长。DDT在全球抗疟疾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用氯奎治疗传染源,以伯胺奎宁等药作预防,再加上喷洒DDT灭蚊,一度使全球疟疾的发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由于在全世界禁用DDT等有机氯杀虫剂,以及在1962年以后又放松了对疟疾的警惕,所以,疟疾很快就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卷土重来。今天,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国家,每年大约有1亿多的疟疾新发病例,大约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儿童。疟疾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病因与死因,这除了与疟原虫对氯奎宁等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外,也与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对环境危害又小能代替DDT的杀虫剂有关。
  基于此,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宣布,重新启用DDT用于控制蚊子的繁殖以及预防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在世界范围的卷土重来。
  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都重新启用DDT了,穿越者没有理由不用。当时的东亚人民,核心问题是吃饭活命,近代中国一次饥荒或瘟疫就可饿死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看看冯小刚的《1942》),日本也有大批农民因饥荒而饿死或自杀。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粮食产量,预防传染病,环保必须靠后。大规模应用DDT,既可增加粮食产量养活大批人口,又可预防疟疾,挽救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在亲王的积极运作下,远东共和国成为强大的工农业基地,实力强大,社会和谐,民生幸福,成为人人称羡的“皇道乐土”,与日本国内的民生凋敝、阶级矛盾尖锐,形成了鲜明对比,亲王也在国内外赢取了巨大的人望。

  注释:
  ①有泽广已:日本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政策学家,1896年2月16日生于日本交知县。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留校任系助教;1924年升任副教授,主讲统计学讲座。由于受该校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内兵卫的影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生兴趣,并与铃木茂三郎一道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与组织问题。有泽广已是日本较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者之一,在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论战中,他倾向和支持“劳农派”,但也很重视“讲座派”的成就。二战后,有泽广已于1945年重返东京大学,担任教授,并重新组建东大经济学院,1946年任该学院院长,是经济学院中很活跃的重要人物。由于他具有深厚的统计造诣,并通过大量统计资料对工业经济和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渊博的经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预见具有非常确切的判断力,从而受到吉田茂的信赖,受邀请参加以吉田茂为中心的经济委员会,担任委员。1946年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之时,有泽广已曾任内阁顾问,中央赁金委员、国土计划审议会临时委员,但在吉田聘请他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时,被有泽广已婉言拒绝。1946年秋,他担任煤炭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著名的“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和能源重点投到煤炭开采和克服通货膨胀。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建议对战后日本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二重结构”理论也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学术见解和经济政策主张,受到日本政府和经济界的高度重视。1947年,吉田茂再次请求有泽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他再次予以谢绝。但此后他对日本的经济、产业、统计、劳动等问题仍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政策性建议。这期间,他于1948年和1953年先后发表《通货膨胀和社会化》和《再军备的经济学》箸作。1959-960年出版《现时日本产业讲座》,建立了独创的以“资本、技术、劳动、市场”为四大支柱的产业理论。
  ②海上石油开采的历史:20世纪初,几乎所有石油商人都相信有大量石油埋藏在海底,既然是地壳变迁的压力把远古时期的有机物转化成了石油,那么海底的有机物肯定也会受到地壳变迁的影响。
  海底确实有石油,但令人着急的是没办法开采。
  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一些小型石油开采商发现已经越来越难在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怀俄明州的油田中抢占到好的钻探点了。科尔.麦吉(Kerr-McGee)是俄克拉荷马的一个独立小公司,该公司的总经理觉得公司不断受到同行的排挤。公司的管理人员根据地质报告推断: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陆架不过是大陆的延续,因此,如果在大海边的大陆底下发现了石油,你肯定也会在海底找到石油。
  科尔.麦吉公司决定碰碰运气,于是他们开始对墨西哥湾附近的陆地进行地震勘测。早在1938年,科尔.麦吉公司就开始在亚拉巴马州的墨贝尔湾(Mobile Bay)进行勘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们又租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密西西比海峡以东50万亩土地进行勘测。他们在这两块土地上都没发现值得钻探、开采的东西,而租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这家公司积累的水下石油勘探经验很快被应用在靠近路易斯安那州泰勒伯恩县一片海域的探测中。
  地质学家看了一下该区的图表,他们发现有一个盐丘状的结构掩埋在沉积物下面。对于石油勘探者来说,找到了盐丘就好像是看到一个闪烁的霓虹灯,代表这有石油。盐丘就是盐受到挤压,在地球表面形成的硬块,石油和天然气被包裹在盐丘内部的各层之间。
  探测人员采用了权威的爆破法进行探测,他们对盐丘实施了小型爆破,记录了声波返回所用的时间。爆破法帮助他们提前了解了岩床的大致情况,但是无法彻底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盐丘里到底都有什么东西,沙子、页岩、石灰石还是石油?想弄清楚盐丘内部物质成分的唯一办法就是花几十万美元把它租下来,然后在这儿放上起重机,开始打井。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地方,从水中开采石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19世纪90年代,石油工人就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巴巴拉海湾(Santa Barbara)附近进行勘探,他们甚至还建造了码头以寻找更佳的钻探点。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人为了钻探石油,还在浅湖上搭建了类似码头的站台。早在1911年,就有人在路易斯安那的喀多湖进行石油勘探,1937年超级石油公司(Superior Oil Company)和纯石油公司(Pure Oil Company)联合在路易斯安那的卡梅伦海滩附近找到了原油。但是对于这种完全看不到目标的海底石油勘探,所有人都毫无经验,只能凭运气。
  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对陆地钻井进行改良。在陆地勘探中,一旦石油公司租赁了适宜开采石油的土地,工作队就会马上组建,起重机负责把管子吊在准备打井的地方,一个类似人的牙齿一样的钻头被接在第一根管子的前端,准备就绪之后,起重机底部的发动机通过转动那根管子,使它插入地下,这个过程叫“钻井”。随着井越钻越深,工作人员开始接上新的管子,并向管子里灌一种俗称“泥浆”的化学混合物作为钻井液来清理钻头,并移走打井产生的废物。同时,一个金属壳将会插进钻井管和井壁之间,圆柱形的石油和岩石样本将被取出来,并进行分析,这个样本被称为“矿样”。
  第一次在路易斯安那进行水下勘探花费了大笔资金。1946年,木兰石油公司(Magnolia Petroleum Company)首先在距离岸边1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有可能开采出石油的勘探点。他们花了两个月,在浅水里打了35米的桩,然后搭建了一个固定的平台,这个平台的高度比涨潮时的最高水位还高3.5米。码头上的工人们每天坐着蒸汽船来到站台上,他们把这个勘探平台称为木兰客栈。勘探工人们拖来了一台普通的起重机,并把它安放在钻井平台上,木兰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在275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天然气,在450米深时,打出来的还是天然气,依然没有石油。
  木兰石油公司的工作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个干钻孔(没有发现石油的钻孔),他们把流动作业船和固定平台这两种勘探方法结合起来,科尔.麦吉公司聪明的工程师西尔(Seale)采用并完善了这种新方法。
  他改变了每天早出晚归的勘探方式,从美国海军那里弄到了一艘大船,把船停泊在海上站台旁边,以20天为一个出海勘探周期。他把抽泥泵、管子架和其他的一些设备统统装在船上,还在二甲板上为工作人员搭建了住宿舱。这是对海上勘探的一个全新尝试。如果在钻探过程中发现该区是个干钻孔,那么他们可以很容易就用船搬走大部分设备,而不用再花巨资运送设备。
西尔后来写道:“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应该采用一个折中的办法进行海上作业,既不能完全固定钻探设备,也不能让它们任意漂浮,把固定和漂浮结合起来更符合逻辑。”西尔的做法是对已有技术的大胆整合,他把钻机、深海码头和运输船结合在一起使用。这种做法只是对陆地上的设备进行水上复原,而它们依然按照在陆地上的工作状态进行运转。建在水上的勘探平台像是湖里的船坞,打桩机被运到指定地点开始打桩,木制的平台被钉在恰当的位置上,平台中间还为钻杆留了个洞。运输船把起重机运来,工人们把它安放在那个预留孔的上方。所有这些步骤的执行都很严格,唯一能够移动的是停靠在勘探平台边上的运输船,它为抽泥泵、管子架和工作人员提供安身之处。
  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海底松软的泥沙带来的困难,确保站台始终保持垂直状态。科尔.麦吉公司的工程师们认为,在海底10米厚的泥沙都是淤泥,因此打桩至少要打到海底以下15米的深度。据一位早期的钻探工人回忆说,“海底的泥沙都比较松软,有时一根钢桩要打到45米深才能固定住。”
  他们钻井的方法就像在陆地上一样:把许多钢管连接在一起,挂在起重机上,钢管的前端是一个大金属钻头,专门用来穿透不同硬度的岩石。当钻探人员在比较坚硬的岩层打孔时,如果就钻头磨损了,那么所有的设备都提起来,这样才能换上新钻头。因此,在海上的工作是十分单调的,频繁的把一根管子接到另一根管子上。钻探平台上,像塔一样高的起重机通过绳索把长长的管子向上拖起,一组工人把新的管子接上去,使连接后的管子长度能够到达海底。码头工人们要提前把新管子运送到指定位置。这些码头工人的工资十分微薄。
  钻探工作队里都会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钻井液工程师,他主要负责估测钻探管子里浓稠的清洁剂的流度。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就好像人体通过血液循环来运送氧气一样。钻井液通过管子流向钻头,再在钻孔、管子间回流出来。钻井液既可以清洁钻头,又能给它降温,还能把已经钻成粉末的岩石碎末和石油运送到水面上来。而且,钻井液还把海底下的信息带到地面,钻井液里含有什么物质、不含什么都要仔细的监控、分析。
  晚秋季节,一些沙子随着泥浆一起运送到水面,这些沙子看起来像是从盐丘的顶部取下来的,这是个好迹象。钻探队的负责人,随时和地面上的公司官员保持联系。
  在11月的一天,奇迹发生了。当钻头打到530米时,一个工人看见了浓稠的墨绿色液体流进了储存钻井液的深坑里。“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我的助手,他走到泥浆坑前看了一下,然后跑来向我汇报”,西尔回忆说,“我让他把这些液体提取出来,他回答说,‘天啊,把它提取出来?有好几大桶呢!’”。
  “我们看了一下钻井液,确认了的确是石油,”考特尼说。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真正从海底开采出石油,这些石油被装在驳船上运回陆地,每桶卖2.65美元。这些钱直接进了罗伯特.科尔(Robert Kerr)的腰包,他是科尔.麦吉公司的创始人。
  其他许多公司纷纷效仿,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租赁海域,开始打井,进行海上石油勘探。路易斯安那州由于受到经济萧条的严重打击,政府十分欢迎发展工业。在短短3年时间里,政府就从大石油公司那里获得了2650万美元的税收。一系列辅助行业:工具和钻头制造业、海上生活用品供应业、伙食包办行业、管子经销业、设备租赁业以及站台建筑公司等,都在沿海城市发展起来。美国海军也从中获得了商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责向欧洲和南太平洋战场运送部队的登陆艇,有的在战争中被子弹击中,留下了弹痕,而石油公司则喜欢购买这些废旧的登陆艇向海上钻探平台运送工作人员和补给品。
  在很早的时候,工程师就意识到他们需要找到把石油运送到陆地的更好方法,用驳船拖运不是长久之计。1948年西尔就提出了需要建立海底管线把石油从32区运输到内陆。为了避免麻烦,科尔.麦吉公司小心翼翼地把输油管道埋在了海床以下2米深的地方,“输油管道埋得这么深是为了让渔夫的网和锚都碰不到它”。
  由于铺设海底输油管道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路易斯安那州南部需要具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加入到海上石油勘探的队伍中来。每个海上钻井平台至少需要27人才能够运转起来:包括两组钻井工人,6个人一组,两组交替工作,每半天轮换一次;1名专职地质学家对矿样进行评估;4名海员;4名厨师;2名工具维护人员;1位钻井液工程师和1名勘探队负责人。一个新的工作线就这样形成了,海上工作人员和陆地上不同,他们不是早出晚归的工作模式,一个标准的一周7天工作制很快成型:工人们每天在钻井平台上辛苦工作12小时,连续工作7天,之后就可以放假7天,他们可以利用假期去捕鱼、打猎或者放松,然后再回到海上。
  每天的工作漫长而又枯燥的,海上生活的唯一调剂就是吃顿好饭。石油公司从来不在吃上节约开支。船上的厨房每天开饭四次,每一餐都很丰盛。1948年,《油气杂志》的记者来到一个海上钻探平台参观,发现工人们的午餐十分丰盛,“有烤牛肉、火腿、玉米粗粉、奶油土豆、鸡蛋沙拉、玉米沙拉、菠菜、芦笋、玉米、肉汤、牛奶、冰茶还有柠檬派。”
  很显然,海上石油工人的食物里唯一没有的就是酒。由于日常工作的危险性,再加上在海上工作还与社会隔绝,这使石油公司在很早就禁止任何含有酒精的饮品出现在钻探平台。这条禁令被严格执行,一旦有人违反,就会被立即遣送回岸上。
  在钻井平台上,吸烟也是绝对禁止的,尤其是在靠近钻探孔的地方,当原油快要抽出来时,钻孔附近会缭绕着一些天然气。因此,哪怕是一点点火星都会要了全队人的命。不仅如此,海上勘探队还生活在爆炸的恐慌之中,一旦石油或者天然气在高压下发生喷冒,可能就会从钻孔中急涌而出,有时力量巨大到摧毁整个钻探平台。钻探平台离陆地越远,发生这种井喷的危险系数就越大。从1955年到1968年之间,世界上有23个钻探平台毁于井喷,这使得投保率几乎翻了一倍。人们发明了一种能够放在油井附近的监控装置,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它会自动卸掉从井中溢出的压力,这就是防爆器,它成为预防井喷的必备之物。
  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于打一口新井必须要搭建钻井平台,勘探结束后还要拆除,这项高额费用使海上石油勘探的发展速度减慢。拉伯德(Laborde)是美国海军退役士兵,他灵机一动: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固定的钻探平台整体挪走,让整套设备从一个勘探点漂浮到另一个勘探点?想要把这么重的钻探平台整体移动,要克服的首要问题是无论遇到海潮还是飓风都必须保证整套设备的各个部分不会散架。二战期间,拉伯德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所以他对驳船十分熟悉,他想用驳船来运输钻探平台。在运输过程中,驳船起到船体的作用,把钻探平台放到驳船上面,每艘驳船负责对平台指定位置的运送,当到达目的地时,驳船就充满水,沉到水下,把钻探平台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当钻探工作完成之后,用电泵将拨船内的水抽净,它就会浮上来,在水面上开走了。
  拉伯德的革新使许多钻探平台都采用驳船做锚,这种钻探平台能在更深的水域中工作,以前在深水中搭建固定的勘探平台成本十分昂贵。随着革新的深化,还出现了能够停泊在深水区的半潜式钻探平台。这种钻探平台能够潜入水面以下15米深,然后把锚插入海底,再用绳子把锚和钻探平台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把它固定在指定位置了,就像我们在陆地上用绳子和木桩固定帐篷一样。

下士

十年服役纪念章

发表于 2013-5-31 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你的书把二战改得太大了,这只是你的二战,那还是你自己玩吧.左手与右手.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5-31 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双方都是穿越的,才堪称对手,否则只是一边倒的屠杀,我一个“气缸尾翼破甲弹”就能让德国的4号坦克将苏联和美国的所有坦克全场打爆,再来个“全膛增程随进弹”对任何敌舰洗甲板。那样爽是爽了,但就像网上无数架空小说一样,了无新意。
  本文试图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二战穿越。事关盗梦与反盗梦,双方是全力对抗的,并非“左手对右手”。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5-31 21: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一刀乐 于 2013-6-4 01:18 编辑

