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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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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0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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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门罗主义
美国新总统要扩充军备,对外扩张,首先面对的就是国内盛极一时的“孤立主义”。
正值亚欧战云密布、世界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之下时,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氛围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战争的危险、对如何阻止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等这类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倾身心地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厌倦和反感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他们反对美国卷入欧洲那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恩怨和纠纷之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的主张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心理。他宣称:“让我们把眼睛转向国内。如果世界将变成一个荒芜、仇恨和苦难的原野,那就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守护和保全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
“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若探本溯源,它可上溯到“国父”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华盛顿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信守这样一条准则:即坚决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免使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华盛顿的遗训被历届国会奉为圭臬。此后的“门罗主义”在一个世纪时间里,含义多变。它在普通国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美国与多事的欧陆间隔着大洋。当时没有国际航班,少数美国人出国就坐远洋轮船,从纽约到罗马最快也要10天,从加州到东京起码需半个月。二战前横渡大洋实属不易,天然的屏障给美国人一种地远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阻挠新总统休伊.朗格可能迎击世界法西斯势力扩张侵略的活动,坚决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言行,主要来自国会、内阁甚至总统身边的孤立派。它们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反对那些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东部大财团和英国的国际金融财团。此外,“赫斯特报系”、库格林神父、三K党人、德裔美国人联盟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组织等,都是坚决的“孤立主义”分子。
一战后的美国历史学家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的重新发掘与研究,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卑鄙争夺,并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息息相关。新闻界人士声称,美国及其人民在1917年是被“发战争财的人和协约国宣传”两种势力气进了一场毫无价值的战斗事业中去的。舆论界的一些领袖甚至公开为他们在1917年把美国带进战争感到内疚,并决心永远不再滥用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历史学家还论证说,一战和南北战争一样,是个悲剧性的大错。修正论者认为,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他们因此把布赖恩推崇为一战前外交活动的英杰。他们认为威尔逊发表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声明,掩盖了谋取暴利者们恶劣的贪欲,而且全国都受到协约国巧妙宣传的摆布。参议员威廉.博拉等人则深信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军事机其中的一个齿轮”。还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应当迁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空间似乎并非无理,他想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做得比威尔逊在凡尔赛所做到的还要忠实。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人民普遍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失望。一场以牧师、妇女和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和平主义运动”在30年代得到了大发展。各级教科书极力贬低尚武的英雄人物,军事史几乎被取消,儿童们被劝告不要去作打仗的游戏。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有数十万大中学生为和平而罢课、游行。不少知名的宗教界领袖加入了反省自己一战“罪行”的行列,他们纷纷在公众面前痛切地忏悔自己曾在某种意义上对一战的支持,并“毫无保留地答应永不重犯那种错误”。有一位评论家指出:所谓“永远不再”的誓言成为30年代的一种风气,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们纷纷发誓戒酒一样。
国内孤立派对新上任的总统休伊.朗格戒心极重,因为他们对总统的成长史、背景、从政经历、言论等了如指掌。他们在新总统上任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的调查。参议院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如此重提陈年老帐,目的在于给新总统来个“敲山震虎”。该调查委员会得出了令国民震惊的结论:美国在1917年参加欧洲战争,既非保卫本国的利益,又非捍卫民主制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军火利益集团和金融家们施展阴谋诡计而招致的结果。该委员会同时发掘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证据材料,以支持、佐证上述结论。这就使美国公众轻易地得出结论,即认为华尔街为牟取暴利而需要战争。《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系”以及一些历史学家和作家顺势推波助澜,使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变成一种极其天真的意见,认为美国上次被怂恿着卷入战争,为的只是让“死亡商人”发财,我们若再干预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就等于犯罪。