  动荡的昭和史

    (一)关东大地震
    二战后的日本历史著作和文章,在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历史时,不约而同使用的词汇都是:“动荡的昭和史”。
    揭开“动荡昭和史”的标志性事件,是震惊日本和世界的1923年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中午。
    这一天是立春后的第210天,即所谓“二百十日”。正如西方人认为13日星期五不吉利一样,此时是稻子的扬花期,也是台风高发期,日本各地的民众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祭祀仪式,祈祷不要发生风灾。
    1923年的“二百十日”同样是沉闷的一天。连续两个星期以来,东京一直保持着闷热的高温天气。虽然当天早晨下了一个小时的暴雨,但雨后气温达到了31.2度,一点也没有凉意。海军出身的加藤友三郎首相于8月24日在任内去世,原海相山本权兵卫在8月28日拜受大命,第二次出任总理大臣,但由于无法成立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内阁,尚未组阁成功。日本正处于内外混乱交加的震荡之中。
    临近中午,从东京到横滨,关东地区家家户户的主妇们都点起了炭火盆,准备做饭。在海军横须贺船厂,身穿粗布制服的工人们离开“天城”号战列巡洋舰未完工的舰体,纷纷去吃午饭。按照两年前签订的华盛顿条约,这艘4万吨的巨型军舰将被改造为航空母舰。在仿照凡尔赛宫修建的东京赤坂离宫里,22岁的摄政宫裕仁亲王也正准备在宫廷仆人侍从下进午餐。
    从东京南部的相模湾到房总半岛,在100多米深的海面下,一块被地质学家称为“菲律宾板块”的陆地几百年来一直缓慢地向日本列岛所在的陆地板块下方滑动。长久的地壳运动积蓄了大量的应力,就如对一块木板慢慢施加压力、最终会致使其突然断裂一样,这种巨大的压力也达到了临界点,即将以惊人的方式释放出来。
    日本时间11时58分44秒,在相模湾西北部的海面之下,长久以来一直积蓄力量的断层终于破裂了,释放出相当于800万吨TNT炸药爆炸的巨大力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400倍)。这是罕见的双震源型地震,震级高达7.9级,在此后5分钟之内,又先后发生了7.3级和7.2级的余震。
    地震波半分钟之后就传到了陆地上。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大平原犹如太平洋海面一般起伏颠簸。数以万计的日式房屋立即像积木一样倒塌了,用砖头和水泥修建的洋式房屋也有很多没能幸免。陆军省、大藏省、内务省和警视厅的楼房被震垮,美国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帝国饭店被震出了裂缝。在东京的浅草,高达12层的雄伟的凌云阁也倒了下来,最上面的三层被甩到了附近的千束町,正在凌云阁“十二层剧场”内演出的俳优全部死于非命。横须贺船厂船台上的“天城”号舰体被巨大的力量从船台上震下,拧得歪七扭八,几乎倾覆。正在浦贺船厂舾装的阿武隈号轻巡洋舰也严重受损。
    地震后继之而起的海啸席卷了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的海面,高达10米的巨浪冲上陆地,将几十个滨海村庄和在小田原铁路上行驶的一列客车卷入海中,并且引发了许多泥石流。由于地震发生时正是家家户户准备生活做午饭的时候,因此几百万个火盆和碳炉被震翻,随即立刻引燃了用木头、竹子和纸修建的日式房屋。祸不单行的是,在能登半岛盘旋的一场台风也随即登陆,其前锋席卷了整个关东地区。在东京、川崎、横滨和横须贺,高达10级的大风席卷着燃烧着的柱子、草席和榻榻米,引燃了更多的房屋,在这些城市形成了大面积的火灾,其温度高达上千度。大火贪婪地吸入周围的氧气,形成了炽热的火焰风暴,许多人被这种可怕的狂风卷起,被掀上了天,然后落入火中。
    最大的火焰风暴发生在东京的陆军本部被服厂附近。这里有一大片空场,有4万多人为了躲避火灾,跑到这里避难,结果与堆放在附近仓库里的上万卷布匹一道被突然袭来的暴风吸了进去,成为助燃的人肉燃料,还有一个人被气流高高托起,然后抛到了4公里外的市川。东京花柳界的中心新桥地区,从“大欢乐境”变成了“大修罗地狱”,成千名妓女穿着艳丽的衣服,踏着木屐,在街上一边尖声高叫一边逃命,许多人的发髻和和服已经开始熊熊燃烧。关东大平原的烈火持续了两整天,直到9月3日才因为台风引起的大暴雨而熄灭。东京、横滨、横须贺的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东京48.3万所房屋中有30万户被震塌或烧毁,遭灾民众达190万,死亡、失踪人数达14万人,比后来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直接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另负伤者超过20万人,灾民达340余万人。400年江户文化的精华化为残烟,半个世纪的明治文化亦化为灰烬。在东京,霞关地区的官厅建筑非塌即焚,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珍贵古籍文献全部被烧毁,丸之内的朝鲜银行营业厅的大理石贴面竟被高温烧成了石灰。海军省、舰政本部、海军大学也遭到祝融之灾,海军技术研究所的大量文件资料和进口设备化为灰烬。在横滨船渠,正在建造中的那珂号巡洋舰在船台上被烧毁,不得不拆除重建。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也完全烧毁,被迫放弃校址,迁往广岛县的江田岛。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裕仁亲王迅速按照自幼接受的防震训练跑到院子里。日本的皇宫和行宫都是按照严格的防震要求修建的,因此正在日光行宫度假的大正天皇和皇后也安然无恙。有三名皇族成员死于关东大地震:闲院宫宽子女王在小田原的自家别墅中被砸死,6岁的东久弥宫师正王和山阶宫佐纪子女王也在横须贺家中被砸死。
    地震之后,京滨一带与外界的交通和电信通讯联系全部中断,一时间日本国内留言纷起:大海啸一直冲到赤城山脚下,东京和整个关东平原已经被海水淹没;内阁和国会成员已经全部遇难;伊豆诸岛火山喷发,已经沉入海底……在东京,谣言称震后的火灾是在日朝鲜人用炸弹和石油纵火引起的,而且谣传说朝鲜人在震后向水井中投毒。因此,许多暴民组成了“自警团”,上街搜捕朝鲜人,每当抓到一个就勒令其用日文说“十五元五十钱”,如果发现口音中夹有朝鲜语的浊音,便拉到路旁砍头。数千名朝鲜人因此丧生,此外还有100多名中国人、琉球人和59名来自外县的日本人被误杀。陆军戒严司令部逮捕了300多名暴徒,但这些人不久就因裕仁皇太子大婚前的“恩赦”而被释放了。
    地震的次日,正在坐蜡的山本权兵卫顾不上调和政治分歧,草草地在赤坂离宫院中的避难帐篷里举行了御前任命仪式。山本自任首相兼外相,原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出任内务相,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任藏相,田中义一陆军大将任陆相,财部彪海军大将任海相。后藤新平随即发布了戒严令,由陆军在关东地区实施戒严,同时命令正在渤海湾集结的联合舰队火速赶回国内参加救灾。
  正如马戏开幕前通常有一阵急鼓擂鸣一样,关东大地震也如同开场预告一样,预示了之后20年里日本纷乱不安的动荡局面。
  作为穿越者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很清楚日本在1923年9月1日会发生关东大地震,但是他当然不会就此提前作出预警。近代日本欠下东亚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血债罄竹难书,也活该遭到大地震的报应(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连核电站也震垮泄漏辐射了)。不过,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秩父宫雍仁亲王还是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宣布“远东厅”和“远东军”向“祖国”援助救灾现金1000万日元(这是一笔巨大的数字,折合7.5吨黄金,当时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15亿日元),同时,亲王从远东携带大量急需物资和粮食赶回日本,亲自组织救灾工作。
  要知道当时日本的大正天皇早就脑瘫,离死期不远;皇太子、摄政宫裕仁也是一个只懂点头、不拿主意的“木头人”,全靠手下一帮老气横秋、暮气沉沉的腐败官僚理事,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吓得惊惶不已、手足无措,救灾工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受灾的日本国民大失所望,骂声一片。
  亲王就不同了。其穿越前的“真身”在原时空就直接参与过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和2013年“4.20”芦山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且作为国安部门的密干,在救灾的同时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那就是“5.12”汶川大地震后,日本救援队是第一支赶赴灾区的国际救援队。不过,其间也夹杂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日本间谍混迹在救援队中,暗中打探中国核工业基地的绝密情报。
  作为反间谍专家的“亲王”,经秘密跟踪调查,获取了日本间谍非法活动的有力证据,在上级指挥下,将潜入东风汽轮机厂等地的多名日方间谍一网打尽,荣立个人一等功!
  亲王从大量的媒体信息中了解了党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及各界群众高效救灾的有力措施,现在不过是“依葫芦画瓢”,大致照搬过来,且善于“作秀”,天天“报纸有图文、电台有声音”,给一片迷茫的国民以极大的“定心丸”,赢得各界一片赞誉,被尊为“救苦救难活菩萨”,声望高得无以复加。这就为之后亲王的夺权铺平了道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亲王利用这次地震事件,促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归还了大连、旅顺!
  这就牵涉到关东大地震后中国政府积极向日本提供救灾援助的历史。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后,日本救援队迅速赶来,成为第一支赶赴灾区的国际救援队。
  其实,早在85年前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当时中国政府立即派出救援队,也是当时第一个抵达灾区的国际援助队!
  在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局也处在极大的波动当中。这年6月,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再过一天,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就在1923年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占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即1915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同时在民间,也展开了抵制日货的各种活动。
  然而在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在北洋政府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唱戏的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戏子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不仅如此,甚至就连当时的海军部长李鼎新,这个曾经参与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将领,也调派了2艘军舰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为日本人运送一些急需的物资。
  当时的中国,只能用善良来形容吧……
  而日本对中国,历来是“以怨报德”,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暴徒不但趁乱屠杀了在日本的数百名华人,之后更是连番侵略中华大地,杀死中国军民数以千万计。
  现在的情形是,亲王充分运用自己在救灾中的威望和当时“大正民主时期”的余温,促使山本权兵卫内阁重开与民国政府有关归还旅顺、大连租借地的谈判。1926年初,亲王暗中支持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当选首相币内阁组阁。犬养毅是孙中山、宋教仁等民国领袖的密友,一向主张对华温和政策,其外相是提出“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当时日本军队因“宇垣大裁军”处于最低迷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又因“郭松龄倒戈”成功、掌控东北大权而孤立,关东军处于几十万精锐东北军的汪洋大海之中,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犬养毅政府终于与民国政府签署协定,废除非法的“民四条约”,25年租借期满的旅顺、大连连同辽东半岛一揽子归还中国,日本在东北的军政殖民机构——关东厅与关东军,整建制转移至亲王麾下的远东共和国,改名为“远东厅”和“远东军”。之后几年,日本在中国上海、汉口等地租界的驻军也陆续撤回,日本侵华权益基本为民国政府所收回。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2 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近代日本经济
  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是怎样的呢?
  日本近代明治维新后,国家崛起走的是普鲁士路线:国家向企业下订单,军工复合体在政府财政支撑下拉起来,然后向海外倾销,争夺市场与原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上一场对外战争(普鲁士在统一德国的战争中先后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进行了战争),不但索取战败国巨额赔款,还要新开辟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确立军国主义体制,每隔5-10年便要发动一场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右翼人士自傲地称之为“百年战争”。从世界范围观察,一个国家对外用兵频率之高,规模之大,确实当以日本为最。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花费军费2.5亿日元,《马关条约》索取中国清政府赔款2.3亿两白银,净赚了3.6亿日元,赚头拿来搞了金本位和八幡制铁。1900年参加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通过《辛丑条约》又捞一票,净赚了白银4000万两,赚头搞了义务教育。之后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勒紧裤腰带重税加国债,花了军费17亿日元(其中借内债5亿,外债8亿),打赢了,可是未能向俄国索取到战争赔款,每年还本付息就要上千万。不过虽然这次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却让西方列强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一直在和西方列强交涉修改过去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一直被西方列强所顽固拒绝,但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英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同意修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成了列强世界里的平等一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更是身列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了一个列强大国。
  但是,这个列强大国实际上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的国力,确实比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国内问题却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明治初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提高。当时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如果还要再加一个字的话,就是“苦”了。
  工业方面的问题:日本的财阀组织,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这些组织不是以银行为中心形成的,而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结成的特殊形式的“家族康采恩”,其组织内部维持着森严的宗法式家族统治;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封建式的剥削方式,象师徒制度、包身工制度、罚款、减薪、减食等盛行。
  农业方面的问题:封建土地制度仍被部分地保留下来,因为明治政府在农村中实行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根据土地的实际支配权确立土地所有权,即由农民世袭租种的土地、农民短期租用的土地归出租人所有,典押的土地归受押人所有。这就使在明治维新以前已拥有耕地面积三分之一支配权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成为了土地的合法所有者,而占全国农户1/3的贫困农民则因丧失份地而成为佃农,出现了作为天皇专制政权在农村支柱的新的地主阶级。与土地制度改革相适应的税制改革是由国家统一征收地税,并按地价计征,用货币交纳,地租一律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所以,地税改革加强了地主对农民的掠夺。由于高额地租和商人高利贷剥削,再加之农业商品化的扩大,加剧了自耕农的破产,进一步扩大了佃农的队伍。然而,农村中个体农民的破产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因为高额地租比经营农场更有利可图,因此,占有了破产农民土地的大部分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并不去雇佣农业工人经营资本主义大农场,而是把土地分成小块,租佃给破产农民,从中取得高额地租。明治维新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作为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的特征仍十分明显。193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日本内地人口当中,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多得多。农家的户数为560万户,这个数目自明治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占国土的大半和总人口半数的农民在生活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工业的进步相比,农业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农业的基本生产关系没有现代化,半封建的地主制度仍然牢固地存在着。在560万户的农家当中,自耕农占32%,佃农占42%,可见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还被束缚在地主佃农关系之中”。“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地主佃农关系,农业生产停滞,大部分农民处于极度贫穷状态。”
  上述情况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畸形,即资本主义大工业同封建落后的农业并存。在这种经济结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农业、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它是把从半封建的农业中所产生的廉价劳动力作为同外国工业竞争的主要武器。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存在,更造成了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工资制,使工人处于连劳动力再生产也很难实现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同时,由于寄生地主的大量存在,农业经营恶化,广大农民也处于贫困的境地。
    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一度发了点战争财,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的原因,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欧洲和美国竞争。一战后日本的国内问题,首先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由战争需求带来的经济景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退。大量农村青年外流,田野劳力不足;由军国主义体制所支配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政策,加剧了原有半封建的农业体制缺陷与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1918-1922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白白耗费军费9亿日元,更是在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米骚动”。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米骚动”时期在日本流行的民谣。“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
  1918年8月3日,“米骚动”(抢米暴动)首先在日本富山县爆发。
  1918年日本国内通货膨胀,米价居高不下。同年8月因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下令大量征集军粮,米商乘机哄抬米价,劳动群众愈加生活困难。8月3日富山 县中新川郡西水桥町的近200名家庭主妇举行示威,要求降低米价并冲进米店抢米,掀起反抗斗争。6月,东、西水桥叮和滑川町的千余居民以实力阻止大米外运,迫使町当局降低米价。经报刊报导后,影响强烈。至8月14日抢米风潮波及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大中城市。群众袭击米商,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抢米暴动进入高潮。8月17日暴动向各地町村扩展,山口县煤矿等工矿工人以武装罢工加以响应。至9月13日暴动席卷37个城市、134个 町镇、139个村,参加人数达70万人以上。警察镇压不力,政府出动军队5.7万余人弹压。至9月17日抢米暴动才宣告平息,被捕者2万余,被起诉者7708人。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深受打击而垮台,群众斗争显示了巨大威力。
  从1920年开始,日本开始走入了战后深刻的危机时代。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主要行业下降幅度是: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国内市场一片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米麦产量长期停滞,大批日本农民破产。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直接财产损失加上难民安置以及重建费用,高达100亿日元之巨!(当时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15亿日元)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当时日元与美元的汇率是1:1)。
  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关东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
  日本整个经济几乎无可避免地向最后的崩溃进发,最突出的是农村大量破产,面临极其严重和突出的“三农”问题。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农村老家。因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   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1/3以下。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
  《日本农业年报》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1931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467名中,被卖掉的有110名,占23%。另外还有150名出外做女佣或女招待。”
  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以“昭和陆军风云人物”辻政信出生的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为例,一百多户人家中,能够吃上白米饭的就只有三户,像辻政信家里平常吃的是“豆米饭”,就是用大米和豆子混合起来做饭。但就这样,辻家还不是最贫困的,辻政信的姐姐出嫁以后,用在娘家的老规矩,直接就把豆子倒到大米里面,省得做饭时还要再混合一遍,结果被婆婆大骂了一顿,原来婆家根本就吃不起大米,大米是用来招待尊贵客人的,媳妇把豆子倒进了大米,就把仅有的一点大米给糟蹋了。
  面对这样的困境,日本财阀加紧了走上了绝对垄断的道路。正常市场环境,企业融资向银行贷款,要以自身实际资产为抵押,例如企业有25元资产,就最多只能向银行借到25元贷款。盈利还本付息,破产抵押资产银行拿走。银行的钱是储户的钱,放贷自然稳妥,这套就是市场法则。但到日本这儿,政府搭桥,政策允许与鼓励企业有25元却能贷款到100元,担保是25元资产以及75元所谓的“企业债券”,说得好听点,就是企业未来上市的“原始股”云云。银行受高利诱惑或政府压力,也就放贷了。企业获得超额融资,在市场竞争中,对内打压中小企业,对外与洋商竞争都有资本优势。做生意最狠的一招,就是以本伤人,多数情况无往而不利,政府在汇率与利率上再照顾财阀一把,企业盈利,缴纳税金,官僚政府于公富国,于私发财都是意料之中。这招是否违反市场公平原则也不多说。
  但这一套做法漏洞何在?
  巨轮最怕的是搁浅。市场总有消费低迷不振的时期,这时股市的反馈就是股票下跌,银行就慌了,他放出去的贷款是储户的钱,万一此时储户来挤兑,银行就得倒。怎么办?催还贷款,企业资金链抽紧,股东信心也就要动摇,股指猛跌,最终结果银行、企业、股市“三位一体”变成定时炸弹。这时就需要政府走上台前来救市。由公家银行,也就是央行拿出钱来托市。有两种救法,一种是向企业直接注资,靠下订单的方式把企业拉起来,这套手法最终结局是走向巨型国企与财政赤字不归路,一般是不走这一步的。于是主要是另一套,向银行注资,也就是票据贴现,把企业在银行抵押的债券买断,这样储户对银行储蓄放心,挤兑潮可以挨过去,股民对企业背景有信心,股市也恢复,危机基本渡过,企业有时间慢慢期待消费市场转暖,然后再去以本伤人等等。
  但以上这套的基点在何处?
  央行的资金来源。央行的钱是从国库而来,不外乎三个来源,税收,国债,印钞。央行注资需要大笔资金,国库资金储备不足怎么办?加税,国民要闹,印钞,通胀要来。技术官僚一般是其采用发行国债方法,借钱周转。于是债务负担成为“阿喀琉斯之踵”。日本财政这套模式最终留下的隐患就是利息奴役制,从1890开始,1900,1910,1920,1930年,每10年就要发作一次。为何这么有周期性,因为和国债偿还结算周期相一致。特殊的年份,例如关东地震债务增发期还会井喷,何其壮观。
这套哪里学来的?美国为何能在19世纪后半期快速赶上欧洲列强,奥秘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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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 01: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日本经济危机
  说回日本,直到30年代初,大体都是这套募款拆息运作流程。日本政经拐点何时出现?30年代初。
  这好似一个连续的悲催事件。首先是日俄战争公债又到还本付息之时,日本从关东地震之后,经济大盘一直比较低迷,处处要用钱,大藏相(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调拨头寸困难,想借新债还旧债,向美英融资。美英提出条件,要日本回到金本位家族中来(一战前列强都是金本位,守规则;战时都加印钞,金本位信用崩溃,退出,改浮动汇率。战后,美英主导又相继回归金本位,但日本迟迟不回,因为浮动汇率有利于对外贸易战。当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何在对外关系上如此强硬,开罪中韩,就是因为他大印钞票,搞日元贬值利于出口,经济一时有所起色,民调支持率上涨,所以对外有了底气)。
  日本政府想借钱,顺便与国际接轨,彻底解决财政难题,井上财政出笼。原则是没有问题,可操作有问题,以何种汇率接轨回归?实际应该是100日元兑46美元,可井上决定100日元兑49美元(也就是日元兑换美元大致2:1),为什么要高位对接?政府的面子,社会的观感,个人的政治利益(背后金主持有大量本币,不能贬值,他还要参选,贬值会影响民调)。高位接轨意味着带伤上阵,而且美英此刻正在金融危机,市场消费疲软,日本回归后出口搞不大,而日元在高位,进口倒是符合美英对外倾销的利益,洋货冲击,本土商业受创,这些也都不算什么。关键是有人惦记。带着问题进入了自由市场。
  三条大鳄在水下有了判断:日元此刻正在最虚弱的时候,此刻不吃肥肉更待何时!
  三条大鳄:本土是三井财阀,外来是美国的摩根财团和中国垦业银行。他们暗中吸纳大量日本在外本位币(当年日元和如今RMB类似,有两种概念,对内是不可兑换货币,想印多少印多少;可对外因为国际贸易结算,是可兑换的。当时对内是日本银行,对外是横滨正金银行,划拨在正金帐上的日元资本就是在外本位币,以外汇、黄金为硬通货储备,也就是所谓“真日元”)。
  三条大鳄备足弹药,然后开始出击,套购横滨正金的外汇与黄金,多空争霸开始。井上财政本来就没底气,被强势围攻,于是割肉斩仓,少输当嬴,与金本位脱钩。可要算个人政治账,承认自己的政策失败,声名剧裂,就会断送仕途。于是硬着头皮死顶,多撑了3个月,从1931年9月撑到12月初,日元崩盘了。
  等到接替他的犬养毅上来,一清点,仅这多撑的几个月,亏掉了3亿“真日元”,1日元等于750毫克黄金,折算下来有225吨日本黄金被船运往外国!此后上海成为排名世界前五(纽约,伦敦,上海,巴黎,孟买)的黄金交易市场。而脱离金本位回到浮动汇率,日元与美元的比价是100比21(5:1),比接轨时跌掉了一半。
  此时的上海挤掉东京,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随便对比一下的那时中日各阶层状况:
  币值方面,法币与日元1:1.2;信用方面,法币可兑换,日元不可换。法币是钱,日元是纸;收入状况:职业妇女,在九州北部的青森(过海就是北海道了,历来穷),9日元可买一个大姑娘。而中国苏北最穷的逃荒奶妈,到上海包吃住,加6元法币薪水。运输业:日航空姐,每月17日元。上海的黄包车夫每月包车28法币,收入算上汇率是日航空姐的近1倍。军人:皇军二等兵每月8.8日元。而国军中央嫡系每月法币20元,外加6元草鞋费,是皇军的3.5倍。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
  “井上财政”后果不光是亏掉了明治维新以来攒的那点家底,而且更严重的是造成大藏相高桥世清的上台。“高桥财政”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井上瞎搞一通,洋货涌入,国内市场萧条等等;高桥反着来,加大财政投入,也就是凯恩斯那套。日本人先承受极地寒冰,再感受三味真火。冰火两重天的后果,以农村为例,井上搞得谷贱伤农,高桥搞米谷统制,农业订购大单给农场,地主守住了,手下雇农也保住了,可自耕农怎么办,只能破产沦为佃农。城里也一样,工厂接订单,老板和工人都保住了,可零售小商贩,小作坊怎么办?小农与小贩沦落到最底层。
  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危机的双重冲击下,日本经济遭受到空前惨重的打击。日本的进出口贸易,1930年比1929年下降30%左右,1931年又比1929年下降约50%。国内八种主要商品价格1930年比1929年下降37%。日本是个岛国,市场狭小,资源紧缺,对外贸易缩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1931年经济危机发展到最严重地步,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1/3,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达50%,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一年进入危急关头。
  危机期间日本的失业工人达300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被降低1/3以上。农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人均收入由过去的700日元降至130日元,2/3的农民失去土地,许多地方出现饥荒,造成大批人死亡。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政府不是设法减轻人民的痛苦,而是向人民转嫁危机。日本滨口内阁(1929年7月~1931年4月)拯救危机的主要办法是紧缩通货,用降低工资增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推行“产业合理化”,以便降低成本,提高日本商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1929年12月和1931年4月,滨口内阁分别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和“主要产业统制法”,增加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在主要生产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限制生产,淘汰中小企业,增强大财阀对主要产业的控制。日本政府在危机期间的主要财政政策,起初是保持金本位制。当1931年英美等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后,日本犬养毅内阁下令禁止黄金出口,恢复通货膨胀政策。
  为了扭转国内生产萎缩局面,刺激国内生产,日本政府还实行“军需通货膨胀”政策。所谓军需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与政府扩大军事支出和军事订货相结合,在促进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推动国民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1931年至1936年,日本政府发行67亿公债,货币流通量增加9亿日元。同时期,日本的军事预算由原来占总预算支出的近1/3,增至69%。
  危机期间,无论是经营电力、化学、飞机等行业的新财阀,还是生产钢铁、煤炭和造船的老财团,都更加依靠国家政权,加强与军部的联系,靠着政府与军部的支持,大力发展与军事有关的新工业新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使日本工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民经济加速向军事生产转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产品的变化,使新老财团本身与军事有关的经济利益发生联系,其军事扩张倾向大大加强。这样一来,军阀与财阀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起来,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作“军财抱合”。“军财抱合”使得原本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日本社会更加军国主义化,对日本最终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在国际上,为对付国外激烈的竞争,扩大出口,日本政府执行推销政策。所谓推销政策,就是不顾国际市场上的压低价格和剪刀差,廉价出口本国商品,以争夺对日本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国际市场。30年代前几年,在这种政策指导之下,低廉的日本商品冲向欧美各国,以致欧美各国先后动用立法手段,抵制日货进口,保护本国市场。
  此时的日本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加上本时空没有了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无法靠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来摆脱危机(史上因占领东北,日本在世界列强中率先走出危机),绝望之下,破产之后的小商贩、小自耕农怎么办?
  投军。
  直到1930年前后,日本军队中的士兵大都是农民出身。即使是军官,农民出身的仍占着相当的比重。如1932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337人中,40%出身于农民,有17%是出身于军人家庭。这支大多为农民出身的日本皇军,寄希望于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仇恨财阀,官僚,掀起了打倒国内财阀和政客的“昭和维新”运动。这就是“皇道派”的来源。另一方面,统制经济就是依赖于报表规划,让军中参谋系统抬头,“统制派”也出来了。于是政府官僚、商界财阀居中,遭受到两面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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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 15:0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要顶,感谢楼主,不过字体是否可以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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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 22: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一刀乐 于 2013-6-2 22:50 编辑
紫衣公子 发表于 2013-6-2 15:02
这个要顶,感谢楼主,不过字体是否可以小些


字大点是为了各位大大看得舒服啊!本论坛固定的小字让我看得很辛苦。也好,字就改小一号。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2 22:4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大正民主时代
  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之时,正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大正民主时代”的尾声。
  所谓“大正民主”,或意译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不仅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仅有的议会民主制时期,也是罕有的社会巨变时期。明治年代接受的西方文化与思想已经熏陶日本半个多世纪,国家大致平稳发展,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不少外国商人来日本投资,造成日本的短暂繁荣景象,使大正前期成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都市的享乐生活,以及文化、艺术的高度繁华,使这一时期被后来称为“大正之春”。
    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并波及到日本战局的台湾、朝鲜等地。受此影响,日本国内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蜂起,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被称为“左翼的全盛时代”。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方面,有石桥湛山提出“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海外殖民领土、反对黩武扩张主义;犬养毅等人倡导 “经济立国”和币原喜重郎等人主张“协调外交”,不仅具有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影响,且通过政党内阁实施了适应“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而与英美等国协调的外交政策,参加谈判并缔结了国际社会的非战公约及裁军等协定。其间,要求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的各种社会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比如,对没有通过选举就成为元老和官僚的藩阀政治进行抗议,要求解放女性、进行普选,文化自由运动等,一般统称为“大正民主主义”。
    “大正民主主义”的知识领袖之一是吉野作造。他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用理论告诫民众,仅仅在形式上引进民主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立宪政治中的实际措施加以改进。他强调了领导大众的政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以及普选的好处,并论述到,将选举权从一小撮富人手中扩大到一般民众手中,就可以根除贪官污吏和金权政治,而这样政治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时代就会到来。当时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舆论的压力下,1925年新颁布的普通选举法取消了对选民收入的限制,规定凡满25岁的成年男子均拥有选举权。此外,妇女参政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破天荒地出现了。
    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大正民主”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在1924到1932年间,出现了政友会和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展开“政党政治”、轮流执政这一政治形态。这样,出任首相并组阁的是在国会中占据最多席位的政党的领袖,而不是元老或由其指定的军人或官僚;而当现任内阁失去国会信任时,对立政党的领袖就会被要求出台主政。当时称这种政权交替的规则为“宪法的常规”。1918年建立的原敬内阁是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政党内阁,原内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把军令大权收归内阁,原敬首相认为时机不成熟,让高桥撤回提议。民主派政党在“大正护宪运动”中提出了“拥护宪政、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国会要求改革官职限制军制特权,其中在1913年“第一次护宪运动”中,山本内阁被迫修改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制的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陆相、海相,一定程度地冲击了军制特权,军方用以要挟政府的一张王牌也消失了。
  与政治层面相对应,还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蔑视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心理倾向,一向受人欣羡的军人变得被人看不起了,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军官的靴子偶而碰了别人就会听到骂声,一些军官连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
    与日本国内的变革相对映,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对外也采取了顺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币原外交”,包括归还山东半岛、废止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撤兵西伯利亚、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等带有民主色彩的新措施。所谓“币原外交”,得名自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他在签订华盛顿条约时身为日本驻美大使和日方全权代表,此后在加藤高明、若规礼次郎和滨口雄幸的三任内阁中都出任外相一职,以推行对英美的敦睦政策和对华的“不干涉主义”政策而闻名。
    1927年3月24日,中国的北伐军攻占南京,一些士兵对南京城中的无业游民高呼“要发洋财者随我来抢!”随后对南京的各国领事馆、教会、学校、商社和外侨住宅进行了排外袭击和抢劫,即著名的“南京事件”。“南京事件”中,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震旦大学预科意籍校长以及法、英等国的一些侨民被杀,英国领事被打伤,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被困在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扬子江上的英、美军舰发出开火增援的信号,于是各国军舰纷纷用舰炮轰击北伐军,岸上军民死伤数十人。在事件中,日本总领事馆也遭到了袭击,英国要求日本政府出兵,采取对华一致行动,各国驻日使团也要求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但币原的回答是“不”。他还对英国驻日大使特里爵士说:“鄙人不相信中国会共产化;即使共产化了,我想二三年之后外国人侨居或贸易也不会怎样困难的。”在外务省的要求下,停泊在扬子江上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连炮口都未打开。侨居在当地的日本人十分气愤,公开说币原是“软弱外交”。
   “南京事件”一个月后,在汉口又发生了革命群众袭击日租界的事件,英国由于在汉口的租界被中国国民政府收回,因此立即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此举与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英国联手美国共同牵制日本在华扩张之举截然相反,因此英国的提议马上在日本政界激起了强烈反响,认为“这是百年一遇的难得机会”。但是币原仍然没有同意。他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即中国是无法通过武力干涉和侵略而屈服的。此外,币原还敏锐地看出,南京事件也好,汉口事件也好,在其背后都有苏联顾问鲍罗廷试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的影子。
    这段时间日本民主派政党的活跃及其成就,成为20年代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
  不过,在币原的“不干涉外交”的背后,一些日本政客和军人还推行着一套与其不同的“双重外交”路线。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以及被称为“政友会五奉行”之一的政友会干事长森恪,此外还有时为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理事的松冈洋右、以及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中的一些幕僚军官。这些人主张必须确保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为此在这些权益受到威胁时必须要出兵干涉中国事务。
    1927年4月,若规礼次郎的民政党内阁因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期票无法兑现、以及“软弱的对华政策”遭到枢密院和在野党抨击而下台,政友会的田中义一出面组阁。田中义一自任首相和外相。
    这个“立宪政友会”是伊藤博文“亲手缔造”的政党,怎么请田中当总裁呢?田中没空着手去,带了300万日洋的见面礼。这300万日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日本陆军大将的月薪是500日洋,300万是一个陆军大将500年的工资。
  他田中大将怎么能有500年的工资来送礼呢?他们家是财主?不是,他爹只是给藩主抬轿子(日语叫“驾笼”)的轿夫,苦出身。那么田中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黑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陆军机密费花掉37万日洋,日俄战争花去320万(里面明石元二郎一个人就用掉了快一半去搞俄国革命)。而出兵西伯利亚,陆军居然用掉机密费2400万日洋!其中寺内正毅内阁用掉340万,剩下的2000多万全是原敬内阁用掉的,原敬内阁的陆相就是田中义一陆军大将。
  这时有人公开站出来和田中叫板。谁?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著名的反军派政治家中野正刚。这位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又野又刚,在众议院全会上就把陆军机密费问题和田中义一给政友会的“彩礼”给捆在一起提出来了。这一下舆论大哗,第二天(1926年3月5日)的东京各报的头条都是这条丑闻。
  这下田中要倒楣了吧?没有。当时的陆相宇垣一成(后出任过首相,以“宇垣裁军”而出名)挺身而出,捍卫“陆军的威信”。宇垣在3月6日的预算总会答辩时指天拍胸:“陆军的军纪严明,机密费的会计手续是有点小问题,但是说有人贪污则是荒唐无稽”,接下来政友会又在3月11日提出国会决议说:“中野正刚议员在神圣的议院用荒唐的言词挑动国民,紊乱军纪,废颓士气。实为模仿苏俄共产主义者,企图离间军队和国民的非行,应该深刻反省”。
  从此以后,批判军部就是“破坏军队的威信”,就是“企图破坏国体的共产主义者和乱臣贼子”。从此后日本政治的发展道路来看,以军方“独走”而使内阁垮台为分水岭,军部的力量开始正式走上日本的政治舞台,并通过自身的行动插手干预政治。而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期,到此也就进入了尾声。
  时代不同了,可中野正刚没变,太平洋战争期间又反过东条英机。理由是“国家不会因为经济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败战而灭亡。国家只会因为领导人缺乏自信,民众不知所从而灭亡”,和大家的理由不一样。他认为东条没有自信,发动倒阁运动,要东条下台。
  但是太平洋战争时候的军部已非“大正民主”时期可比。敢反军部,肯定让你讨不了好去。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就来找他“谈话”了。之后让他回家收拾一下行李,中野正刚回家就切腹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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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五)民间法西斯主义
  面对一战后民主势力的进展,作为实际的“双重政府” 之一、受到直接冲击的军部不能容忍,代表皇权主义、国粹主义等民间右翼势力也不会顺从。在由此而激化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之中,军部势力与社会极右翼势力相互呼应,从军、民两个方向推出了日本式的法西斯思想与行动。
  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起人、领头人,也是民间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主要代言人。
  大川周明早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为参谋本部翻译德文资料,和军方建立了密切关系。曾任职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后又获法学博士学位、兼任拓殖大学教授。1929年任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
  一战后,随着“大正民主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日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潮迅速传播。日本统治集团,首先是军部出于对这种所谓“左翼”思想感到恐惧,即以当时的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为基地,由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鼓吹“日本主义”,以对抗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上要求民主、和平、缩减军备、反对军部专权等民主进步呼声。他们继承了老右翼势力军国主义的侵略主义思想,同时又大力宣扬“大日本主义”,尊皇复古,并以此为宗旨,革新国家。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犹存社”及其机关报《雄吼》,是宣传“日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早的右翼组织之一。这个“犹存社”,其名取自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虽三径就荒,构菊犹存”,表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日本民族之魂”将仍然屹立。
  在20年代法西斯运动迅速发展过程中,大川周明同北一辉分手,另成体系,建立过行地社(1932)、神武会(1932)等法西斯社团。30年代初两度串通军内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建立军部政府未果。战后被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为首批甲级战犯之一。
  大川周明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40)等著作甚多,人称“大东亚的论客”。鼓吹战争、歌颂战争,论证对中国等周边国家侵略的正当性,是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共同要点,此点在大川周明的著作中有明确阐述。大川周明提出要通过战争扩张以实现日本经济“自给自足”,形成为在“生存空间”问题上的一家典型论调。他认为当今世界强国甚多,要生存下去“必须要能够确保自给自足的经济领域”。而日本是一个岛国,版图挟小,资源贫乏,现有领土无法自给自足,只能向外扩张,“舍满蒙之外别无他途”。他常年在各处奔走演说,为日军对外战争的做舆论鼓动:“日本啊……天将命汝赴战,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啊!”
  研究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殖民统治经验,是大川周明著述的又一重要内容。他曾在拓植大学任教讲授殖民史课程,先后写出《复兴亚细亚诸问题》(1922年)、《复兴印度之精神根据》(l924年)、1926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学位论文《特许殖民公司制度的研究》,获法学博士学衔。其后他又陆续写出《亚细亚建设者》(1940年)、《近世欧罗巴殖民史》(1941年)等。他通过这些研究为日本的海外殖民活动提供了直接运用的经验教训。
  大川周明从西方殖民史研究演释出“殖民解放说”,强调将“有色人种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主张“旧欧洲必须进行革命。被压迫的亚洲必须复兴”。但他自己解释其殖民解放涵义是,要实行幕府时代武士道创立者佐藤信渊(1769一1850)的“合并支那”主张:“合并是使支那和日本置于同样的政治体制之下,依靠'谨奉皇天之神意,使衣食丰足而安黎民'的办法来实行万世人君模范的尧舜之道。”大川周明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为军部设计的战略是:“把日本、满洲、中国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而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强调大东亚共荣圈必须以日本人掌握领导权为前提:“亚洲诸国必须真格地学习日本历史。”这一领导权“可以说是为了东亚新秩序的确立和发展的极其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不能为了缓和第三国的嫉视,或者为了顾虑东亚各民族的感情而表现出过分谦让”。“殖民解放说”不仅成为日本战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借口,也是现今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辩护的理论依据之一。
  日本法西斯运动与确立时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其扩张理论的最完整的表述者不能不首推北一辉。早在60年代即出现所谓的“北一辉景气”,有日本学者统计,在1974年之前,各种北一辉研究文献竟达800种(册、篇)左右。尽管有关著作繁多,观点复杂,但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并由此受到研究家的重视。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4月生于越后新泻县城西北55公里日本海中的佐渡岛两津市,其父经营酒厂。北一辉在读书期间,即热衷于政治的研究,20岁时因眼疾而右目失明,但对日本和我国的政治研究却依然不衰。1906年发表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文,以反对幸德秋水(传次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因此受到日本的思想界、言论界的重视。
  早年曾介入过中国革命,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 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大川周明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8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经过“烦闷懊恼了一个月、执笔一个月”,北一辉于1919年8月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其时他面对“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中国新革命形势,看到“凡尔赛和会”后新的国际秩序,弄得寝卧不安,深感“大日本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交相并至的未曾有过的国难。”认为非进行国家改造不可,故从多方面寻求“改造法案”。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该书是是北一辉主要政治理论著作,也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兴起的关键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是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北一辉曾在中国活动多年,与宋教仁等国民党人交往密切。在他的著作中不乏一些矛盾性的语言。如他说过:“要保全中国”,还说“对劣弱者的侮蔑之心就是跪拜于优强者的奴隶心”,“对支那(指中国)的轻侮观念是植根于与崇拜欧美同样的奴隶心”。但北一辉的侵略要求是明确的,扩张理论是系统的。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最早、最系统的代言人。
  北一辉扩张理论所针对的对象首先是中国。他所说要保全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领土完整的中国,首先是要将东北领土划归日本。他说,中国的南满洲是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它转手日本之前已不属于清朝的领土了。他使用刻薄语言攻击:“实属可笑的是,归还南满洲才能买取亲善,如果不能不用这种交易来取得支那欢心的话,那么不将台湾奉献给孙逸仙博士那就是触犯了逆鳞之罪。”在他看来,日本领有南满洲实在是天理自在。而且,北满洲也应划归日本,因为这本来是日俄战争应该解决的议题,“假如没有英国从中作梗的话,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按照大战的意义,不最终从俄国手中夺过(北满洲)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他设计中日两国的边界划分,实行所谓“满蒙交换”。让中国保有内、外蒙古,而日本在得到南满洲的同时再得到北满洲,这中间的交换筹码是内蒙古,因为根据1912年第三次《日俄协定》,日本应该掌握东部内蒙古的权益,有资格用以交换北满洲主权。
  北一辉认为,日本如果领有了南、北满洲,再加上黑龙江及沿海地区。“朝鲜及日本海就能有泰山之安,”但这仅仅是最低目标,他还有更为宏远的蓝图,那就是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这个大日本罗马帝国的领土范围,包括所谓的“北露南濠”。即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至于朝鲜,他认为过去是一个80岁的老太婆,现在是一个10岁的少女。朝鲜无论作为老太婆还是作为少女,都没有自立的能力,应该投入日本的怀抱,成为类似日本北海道那样的“西海道”。为了实现这个大日本帝国,他非常明确地宣称:“支那应该是日本的前卫”。在《改造法案》中规定了与国内经济三原则相对应的所谓对外的“三大国策”,即“援助印度独立,确保支那安全,取得南方领土。”问题已经非常明确,所谓保全中国实质上是独霸中国。
  北一辉评论各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日本对付美、英、俄、德、法等国家的外交主张。他认为美国在凡尔赛和会期间没有和日本结盟是美国的损失,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和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假如日、美完全是提携,定能使疲弊的英、法、意等国家屈服”,那么美国就可以和日本一道瓜分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权益,从而获得更多的“海上自由”。但美国没有这样做,这就使美国成了和会的“第一个失败者”。至于美国同英国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关系,美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如何,则不予置评。他特别重视日美关系,屡屡强调要实现“日美提契”。他预言凡尔赛和会上鉴订的条约将由于德、意的社会革命的兴起而成为“一片废纸”。世界会因此而产生新的动荡。故此,“日本朝野应如日俄战前准备日英同盟那样,应以分割英国为共同目的,由此而坚韧劝导美国进入正道,不能中途顿挫”,舍此之外,今日的小日本断不会变成名实相符的大日本。他又建议由“日美经济同盟的资财”来“积极地大大地开发”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北一辉全球战略:以美中为盟友以日美提出携为外交保证,以“保全”(独霸)下来的残缺的中国为前卫,以英国、俄国为主要对手夺其地盘和势力,由此而执世界联邦之牛耳,让大日本的黄色罗马帝国的日丸旗光照全球。
  北一辉这一扩张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他早年的社会进化论。他说:“天行健。有些国家兴起,有些国家衰亡,”这是有如草木荣枯一样的社会法则。而“英国是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日本是国际间的“无产者”。所以,日本向这些国际上的富豪们竟争、索取乃是天公地道。
  第二个理由是他的国家权力说。即“国家除了自己的防卫之外,为了其他的被不义的暴力所压迫的国家或民族,有开始战争的权利”,这话实际是指,日本可以借中国或印度的事情向其他国家开战。他又重复强调:“国家或国家自身发达的结果,对其他独占有不合法的大片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有开战的权利,”实际上,这种规定使日本可以随时向包括英、美在内的任何一个他所认为的对手宣战。
  第三个理由是所谓民族的“化学结晶说”。北一辉不像德国法西斯那样鼓吹盎鲁撒克逊人种优越说。而是认为有史以来日本的文明输入都经由朝鲜,“在人类学上既使把日本民族看作是朝鲜、支那、南洋以及土著居民的化学结晶,这也是很明白的”。故此,北一辉认为,由这种“化学结晶”而产生的混血民族自然有权领有并继承其父体和母体方面的居住地盘,并和这些“亲戚们”一道生活居住下去。他说:“朝鲜遵照日韩合并的宗旨,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或一个行政区,根本大义是清楚的”。他允许20年后朝鲜人可以得到和日本人相同参政权,并进而在朝鲜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的政治措施。台湾、库页岛和“将来取得的新领土”也应如法炮制。此种混血人种与"民族协和"、同纳粹粹德国的种族优越、反犹主义等公开宣传比较,要伪善巧妙得多。
  第四个理由是人口增长后的“生存空间”问题。他在1919年说:“我日本在五十年间亦有二倍的人口增长率,不得已将寻求能够养育百年后至少也有二亿四、五千万人口的大领土”。日本自身领土只有几个“散粟般”大小的岛子,这是明显的矛盾。不在国间解决领土的重新分配,“数年后既使土地有多大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看来,夺取远东西伯利亚和澳洲,并向这些地方移民,实在是命定的最后一招。
  第五个理由,实际上也是贯穿于上述各条理由中的“战争哲学”或“强力哲学”。他在这一条上是一贯不惑的。早年在鼓吹日俄战争时说过:“害怕万一战败而贪图苟安,苟安的和平会使日本在堕落中灭亡。必须要有战争,没有战争的话,这种堕落是不可挽回的”。他毕生崇拜强力的作用,“天地万有唯在于力,社会依据强力而动。胜者为官,败者为贼”。还说过:“天平随剑之重量而倾斜、正义的神依其倾斜作出判决”。他综合了一句“经典式”的名言:“没有战争的和平,决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
  北一辉是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化过程中的先驱思想家。他为日本法西斯的形成,无论是对内的法西斯国家改造,还是对外的侵略扩张,提出了一整套既有方案设计又有哲理指导的理论体系。其中要注意的是,他的生存空间说、国家生存竞争说、强力哲学等的运用,比墨索尼、希特勒要早出好多年,他的“民族化学结晶说”,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与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说相互对称的理论,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典型的独创性的法西斯理论。故日本学者称北一辉为“土生土长”的思想家。
  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创立的“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从“犹存社”开始,兴起了种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各色法西斯组织。他们同旧右翼团体的“浪人型”的对外侵略别动队和纯粹的“暴力团”有很大区别。“犹存社”的活动与北一辉的思想在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得到热烈回应。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殖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日本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情况十分复杂。据日本司法省调查,到1933年底,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共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1933年出现的。
  当时的日本,军官过的是超越一般老百姓的特权生活。那些现役的青年军官经过专门教育,被灌入了作为天皇股肱的自豪感,但是自20年代中期以后,“光荣的陆军”受到裁军浪潮的冲击,人们都用冷眼看待他们。
    信念动摇受挫的一些下层军官,在与同僚相聚和拜访前辈的过程中,卷进了“国家改造运动”,代表人物是自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北一辉。那些被北一辉的理论吸引的下层青年军官,大多出身于农村,服役于现役部队,深知士兵家庭的贫困。此外,192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破产和失业大量增加,佃农斗争和劳工争议接连不断发生,政党与财阀抱成一团,渎职、贪污、黑暗内幕、政党腐败……这些现象使他们对日本的政党民主制政体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这些日本陆军中的“爱国青年”抱有右翼的无产阶级思想,认为民主是日本的不共戴天之敌;日本农村正被资本主义和城市文明侵蚀,其祸根是民主和政党政治,以及财阀、元老和重臣;除断然改造国家外,别无办法。属于这一派的激进派军人,像被称为“纳粹左派”的罗姆及其冲锋队一样,抱有反财阀、反资产阶级思想,号称自己的目的是在日本发动“昭和维新”,建立天皇亲政的“皇道国家”,因此被称为“皇道派”。
    皇道派主张,“如今这样软弱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并不能处理外部问题。如不通过内部改造、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就不可能实行改造。”这个主张后来被称为“内先外后”,即在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前,先将日本改造为军国主义的专制国家。在日本的军备和国力比不上美英等强国的情况下,皇道派并不太重视军备现代化和总体战思想,而是大肆鼓吹“皇道精神”,以此作为“战无不胜的力量”。皇道派成员虽然大多是尉级的下层军官,但是在陆军上层中也有支持者,比如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大将等人。

列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发表于 2013-6-3 22: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刀乐 发表于 2013-6-2 22:48
  (五)民间法西斯主义
  面对一战后民主势力的进展,作为实际的“双重政府” 之一、受到直接冲击的军 ...

谢谢。
北一辉有点一厢情愿,美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无论是从文化、人种、观点等都是西方式的,和日本完全不一致,这点可以参考美国人写的菊与刀一书,唯一可能的就是利益相互利用而已。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4 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紫衣公子 发表于 2013-6-3 22:22
谢谢。
北一辉有点一厢情愿,美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无论是从文化、人种、观点等都是西方式的,和日本完 ...