由于受到如此强烈的掣肘,更由于国内“大萧条”的深重局面等待收拾、整顿,休伊.朗格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发挥的余地,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国际主义者”。而在表面上,在很多公共场合,他合着“孤立主义者”的调门泛泛而谈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倾向性上看,它们是一种从原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退却。总之,这一切,都可概称为“休伊.朗格的现实主义”。
国会加紧了行动。它不仅没有给新总统自主行事的权力,而且,由于报纸头条新闻充斥着巴尔干战争(1936年6月奥斯特马克帝国和意大利入侵南联盟的战争,在本时空代替了西班牙内战)动向的消息,国会不捆住总统的手就不休会。议员们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主张严守中立的运动开始活跃起来。休伊.朗格起初试图把决定中立的问题从外交委员会那里夺过来,以防止国会通过一项无区别对待的严守中立法案,但此举立即引起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7月初,杰拉尔德.奈通知总统说,负责调查军火贸易的特别委员会将把中立问题交给外交委员会去处理。于是,新总统又设法采取其他行动以阻止国会。他虽然认为有区别对待的灵活的中立法是上策,但他意识到要让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是不可能的奢望。因此,他要求参议员皮特曼把提交外交委员会的全部中立法案搁置起来。
然而,全国上下都极其担心,象上次世界大战一样,日趋恶化的巴尔干的紧张局势会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此,要求制定“中立法”的压力继续增大。全国各类和平运动组织和反战组织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要求制订严守中立法案的运动。这种情势已迫使国会领导人发现,国会再也不能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了。
休伊.朗格当然希望获得总统灵活应对的外交权限,以惩罚奥斯特马克和意大利,并向德日两国示威,表示美国将同其他民主国家一道反对任何地区的侵略。但他深知,国会和美国人民无意在国外采取大胆行动。如果他坚持推行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话,就会影响1936年夏天他正在设法使国会通过的部分立法计划。8月20日,以参议员博恩、克拉克、奈和范登堡为首的“孤立主义者”开始阻挠任何议案的通过,“他们发誓要这样做,直到参议院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严守中立法案为止。”
这样,参议院在次日仅仅经过25分钟的讨论,就一致投普通过了由皮特曼提出的一项妥协法案。它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但它授权总统确定哪些属于军需品和什么时候实施禁运;它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它授权总统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轮船旅行的美国人;它规定建立一个军火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从美国运出的武器。8月31日,休伊.朗格总统予以签署。曾积极支持休伊.朗格竞选总统的加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兴奋异常,他说:“今天就是所谓‘孤立主义者’胜利之日,今天也记下了国际派的垮台!”
其实,这项“中立法”是无论哪一方都不满意的决议,它通过折衷后规定的有效期仅为半年(到1937年2月29日终止)。其意图十分明显,即主要地用来在国会休会期间约束总统。总统“勉强”签署了这个纯属追溯性的法律。它的制订是出于一种信念,似乎美国能靠立法手续来避免战争。它与禁酒法差不多,是一种“动机高尚”,但后果极坏的试验。1937年2月,国会将“中立法”延长1年。由于仍居优势的“孤立主义者”内部也有分裂,所以1937年的“中立法”未能更进一步地修改为真正严格的“中立法”。它除了重申原来的规定外,还禁止给交战国贷款;对新加入战争行列的国家,总统不能行使自由处置权,而应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两个“中立法”都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
8月14日,休伊.朗格在纽约的肖托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了“我痛恨战争”的演说。他首次公开承认,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个人对国际状况比对当前国内前景更为关注,而且更不乐观。他表示自己把每天24小时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研究外交关系。随后他向听众保证:“我们避免承担可能使我们卷入国外战争的政治义务;我们回避同国际联盟的政治活动发生联系。……为了思考和筹划如何使我国不至卷入战争,我已经用了不知多少时间,而且还要继续使用不知多少时间。我但愿能使所有的国家都不受战争之苦;然而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至少可以确保: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不至于引起或促成战争。”总统还以令听者为之动容的语言发出了“我憎恨战争”的话语。演说经过媒体的传播,立即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休伊.朗格与“孤立主义者”的“握手言欢”具有多重意义。表面上看来,它似乎主要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竞选策略,是一种似乎有违总统真实意愿的实用易行的权宜之策。休伊.朗格也乐意被人这样看待,他甚至乐意宣称目前他的外交政策是他更大、更深远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或必需的阶段。实际上,它是休伊.朗格一贯具有的政治风格的又一次体现,他从来不肯公然将自己安排到易受攻击的阵营分明的地带。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肯暴露自己,这是他“如狐狸般狡猾的一面”。他发现这样做,其政治上的好处要大于不这样做,更远远大于反其道而行之。赫尔国务卿后来承认:“这一次,我们的立场对于明显对立的‘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似乎是都能接受的。‘孤立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避开了战争;‘国际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同英法合作。”此外,1937年的总统还希望通过接受甚至主动要求修订“中立法”这些举动,来消除全国对总统拥有过大的控制权而日益增长的忧虑。总统的权力随着“新政”纲领的实施而不断扩大,人们认为只有严格限制总统的决定权,才能避免再次发生上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事件。由于为和平而作的这一点努力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所以在国内也几乎完全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那么,我们的穿越者如何应对国内“孤立主义”这一“主流民意”,将国家带上战时经济的轨道呢?
穿越者的招数就是:用“门罗主义”应对“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的实质,是反对美国卷入大西洋那边欧洲的无比复杂的恩怨和纠纷之中,从而陷入泥潭。但是,对于介入西半球的事务,“孤立主义者”并不反对,因为“门罗主义”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传统。
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在提交给国会的咨文中宣称:
一、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
二、美国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
三、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
四、欧洲列强任何控制或压迫任何美洲国家的企图,都将被视为针对美国的敌对行为;
五、“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等等。
简而言之一句话:欧洲怎们样美国不管,可欧洲也别来插手我们美洲的事务。
这个咨文后来被称为“门罗宣言”,成为了美国直到今天的拉丁美洲外交政策的基础,史称“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只有一个真实含义:“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拉丁美洲不再是欧洲列强的地盘了,可是它们实际上也没彻底独立——以后它们就姓美国了。
“门罗主义”使拉美国家成为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美国的后院”。
到了20世纪初,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直截了当地这样解读“门罗主义”:“……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直译:“柔声说话,带根大棒子”;意译的话更好懂:“美国对待拉美就是六个字:胡萝卜加大棒!”)。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是在争夺古巴的1898年美西战争中上位的。
对于古巴,美国其实也是垂涎已久了——用不着多么复杂的理论,大家只要看看世界地图就能知道,古巴离美国有多近。如果说拉美是“美国的后院”的话,那古巴就是美国的柴火垛。
1868年,第一次古巴独立起义爆发,西班牙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但到了1895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独立起义,而且声势更为浩大。把本来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君主制政府弄得焦头烂额。
为了彻底平息叛乱,西班牙首相派遣以精明干练著称的韦勒(Valariano Weyler y Nicolau)为古巴总督。为了扑灭此起彼伏的游击战,韦勒首创了下一个世纪人尽皆知的“集中营”制度:他把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然后分别隔离盘查。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此事经过美国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顿时在美国国内掀起抗议狂潮,韦勒也被美国人斥为“古巴屠夫”。要求政府出兵干涉的呼声很快高涨起来。
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为战争进一步推波助澜。他意识到战争这种充满激情的题材对报纸发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也利用了正在发展阶段的美国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扩张领土、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的愿望,极力在报纸上渲染西班牙占领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证明对西班牙宣战、匡扶正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898年2月9日,由古巴起义军成员偷来的西班牙驻美大使给西班牙报纸编辑的信,被赫斯特旗下的《新闻早报》拿到手并刊登出来。这封信把美国总统麦金利说成是“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这极大地激怒了美国政府。
1898年2月15日,一艘美国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到古巴,此时正停泊在哈瓦那海面的美国战列舰“缅因”号突然爆炸沉没,舰上的354名官兵中有266人丧生。其实,谁也不知道“缅因”号的爆炸原因是什么,一般认为是军舰上的美国兵自己管理不善,搞得弹药库起火酿成的。
赫斯特的《新闻早报》载文指责“缅因号事件”与西班牙有间接关系,并煽动美国人的复仇情绪。一句新口号开始流行:“Remember the Maine!”(“记住缅因号!”)在美国报刊的滔滔炒作下,凝结在“天赋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个神圣庄重的词里:美国的扩张=民主自由的扩张=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而古巴,正是美国的“天赋命运”!