日本毕竟尝过日英联盟对付俄国的甜头,北一辉企图照葫芦画瓢,用日美同盟来对付英国。英国与美国历史上两次兵戎相见,英军还焚毁了白宫(这不但空前,恐怕也绝后了。要等到白宫再次被焚毁,估计人类文明也不存在了)。北一辉按照常理认为,老二取代老大,必然导致大战争、大流血,但是美国有特殊之处。它与英国同文同种,有特殊关系。更加特别的是,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并未广泛夺取世界的殖民地,而主要以经济手段予以控制,这是北一辉的见识无法理解的。不过,当时英美开战也并非不可能,美国二战前制定的“彩虹”计划,就有预计与英国开战的部分。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4 01:01 | 显示全部楼层
  (六)打倒长州阀
    比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产生稍晚一些时候,日本军队中也兴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是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出现政治化倾向的逻辑结果,即经由军队的政治化之路、进而转向法西斯化,同时与民间法西斯汇为一体,最后从军民两面构成两战间日本的法西斯政治体系。
  关于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走向政治化的倾向,有专家指出过:“日俄战争之后到第一次大战末期这一期间,国内政治构造有如众所周知是政党政治的确立过程。这期间的陆军的位置,已从‘长州阀’中枢构成部分,向独立的政治势力方向变化”。作者称之为“陆军的政治独立。”一战后的形势促使一批中下级军官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他们频繁聚会,订立盟约,制订纲领,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所谓“长州阀”,指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明治末期的日俄战争到大正时期,日本的军权很长一段时间被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藩势力把持。
  日本近代的军阀,主要由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两藩出身的藩阀组成,其中尤以“长州阀”的元老山县有朋为军阀之巨擎。山县与陆军渊源极深,并曾一度牢牢地掌握了警察权。海军则由西乡隆盛之弟、“元老”西乡从道控制,大多由萨摩藩出身的人把持,形成萨摩海军军阀。萨摩藩有悠久的航海传统,海军势力强大,所以萨、长两藩的斗争后发展为海军和陆军的斗争。
    萨摩阀不但控制了海军,在陆军中也有着极大的势力,仅次于“长州阀”把持着第二把交椅。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5年日本败降,日本陆军授予大将军衔者134人,其中籍贯为山口县的19人,鹿儿岛县的15人。两者合计占25%以上。而其他县籍贯的仅有1-4人。
  日本陆军本为极端封建性与地方性的组织,从山县有朋以来,向来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之说。从明治维新以来,长州藩阀系统的有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以至田中义一,陆军要职全为长州阀所把持;其后因人材不济,于是联络大分阀的宇垣一成、南次郎、金谷范三等,结成长州-大分集团,成为陆军中的“主流派”。
  与长州阀对立的便是萨摩、佐贺、土佐三阀的联合势力,由“萨摩”系的荒木贞夫领导,结合佐贺阀的真崎甚三郎、武藤信义;土佐阀的小畑敏四郎等。佐贺系的领袖,本是曾任朝鲜总督的宇都宫太郎①,曾组织“佐贺左肩党”,对抗长州阀;此党重要人物除真崎甚三郎、武藤信义以外,还有秦真次、荒木贞夫、福田雅太郎、山冈重厚、山下奉文等。荒木虽是萨摩人,但为宇都的得意弟子,所以亦加入“佐贺左肩党”,且受宇都遗命为主要领导人。
  不过“佐贺左肩党”虽为反长州阀的中坚势力,但以地位关系,名义上的领袖,另外有人。当田中义一领导“长州阀”时,他的对手是来自九州的上原勇作元帅。清浦奎吾在1924年1月组阁时,首先请求上原推荐陆相人选;上原所推荐的,就是“左肩党”的福田雅太郎。那知田中手段巧妙,引进籍隶冈山的宇垣一成代替福田雅太郎担任陆军大臣;同时他参加了政党,以政友会总裁的身分,曾一度掌握政权,在表面上仍旧维持了政党政治的型态。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崩溃、英日同盟废除,形成以美英为首的《华盛顿条约》体制等新形势的出现,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在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重大修改。新的国防方针将原来的头号假想敌俄国降为二号,而把美国列为未来的主要敌人。在《帝国国防方针》结论中这样写道:“总而言之,在不久的将来,帝国之国防要以美国为目标,重点予以防备。它同我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最大,且有强大的国力和军备。对同我国接壤的中俄两国,以亲善为宗旨,力求为我所用,同时要始终保持威慑它们的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修改中,陆军一反以往的传统,首次同海军一样把美国作为首要假想敌,认为日美之战是大势所趋。
    新《帝国国防方针》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强烈主张日本陆海军今后继续采取历来“先发制人”的攻势作战和速决战方针的同时,也参考到战争向长期化发展的倾向。甲午战争打了8个月,日俄战争是1年零7个月,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出兵西伯利亚都持续了4年零3个月。未来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是总体战和经济战,因此特地强调日本应该有经受长期战争的决心和准备,确保从海外进口物资,准备长期坚持战争。
    维持日本国防所需的陆海军兵力,新《帝国国防方针》并未予以增加。海军取消了长久以来的“八八舰队”雄心,改为退而求其次的“六四舰队”,通过增强辅助舰艇来充实海军军力。另一方面,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中,陆军主张如不以同时对数国发生战争为前提进行各种计划和准备,则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然而要以对数国同时作战为前提来建设国防,从日本国力上看又不可能,因此“同时对数国作战”的要领只是空谈而已。此外,由于头号假想国不再是俄国,因此不必在陆地上保持庞大的对俄警备力量,为了改善长年以来那些陈旧的编制装备,此后日本陆军建设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而不是增加数量上。
    为了取得更新装备所需的经费,从1922年起,日本陆军开始将原来保持在40个常备师团的规模进行裁减。第一次裁军被称为“山梨裁军”,在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主持下裁减了5.7万人和军马1.3万匹,约5个师团的兵力,陆军为此获得9000万日元的预算用于制造新式武器。第二次裁军发生在1923年3月,改变和撤销的部队较少。此后不久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不能获得很多经费了,因此日本陆军加紧装备新式武器、改善军队现状的计划终未实现。1925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强制推行了第三次裁军方案,维持17个师团的兵力,缩减了4个常备师团的3.3万人和军马6000匹,关闭5所陆军医院,2所陆军幼年学校,准备把节约下来的经费用于军备现代化。
    “宇垣裁军”实际也是天皇裕仁清洗统治陆军长达60多年的“长州阀”、将亲信安插到陆军要职的过程。身为皇太子兼摄政宫的裕仁对“长州阀”长期把持陆军一直不满,特别是他的未婚妻是萨摩藩主岛津家的外孙女(久迩宫邦彦王的女儿),订婚时遭到山县有朋及陆军中“长州阀”的抵制,所以裕仁更是要下决心抑制军队中的“长州阀”势力。
  裕仁好不容易隐忍到山县有朋病死后,迫不及待的委任自己在皇家学问所学习时的老师宇垣一成对“长州阀”展开大刀阔斧的清洗。把持重要岗位的长州藩将军和其他藩阀出身的将军被迫辞职,2000多名长州籍的中下级军官被裁减,历来由长州势力控制的第13、15、17、18师团共4个师团被取消了番号。而裕仁亲自扶植起来的军官,由于身为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此时分别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中担任了课长一级的职务。由于日本陆军严格论资排辈,致使一些平庸者进入军部上层,而这些有能力的少壮派军官逐渐成为陆军中主要的决策力量和实权人物,以至发展到后来,凡是课一级共同商议决定了的事情,上面是不能轻易反对的。决策大权出于中级幕僚(参谋),最上层的决策人物反倒被架空,这种局势形成了30年代日本陆军“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
    对此,当代史学家俞天任(“冰冷雨天”)在其著作《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中,有着详尽的分析。
当时日本的军部,表面上好像是由高级将领在指挥,实际上他们经常听任部下参谋自行独立运作,而会接受参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符合事实或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些高级将领不愿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属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免破坏“和谐”。
  更糟的是,日本军方系统的结构,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通常在内阁中的陆军省长官,只要有师团长的资历就可以出任;海军省大臣的地位也与舰队司令平行,就算是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地位高些,也不过是相当于战区的司令官而已。皇军直接隶属天皇,军部也只是天皇的军事参谋,不能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统兵的将校,并不会把中央军部的意见真正的放在眼里,最明显的就是“关东军独走论”。
  而中央军部唯一能够节制统兵将校的法宝是请求天皇发出赦令,这种赦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经由帷幄上奏之后决定的天皇命令,一种是经由天皇授权参谋本部,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天皇名义代行的“临参命”。无论是那种形式,都是以天皇名义发出,在形式上,对于日军的行动,有着最高的控制权威。
  但是因为天皇对于日军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样的极其崇高,军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绝对不敢也不愿在天皇面前,展现不同立场的争执,而让日皇陷入裁决的苦恼之中。因此中央军部对于在外统兵的将校,多半是用“交情”来牵制其行动,所以在军令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是由次官、参谋与部队中的长官进行意见沟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识之后,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请旨行动。而军部的参谋与部队的长官,当然都是同属希望能够以战争来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军人,因此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就决定了军部的意见。
  而天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
  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国会,不是天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天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
  虽然天皇、军部与政府发现少壮派军官秘密结社的危机,曾经在1930年正式颁布法律与军令,不准日本军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但是这个法令对于少壮派军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们照样半公开地进行各种秘密结社,公然地在政治与民间团体中,发表他们的立场与主张,甚至公然地批判与反对政府的政策。少壮派军官的言行,往往诱导着日本民意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支持,造成少壮派军官认为,自己代表着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不在乎作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能够获得“民气”支持,他们并不把法律与制度放在眼里,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大不了切腹自杀。
  事实上,军部与政府也拿这些少壮派军官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果断言行,会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们互相照应、敷衍应付上级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杀以示警抗议,就是干脆对他们所不满意的政府首长与上级军官进行刺杀行动,甚至发动真正的军事政变。这种制造成“民气可用”假象的民粹主义,逾越一切法律制度与制衡力量的体制。表面上,一切的决策都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独裁集团操纵民意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有谁敢向这种铁血的民粹主义挑战?但是这正是造成日本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大政方针,竟然任由这些没有能力考虑国家全盘利益与责任的少壮派军官们,强迫政府事后追认与接纳他们偏狭的看法与血气冲动的决定,终于误导国家步入灭亡的绝境,当然也给其它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战争浩劫。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政局,少壮派军官已经逐渐的成为国家步向军国主义命运发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个群体性极强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参加组织,很容易显出完全盲目服从的本能,而缺乏个人独排众议的能力与胆识。日本的社会意识是最怕破坏和谐,因而许多怪异行为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出现的过渡反射动作。
  因此,日本有着过多的群体服从压力,以及强烈的模仿能力,却是极其严重的缺乏领导与创新领袖。当时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维新”时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发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时代的整军经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解决或是转移日本的问题。这就是“诸法皆空,自由自在”所代表的日军少壮派观念,对于知识与事实的真相,缺乏整体的宏观想法,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在偏狭的信念支配下,想要达成什么,就会不择手段地做到,而他们最为痛恨的就是法律制度的约束。
  所以少壮派的军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动作出决定的小团体,他们缺乏深谋远虑却是敢违法乱纪,一旦他们以行动开创出方向,而且获得重大的胜利,就会在一夜之间,赢得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盲目支持与跟从。
    话说回来,“宇垣裁军”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出现“下克上”的局面,不过“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1个坦克联队,1个高炮联队,2个航空联队和1个台湾山炮联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但是,“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首先,在裁军过程中进行了所谓“刷新人事”,提高陆军大学出身军官的地位,削弱旧“长州阀”军官势力。把精简下来的大批军官作为学校军事教练派到中学和大学,加强学生的军事训练,并对城乡青年普遍实行军训,还对在乡退伍士兵加强控制。这样裁下来的4个师团的大批军官们与地方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裁军是为了更换新武器?嘿,人家不希罕这个。日本陆军们不太欢迎坦克之类的新式武器,除了迷信“精神万能”之外,日本陆军的组织构造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陆军最强的组织是联队,因为除了近卫师团外,其余师团的联队都是所谓“乡土联队”,联队长可是当地的一大土豪劣绅,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日子,你要是有联队长关照,照样征兵“召集书”不会寄到你家来,不用去当兵送死。怎么样,够邪门吧?
  联队长们可不喜欢坦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马。坦克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造坦克是工厂的事,定购坦克是参谋本部的事,坦克的燃料也是统一供应的——没有猫腻。而马呢?马的饲料可是一笔大买卖,在哪儿买,买多少,里面猫腻大了去了。当上了坦克联队长是没有办法,普通联队长对坦克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日本海军是上层腐败(订购军舰的“西门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而日本陆军则是从中层开始就腐败了。
    “宇垣裁军”意图用节约下来的经费添置新武器,但是后来发生了经济萧条,财政发生困难,因此这一设想也未实现。史上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基本上还是用日俄战争时的旧武器作战。不过,由于苏联远东地区和中国的军备尚未完善,日本陆军衡量自己的军备,不仅产生了优越感,甚至开始考虑关闭1/4的兵工厂,并大量裁减兵工厂的职工。以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大阪火炮工厂为例,其职工从一战结束时的1.5万人裁减到了1925年的2500人,实际削减了5/6的规模,大量军备订货被取消,甚至用炮弹壳做成花瓶和饭盒出售。
    另一方面,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经费已经确实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费用超过预算就立即砍掉,以致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此外,由于预算紧张,在整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的士兵在演习时甚至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卖回兵工厂。华盛顿会议之后的整整10年中,这一习惯在日本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致“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地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那些黄灿灿的弹壳。
  进入30年代,若槻礼次郎内阁的“陆军三长官”,南次郎任陆相,金谷范三任参谋总长,都出身于跟“长州阀”携手的大分阀;而训练总监却是为反“长州阀”的荒木贞夫。若槻礼次郎垮台后,出任首相的斋藤实,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所促成,也就使得荒木贞夫在新内阁中转任陆军大臣。
  当时的重臣领袖为西园寺公爵,首相的产生,首先由西园寺推荐,已成不成文法;“萨、佐、土系”的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宪兵司令秦真次、陆军省次官小畑敏四郎,及另一次官“长州,大分系”的小矶国昭,要求荒木向西园寺表达绝对反对政党内阁的意愿。但当西园寺与海军名宿东乡元帅商议首相继任人选时,东乡认为“国本社”领袖平沼骐一郎最适宜。不然,曾任朝鲜总督的资深海军大将斋藤实亦可,只有萨摩出身的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不妥。因为1913年山本组阁时,修改了军部大臣任用的范围,不限于现役,预备役的将官亦可起用。这一来限制了军部的势力,所以在十几年后,由山本再次组阁,必遭陆军强烈反对,酿成风潮,自是不妥。
  西园寺当然想维持政党内阁,难得东乡提出平沼,再好不过。当即上奏,提出平沼与斋藤,请求选择。昭和天皇却只提出7点“希望”作为抉择的标准。其中第6点,为“崇高之人格”、“拥护宪法”、“外交应以国际和平为基础”等,两人都能符合要求;只有第4点,也是资格上最重要的一点:“接近法西斯者绝对不可。”而平沼的“国本社”,标榜“国粹主义”,其实就是法西斯;因而“大命”降于斋藤实——如果不是荒木有那种强烈的表示,斋藤实不可能成为首相候选人,亦就不可能成为首相。即由于这间接拜荒木之赐的一个观念作祟,使得朝野一致期望于斋藤的“振肃陆海军军纪”,竟成定话。荒木贞夫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最有权力的一个陆军大臣,他曾向近卫文麿表示:任何人皆可组阁,只要符合军部的要求。
  就荒木本人来说,既然连“国之大老”的西园寺公爵都必须尊重他的意见,足见权力基础已经稳固,因此大刀阔斧地整理人事,也就是排除异已,除了小矶国昭以外,陆军重要职位,都为“佐贺左肩党”及萨、佐、土系的将校所盘踞;真崎甚三郎转任教育总监,而参谋总长则必然是倾向于“皇道派”的闲院宫载仁亲王。
  此时“长州阀”的势力已渐式微;而南次郎与金谷范之出身“大分阀”,自知力薄,况在各方备致责难声中,一定斗不过荒木贞夫,那就只有委屈求全了。荒木入阁担任陆相,大排异己,终于结束了“长州阀”主宰陆军60年的局面。
    虽然千辛万苦才打倒了“长州阀”,但是“皇道派”却又面临一个新的强大对手:“统制派”。

    注释:
  ①宇都宫太郎:佐贺县人,日本情报巨头,是与桂太郎,仙波太郎并称明治“陆军三太郎”之一,晚年主要是为对抗山县有朋的“长州阀”势力,创立了一个“佐贺左肩党”。骨干有福田雅太郎(陆大9期,1921年晋升大将)、武藤信义、林铣十郎以及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等。他们都是宇都宫着力培养出来的,日后所谓的“皇道派”全是他的徒子徒孙。后来依附上原勇作元帅,成为反长州的重要势力。田中义一死后亦与宇垣一成作对,成为昭和初年陆军的强权力量。武藤、上原死后,真崎和荒木成为领袖并将其发展为“皇道派”。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5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军部法西斯主义
  1921年10月,深秋的德国旅游胜地、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当时日本军部派了四名陆军少佐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四人是:永田铁山(陆大23期),小畑敏四郎(陆大23期),冈村宁次(陆大25期),东条英机(陆大27期)。
  其中前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彼此就是好朋友。该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相互亲昵称呼“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
  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均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被称作该期的“三羽鸟”,即最优秀的三人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的这一期学生可谓“人才辈出”,不少人后来成为左右日军、乃至日本政坛的中坚人物,因而在战前日本军事教育史上作为“范例”,被夸赞为“荣耀的16期”,以向世人和投考者展示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训练“成果”。
  在16期士官学生中,史上晋升到陆军大将军衔的有4人,即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前三位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一提起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大捷、重创坂垣师团的第21旅团,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位骄横的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他最高官职曾任日本陆军大臣,是日本战败后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土肥原贤二是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炮制“满洲国”等阴谋都少不了他,西方报纸称这个阴险神秘的人物为“东方的劳伦斯”,作为甲级战犯他自然也未得善终,于1948年12月23日被送上了绞刑架。而提到安藤利吉的名字,中国大陆人民就不太熟悉了,但祖国宝岛台湾的抗日志士说到他莫不咬牙切齿。他是驻台日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为维持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建立的对台统治效了最后一分力,采取过残忍至极的镇压手段。战后不久,他作为待审战犯被解送到上海,1946年4月,此魔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一死,向曾经的同窗现又同囚的冈村宁次托付完后事后,在班房中服毒自杀,为天皇彻底“尽忠”去了。
  瞧,这些人就是战前日本陆军、甚至包括今天某些日本军事历史学家洋洋得意引为自豪的“荣耀的16期”!
  当然,这一期的士官生中没有爬上大将高位者是大多数,但除了极个别的人因病伤退役或早早入了靖国神社的灵位之外,几乎在终战前都是日军大佐以上军官,况且他们大都在日军基层,往往是直接带兵侵略和屠杀别国人民的操刀手。
  在所谓“荣耀的16期”中,被“陆士”教官们公认为最优异的“三羽鸟”是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永田和冈村于1932年同时晋升少将,而且前者在1934年就已成为了很有实权的军务局长,“统制派”的核心人物,被认为是未来的陆军大臣人选。但此人命薄,于1935年8月12日被“皇道派”军官刺杀身亡,时年51岁。“三羽鸟”中的另一只鸟小畑敏四郎虽晋升为陆军中将,但后来总是做闲差没有什么实权,自然终其一生也就与大将之职衔无缘。此人虽有些歪才,但小肚鸡肠,当同期“三羽鸟”之一的冈村宁次升至大将,做了统率数十万部队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耀武扬威于侵华战场时,无所事事而赋闲在家的他,竟嫉妒得宣布与冈村绝交,害得颇有“雅量”的冈村虽屡屡相邀而不得与他晤面。
  不过此时是1921年10月27日清晨,尚未翻脸的冈村和小畑一起乘火车离开柏林,于晚上10点多钟到达了德国的南部小城巴登巴登。这时,如约来此的永田铁山正在车站里等着他俩。他们三人聚到一起,自然分外亲热,互相问候后便一道住进了当地最豪华的斯捷法尼宾馆。
  三人的核心是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他以优异的服务,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即使是他,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人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共产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可怜的半盲人,戴上眼镜又似凶猛的猫头鹰,最崇尚像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者。
  巴登巴登是莱茵河上游有名的温泉城市。德国帝制时代,这里聚居着许多王侯贵族,是个吃喝玩乐的旅游胜地。冈村他们投宿的斯捷法尼宾馆,也是第一流的:宽敞的房间,精心的室内布局,高大的衣柜,精致的装饰灯,豪华的浴池等等,处处都遗留着德国全盛时期的气派。
  他们三个陆军士官学校在校时期的“三羽鸟”,之所以从不同地点相约跑到这里,其实是以游览为名,避开其他日本军官的视线,在这里密谋所谓“改造”日本军队的“宏伟大业”。对此,冈村宁次在战后一次与别人的谈话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10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
  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冈村宁次的这份自供状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这个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对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山县有朋开始的‘长州派’执掌军队的局面激愤已久,他们要在军队中不断地晋升,必须要结成自己的团伙,才有力量清除这种人为的障碍。二是冈村等人通过在欧洲的考察,已经意识到今后的战争,对一个国家来说,必须采取全国总动员体制;而要顺利实现这种体制,就要加强军队与政府、军队与国民之间的“协调”和“团结”,日军上层领导随着甲午、日俄等战争的胜利,愈加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是妨害这种“协调”和“团结”的因素,所以冈村他们要下决心‘扭转”。
  冈村他们计划以自己这“三羽鸟”为核心,吸收志同道合的其他少壮军人,在各自的工作职位上酝酿并促成军内的改革。至于国家改革、满洲“问题”之解决等等,是下一步的事情,他们首先要实现日本陆军自身的改革。这就是有名的“巴登巴登盟约”的主要内容。
  “三羽鸟”为实现自己的狂妄野心,订立了这宗攻守同盟后,冈村宁次又跑到正在莱比锡的东条英机那里密谋。东条英机本来是比冈村低一届的“陆士”第17期毕业生,但由于其父东条英教是日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他也跟着沾光,一群趋炎附势的小军官唯他马首是瞻。冈村知道抓住了他,也就抓住了大部分第17期毕业生。
  这样,“巴登巴登盟约”以“陆士”第16期毕业生为主体,有部分17期毕业生参加,力量一下子壮大了起来。到了昭和时代,随着他们职务的不断升迁,在日本政界和军界里纵横捭阖、翻云掀浪的能量也越来越大。
  巴登巴登聚会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秘密集会,“三羽鸟”和东条英机从不属于“长州阀”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11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但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四名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
  小畑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
  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
  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
  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
  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
  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
  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
  中岛今朝吾任第16师团的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残无人道的刽子手;
  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
  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军第10师团的师团长。
  这11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巴登巴登集团”是日本军队中第一个法西斯主义小团体,也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化的起点。
  几名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
    原因就在于:有皇室背景!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兼摄政宫裕仁和宫庭皇族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二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一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象。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鸟”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
  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
  日本天皇本身,既拥有大量的土地(1890年皇室的“御料地”有365万町步,折合约3.6亿公亩,其中大部分是森林;1940年,在皇室的土地中耕地约为4万町步,折合400万公亩),而且在银行、铁路、邮船等行业中拥有大量股份。1899年,全国102个大公司中持股5000股以上的大股东共98名,天皇家名列第一,共持有23万股,占这98名大股东持股总额的10.8%。
  天皇是日本全国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资本家。
  北一辉惦记着天皇的产业,天皇也惦记着他。所以历史上“二二六兵变”失败后,尽管北一辉并未直接参与,也非死不可。
  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能够阅读中文、梵文、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他和北一辉两人一边喝米酒一边争吵闹了一夜,然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两人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
  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涉及。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庭气象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陈旧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的经常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18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意。几乎全部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裕仁小时候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里凝视拿破仑半身像,由未来的昭和军阀集团成员在这里流连忘返了。
  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条件。
  北一辉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间熬成的思想却通过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进讲台下青年校尉的头脑中。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战争呼声》杂志1920年7月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以少壮军官为主的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疯狂,根源于日本社会情绪的疯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热血青年。都想用热血开辟出一条理想的前进道路。但一个人会走入误区,一代人也会走入误区,甚至包括一个民族。导致整个国家转向法西斯的责任,绝不能仅仅归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几个甲级战犯。当俄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实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爱新觉罗王朝,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日本,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军人集会,本为法所不许,但明治时代的敕令中,规定军人为了国防讲习而集会,是可以允许的。利用这个法律上的漏洞,“三羽鸟”回国后,即组织陆军士官学校第15-18期的10多名士官学校同学,包括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等,成立了法西斯组织“二叶会”,重点是反对日军中那些胸无远谋、不接受新事物而误国误事的老将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日军的情况,提倡日军装备现代化。
  由于受到“二叶会”的影响,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1909年5月共毕业418名)至25期(该期于1913年5月共毕业741人)毕业的学生10多人,又组织了“国策研究会”(又称木曜会)。
  1928年11月3日,由铃木贞一中佐主持,在偕行社举行第一次集会,刚就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特地前来出席,并讲述了他研究多年的《战争论》。在12月3日的第二次集会中,“二叶会”的永田铁山等也出席,并就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与“木曜会”联合组成了“一夕会”。这是一个由大、中、少佐级40多名军官组成的军部最大的法西斯组织:
  大佐:河本大作、山冈重厚(15期)、“三羽鸟”、矶谷廉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16期)、东条英机(17期)、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18期)、小笠原数夫、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中野直晴;
  中佐:桥本群(20期)、石原莞尔、横山勇(21期)、本多政材、铃木率道、铃木贞一(22期)、清水规矩、冈田资、根本博(23期)、草场辰巳、七田一郎、北野宪三、村上启作;
  少佐: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25期)。
    “一夕会”以打破“长州阀”为第一目标,首先要使军队“国民化”,陆军人事以陆军大学出身为主。对外主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国内不主张武力革新。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多年封闭的锁国政策为之一扫,有些日本人到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顿觉眼花缭乱,感到处处新奇可学。由于他们的敏感及学用了外国的唯物观点、实干精神,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他们在政治上则主张凡是外国正在实行的新政治主张,都要加以研究或准备仿效。
  苏联“十月革命”后,当时在苏联留学,以后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的宫崎正义,即宣传社会主义和五年计划等政治经济主张。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亦认为:这是解决当前日本社会不平等和现代国家按计划向前发展的最好方法,这些同崇拜天皇、信仰佛教并不矛盾,都是为了造福于人。他曾相信“天皇制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而驻土耳其的陆军武官桥本欣五郎中佐认为,凯末尔领导的1919年土耳其民族革命彻底统一了国家,革除了国家上层的弊端,很值得仿效,因而他回国后即于1930年9月末组织“樱会”和后来的“大日本青年党”,推行对国家上层的改革。
  “樱会”在宗旨书中说:“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执政者们的重大责任”;“他们无视自己的职责,在施行国策中缺乏雄心,毫无振兴大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只是醉心于谋取政权、财物,上瞒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汹汹,腐败已极”;“社会即将沉于污秽的深渊,高级当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资本家不顾大众利益,华族不考虑国家将来,宣传机关导致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凋弊,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派别组织的活动,糜烂文化的抬头,学生的缺乏爱国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义等等”。
  政党行径丑恶,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形成了“党贼”;财团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形成“财贼”;政府依靠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民不聊生,形成“权贼”。
  “三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必须将其打倒。
  怎么打倒?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打破政党政治。必须“实现真正以天皇为中心、有生气的明朗的国度”。总之,军队以外的组织、团体都是有害的,应予排除。“国体明征”就是不惜武力建立陆军独裁统治。
  这个由骨干军官组成的“樱会”虽说是有志者的结社,但实质上是以中央机关的幕僚为中心的组织,从它建立伊始,其动向就受到了军部内外的注目,其核心成员有:
  大佐:重藤千秋(18期);中佐:桥本欣五郎、根本博(23期)、坂田义郎、樋口季一郎;大尉:长勇(28期)、樱井德太郎(30期)、马奈木敬信、田中清、田中弥。
  由永田铁山的“二叶会”开头,整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出现100 多个法西斯团体。参加者从70多岁的退休元帅、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直到士官学校刚刚毕业的少尉官佐。
  “樱会”的创始人桥本欣五郎。被称为“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专门搞政变!他居然在1931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
  桥本欣五郎在土耳其时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俄国人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俄国人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结果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二.二六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秩父宫雍仁亲王在解决“二.二六事件”时与“宇垣派”的代表桥本欣五郎接触,就有此人曾倾向于“皇道派”的原因。
  由于“二叶会”等组织,在军队中灌输上述思想,以及相互在行动上公开或暗中支持、配合,逐渐使日本军队中,产生了更为激进的法西斯势力和封建保守势力的对抗,以致连连发生重大事件,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枪杀了政党的总裁和政府的总理及大臣,结束了按宪法产生中央政府的做法,继而解散政党,逼使日本政府只能按军部的意图行事。  
  其中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团体,是“一夕会”和“樱会”。佐级、尉级军官中所谓有志、能干的“英俊人物”多集中在这两个组织里面。这两个团体云集了“昭和军阀集团”的精锐,日后也成为与“皇道派”对抗的“统制派”的前身。
  “统制派”是为了对抗“皇道派”应运而生的,最早出现的是一个叫“无名会”的组织,发起人一共10名,都是大佐、中佐,为首的是永田铁山,其次是东条英机,影佐祯昭亦在其内。
  “无名会”的本质与皇道派一样,都主张扩张军人势力,改造国家;但手段上不相同,不赞成用流血造反的办法;主张集结军人全体,加以有效的组织,“在一丝不乱的统制下进行”,因而很快地为人称作“统制派”。
  由于军人的职业关系,日本军队法西斯扩张理论多以聚会讲话、策案纲要、以及文章著作等手法表述,内容较为纷繁复杂,相关人物甚多。这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及其扩张理论的基本特征。其中需要作特别介绍的,是“统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石原莞尔及其扩张理论。
  石原1889年出生于山形县,13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其后上完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踏完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全部阶梯,以优异成绩在陆大毕业后担任本校兵学教官,1928年出任关东军参谋。石原还是军中活跃的活动家,是木曜会、二叶会、一夕会等法西斯团体的重要成员。在上述活动中除了炮制各种工作文件还写下了许多理论著作,成为法西斯少壮军人扩张理论的主要代言人。
  石原莞尔,被称为日军“头号战略鬼才”,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军人,在军事理论和战略预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陆大期间对日俄战争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日本取得胜利,“仅仅是建立在侥幸之上”。当时日本所实行的战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敌人屈服的德意对法作战”的模式,“如果俄国再稍加坚持抵抗的话,日本很难取胜”。后来他在汉口时,对战争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将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的想法。
  石原莞尔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学德国期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于战场,促使战略战术产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形式以及军事科学出现了飞跃发展。石原莞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德国。他不仅详细考察了现代战争的实况,而且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了德国军事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汉斯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依此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军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他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和军事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石原莞尔回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1927年他在陆大所写的《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和到关东军后于1929年发表的《战争史大观》两篇文章中。在这两篇文章中,石原阐述了他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的进化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发展,其步调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进步,可以推断战争发展的状态;同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大趋势,可为判断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获得有力的证据”。“战争破坏文明,但同时又是产生新文明之母”。可见,他是把战争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文明各有一个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过去是英国,而现在“正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伦敦转向美国的同时,各种西洋文明正以全速开始向美国集中”。东洋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石原说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为中心,综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国体综合世界所有文明,并给予他们所憧憬的绝对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业”。这很明显是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鼓吹日本应该“尽我们全部所有,无论思想、金钱和武力等,要倾注全部精力进行战争”。石原莞尔始终强调:“在历史已经表明的过去的事实中,战争实际上是世界进化的动力或根基。”
  他接着断言:东西两大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东方文明的火炬正由日本擎着,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原认为,日本和美国将代表各自的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发生这样的战争的时机有三个条件:“1、日本完全处于东洋文明的中心地位;2、美国完全处于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3、飞机能不着陆环球一周。”当这三个条件成熟时,“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即将爆发。石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民族的最后决战,称为‘世界大战’是不妥当的”。这次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世界大战,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也就是日莲(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佛教日莲宗的创始人)在《撰时钞》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即人类宗教信仰的统一,首先必将“于阎浮提(梵语,指人世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斗争”。通过这样的战争,东西文明才能得到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进入“黄金时代”。他要求东方各国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而准备大决战的“苦心”,即为“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人类,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而作战。他强调其结果将决定“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纵有全世界的压逼也不需要害怕。”
  所谓“石原构想”,简要地说就是日本要同美国通过世界大战,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而作为其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确立“以战养战”的基地;第二步威压苏联,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三步由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与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国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石原构想得到了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赞同,成为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导思想。石原构想是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大杂烩。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6 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八)暗杀与政变
  与越来越活跃于政治领域的陆军相比,日本海军在30年代初期相对保持着一种默默无闻的幕后角色。由于日本的头号假想敌变成隔洋相望的美国,因此海军的预算在华盛顿会议之后虽然也受到国力和政策的限制,但在此期间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的预算甚至为其两倍。
    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限制了主力舰的吨位,但是对巡洋舰、潜艇、驱逐舰这些辅助舰艇的数量未作限制,于是几个海军大国争相建造这类舰船。日本海军因不满于主力舰的比例,于是在1922年就开始了建造5艘1万吨级巡洋舰的计划。作为对日本造舰计划的反应,英国开始建造4艘“肯特”级巡洋舰,美国则在1924年开始建造8艘1万吨级“条约型巡洋舰”。
    日本于是再度加码,在1925年改订的五年舰艇建造计划中决定建造10艘1万吨级巡洋舰。英国针锋相对,决定在1926年至1929年间再建造9艘万吨级巡洋舰、7艘8000吨型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27艘驱逐舰和24艘潜艇。美国也不甘落后,计划在1925年1月至1929年12月这5年里,将潜艇数量从51艘增加到102艘,巡洋舰从39艘增加到50艘。新的一轮海军军备竞赛即将开始。
    此时的美国政府受到两个对立集团的严重压力,一个集团要求扩大海军建造计划,另一个集团要求缩小海军建造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柯立芝一方面要求国会通过大量海军拨款,另一方面在1925年提议主要海军国家再召开一次有关的海军裁军会议,以弥补华盛顿条约留下的漏洞,并把这一构想通知了有关国家。英国表示同意,而日本海军内部的阻力比较大,他们不满华盛顿条约的结果,因此不同意再对辅助舰的吨位进行比例限制。法国和意大利也拒绝参加这样一种会议。法国海军参谋部直接干脆地表示,它从未承认自己是三等海军国家、处于同意大利平等的地位,它所拥有的31.5万吨巡洋舰和9万吨潜艇是不可削减的。意大利害怕被迫接受低于法国的吨位,因此也抵制柯立芝的提议,并提出把陆、海、空军的裁军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讨论,拒绝撇开陆军裁军问题而只谈海军军备限制。
    1927年6月20日,英、美、日三国代表在日内瓦聚会,英国试图将巡洋舰的最大吨位由1万吨减至7500吨,这样它就可以在同样的总吨位内建造更多的巡洋舰,以保护大英帝国的贸易通道。英国估计美国需要57艘这样的巡洋舰,日本需要21艘,而它自己则需要70艘。这个提议被美国驳回,美国人还提出了反建议,即美英两国的巡洋舰总吨位应该对等,并保持在25万至30万吨之间。这就意味着,即使按照英国提出的新标准,英国也只能拥有33到40艘巡洋舰,这与它要求的70艘的目标相去甚远。日本则不仅对60%的比例不满,更反对英国在新加坡、美国在夏威夷扩建海军基地。
    由于任何一方都不肯让步,会议完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经过9个星期的相互指责,日内瓦裁军会议于8月24日以完全失败而宣告结束。
    1929年7月,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出任日本首相,重新任命币原喜重郎担任外相。币原上任后试图将田中时期的“积极外交”再度扭转回“协调外交”的轨道上,改善因田中的强硬政策而恶化的日华关系、日美关系和日英关系,并定下了对华政策的三个基调:睦邻友好;尊重中国民族主义;修改不平等条约。但是此时日本的局势已与第一次币原外交时期不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已经被“东方会议”确定下来,并为军部所认可。军部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具备的政治能量,尝到了“独走”政策和“双重外交”带来的甜头,因此无论币原推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如果没有军方的支持,都是不能成功的。
    滨口内阁的藏相是关东大地震后曾经出任过藏相的井上准之助。为了解决每年上亿日元的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刺激出口,井上推行了整顿税制、产业合理化和减少财政支出等措施,来彻底整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处于慢性萧条中的日本经济。然后井上的改革不久就因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横死腹中。
    从1929年10月纽约股市暴跌开始,直到1931年,这期间日本人深深地体会到了“朝不保夕”这句话的涵义。狂涛过后残留下来的日本经济是怎样的残破不堪,可以从这样的数字里窥见一斑。如果以1927年的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31年时日本经济各方面的指数变成了:工业生产73.9,计划资本33.2,企业利润66.0,进口额55.7,批发价格64.7,国民收入69.7,劳资纠纷194.9,佃农争议124.3。
  在大萧条中,日本的中小银行纷纷倒闭,铁路货运量减少20%,日本传统的出口商品生丝大量滞销,10%的商船停泊码头无货可载。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失业者充斥街头,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村贫困之极,将女儿卖给妓院的事情比比皆是。
  1929年大萧条给日本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之一,就是田中内阁时期尚在后台蠢蠢欲动的各种极右势力纷纷走到了前台。经济危机令日本农村更加破落而赤贫,这对出身农民家庭、了解农村困苦的日军青年军官和士兵影响极深,因此以“改造国家”为目的的军队法西斯组织纷纷成立,如海军下层军官的“王师会”、陆军的“樱会”等等。这些组织大多以北一辉的右翼无产阶级暴力思想为宗旨,对内反对滨口内阁的各项缓进政策,策划发动武装政变,建立军部的专政;对外主张彻底改变日本的协调路线,由协调外交变成赤裸裸的侵略。与此对应的是,民间法西斯组织如“爱国社”、“血盟团” 之流也纷纷出现,并与军人法西斯团体合流。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美、英、日、法、意五国于1930年1月21日在伦敦召开了新一轮的海军军备会谈。这次会谈是由美英两国提议召开的,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而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则是一位反对暴力战争的贵格派教徒,两人为新的裁军会议铺平了道路。英国和美国鉴于1927年失败的教训,从伦敦会议一开始就完全协调一致地工作,以求最终达成协议。
    日本方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内定辅助舰艇对美应占七成的比例,这是谈判的底线。以海军元老自居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对此持相同的意见。但是海军省的意见与军令部相反,没有这一比例视为绝对不可更改的目标,认为即使没有达成对美七成的成果,也是可以接受的。朝鲜总督斋藤实、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和宫廷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这几位海军元老也认为达成对美妥协比确保七成更为重要。海军大臣财部彪态度介于两可之间。
    日本陆军对海军裁军问题采取不干涉主义的旁观立场,但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出于争夺经费的目的,也主张达成妥协。元老西园寺公望也是妥协论者,他认为:“索性日本先提出六成也可以,以使列国承认日本为了促进国际和平,在诚心诚意地引导这次会议达成协议。”西园寺还向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打招呼,让他尽可能防止贵族院作出“七成国是”的决议。滨口首相从财政的角度出发,也坚持以达成妥协为要务,因为日俄战争时期向英美财团借下的第二期四厘外债残额2.3亿日元即将到期,需要转为新债,这就需要英美的合作。而且如果谈判破裂,势必重新掀起造舰竞赛,增加财政负担,压迫政府的减税政策。
    由于英国减少了它要求的巡洋舰数量,因此伦敦会议举行得比较顺利。会议在1930年2月中断了两次,法国政府由于财政危机而垮台,日本在2月20日举行了大选。但这两个国家的现政府仍重新掌握了政权,因此其代表也回到了谈判桌上。4月22日,五国终于签订了伦敦条约。
    根据伦敦条约的第三部分的条款,美、英、日三国重巡洋舰总吨位分别为18万吨、14.68万吨和10.84万吨,日本为美国的60.2%;轻巡洋舰的总吨位为14.35万吨、19.22万吨和10.05万吨,日本为美国的70%。巡洋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三国驱逐舰总吨位为15万吨、15万吨和10.55万吨;潜艇吨位相同,均为5.27万吨。
  条约的第一、第二部分规定了三个海军大国减少主力舰的数量:美国减少3艘 ,英国减少5艘 ,日本减少1艘,但同时规定可以各将一艘废弃的主力舰改为训练舰。另外,新主力舰的建造被继续冻结6年,即直到1936年之前,各海军大国将不再建造新的主力舰。
  总的来看,伦敦会议前日本海军军令部确立的三大原则,即辅助舰总吨位对美七成、大型巡洋舰吨位对美七成、以及潜艇总吨位7.8万吨,在伦敦条约中都没有达到。尽管军令部对此表示了不满,但是滨口雄幸和海军省的首脑认为,缔结条约是政府的权限和责任,军令部的意见虽然可做“参考”,但无权置喙签约问题,于是在伦敦条约上签了字。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军令部长的意见上奏天皇,政府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天皇的统帅权。
    这场所谓“干犯统帅权”的争斗随即演变为日本政界的一场乱战。首先,海军军令部同海军省产生了严重对立。早在华盛顿条约之后,日本海军就分裂为拥护条约的“条约派”和反对条约的“舰队派”两大派系。前者大多集中在海军省和军务部门中,代表人物包括签订《华盛顿条约》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以及谷口尚真、米内光政、崛悌吉、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井上成美等人,主张对美协调;后者包括加藤宽治、末次信正、石川信吾、高桥真吉以及军令部和舰队中的其他一些强硬派、少壮派人物。
    此外,在反对伦敦条约的斗争中,政友会和枢密院也站在军令部一边。政友会干事长森恪为了迫使民政党内阁辞职,暗中积极地作军令部和枢密院的工作。由保守贵族组成的枢密院在废除条约、打倒内阁这一点上和军令部是一致的,但是两者却在互相利用:军令部希望枢密院作出废除条约的决定,而枢密院则根据军令部的强硬程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希望军令部先表态。
    接着,元老西园寺公望又突然插入枢密院与内阁之争,批评了枢密院的“积年的弊端”,威胁说要奏请天皇罢免枢密院议长和副议长,对枢密院实行改革。在西园寺的威胁下,枢密院最终发表了无条件批准伦敦条约的意见。此后的形势急转直下。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愤恨交加,单独上奏提出辞呈;军事参议官会议主席冈田启介试图安抚,但劝不住加藤,海相财部彪也只好跟着辞职了。
    11月2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伦敦条约的批准书,军令部的强硬派就想用预算问题来倒阁。但冈田启介再度出面调停,让1931年的财政预算增加到了不至于使内阁倒台的最大限度。根据计算,由于签订了伦敦条约,政府在此后6年里可以省下5亿日元的财源;为了安抚海军,井上藏相将其中3.74亿日元拨入了海军的扩充计划,剩下的1.34亿日元成为政府的减税额度。11月12日,内阁预算会议批准了大藏省与海军之间的妥协案,这样,因伦敦条约而引起的政治对立勉强得到了解决。
  《伦敦条约》引起的动荡刚刚结束,两天之后,滨口雄幸首相率内阁成员动身前往冈山县视察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火车站第4站台遭到狙击,身受重伤。刺杀滨口的凶手是右翼的所谓“爱国青年”佐乡屋留雄,刺杀首相的原因是他签订了“卖国”的伦敦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作案用的手枪原来的主人是川岛芳子的弟弟金宪开,他在日本的别府被军阀张宗昌派人暗杀,川岛芳子遂将这把手枪作为遗念物送给了极右翼团体“爱国社”的干部岩田爱之助。佐乡屋被判处死刑,但后来遇到大赦而减刑。滨口因伤口恶化,在次年的4月14日死去。
  刺杀滨口雄幸是此后昭和年间一系列暗杀和军事政变大动乱的开始。
  1931年春天,以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和陆军“樱会”的发起人、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大佐为首,策划“三月事件”,企图趁乱推举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就任首相。如前述,因宇垣的投机和临阵退缩而失败。
  宇垣这样的陆军中枢要人参与了政变密谋,而政变流产后竟然弃之不顾,这对陆军内部的激进派军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结果就是促进了陆军激进派“用直接行动改造国家”的趋势。桥本欣五郎对“这帮陆大出身的见风使舵的发迹者”感到失望,认为将官优柔寡断,要干还得自己来,于是联合陆军下级军官的“天剑党”、海军的“王师会”,以及民间右翼过激分子,在东京青年馆集会,决定暗杀西园寺公爵、内大臣牧野仲显、首相若槻礼次郎等十几个要人。“樱会”的长勇中佐尤为热衷。他本已奉派为日本驻华武官,居然由北京潜回日本,与桥本策定了起义——所谓“蹶起”的计划:
  一、陆军:出动步兵10个中队,机关枪2个中队,飞机3至4架,军官约120名。
  二、海军:出动“拔刀队”10名,轰炸机13架。
  三、民间人士:大川周明、西田税、北一辉参加。
  四、预定在10月21日,袭击内阁会议的会场,杀死若槻首相及各大臣;占领警视厅和电台、新闻、通讯机关;包围陆军省、参谋本部;制裁反对派。
  五、由东乡平八郎元帅入宫上奏天皇,命荒木贞夫组成军人内阁。
  六、新内阁成员是:
    荒木贞夫中将任首相兼陆军大臣。
    建川美次少将任外务大臣。
    桥本欣五郎中佐任内务大臣。
    大川周明任财政大臣。
    长勇中佐任警视厅总监等。
  结果由于坚决反对此一计划的根本博、田中清、影佐祯昭的告密,于10月6日深夜由陆相南次郎及次官杉山元下令“拘束”桥本等12人。处分是等于“禁闭”的所谓“谨慎”。首谋桥本“谨慎20日”;其次是长勇,潜行回国,参加叛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主张处以极刑,而最后只是“谨慎10日”——实际上是给了10天到20天的第一等供给的特别假期;被“谨慎”在东京近郊的料亭中,有最好酒馔及最有名的艺妓相伴,帐单由陆军省照付。
  这就是号称“昭和维新”而胎死腹中的“十月事件”。这样一件可以动摇国内的大事,结局形同儿戏。受了一场虚惊的若槻礼次郎及其内阁成员,自知无法控制局势,又不敢与这些拿刀动枪的“帝国不肖子孙”去较量,遂于12月11日提出内阁总辞职。 
  同年12月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继若槻之后出任总理。此时军方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速增强,他们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在加剧。
  犬养毅出任首相后,便宣布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以稳定金融;实行支援战争的财政政策,加强对革命力量的镇压等。但这些并不能取得军方的谅解,军队还认为他们远征国外背井离乡、牺牲流血,埋尸山野,竟成了政党、政客获得政治地位的工具,因而对政党、财阀越发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很快扩展到社会上的劳苦阶层。
  “十月事件”虽以失败告终,但佛教法西斯组织“护国堂”头目井上日召和海军的下级青年军官仍想采取恐怖行动,并向“皇道派”的头目发出了呼吁。然而“皇道派”军官领袖西田税对新出任陆相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抱有希望,因此没有理会。这些组织遂独自采取了恐怖行动。
    1932年2月9日,“血盟团”的人刺杀了民政党的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准之助,接着又在3月5日刺杀了支持犬养内阁的三井财阀最高负责人团琢磨,制造了“血盟团事件”。
  随着社会上枪杀财团人物之后,日军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了“杀尽佞臣,打倒政党、财阀”、“消灭特权阶级,建设维新的日本”等口号。
  3月底,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等人勾结“爱乡塾”、“柴山塾”、“神武会”、“天行会”等民间右翼组织,制定了刺杀犬养毅首相、推翻犬养内阁的政变计划。参与起事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候补军官分成四组,分别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部门,得手后由荒木陆相出面收拾残局。
  1932年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熙来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这时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激动的一刻。一天劳作下来,人人都有种解脱重负的轻松感,有一种奔向舒适、安逸家中的急迫感。整座东京陷入了人潮涌动的高峰之中。
  春日如火的夕阳洒向了整座城市,染红了大街小巷,染红了一幢幢日式建筑的屋顶。富丽堂皇的日本首相官邸沐浴在春日美丽的晚霞中,四周的花卉绿草五彩缤纷,生机盎然,整个官邸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落日将尽,但首相官邸却从宁静中被惊醒!
  5月15日下午5时30分,海军中尉三上卓(即“二二六事件”中兵变官兵高唱的“昭和维新之歌”的作者)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服。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配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照习惯,进屋脱鞋。
  但参与政变的其他各路人马未能得手,“爱乡塾”破坏东京各变电站、制造混乱的目的也没成功。参与政变的主力部队被迫向宪兵队自首,“爱乡塾”头子橘孝三郎和向政变部队提供武器的大川周明也被逮捕。史称这次未遂政变为“五.一五事件”。
  “五一五事件”首开军人暗杀在任首相的纪录,令日本举国震惊。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在军法审判中,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中尉对法庭说: “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毅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要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三上卓大声在法庭上说:“我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开第一枪的黑岩勇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万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万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至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日本的法律当时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情绪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作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面对军部越来越不安分的局面,西园寺公望事后对亲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关于对军人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也有过错。在欧洲列强国家,平时军人有很多事情要干,比如在非洲的深山、印度的荒远地区等,平时也不断发生类似战争的军事事件。军人一生从事那些军事行动,做了很多工作后,可获得功勋,因此军人活动的舞台和机会并不少……然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国土狭小,没有那么多的殖民地,因此根本没有军人建立功勋的活动舞台,而近年来裁军的形势日盛。只顾节约经费,这就有点过于压迫军人之嫌了。小孩有小孩的心理,在大人看来好像没必要买那些毫无用处的玩具,但对小孩来说,玩具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军人和这个道理相同,既然有军人存在,就应该把省察军人的心理作为一项重要事情,稍微等闲视之,便会引以为憾……”
   “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右翼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并不满意新建立起来的与政党分享权力的“中间内阁”,继续策划暗杀阴谋。事变之后两个月,日本警视厅发现了一个企图暗杀前首相若规礼次郎的计划,8月又阻止了一起暗杀斋藤首相的“神兵队”阴谋。
    1933年7月,警视厅逮捕了“爱乡塾”、“大日本生产党”等秘密组织的44名恐怖分子,当时他们正准备暗杀内阁所有成员和元老、重臣。经过审理,警视厅发现了隐藏在这一暗杀行动背后的更大阴谋——杀死天皇!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动得到了军人的支持,他们计划在暗杀成功之后废黜裕仁天皇,甚至将其置之死地,而将亲法西斯的皇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推上宝座。由于这一案件涉及到皇室内部的斗争,警视厅未敢认真审理,便以“阴谋的参与者均是出于爱国动机”为由将他们统统释放。
   从政治后果来看,“五一五事件”最大的历史影响是宣告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寿终正寝。从此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再也没有出现过政党内阁。“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最后一丝痕迹被军部抹得一干二净,政府成为军部的傀儡,而军部本身已经成为决定日本政治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由军部的缔造者山县有朋公爵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这个小小怪物,在其死后终于成长为昭和时代的一个巨魔,再也没有咒语能将其制服。
  随着“皇道派”荒木贞夫中将出任犬养毅政府的陆军大臣之后,日军中以天皇为中心、鼓吹反苏反共、提倡恢复日本的固有精神和进行复古的“皇道派”就更加得势,从而与以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为中心,主张确定国策应有科学根据的“统制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皇道派”在人数上,在领导位置上,以及在群众中的影响等方面占据着优势。由于这两派的明争暗斗以及在政策上与其政府的矛盾,终于引起了更大的事件。
  “统制派”的发展很快,一方面固因在理论上较“皇道派”的动辄主张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来得易于为人接受;一方面再以因缘时会,在统制派出现不久,作为“皇道派”第一首领的荒木贞夫,因病辞职,给了统制派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继荒木而任陆相的是朝鲜总督林铣十郎,他是“国外先行论”的巨头,与“皇道派”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以“皇道派”首脑、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跋扈,对陆军人事多所干预。因此林铣就任之初,仅能将永田铁山一人调任为军务局长。
  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在制订日本全国“统制化”的计划时,需要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知识,因此统制派幕僚曾向官僚、财界和学者求援,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接触。永田铁山就是这个接触网的中心人物。可以说,他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1934年10月,在“统制派”控制之下,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的课员池田纯久中佐(陆大36期)起草了只有薄薄50页的《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通称为“陆军小册子”,全面阐述其建立“一元化综合统制”的法西斯政治要求。
  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史上,能够比肩成为法西斯纲领性文件的,只有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与“陆军小册子”。北一辉的《大纲》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开端,而陆军小册子则是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
  《陆军小册子》。起到了统一法西斯“革新”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作用。“陆军小册子给当时的国民舆论带来重大转机,这就是从个人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小册子出版的当月就发行二次,共21万册;次年2月又第三次发行,数量更多;各报大加转载、报导,等于发行了1000万册以上。其散布之广,影响之大,为日本国内所罕见。
  “陆军小册子”的发表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转轨的完成,更是军部法西斯扩张理论的系统表述。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接着又有阐释:“战争是一种刺激,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是各个生命的生存发展、创造文化的动机。”陆军小册子的基本内容有:一是实行“积极军备,”建立“足以支持国家积极发展的武力;”二是消除自由竟争,建立统制经济;三是安定后方,尤其要救济农村,“使士兵无后顾之忧”;四是实行精神统制,“对于建国理想和皇国使命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彻底发扬尽忠报国精神”,“培养舍己献身的崇高牺牲精神”,铲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五是“创建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构”,促进各项国策的实施。
  陆军小册子内容最简要的表述是:“对国家全部活力实行综合统制”。按照这种“一元化综合统制”建立起来的体制,当年称之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它实质上是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而建立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
    控制了军部以后,为保持军队上下一贯的统制、争取合法掌握政权,“统制派”不断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 ”为由免去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到了1934年,陆军定期调任,林铣十郎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及军事参议官渡边锭太郎的支持之下,开始发动“肃军”,首当其冲的是“铁杆皇道派”的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及宪兵司令秦真次;1935年7月,林铣十郎拟在8月的定期人事调动时,将“皇道派”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免职。对此,真崎极度不满,认为这是林有意为难“皇道派”。
  关于高级将官的人事调动,按1913年陆军内部规定,须由陆军三总长,即: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的协议,然后由天皇降旨公布。
  林为了强行更换真崎,于7月15日召集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参加的“三总长”会议,会上由于载仁的同意,形成二对一,逼真崎辞职。
  罢免真崎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暗中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不满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常识都没有”。
  真崎将以上情况传给“皇道派”成员,结果社会上的村中孝次(原为军人)、西田税、涩川善助等人借机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林铣十郎居然敢于撤换由天皇亲自任命的高级将官,这是藐视天皇,是侵犯了天皇统帅权的军阀行为。并指出这一主张是出自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不久,林铣十郎大将因受到“干犯天皇统帅权”的指责而辞职。1935年9月5日,由川岛义之大将继任陆相。
  经这样散布后,日本军队中及社会上的“皇道派”开始闹事。
  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第5师团第9旅团第41联队附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的陆军省,要求永田辞职,遭到拒绝。当他返回福山后,接到了调往台湾的调令,被激怒了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8月12日,他再次返回东京,身佩军刀,直接闯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当时,永田正在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会谈,见相泽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相泽并不答话,而是直接抽出军刀,向永田劈去。永田敏捷地避过了这一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精通剑术的相泽并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的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其钉在门板上,结果了永田的性命。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很难看,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准备下楼再去买顶帽子,直到这时才被闻讯赶来的宪兵抓住。
    刀劈永田铁山的事件令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为永田举行的隆重葬礼上,裕仁还令宫内省送去鲜花。
  审理相泽这宗案件因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其调查自然也延长了较长时间。1936年1月28日开庭后,法庭即受到多方面的压力,除军内的激进分子“皇道派”之外,此时社会上与“皇道派”,以及与相泽有共同思想的个人、团体等开始明朗化,进而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如有的为相泽筹募诉讼费用,有的为相泽提出减刑要求等等。“皇道派”认为应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进行斗争,以联系、组织有志的青年军官,揭露元老、重臣、政界、财界、军界的腐败现象,以宣传维新的必要性,并扩大昭和维新的队伍。
  在审判过程中,五位法官对他都很小心翼翼,允许他利用证人席攻击政治家以及财阀(如三井和三菱)的腐败。相泽承认犯了谋杀罪,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的一名光荣军人的职责。他提出改革,以散文般的夸张口吻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备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这些状况启发了他要谋杀——要“下克上”。
   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地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相泽出现。”
  永田事件之后,统制派幕僚军官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935年12月趁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把第1师团长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命令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远东。
  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公审相泽中佐后,皇道派少壮军官分析了形势,认为公众舆论对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1师团将在3月开赴远东,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集团骨干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真崎对来者的意图甚为明了,因为有秩父宫雍仁亲王的亲临东京坐镇作后台,也改变了犹豫不决的态度,爽快地答应了支持。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二二六兵变”那一幕……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7 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红星照耀下(苏联番外篇)