经过一系列煽风点火活动, 4月18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决议。
为了跟古巴的起义军取得联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把一封信交给了个叫罗文的信使,罗文完成了使命。这也就是前几年在中国被大肆鼓吹的《把信送给加西亚》。那本畅销书对“做事不必用大脑,老板让干啥就干啥”的没脑子员工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鼓吹,因此深得全世界霸权式老板的赞扬和推广。
即使在30年代“孤立主义”最猖獗的时候,美国也在拉美大打出手。如美军对海地实施军事占领长达2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与政府军配合作战,于1934年镇压并杀害了尼加拉瓜游击队的著名领袖桑地诺(Augusto Nicolas Calderon Sandino)。
可见,美国的“孤立主义”仅限于断绝与欧洲的关系,对拉丁美洲这个“后院”,一旦出现危及美国利益的行为,则毫不犹豫地出兵干涉。这个时候,“孤立主义”就让位于“门罗主义”了。
当休伊.朗格总统上台时,邻近美国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30年代正陷入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拉美各国的经济运行还算正常,尽管只是欧美列强的原材料产地,但是只要欧美市场需求旺盛,再加上列强持续对拉美投资,“出口”和“投资”这拉动GDP的“三架马车”中的两架跑得还够快,拉美各国的日子就还能过得下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强国打成了一锅粥。这下一来,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就减少了。以巴西为例,1913年,欧洲列强发放的公共债务有1900万美元,1914年下降到420万,到了1915年,干脆下降到:0。
投资少了,但出口的形势还不错:委内瑞拉开始出口石油,加上秘鲁出口的铜矿,玻利维亚出口的锡矿和智利出口的硝酸盐,都是战争期间的紧俏物资。
一次大战把欧洲给打穷了。战争结束之后,欧洲丧失了对拉美产品的购买力,美国接过了接力棒。除了大量购买拉美的初级产品之外,美国也开始增加对拉美的投资。1926年到1928年,美国投资10亿美元,号称“百万美元的舞曲”(the dance of the millions)。借助于美国的投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这几个拉美的大国,也逐渐开始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一切都显得还算比较美好,直到1929年。
1929年,“大萧条”开始了,连美国和西欧那些老牌强国都被搞得吃不上饭。可想而知,靠着强国的投资和进口活着的拉丁美洲就彻底完蛋了:
从1929年到1932年,拉美出口的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平均下跌50%以上。1929年到1933年,巴西的出口额下降59.5%,乌拉圭下降80%,古巴下降90%,整个拉丁美洲下降的平均数是65%。
“出口”和“投资”这拉动GDP的“三架马车”中的两架废了,至于第三架:“内需”,由于拉美各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挂在外国的产业链下面,利润都被别人拿走,人民收入微薄,因此内需也拉动不起来。
像阿根廷,出口额从1929年的15.37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5.61亿美元,硬是从发达国家的行列掉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队伍,到今天都没能回得去。
巴西也回不去。
进入21世纪的巴西,被吹捧为“金砖四国”之一,里约热内卢又连续申办世界杯和奥运会成功,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当今巴西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正好是中国的2倍,人均资源是中国的几十倍。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里约热内卢有一半的面积是贫民窟,而且政府根本管不到这些贫民窟,由毒贩子和黑帮在事实上管着这些地方。政府要是想在贫民窟干点什么事情,往往要动用军队。2012年巴西警察想控制几个街区,结果直升机被黑帮打下来,警察的装甲车冲进去也被打出来。最后还是请海军陆战队帮忙,才攻占了几个街区,但也无力再往前打了,只好停下来和黑帮谈判,哀求他们以后不要在世界杯和奥运会期间捣乱。
这就好比中国的上海市政府,想收复杨浦区的几个街区,结果上海本地的警察被周家嘴路的黑帮打败了,只能到吴淞口请海军帮忙,才收复两个派出所的地盘,接下来还得与黑帮继续谈判,请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坏了“世博会”期间的和谐气氛。
巴西存在这种荒诞情形,听起来像生活水平比中国好一倍的样子吗?