    一、国家与革命
  “最近我常常想:我们把多么伟大的国家丢了。这个国家叫做苏联。这是一个又伟大的又独立的国家,它可以不管别人决定自己的政策。当时没有失业,没有恐怖主义,没有民族冲突,人们的交往很容易理解,感情真实。”——某俄国博客。

  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联,与一年前成立的奥斯特马克联合帝国,成为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两个重要事件。加上同一时期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在沙俄、奥匈和奥斯曼三个古老帝国的躯体内,诞生了三个新的强大的国家!
  一切要从“十月革命”讲起。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上午10时,列宁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俄国公民书》,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向全国广播。当晚21时45分,随着“阿芙乐尔”号上的一声炮响,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为“十月革命”司令部的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在一条条走廊上情绪激昂的人群川流不息。每个房间里都是热气腾腾的场面,但是热情最高、情绪最热烈的,是在楼上走廊拐角的地方。在那里最末的一个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举行会议。有的人已经疲惫不堪了,然而还在顽强地应付着那些前来要求解释问题、听取指示、提出种种要求和申诉的人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压力。
  如果卷进这个漩涡,那就能从四面八方看见一张张非常焦急的面孔,和一双双要求取得某项指示或某种委任书的手。
  一些重大的任务和任命就是在这里决定的。打字机当场就哒哒不停地打下口授的文件,随即把文件摊在膝盖上用铅笔签署。一个幸运地获得了任命的年轻同志,拚命地驾着汽车飞也似地消失在黑夜里。而在最末的那个房间里,有几个同志坐在桌旁,犹如一道道电流似地把自己的命令发给全国各地的起义城市。
  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件了不起的工作时,不能让人不感到惊讶。自己至今仍然认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的日子里的活动是人的精力的一种表现,它证明了在革命的心灵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而当这颗心灵在革命惊雷的召唤下,它又能干出什么事来。
  晚上,在斯莫尔尼宫的白厅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前来开会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那吋群情激昂,尽管冬宫周围的战斗还在进行,时而还传来极其令人不安的消息,但是没有出现丝毫的慌张。
  ”没有丝毫的慌张“,是指布尔什维克而言,是指代表大会上赞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极大多数人而言。相反,凶狠、窘迫,焦躁的“社会党”右翼分子却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会议终于开幕的时候,大会的情绪就完全明朗了。布尔什维克的演说受到了人们欣喜若狂的欢迎。大家怀着热烈赞叹的心情,听取前来报告冬官周围战斗真实情况的年轻水兵们的发言:苏维埃政权终于进入了冬宫,资产阶级部长们被逮捕了——这一盼望已久的消息,受到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
  列宁如鱼得水,他愉快地不停地工作,已经在一个角落里草拟了新的政权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这些法令将成为本世纪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篇章,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即使在这个架空的时空里,1917年的革命也未有什么变化……但是此时此刻,一名31岁的年轻英雄正在逐步前进,默默地登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暴风雨就要来了!”
  1918年夏季的察里津保卫战,是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也正是这次激战,改变了本时空苏联的历史。
  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流域下游,是大规模的铁路枢纽站和水运枢纽,这些路线把东南地区与俄国在东欧的主要区域连接起来,当时苏俄政权需要的粮食几乎全部从这里运来的。守住东南部的这个枢纽,是当时苏俄的最重要任务。
  苏俄政府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把斯大林派到察里津去,斯大林被任命为负责俄国南部粮食的特命全权总领导人。经过斯大林铁腕整顿,察里津市的工兵联合党一致团结起来反击敌人,地方组织的混乱和松弛现象消除了,阶级敌人的反抗也被镇压下去了,满载粮食的军用列车开往了莫斯科。
  察里津的保卫力量非常有限,只有由工人赤卫队、哈萨克劳动人民团队、农民和前沙皇军队复员的士兵所组成的武装部队。军队组织不健全,装备也很差。就在此时,由3万名英勇的、久经沙场的和忠于革命的战士所组成的集团军,在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从顿巴斯经过英勇的战斗行军来到了察里津。7月19日,在取得列宁同意后,组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察里津前线军事委员会,伏罗希洛夫任前线指挥。
  白俄军依仗骑兵优势,于7月底攻占了托尔戈瓦亚和大克尼亚热斯卡亚两镇,从而切断了察里津与北高加索的联系。白俄菲茨赫拉乌罗夫将军的集群夺取了叶尔佐夫卡和皮丘任斯卡亚,在察里津以北逼近伏尔加河,破坏了察里津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随后,马蒙托夫将军的骑兵集群在中央方向前出到察里津近接近地。苏俄军队依托筑垒阵地,运用炮兵,尤其是装甲列车的炮火,于8月20日以突然突击打破了敌合围正面,解放了叶尔佐夫卡和皮丘任斯卡亚。
    但是,亲临一线指挥作战的斯大林同志在激战中,不幸被白俄军中的德国雇佣兵所操纵重炮发射的炮弹击中,光荣牺牲!
    苏俄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被紧急派往察里津,接替斯大林的职务,与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一同指挥苏俄军队全线反击,取得了察里津保卫战的伟大胜利。白俄军被赶到顿河右岸,死亡和被俘约12万人。为了纪念,1925年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随后,苏俄军在伏龙芝的率领下转入反攻,第25师的师长恰巴耶夫(即夏伯阳)是先头部队。苏俄红军先后攻占乌法、乌拉尔,击败了捷克军团的叛军。11月14日,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将高尔察克赶到了伊尔库茨克。但是高尔察克在协约国干涉军特别是日军的援助下,站稳了脚跟,随后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与苏俄对抗。
    在察里津、阿斯特拉罕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基洛夫声望剧增,成为苏俄南方战线的革命领袖。
  虽然苏联在干涉军的干扰下不得已损失了部分欧洲和远东领土、产生了波兰、远东共和国这样的独立国家,但总体革命形势大为改观,在同盟国尚未解除的威胁下,协约国“加紧干涉,靠本身军队消灭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遭到破产。
  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从劳动人民中间,从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中间,从原来旧军队的下级军官、军士和列兵当中提拔了一些人当司令员和指挥员,他们在战场上都表现了英雄主义和高超的战斗技能。其中有:阿津、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巴拉诺夫、别洛夫、布利诺夫、布柳赫尔、布琼尼、沃斯特列佐夫、加伊、戈罗多维科夫、格里亚兹诺夫、杜缅科、德边科、日洛巴、季诺维耶夫、卡希林、基克维泽、科托夫斯基、古比雪夫、库佳科夫、梅利库莫夫、帕夫洛夫、帕尔霍缅科、普里马科夫、谢佳金、铁木辛哥、法布里齐乌斯、费季科、夏伯阳、绍尔斯、亚基尔以及其他许多人。
  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伏龙芝成了一位卓越的统帅。
  各舰队和区舰队的舰艇、各海军陆战队绐在江河、湖泊和滨海一带作战的陆军以巨大帮助。海军的科扎诺夫、马尔金、帕什金、斯米尔诺夫、斯塔维茨基等人,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表现了高超的军事技能。
  俄国旧军队的军事专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党和苏维埃政府把最有才能和最可靠的专家提拔到最重要的岗位,如总司令瓦采季斯和卡缅涅夫;方面军司令员吉季斯、叶戈罗夫、叶戈里耶夫、瑟京、图哈切夫斯基、绍林;司令部工作人员列别杰夫、佩京、拉泰尔沙波什尼科夫等;集团军司令员瓦西连科黑克尔、科尔克、列万多夫斯基、梅热尼诺夫、米罗诺夫、纳杰日内、帕尔斯基、乌博列维奇、艾德曼等;海军领导人员有:阿尔特法特尔、贝伦斯、维克托罗夫、加列尔、泽列诺伊、涅米茨等。
  苏俄红军对沙俄旧军队的成功改造,首要功劳应归功于托洛茨基。
  说起苏联红军的创始人,一般人们熟悉的是斯大林、伏龙芝、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但是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初是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而后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也很少知道一个关于这支军队的基本事实:实际上,苏联红军的奠基者和缔造者,是列夫.托洛茨基。
  很多人看过斯大林时代晚期拍摄、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影片《列宁在1918》,片中斯大林在前线“保卫察里津”,他收到托洛茨基的一个“暗害性”命令后批示曰:“我们不理睬它。人民委员斯大林(签名)”。“人民委员”就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正式名称为“人民委员会”)的内阁部长。
  那么当时斯大林是什么部长呢?影片似乎暗示他应当是管军事的部长,但实际上斯大林当时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托洛茨基则是苏俄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换言之,即红军的统帅。
  但这个镜头还是透露了一点信息:托洛茨基当时是可以对斯大林下指令的。
  犹太裔知识分子出身的托洛茨基本是个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并非行伍出身,“十月革命”前也没有经历过军事生涯。革命前夕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负责人,被推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1917年11月7曰当晚的起义行动总指挥,因此也是军事意义上的“十月革命”领袖。这可以说是他指挥军事的开始。
  不过,这场后来被称为震动了全世界乃至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所谓“十月革命”,当时在首都只是一场数千人卷入、伤亡仅几个人、几乎不流血的冲突,算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即改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德国人谈判和约去了。
  原来,由于沙皇倒台后,从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局一直动荡,先后更换了五届临时政府,冬宫之夜的那场“革命”当时引起的震撼也不大,人们大多把当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看成“第六届临时政府”。当时俄国人普遍认为,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议会(立宪会议)产生。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责怪以前的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夺权后他们果然组织了这样的选举。俄国人都以为这才是国家前途所寄,此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大局未定前的波动,所以不太当回事。俄国因此也相对平静了两个多月。
  不料,布尔什维克在这场他们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得票不足四分之一,惨败给了老资格的民粹派革命者、得到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列宁当即决定取消“政府形式”,于1918年1月5曰派兵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下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接着苏俄和德国签订极其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被反对派指为卖国,协约国列强也乘机以支持对德作战的俄国“爱国者”为由进行干预,俄国于是陷入了惨烈的内战状态。
  俄国革命的大流血时期就是从这时、而不是从“冬宫之夜”开始的。
  对于这场大流血,“冬宫之夜”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以极端的反战宣传来争取人心的。“二月革命”后,主持临时政府的一些党派认为,沙皇倒台后对外战争性质已经从专制者的战争变成了捍卫俄国的战争,因而改变反战立场,成为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作为他们的反对派仍然宣传反战,并以其“立刻就要和平”的宣传来发动当时普遍厌战的士兵。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士兵中得到的拥护超过工人,更超过农民,但这些士兵并不是拥护它去打仗、而是拥护它反战的。在十月武装起义的夺权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波罗的海的水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反战士兵是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1917年俄国的总人口是1.5亿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员达到极致,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人数高达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而且部队的政治参与率高,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投票的5000多万选民中,参加选举的军人有550万,占投票总人数的11%。有的部队投票率高达80%,北方军是71%,罗马尼亚方面军是80%。1917年年底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全俄惨败,但所以还能得到24%的选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军队这个票仓。当时在北方战线军中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达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代表不想打仗的士兵的利益,“使本国政府战败”,“尽快地签订停战条约”是士兵们最拥护的口号,他们最迫切的实际想法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正是他们促使局势急剧“左”转。而在这个动员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发动军队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反对军事纪律,在士兵委员会选举中当选的都是号召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委员会在军中夺权,大批军官被枪杀,没死的也靠边站。军事指挥系统完全瓦解,以至于“十月革命”后出面向交战国建议停战的苏俄“军方”人物是“共和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一时在各国传为笑谈。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士兵中支持率很高,但却是以俄国军队的解体为背景的。尤其是十月夺权后为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争取原先布党几乎无影响的农村地区,布尔什维克给军队放长假,号召士兵(当时多是“穿军装的农民”)返乡动员群众投票,一时军营为空。有这样的士兵支持,冬宫之夜驱散士官生,从而可以使布党成功夺权,但是要让这样的士兵从事战争,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当布尔什维克推翻原来服从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承诺、导致内战爆发后,它就立即陷入严重危机。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赤卫队有4000人,莫斯科有3000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一贯反对“常备军”,认为常备军是镇压人民的。巴黎公社就是以“国民自卫军”(民兵)代替常备军的。实际上,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甚至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种传统思想。他们认为,常备军和平民社会必然相互对立,严格军事训练下的常备军与人民不相容,可能演变成反社会的潜在力量。因此废除和消灭正规军曾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一部分,很多人把任何正规军都看成是反革命的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建立强大的正规军这个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提出过,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1918年1月15曰,在立宪会议被驱散后十天,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革命中的“逃兵领袖”克雷连柯不久就被证明不适于恢复他曾极力破坏的军纪,他很快被调任他职。列宁选中了意志坚强的托洛茨基。3月间,托洛茨基就任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很快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到1919年底,红军人数达到了预期的300万人,共有7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下辖2-3个集团军,共有88个步兵师、29个骑兵师和61个航空中队。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造成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
  建立政委制度,是俄国内战时期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的最大贡献。
  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当局就在军队里设置过政治委员,目的是监督那些懂军事的指挥官,有些类似中国古代的监军。“二月革命”以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为了保证继续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任命过军队的政委。但这些政委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最高司令部的,其职责也不明确,并没有形成制度。
  可以说,托洛茨基才是政委制度的真正创始人。
  在这一制度下,落后混乱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获得了高度的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托洛茨基并且十分精明地下令这一制度从连级开始(这便是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制度的起源),加强了对基层士兵的政治灌输和下级军官的政治监督,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在托洛茨基的天才发明下,布尔什维克最终获得了俄国内战的胜利。托洛茨基的政委制度又随着苏联顾问,以“党代表”形式输出到中国,为国共两党同时仿效。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都离不开这一政委制度。
  托洛茨基的发明,成为缺乏现代传统的落后国家地区建立有效军队的最有效途径。
  托洛茨基的另一天才发明,便是提出“统一战线”,这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目前的主要敌人。共产国际早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也是源自于此,而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法宝。北越能赢得越战的胜利,在南越建立的“反美统一战线”也功不可没。
  作为“红军之魂”的托洛茨基在装甲列车上设立了指挥部,在各条战线上奔驰,很快扭转了内战初期的败局,为红军的组建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内各条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被外界誉为“红色拿破仑”。
  但是 苏军的政工干部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被赋予过与部队军事首长相当的权力甚至最终决定权,但从总体上讲,苏俄红军的政工人员是依附于军事主官而存在、通过对军事主官的影响来开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既不独立也不直接。党对军队的领导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各级军事主官,因此也就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和制约,控制能力不强。
  苏俄红军的政工干部在工作中更偏重于对指挥员的监督和管控,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都不够强。在整个国内革命战争中,红军部队的溃散、哗变、投敌以及违反纪律乃至犯罪的行为都不鲜见,可见这种模式的政工制度还是比较原始和不够完善的,其作用也是相对有限的。以后苏军中更是实行军事长官主导的“单一首长制”,政工人员的作用更加弱化,苏军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几乎无所作为,不能不说与这有一定关系。
  穿越者基洛夫则不同。他主张采取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实行的政委制度,同样是“党支部建在连上”,却属于军政分工合作、各成一体的“双首长制”, 在纵向上联系紧密、上下之间形成了完整有效的政工系统,通过层层设立的党组织来教育和领导全体官兵,这比托洛茨基的政委制度完善、有效得多。基洛夫在南方战线的革命活动,更加完善的政委制度,与托洛茨基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后来逐渐形成了党内、军内的两大势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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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7 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新经济政策
  经过三年苦战,红军终于赢得了内战的胜利。
  参与这场内战的双方都全力以赴,进行了最激烈和最残酷的战斗,大约有110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全国经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农业和工业产品极度匮乏,无数人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路线。他脱离了正统的学说,在1921年的党代会上宣告了“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允许把一部分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中小企业重新私有化,获得了生产和经商许可。这样形成的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导致了繁荣的出现,逐渐改善了这时国号已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居民的生活状况。
  在基本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苏联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两年后基本恢复到了旧俄国1913年的经济水准。但是苏联现代工业还比较落后,钢铁、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汽车、飞机制造、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发电站、自动生产线设备)等等最新的大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如果遇到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苏联以其当时的工业水平和生产能力是不足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虽然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支持,但最究终不敌基洛夫、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的组合。1925年1月,基洛夫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之职,均由伏龙芝接任。192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决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在我们这个时空的历史上,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以此为由头,搞了震惊世界的“大肃反”,搞得苏联国力倒退、科技发展停滞、军队指挥官素质大幅下降,期间囚禁并秘密处决了苏联军中最有远见的图哈切夫斯基……然而在现在的这个时空,“大肃反”并未发生,新的领袖基洛夫以中国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基础,在苏联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
  苏联制订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3-1928)与第二个五年计划(1929-1934),旨在大力发展重工业与军工业、确保苏联国祚之存续。由于以英美为首的协约国方面强力封锁,国联频频对苏联做出极端敌视之举措,新生的苏联几成“红色孤岛”。为此,苏联与尚在恢复中的德国、意大利展开秘密而务实的合作,以“求同存异”为态度,以“互通有无”、发展经济为目的,秘密建立了一个“地下”经济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由当时德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联合钢铁公司”代为设计的,其方案反复参考了该公司旗下各主要钢铁厂的优劣。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引进德国技术设备,雇用德国技术专家,于1927年建成的。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是20年代末由德国奔驰汽车公司援建的新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整套建于德国,再拆运至苏联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制造的,并由德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在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方面,德国供应苏联飞机或飞机零件,并给予技术援助。北德文斯克造船厂的建立更是得到了德国、意大利的鼎力支持。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苏联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同时德国、意大利也借此逐渐摆脱了战后经济危机。而由于本身的孤立主义倾向与强调经济的国策,美国成为了继德、意之后,苏联的第三大贸易国,而由于20年代末美国经济危机的开始,苏联开始吸收美国的工业技术——同时,就像本时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把美国拉出经济危机泥沼的重任也落到苏联的头上了!
  1925年12月,联共(布)党中央第14次代表大会中提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那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力争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在这样的政策方针下,其工业发展的特点是:
  (一)重工业突出。从1926-1940年,其重工业资产增长了28倍,在重工业上的投资占了总投资的50%以上。
  (二)高速。从1926-1940年,苏联工业发展增长了15.7倍,年均增幅23%,其中重工业为25%。
  (三)高积累,低消费,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工业资金。当时的高积累低消费主要体现在提倡全民节约,节省,通过鼓励存款和购买国债等方式吸收和积累社会闲散资金,我国后来的做法也比较接近。通过这一系列手段,使得工业部门利润积累率达40%。
  在农业方面,基洛夫同样实行了历史上的“集体农庄”制度,但并不是为了压榨农村,而是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都是不搞“土地分包到户”,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子。在农业大生产中,集体经济远胜个体经济。
  苏联在农业发展上口号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制度”,在广大农村推行建立“集体农庄”。1927年12月,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合作劳动的基础上,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改造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到934年7月1日,苏联的集体农庄达25万个,农户1600万户,占75%,集体化播种面积达90%。这场运动的主要成就不仅在于使得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化,也大大地机械化了。到1937年,农业中使用的中等马力拖拉机达70万台,联合收割机15万台,载重车辆20万辆。所有机械动力占农业总动力的76%,机械播种面积达65%,机械收割面积占55%。1937年,农产量较1933年增加43%,可以说,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象所有穿越者一样,基洛夫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和DDT,极大地增加了产量。此外还有“穿越神器”—— 紫花苜蓿,以达到改善土壤质量、肥田增产的效果。
  紫花苜蓿有“牧草之王”的称号,突出的优点表现在饲用上为:首先紫花苜蓿产草量高、利用年限长、再生性强、草质好、适口性强、营养丰富、耐刈割,一般一年可刈割2-4次,多者可刈割5-6次。紫花苜蓿茎叶柔嫩鲜美,各类畜禽都最喜食,也是养猪及养禽业首选青饲料。紫花苜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肥田增产,紫花苜蓿发达的根系能为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物质,并能从土壤深层吸取钙素,分解磷酸盐,遗留在耕作层中,经腐解形成有机胶体,可使土壤形成稳定的团粒,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根瘤能固定大气中的氮素,提高土壤肥力。2-4龄的苜蓿草地,每亩根量鲜重可达1335-2670公斤,每亩根茬中约含氮15公斤,全磷2.3公斤,全钾6公斤。每亩每年可从空气中固定氮素18公斤,相当于55公斤硝酸铵。苜蓿茬地可使后作三年不施肥而稳产高产。增产幅度通常为30%-50%,高者可达1倍以上。农谚说:“一亩苜蓿三亩田,连种三年劲不散”。
  苏联的许多土地显弱碱性反应,土壤中缺少氮、磷,含有的钾元素也一般,是造成土地不肥的主要原因。用紫花苜蓿肥田,可以提高土地肥力,避免走以前人走过的粗放型垦荒的老路。
  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大发展,苏联的粮食产量极大丰富,历史上饿死几百万人的“乌克兰大饥荒”也没有发生。加上没有“大肃反”,苏联的人口迅速增长,尽管失去了远东、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到1939年,苏联的人口仍然超过了2亿!(历史上“东方战线”建立后,1941年战前的苏联人口为1.9亿)
  苏联工业以压倒一切的强大势头发展着,再加上苏联工人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使得苏联工业创造了奇迹。1926年-1938年12年的时间,苏联就完成了工业化。1937年,苏联生铁产量2000万吨,钢产量2500万吨,钢材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1.5亿吨,总发电量500亿度,工业总产值达2000卢布,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从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世界第二的强大工业国!(注释:因为穿越者的作用,苏联的总体国力比历史上大为提高,大致翻了一番)
  向西方购买机器和技术需要外汇和硬通货,苏联历史上的做法是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由此导致“乌克兰大饥荒”的悲剧。如今,穿越者基洛夫无须如此。苏联矿产丰富,如今俄罗斯的黄金、钻石的年产量均在世界前三位,许多大矿、富矿在二战前还未发现。只需穿越者开开“金手指”,就可“点石成金”。
  2012年9月,一条消息震撼了整个世界的新闻界,世界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
  俄罗斯日前公布了一个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钻石矿。该矿位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一个直径超过100公里的陨石坑内,储量估计超过万亿克拉,能满足全球宝石市场3000年的需求……
  科学家们表示,这个被称为“珀匹盖”的陨石坑历史超过3500万年,它下面的钻石储存量估计是全球其他地区钻石储量之和的10倍!俄罗斯之前一直隐瞒这个发现,目的是防止钻石价格被压垮而损害自己的钻石业利益。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质与矿物学研究院院长说,这个新的资源可能会对宝石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我们说的是数万亿克拉的量,相比而言,为大众所熟悉的俄罗斯雅库特钻石矿的储量只有10亿克拉。而且,冲击钻石因其独特的表面和更大的体积,其价值更高。”
  俄罗斯的钻石产量2007年达到顶峰,价值13.5亿美元,98%的产品出口至比利时、以色列、美国和东南亚。但因经济危机影响,其钻石产量2009年跌至谷底。2012年世界经济已经出现复苏的迹象,这是俄罗斯当局选择现在公开这个秘密的原因。
这个20世纪70年代才发现的超级钻石矿,就是穿越者的无双利器。当然,他不会大批量投放国际市场,以免压低钻石价格。有了这批稳定供应的天量钻石,苏联的外汇和硬通货来源就完全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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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9 20: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红海军大舰队

  1924年列宁逝世后,继任的基洛夫开始有计划系统地清理罗曼洛夫皇朝的海军遗产,为重建红海军大舰队而努力。
  在革命前的俄国,海军的扩张曾长期陷于停滞。俄国在海战失利后的反应速度通常要比陆战失利慢得多,俄海军的低潮期包括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海战、一战以及“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内战等,并最终使俄海军成为几乎失去作战价值。
  在上述每次灾难之后,俄海军重新崛起的意志都更加强烈,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50年才恢复元气,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已成为世界三大海军强国之一。在对马海峡与日本海军的对抗中惨遭失败后,俄国几乎立即制定了海军重建计划,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首次部署了无畏舰,主要目的是炫耀武力,其有限的战术目的可由其他代价更低的作战手段实现。
  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地理环境。沙俄和苏联都未能解决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相互隔绝、太平洋舰队过于遥远以及北冰洋海情过于恶劣的问题。沙俄时期虽建造了连接波罗的海与白海的运河,但它却无法通行大型战舰。苏联动用人力将河道拓宽,并最终与宽阔的伏尔加河相连。如今穿越者基洛夫当道,提前开凿史上二战后才建成的伏尔加-顿河运河,理论上可通行5000吨以下船舶,部分解决了黑海舰队与外界隔绝的问题。
  与基洛夫的巨型舰队计划相隔最近的参照物是沙俄1912年的造舰计划。这两个计划都面临同样的地理环境限制和工业制约。此外,它们都在同样的海军战略思想(在作战环境极为不利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浅窄水域内使用战列舰)的指导下进行。
沙俄1912年造舰计划
  1905年6月29日,对马海战结束后的第四周,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重建我们的战列舰舰队”。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军事惨败和国内动荡的背景下,俄军职业化军官队伍仍保持了高昂士气,其创新精神在俄海军的一些有识之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极力推崇战列舰的同时,也确信俄海军要借助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势头。这些年轻军官感觉在一夜之间被推入到新时代之中,虽然规模庞大但舰艇老旧的俄海军的衰败无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他们觉得可以从头开始。
  1908年初,6家国内企业和21家国外企业参与了俄国第一代无畏舰的设计竞争。
  第一轮竞争后,剩下3种国外设计方案:德国汉堡的布洛姆和伏斯船厂方案;英国维克斯公司方案;意大利海军设计师维托里奥.库尼伯蒂的方案(采用在舰身中线设置4座纵列式炮塔的新颖设计)。然而,受贷款以及政府压力等因素影响,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船厂方案最终中标。原本看来德国的布洛姆和伏斯方案会获胜,但法国方面提出了抗议,最终因法方能及时提供战舰建造贷款而对确定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俄国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意大利的库尼伯蒂方案,但有一些改进并安装了特殊装备,如在舰首加装了离心式破冰装置。最终设计了3种俄式无畏舰:装备305毫米舰炮的“甘古特”级,该级4艘舰部署于波罗的海舰队;同样装备305毫米舰炮的“玛丽亚女皇”级,该级4艘舰部署于黑海舰队;装备356毫米舰炮,速度更快且舰身更大的“伊兹梅尔”级战列巡洋舰,该级4艘舰部署于波罗的海舰队。前二者于1914-1916年完工,后者开始建造但并未完工。
  俄国海军不仅在建造无畏舰方面取得了成功,其更具创新性的成果是1911年下水的“诺维克”级驱逐舰,它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和火力最强的驱逐舰,装备有许多其他国家舰只无法比拟的先进武器,如4座具有速射性能的100毫米口径舰炮,炮弹出膛速度非常高;鱼雷发射装置采取独特的三联装方式;载有水雷布设装置(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驱逐舰的另一种独特装备)。“诺维克”级在圣彼得堡的普季诺夫船厂建造,该舰大型燃油锅炉由位于德国伏尔甘工厂制造,它使该舰燃汽轮机输出功率达4.2万马力(几乎与甘古特级无畏舰发动机的输出功率相等),海试最高航速达37.3节(当时任何其他驱逐舰都无法达到此航速)。其后为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建造的其他同型驱逐舰都被命名为“诺维克”级,苏联在二战初期大量使用了这种驱逐舰。
  “诺维克”级在性能上可与轻型巡洋舰媲美,并可利用极高航速规避敌舰追击。没有任何一位战列舰舰长愿意在夜间遭遇一支“诺维克”级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后者在波罗的海狭窄水域中,一次齐射几乎可发射近100枚鱼雷,它还可在敌方海域布设600枚水雷。该级驱逐舰使俄海军从根本上获得了能在波罗的海执行主战任务(用防御型水雷阵提供防护)的新型全能舰艇。该级舰的制造者因此在反对制造无畏舰的活动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他们认为在波罗的海沿岸防御中,没有必要建造4艘无畏舰。
  沙俄海军在内战中被破坏及瓦解的状况对苏联是一种双重打击。各舰队舰艇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人员方面的损失可能更大。沙俄海军与由半文盲农民组成的陆军不同,前者在国内革命中扮演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来自波罗的海舰队位于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成为“十月革命”的主力,他们被誉为“无产阶级先锋”,但该称号在1921年的兵变后被剥夺,这支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部队在这次兵变中被镇压。然而,“水兵等于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一直留传后世,甚至由此衍生出一些享誉世界的优秀电影(如《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以及著名导演艾森斯坦的杰作《战舰波将金号》)。
  内战结束后,苏联从沙俄海军继承了几艘老式战列舰,2艘现代化巡洋舰和3艘老式巡洋舰,及20多艘驱逐舰、潜艇和其他处于不同阶段老旧状态的小型舰艇。苏联海军已经被削弱成一支三流海军了,战列舰仅剩下波罗的海的4艘“甘古特”级战列舰,而在俄国舰队曾经屡创辉煌的黑海地区,则几乎已经没有苏联的海军了!
  在属于波罗的海舰队的4艘完工的“甘古特”级战列舰中,有3艘处于失修状态,第四艘“波尔塔瓦”号曾在内战中受损,又惨遭火灾,它被用于向其他3艘同级舰提供维修零部件。1921年2月28日,“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舰员大会引发了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叛乱很快被平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借此机会首先在姓名上接受“肃反”,分别改名为“巴黎公社”和“马拉”号。随后另2艘姊妹舰也获得了具有苏维埃味道的名字——“甘古特”号改名“十月革命”号,“波尔塔瓦”号改称“伏龙芝”号。
  “巴黎公社”号、“马拉”号、“十月革命”号随后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基本达到了1925制订的“全面现代化改装方案”标准。至于舰体结构依然完整坚固的“波尔塔瓦”号,基洛夫建议将“波尔塔瓦”号的3号炮塔拆掉,以腾出地方布置动力锅炉。这样“波尔塔瓦”号就变成了高速的战列巡洋舰,并改名为“伏龙芝”号(史实计划,后因财力不足报废)。穿越者这样做是希望她能够和将来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级抗衡。
  “伏龙芝”号的改进计划是:加装长首楼,将前部上层建筑后移,2号炮塔挪到舰桥前并改为背负式;副炮集中在舰体中部,安装6座130毫米双联炮(著名的苏联神袍),同时用将侧装甲带上部削薄到75毫米,这样改装后的初稳性高预计不会小于1米;所有锅炉的烟道全部汇集到一个大烟囱里,换装大功率蒸汽轮机;拆除3号炮塔,在其炮位设置1个水上飞机机库,顶部安装1台弹射器(史实改造计划A方案);动力系统使用“塔什干”号驱逐舰的12万马力动力装置,以求获得27节的高航速。
  在穿越者的努力下,苏联海军比历史上多了一艘战列巡洋舰——“伏龙芝”号。
  一战中俄国海军除了4艘“甘古特”级外,还有所谓的“黑海三剑客”——“玛利亚皇后”级战列舰。但是在1916年10月20日,俄国海军遭受了整个一次大战中最惨重的损失。早晨6点20分,睡梦中的“玛利亚皇后”号爆炸沉没了,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火药因温度过高自燃,因为“玛利亚皇后”号在试航时就曾经发现前部弹药库存在温度偏高的问题。原因是弹药库和温度比较高的前锅炉舱挨的太近。另外,由于第一次爆炸就损坏了“玛利亚皇后”号的全部锅炉蒸汽管道,致使所有的发电机均无法工作,导致舰内连应急照明的动力都没有。这被认为是“玛利亚皇后”号损管失败的最重要因素。耐人寻味的是同样的情况后来又发生在二战时英国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
  无独有偶,40年后的1955年10月29日,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新罗西斯克”号战列舰同样爆炸沉没了,是苏联海军史上最惨重的事件之一。看来黑海舰队的战列舰有着自爆的传统!在这方面可能只有日本的联合舰队有得一拼(从“三笠”、“筑波”、“河内”到“陆奥”……)
    “玛利亚皇后”号的另2艘姊妹舰,“叶卡捷琳娜大帝”号于1915年10月18日加入黑海舰队战斗序列。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号1917年6月28才竣工服役,而在此前的4月29日,她已经改名为“自由”号。
  随着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黑海舰队的战斗和归属情况变得相当复杂。1917年4月29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号换了个更具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自由俄罗斯”号。于是,黑海舰队的2艘战列舰都“自由”了。根据《布列斯特条约》,德国人将进占整个乌克兰。德国人要求布尔什维克让开到新罗西斯克的舰队返回塞瓦斯托波尔,将舰艇移交德国使用。列宁不愿意直接和德国对抗,但更不愿意让德国人获得俄国军舰,因此他指示一旦有德国人强行夺舰的可能,就立即自沉全部军舰。
    史实上,“自由俄罗斯”号被己方的驱逐舰发射鱼雷击沉。不过现在有了变数,“自由”号战列舰的舰长季赫麦涅夫海军上校违反命令,带领“自由”号和其他一些舰艇,裹挟“自由俄罗斯”号一起逃出新罗西斯克,返回了塞瓦斯托波尔港。返回塞瓦斯托波尔的大部分俄国海军的军人都是乌克兰人,他们希望能够利用沙皇的遗产建立一支独立的乌克兰海军。不过,他们的德国靠山显然不同意,计划将这2艘战列舰在德国舰员的操纵下继续服役。
  不久,德国向协约国投降,英法联军于1918年11月24日接收了“自由”号和“自由俄罗斯”号,随即交给了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别改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号和“伏尔加”号。后被送至法国位于地中海突尼斯的比塞大基地,被法国占有。
  1924年6月法国总理赫里特通知苏俄,如果他们愿意谈判偿还沙俄欠下的贷款,法国可以考虑将两舰还给苏联(史实)。苏联专家在考察后认为它们仍可重新服役,然而史上由于缺乏资金拖延了下来,结果被法国拆毁。现在就不同了,穿越者以足够人类使用3000年的万亿克拉钻石矿为后盾,同意偿还沙俄欠下的贷款,并迅速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号和“伏尔加”号两舰买了回来,分别命名为“红色边疆”号和“红色敖德萨”号。
    穿越者为苏联又多搞了2艘战列舰。
    还远远不止此!
    被称为“帝俄无畏舰的终结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号战列舰,配备有12门305毫米舰炮,1916年10月18日下水,1917年4月29日改名为“民主”号。此时,她已经装上了所有的舰体装甲板,炮塔基座围阱接近完工,主体工程已经转移到安装轮机基座上,全舰完工率约60%。但是彼得堡“二月革命”的风暴已经吹到了南方黑海遥远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临时政府命令“自由”号全部停工。1918年3月17日,德军占领了尼古拉耶夫,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这个舰壳表现出太大的兴趣。红军收复尼古拉耶夫后,基洛夫下令将该舰完工(史上解体)。该舰由全国共青团员捐款建造,被命名为“共青团员”号,成为苏联海军火力最强的战列舰之一!
  “伊兹梅尔”级战列巡洋舰号称“斯拉夫超无畏”,如果能够如期建成,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威力的战列巡洋舰,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型德国主力舰抗衡。但一战爆发时,进度最快的“伊兹梅尔”号才完成了43%的船体工程。不过“伊兹梅尔”、“博罗季诺”和“金布恩”号还是赶在1915年下水,但是到年底,致命的问题出现了。战前从德国订购的主炮塔圈座滚珠直径203毫米的大型轴承只有少量交货。生产356毫米炮塔的彼得堡钢铁厂希望从英国或瑞士公司购买类似的轴承,但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生产这种东西。结果整个造舰工程就在这十几具轴承上搁浅了。
  1917年的二月革命几乎彻底中断了“伊兹梅尔”级建造计划,4艘舰没有一艘哪怕是接近完工,由于缺乏粗钢原料,装甲板的供应特别糟糕。“伊兹梅尔”号的炮塔预期在1919年造好,其他各舰恐怕要拖到1920年了。1917年10月24日,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正式命令立即停建后3艘“博罗季诺”、“金布恩”和“纳瓦里诺”号。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共成立的海军人民委员会命令停止“伊兹梅尔”号的工程。到此为止,“伊兹梅尔”级工程正式终结。
    1921年俄共获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总算有机会开始系统地清点沙俄海军的遗产。4艘“伊兹梅尔”级的舰体被认为是最具升值潜力的。海军人民委员会认为1艘“伊兹梅尔”号要顶得上2艘“甘古特”号的战斗力。而且就“伊兹梅尔”号的情况来看,确实有希望把它建成。当时“伊兹梅尔”号已经装上了全部主机和17座锅炉,大部分副炮也已经安装就位。对炮塔的要求是最迫切的,彼得堡钢铁厂已经基本完成了第1座356毫米炮塔,第2座炮塔完成了90%,剩下2座炮塔的完工率分别为75%和65%。海军委员会希望能够立即召集足够的工人和原料,以求在3个月内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这样第1座炮塔可望于10个月后完工,其余3座炮塔的预定工期分别为15、20和24个月。不过由于缺乏滚珠轴承,新炮塔将改用传统的滑动轴承,这样将会部分增加炮塔旋转的摩擦力,近而降低炮塔回旋速度。同时设计师们希望把火炮仰角提升到30度,以增加约2600米的射程,将炮塔前装甲加厚到406毫米。此前维克斯公司已经为俄国生产了24门356炮,苏俄希望在于英国关系得到缓解后,将剩下的买回来装到“伊兹梅尔”号上。
  时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基洛夫同志作出了重要批示,继续建造“伊兹梅尔”级战列巡洋舰。但是苏联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舰船建造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苏联没有技术继续建造这种3万吨级的巨舰。但是苏维埃主席团和海军人民委员会则不希望放弃这些已经完工将近一半的战舰(史实4舰全部拆毁)。
  起作用的还是穿越者基洛夫。他特意命令外交部长齐切林前往德国和法国,希望能够得到两国的技术援助,作为代价愿意偿还帝俄时期拖欠的债务。最后,德国和法国都同意提供技术服务,为苏俄改进其356毫米、50倍口径的主炮,以让其达到设计要求。
  “伊兹梅尔”级战列巡洋舰的356毫米主炮的纸面性能确实很高,不过试射16次有7次炸膛,后来转给了英国的维克斯公司,维克斯公司的样炮同样被“认为炮身强度不足,只敢使用减装药试炮,初速为731.5米/秒。” 这样的话它在威力上实际上没什么优势,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德法出面予以改进。
  德国顾问的意见是,将2艘完工程度比较高的“伊兹梅尔”号和“博罗季诺”号建造完成,2艘完成度比较低的“金布恩”和“纳瓦里诺”号则予以改建。伏龙芝是这个建议的支持者,他认为应该将后2艘改造成航空母舰,而重工业人民委员会部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认为,后2艘应该被改造成航空巡洋舰。双方就这个议题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讨论。伏龙芝认为改造成航空母舰后,苏维埃海军的舰队将会得到防空掩护和远程的打击能力,在他的设想里面,正在设计的伊-15式战斗机将成为航空母舰上的主力。而奥尔忠尼启则认为,伊-15式没有什么攻舰能力,改造成航母后,该战舰甚至没有自卫能力,应该至少保留一座356毫米舰炮的主炮塔。
  最后基洛夫调停此事,将后2艘“伊兹梅尔”级改造成航空母舰,分别命名为“红旗”号和“红星”号。
  主要技术性能:排水量2.2万吨,全长223.9米;8门102-127毫米高射炮,4座四联装20-40毫米机关炮;侧舷装甲76毫米,飞行甲板51-64毫米,航速27节。载机50架:12架鱼雷机,27架战斗机,6架侦察机和5架校射机。
  至于前2艘保留下来的战列巡洋舰,1927年11月7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以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一个月后,已经被改名为“工会国际”号的原“伊兹梅尔”号战列巡洋舰下水。6个月后,“博罗季诺”号战列巡洋舰也下水了,基洛夫正式宣布2号舰被命名为“共产国际”号。
  1929年初,2艘战列巡洋舰先后完成舾装,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海试,然后进入船坞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5月份,2艘战舰先后正式服役。
    这样,由于穿越者的努力,苏联海军比史实足足多了8艘2-3万吨的巨舰:
  战列巡洋舰——“伏龙芝”号、“工会国际”号、“共产国际”号。
  战列舰——“红色边疆”号、“红色敖德萨”号、“共青团员”号。
    航空母舰——“红旗”号、“红星”号。
    巡洋舰方面,当帝俄时代最终成为历史,鲜艳的镰刀锤子其最终在这片辽远的北方大地上飘扬,留给年轻的红海军的,却是满目疮痍。海军的巡洋舰中,最新的仍然是当年格里格洛维奇主持建造的“斯维特兰娜”级和其改进型“纳西莫夫”级轻型巡洋舰。虽然其中的“拉扎列夫海军上将”号被改为了一艘“重型巡洋舰”,其综合作战能力仍无法与列强重巡同日而语。百废待兴的红海军,又不得不面对国家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于是,北极熊不得不收回了它的利爪,开始漫长的等待。
  在服役的这些老巡洋舰中,“斯维特兰娜”号和2艘“纳西莫夫”级最为幸运。
  “斯维特兰娜”号改名“红色克里木”号(史上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一直到60年代才被拆毁),后3艘均改为舰队油船(史实)。
  至于2艘分别开工于1915年9月和1916年7月的“纳西莫夫“级则好得多。首舰“纳西莫夫”号被改名为“红色乌克兰”号,按原设计完工并在红海军中服役(史上卫国战争期间曾支援过在塔林和列宁格勒的战斗,直至1941年被击沉)。至于2号舰“拉扎列夫海军上将”号不但名字改为“红色高加索”号,还从轻型巡洋舰变成了重型巡洋舰!
  “红色高加索”号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改装,将原先的3个烟囱合为2个。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武器上。主炮从152毫米舰炮改为了4门单装的B-1-P型180毫米舰炮(57倍口径)①,表面上使得这艘原设计为轻巡的战舰突然有了与重巡对抗的实力。但实际上,这并没有带来根本性变革,毕竟一次仅有4门炮进行齐射,弹着观察与校正都会很困难,而且该舰的航速仍是出奇的慢,最高为23节,这使她永远不适合与敌军的现代化巡洋舰进行面对面的较量。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又重新建立了规模较为可观的军工体系,但是苏联造船工业仍缺乏大型舰艇设计经验,无奈之下,只有向国外求援。幸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成了国际社会的“香饽饽”,委托西方公司设计,再在国内建造并不是难事。1933年,苏联政府最终与意大利安萨尔多船厂签订了设计合同,代号为“26号工程”的巡洋舰在意大利设计师的手中逐渐成形。
  意大利人在设计这级舰时,大量参考了本国建造的“莱蒙德.蒙特库科里”级轻型巡洋舰的设计,在整体设计上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由于不是条约缔约国,该舰装备了180毫米主炮,国际海军界借此认定该舰为重型巡洋舰。但是在红海军中,她仍被称为轻巡。最终,1935年10月22日和1935年10月15日,“基洛夫”号和“伏罗希洛夫”号分别开工建造(首舰开工时间晚于二号舰)。红海军计划在两舰服役后,再开工4艘改进型,就是后来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级(26比斯)
  “基洛夫”级重型巡洋舰采用长首楼结构,首楼延伸至前烟囱末端。两个大型后倾式烟囱在舰体中部相距很远的地方布置,其间是一部弹射器(无机库),搭载2架KOR-1式水上飞机。舰岛共三层,驾驶室在B炮塔后部的第三层上。而在前烟囱两侧布置了两部吊车,吊车之上的第三层舰岛后部,是两部用于副炮火控的SPN-100指挥仪,负责指挥100毫米副炮。其与驾驶室之间是一座高大的四角桅,桅顶布置了一座B20型测距仪(该测距仪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有三个测量筒),负责为主炮提供射击诸元与目标要素。
  主炮也是B-1-P型180毫米舰炮,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1934年,苏联研制成功了MK-3-180型三联装炮塔,3座三联装主炮塔(共9门)分别布置在A、B、Y炮位。主炮性能如下:最大射程37.8公里,最大有效射程18-20公里,射速每分钟6发,初速每秒920米,发射重97.5公斤的穿甲弹。
  此炮的火力逆天,但那是用牺牲身管寿命的代价换来的,俗称“嗑药炮”(这是意大利舰炮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维内托”级的380毫米主炮),以后苏联海军的220、305毫米舰炮都有这样的特征。
  该级舰的副炮为B-34型100毫米舰炮,共6座,集中布置于后烟囱两侧。此炮为手工操作的高平两用炮,于30年代初研制,炮重15吨,射速每分钟15发,射程16公里,射高6000米,初速每秒850米,俯仰角80度。
  2艘26型舰完成后,红海军又立即开始了改进型——26比斯的建造,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级。共建4艘:“高尔基”、“卡冈诺维奇”、“加里宁”、“莫洛托夫”号。
  作为26级舰的改进型,“高尔基”级改进的方面主要是加强防护,优化结构和防空火力。其水线装甲增加到70毫米,舷侧也为70毫米,满载排水量增至9728吨。在外观上,这级舰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先巨大的四角桅,驾驶舱顶被一圆筒形舱室加高,B-20测距仪被移到了这一舱室顶部。由于主桅被取消,一根三角小桅取代了它,而这根小桅的作用主要是挂旗,更有意思的是,据说这根桅的早期作用还包括挂起一个大大的红五星。防空方面,除了用90K型单装85毫米高平两用炮替换B-34型100毫米舰炮外,主要火炮型号均未变。
  26号工程完工之后,苏联造船能力逐渐加强,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终于有了建造大舰队的的能力。于是,源自26型的68型轻型巡洋舰出现在了船台上。这就是“恰巴耶夫”级(又译“夏伯阳”)。
  68系列算得上是苏联战前设计最好的火炮巡洋舰。该级舰计划建造17艘(史实卫国战争结束时只有5艘入役),编号改为68K型。
  意大利是苏联海军建设的主要援助者(因二战的军舰都须按原样建成,所以意大利的穿越者齐亚诺并未阻止两国合作)。苏联外交部门受命从“资本主义敌人”那里获取“大型海军项目”所需的一切:最新设计图纸、零部件、武器、发动机甚至是整艘战列舰。早在1934-1935年,苏联就与法国谈判试图获取后者先进的巡洋舰和驱逐领舰设计方案,但法国不愿签署有关协议。然而,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却向苏联提供了帮助,苏联在1935年与安萨尔多船厂接触,后者同意转让排水量为4.2万吨的UP-41型战列舰的设计图纸。该设计方案被苏联用于制造排水量达6万吨的超级战列舰,即装备有9门406毫米舰炮的“苏联”级(“23工程”)。安萨尔多船厂还为苏联提供了用于“基洛夫”级重型巡洋舰的初始设计方案,该舰由列宁格勒和尼古拉耶夫船厂建造。意大利奥德里-特尔尼-奥兰多船厂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建造并向红海军交付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塔什干”级驱逐领舰。
  基洛夫决定全力以赴推行巨型舰队计划,就必须有可供使用的船厂、物资原料、造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等,所以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以及“二五计划”期间,对列宁格勒和尼古拉耶夫等主要老船厂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然而,苏联造船工业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项目是在遥远的北冰洋地区建造全新船厂。此外,在能经运河抵达外海的一些内陆重要工业中心地区也建立了新船厂。
  在莫洛托夫斯克(1957年后更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立的402船厂就是上述努力中令人叹服的事例之一。据估计,约12万名劳改犯在30年代被迁至此地建造该船厂。基洛夫要求把该船厂建为世界上最大的以秘密方式制造舰艇的船厂,该船厂的造船车间的掩蔽式建筑物长约330米,宽约135米,可并列容纳2艘“苏联”级超级战列舰。迄今为止,该船厂仍是全球唯一位于北极圈内的能制造大型战舰的船厂,目前它主要建造核潜艇。二战期间,这家船厂负责列宁格勒船厂及112船厂(靠近伏尔加河沿岸的高尔基)建造下水的潜艇的完工工作,这些未完工潜艇经运河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战后,该船厂建造了几艘“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
  历史上,苏联从1932年开始在远东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共青城建立了199船厂,不过本位面的高尔察克控制了远东共和国,所以199船厂未能出现。
  虽然苏联拥有比全球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漫长的海岸线(长1.6万海里,相比之下,美国海岸线长度在不包括阿拉斯加时为1.1万海里),但其海军设施和造船工业由于历史原因仅局限于某些特定地区。虽然黑海海岸线(867海里)和波罗的海海岸线(按1991年前边界计算为988海里)只占苏联海疆总长的很小一部分,但位于列宁格勒和尼古拉耶夫船厂的地位尤为重要。
  因此,俄国黑海地区造船工业的发展史与圣彼得堡的历史紧密相联。最老的Main Admiralty船厂始建于1705年但于1844年关闭,造船业迅速转移至涅瓦河左岸下游约1.6公里处的New Admiralty船厂(苏联时期更名为194船厂)。1908年,New Admiralty船厂与俄国第二大船厂加勒尼岛船厂合并。扩充后的New Admiralty船厂分别建造了2艘“甘古特”级无畏舰和“伊兹梅尔”级战列巡洋舰。1936年,根据基洛夫的巨型舰队计划,该厂开始铺设“喀琅施塔得”级战列巡洋舰首舰的龙骨(历史上该舰未完工)。
  波罗的海船厂的规模仅次于194船厂,前者始建于1856年(苏联时期更名为189船厂),它也能建造大型战舰。该厂以加勒尼岛船厂为基础建立,横跨涅瓦河两岸。在该厂下水的战舰包括2艘“基洛夫”级和“夏伯阳”级巡洋舰。1935年,该厂铺设了苏联第一种超级战列舰“苏联”级首舰的龙骨(提前史实3年),这意味着它成为红海军巨型舰队计划的骨干力量。二战结束后,189船厂建造了6艘“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
  普季诺夫船厂(苏联时期更名为190船厂)在“十月革命”前是全俄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后来它被一分为二。该船厂原发动机厂于1911年新建了第二个造船厂,由德国首屈一指的布洛姆与伏斯船厂运营。普季诺夫船厂当时主要负责建造“诺维克”级驱逐舰。
  俄国第二个重要的传统造船业中心位于布格河和黑海沿岸的老尼古拉耶夫港地区。安德鲁.马蒂船厂(198船厂)曾是黑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私营船厂,在十月革命前曾建造过多艘战舰,包括俄黑海舰队4艘无畏舰中的2艘。30年代,苏联在该船厂启动了“伏罗希洛夫”级和“波尔塔瓦”级巡洋舰的建造,该厂建造工作于1938年达到高峰,当时分别铺设了“苏联”级战列舰“乌克兰苏维埃”号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巡洋舰的龙骨。尼古拉耶夫船厂还于1946年开始承建著名的战列巡洋舰“斯大林格勒”号。
  该地区另一大型船厂是200船厂,它从18世纪开始就是俄黑海地区的主要船厂,黑海舰队绝大部分战列舰都由该厂建造。1910年,沙俄政府决定关闭该厂,但它于次年作为法国所有的俄国造船公司RUSSUD重新开始生产。该船厂从30年代开始建造轻型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
  由于俄国冬季气候条件异常恶劣,因此除黑海地区船厂外,其他船厂都采取在具有坚固外墙的封闭式建筑物进行建造的方式,该建筑物开口只有在战舰下水时才能打开。
  根据一份1936年4月的计划,10年内苏联海军将有15艘战列舰、22艘大型巡洋舰、32艘轻型巡洋舰、162艘驱逐领舰和驱逐舰、412艘潜艇及多艘炮舰完工,排水量总吨位达130万吨。同年6月的方案将战列舰数量增至24艘,把轻型巡洋舰的数量减至20艘,驱逐舰和潜艇分别为182艘和344艘。在随后修订的5份计划中,有4份增加了建造舰艇的排水量总吨位数。1939年8月修订的计划草案已将战舰总数增至699艘,排水量总吨位数达250万吨!此外还将建造数百艘辅助舰船,其排水量总吨位数达50万吨。
  这就是穿越者基洛夫惊心动魄的红海军大舰队建设计划!
  冷战时期,苏联是唯一可以与美国在海军方面对抗的国家,6万吨级的“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当今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船壳即改进于此)、武备惊人的“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2万吨级的“台风”核潜艇,乃至战略轰炸机、超音速导弹等,无不震撼世界,穿越者无疑是想重现苏联海军历史上的光荣与辉煌。

  注释:
  “红色高加索”级巡洋舰:按照某些传闻,“红色高加索”级巡洋舰装备的180毫米B1P式主炮的寿命只有10-30发。其实,该炮的强装药寿命为55-70发,减装药版寿命则是320发,其储备的弹药基数是224发,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强装药状态下的10-30发。“红色高加索”号的单装炮塔的供弹实际射速是每分钟4发,按照30发寿命的说法,仅仅够持续炮击7-8分钟;按照10发寿命的说法仅仅够持续射击2-3分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等兵

十年服役纪念章

 楼主| 发表于 2013-6-9 20: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远征
  1933年2月9日,苏联领导人基洛夫、伏龙芝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一起前往了黑海边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
  港口内云集着在旧舰基础上新改建成功的8艘巨舰:
  战列巡洋舰——“伏龙芝”号、“工会国际”号、“共产国际”号。
  战列舰——“红色边疆”号、“红色敖德萨”号、“共青团员”号。
  航空母舰——“红旗”号、“红星”号。
  还有“红色高加索”号、“红色乌克兰”号、“红色克里木”号巡洋舰,以及16艘新锐的驱逐舰,另外大约60艘货轮也停泊在军港外面。
  在军港的广场上,数万名海军将士正在聆听着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基洛夫同志激情澎湃的演讲。他们即将远航,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战。
  在几天前,红旗波罗的海舰队的3艘“甘古特”级战列舰集体出动,进入北大西洋巡航的消息传来,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内人心鼓舞,红海军的锤子、镰刀、红星旗帜将第一次在大洋上如此威风地飘扬。而今天,这些年轻的水兵,将要驾驭着钢铁巨舰,去完成苏维埃的伟大征程!
  苏联已经在昨天向外界宣布了苏联海军黑海舰队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远洋巡航活动,而今天,近百艘各色舰船,将起航前往遥远的东方,名义上是对巴基斯坦(一战后与印度同时独立)的访问,实则进行一项震惊世界的战略行动!
  下面是基洛夫同志在塞瓦斯托波尔对数万红海军官兵的演讲:
  “红海军指战员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一个重要时刻,自从1905年腐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代表在对马海峡消失后,已经28年了。整整28年了,同志们!在这28年来,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作战,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敌人用我们斯拉夫母亲的儿女的鲜血,作为他们与敌人交战的筹码。伟大的同胞们为了资产阶级敌人的利益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了结束这肮脏的战争,我们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今天,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祖国,已经摆脱了战争的阴霾,重新走向了光明。我们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同盟的关系,我们再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孤儿,我们再也不是孤身一人、独自守卫着我们的祖国。
  但是,幸福的背后,总是暗藏着危险。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远东边陲,一群猴子正在沐猴而冠!这些矮小的猴子打算入侵我们伟大的祖国,他们利用远东作为军事基地,他们的刺刀已经延伸到我们的国境线上!现在,我们修筑并强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我们制造了成千上万的飞机、大炮、坦克,我们将近200万将士驻守在西伯利亚地区。这些守卫着边疆的将士们,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将他们宝贵的青春奉献在那遥远而又寒冷的地方。
  今天,悬挂着锤子、镰刀、红星旗帜的苏维埃红海军舰队即将在这里扬帆远航。你们不再像28年的那支舰队那样,你们的手中,掌握着强大得多的战舰,‘十月革命’的荣光将指引着你们,全国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将要跨越广袤的大洋,前往地球的另外一边。在那里,你们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你们孤独地守望着,但是,请你们放心,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不会忘记你们,伟大的政治局委员们没有忘记你们。当你们孤独的时候,当你们恐惧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依然屹立在你们的身后!
  我,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在此宣誓:誓死效忠伟大的苏维埃祖国!让我们共同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基洛夫同志充满激情的演讲结束了,数万名红海军将士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乌拉声。伴随着高昂的国际歌,士兵们列队走向了自己的战舰,而港湾中的战舰早已经生火待发,此时静静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征程。
  巨大的船队起航了。
  基洛夫对着伏龙芝神色凝重的说:“伏龙芝同志,你觉得现在公布消息,是不是早了点?”
  “是的,早了点。”伏龙芝思索着说道:“等他们成功跨过K81地区后,在对外公布吧。”
  “好的。”基洛夫似乎是在喃喃自语:“但愿土耳其能够遵守约定。”
  1933年2月22日,印度洋,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外海。“伏龙芝”号战列巡洋舰的舰桥上,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伊萨科夫一级舰队指挥员焦急地通过望远镜观察着霍尔木兹海峡。突然,一个水兵大喊:“指挥员同志,战列舰的舰队,舰队出来了!”
  伊萨科夫仔细地看了看那群庞大的舰队缓缓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一支由“红色边疆”号、“红色敖德萨”号、“共青团员”号战列舰护航数十艘货轮和运兵船组成的船队,上面飘扬着苏联的国旗。
  伊萨科夫对着身后的参谋人员说道:“参谋指挥员同志,给第2舰分队发信号,让他们跟随第二批船队前进,我先率领战列巡洋舰分队与第一船队前进。”
  2月24日,经过长途的跋涉,庞大的舰队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伊朗的阿巴丹港!
  这是一次横跨半个地球的陆海联合夹击行动!
  1933年2月,秘密集结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50万苏联红军突然出兵南下,与借访问巴基斯坦为幌子、实则突然在伊朗位于波斯湾的大港阿巴丹突袭登陆的庞大舰队配合,南北夹击,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迅速占领了伊朗!废黜了礼萨国王,扶植了一个亲苏的傀儡政府(就象历史上1979年苏联在阿富汗做的一样)!波斯人的反抗很快被镇压了下去,苏联一下取得了印度洋的出海口,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直通地球上四大洋的超级国家!
  而在占领德黑兰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长齐切林在莫斯科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伊朗新成立的人民党政府,就租借望阿巴丹作为苏联印度洋舰队的军港,并且开辟为海军航空兵基地事宜已经谈判完毕,签署了军事设施租赁协议,苏联将租借以上区域20年。
  苏联正式通告各国,苏联印度洋舰队共计战列巡洋舰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6艘。另配备海军陆战队8个旅5万人。海军航空兵计12个歼击航空团、10个强击航空团和8个轰炸航空团。另战略轰炸机部队2个航空团,装备TB-3式重型轰炸机。
  当时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机部队,TB-3史实在1932年就服役并参加了红场阅兵式。
  苏联政府郑重宣告,苏联海军租借阿巴丹港,是为了维护中亚、印度洋乃至世界和平。任何对阿巴丹港的攻击,都被视为是对苏联的宣战。
  苏联占领伊朗的时机是很巧妙的。伊朗亲德,波斯湾石油基地雇佣了大量的德国工程师。1933年1月底希特勒上台,苏联与德国的合作就此终止,所以立即对伊朗下手,与法西斯德国彻底翻脸并开始直接对抗。
  此时的英法美等几个西方大国,则面临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且受制于国内扯皮政治,无暇干涉,对此只是发表了一通不痛不痒的声明(玩“绥靖主义”?),其他国家的抗议更是微不足道。
  至于已经上位的轴心国穿越者,也没有介入。本位面苏联失去了远东,用伊朗作为补偿,是早已设定好的。果然,二战前伊朗宣布加入苏联,成为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历史上早在1920年,苏俄就在伊朗北部扶植伊朗人民党建立了一个“吉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因为当时苏俄自身也陷在残酷的内战中,无暇顾及,该共和国胎死腹中。现在穿越者基洛夫大手笔,果断出手,居然为红色大国多搞到了一块战略要地,可以名垂青史了,也算是为苏联在这个时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历史上二战期间,苏联和英国南北出兵,夹击并占领了伊朗,但由于两国的矛盾和美国的干预,使伊朗得以维持独立)。
  苏联实际上控制了伊朗,国力大大加强。
  首先,取得了波斯湾丰富的石油(石油公司都是苏联人经营)。
  其次,改善了国际通道。
  二战历史上美英对苏联的援助极为重要,援苏物资的路线有三条:伊朗铁路、太平洋航线、北极航线。
  历史上太平洋航线虽然安全,但本位面由于日本帝国强大海军的存在,以及控制了远东共和国,已经不能考虑。
  北极航线最短,但条件最恶劣,会饱受德国飞机和潜艇的袭扰,历史上PQ-17船队的悲剧很可能重演。
  伊朗铁路从港口城市阿巴丹,经过风沙弥漫的高原和酷日如焚的戈壁,通往苏联土库曼斯坦的边境城市阿什哈巴德,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条美国人在20世纪初修的窄轨铁路。它的许多路段荒无人烟,整条铁路管理糟糕透顶,许多设备失修,车站破败不堪,每天最多能对开4列火车。盟国物资要用船经好望角绕整个非洲,才能到伊朗港口阿巴丹。在苏联,这些军火还要经过高加索山区和顿河草原,才能抵达前线,同苏德战线的巨大消耗相比,它实在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现在苏联占领了伊朗,立即投入巨资和动用大量当地民工,把这条铁路改成双轨(且采用苏联的宽轨轨距),把一些老掉牙的蒸汽机车换上马力大的内燃机车,再补充一些新车皮,使它的通过能力达到每天对开36列火车的水平。苏联采用的是一条捷径:从阿什哈巴德修一条铁路到里海边的大港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巴希),再用轮船运到巴库、阿斯特拉罕等大港,接驳上苏联的铁路干线。这条铁路行走在卡拉库姆沙漠的南缘,地质条件较好,且路程较短,容易修筑。苏联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前后仅两年时间,就改造好了伊朗铁路,并修通了阿什哈巴德到克拉斯诺沃茨克的铁路。
  同时,苏联还打通了两条运输线:修建从德黑兰通往伊朗西北部第一大城大不里士、再进入苏联的宽轨铁路;修建了从德黑兰到里海沿岸港口拉什特的铁路,战时西方的援苏物资就可从波斯湾经铁路运到这里,在装船运往苏联的里海沿岸大港。
  这样等二战打起来,盟国援助苏联的船队就可经伊朗铁路输入苏联,而无须经过危险的北极航线,大大提高了成功率。
  至于伊朗的游击战,被苏军轻易镇压了,毕竟穿越者有的是对付游击战的办法。当时国联名存实亡,基洛夫更是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能大力改善战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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