拉美的足球发达也是个好例子。
拉丁美洲外资企业给中产精英和外籍雇员都发美元,给普通老百姓发本国货币。本国货币一年贬值50%以上是常事。巴西1990年通胀率是3000%,也就是纸币贬值30倍!老百姓的收入本来就不多,通胀之下根本没法攒钱,于是就吃光喝光,既不能攒钱给孩子上学,也没钱投资养老。所以就没心没肺地去休闲,去喝酒、吸毒、狂欢(巴西的狂欢节世界闻名)。中国老百姓反而看起来比他们过得辛苦。
当然了,辛苦是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未来,还是比休闲强。
休闲多了,就有足球文化。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要拿到美元、改变命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贩毒,二是踢球。
在这个压力下,拉美的足球超强。
话说回来。总之,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打击下,拉美的日子没法过了。
拉美各国矛盾尖锐,政局动荡,形形色色的独裁者们就此趁乱上台。
跟拉美独立之初的那些独裁者们相比,20世纪的这些后生晚辈,没有经受过拉美独立运动的洗礼,没有领导国家走向富强的政治抱负——他们基本上都是些反动落后的独裁者,再加上拉美独立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封闭性,很多独裁者就成了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烂人,搞出了五光十色、惊世骇俗的光辉业绩!
我们的穿越者:休伊.朗格,所瞄准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多米尼加大名鼎鼎的独裁者:特鲁希略。
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Molina),幼年资质平平,16岁开始当了个收发摩尔斯电码的电报员。1916年,由于多米尼加共和国还不上美国的债了,美国就出兵占领了这个岛国,还建立了一支多米尼加伪军。2年后,特鲁希略瞅准机会参加了伪军,由于胆大心细,精明能干,1924年美军撤走的时候,特鲁希略上校被美国人任命为伪军的头头。
1930年,多米尼加爆发了反对总统埃拉西奥.巴斯克兹(Horacio Vasquez)的叛乱,特鲁希略受命镇压叛乱。可是当反叛军进逼首都圣多明戈的时候,特鲁希略选择了跟反叛军合作,孤立无援的总统只好下台跑路。
在这一年5月1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标榜中立的特鲁希略以95%的高票当选。这个得票率显然高得不正常,所以很多人都怀疑特鲁希略是通过军队操纵的选举,但是凡是敢公开这么怀疑的人,都被特鲁希略轰到国外去了。于是。8月16日,身披写着“Diosy Trujillo”(西班牙语:“上帝和特鲁希略”)绶带的新总统宣誓就职,时年38岁。
特鲁希略在这个小岛国大搞个人崇拜:1931年8月16日,特鲁希略当政一周年时,他宣布解散其它政党,让他的“多米尼加党”成为了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到了1936年,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戈被改名为“特鲁希略城”(Ciudad Trujillo)。随后,报纸上开始提出“特鲁希略万岁”(Viva Trujillo)的口号,教堂里也被迫贴出了“Dios en cielo,Trujillo en tierra”(西班牙语:“天上有天主,地下有特鲁希略”)的标语。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鲁希略办了个博览会,花了3000万美元,他的宝贝女儿安葛丽塔(Angelita)当选“博览会皇后”,他的半文盲老婆则被称为“作家和哲人”。
1937年,为了驱逐境内的海地人,特鲁希略从10月2日到8日期间,派出军人在多米尼加和海地边境上到处拦截肤色较深的人。拦住之后就要求对方用西班牙语说“荷兰芹”(perejil)。由于海地人讲法语,只能把“荷兰芹”念成pesi,这下就露了馅,立刻会被多米尼加军人用砍刀砍掉脑袋。6天期间,大约1.7万到3.5万海地人被杀,史称“荷兰芹大屠杀”(英文:Parsley Massacre。顺便说一句,特鲁希略倒台后,新政府答应向海地赔偿,总计52.5万美元,每名受害者家属获赔30美元。但由于海地政府贪污严重,最后每个人收到的赔款是:2美分。)
象特鲁希略这样的独裁者,大多依靠政变上台,依靠暴力维护独裁统治,以“维持安定” 为名镇压异己分子,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大肆中饱私囊。但是不管这些家伙怎么践踏人权,他们却几乎都得到了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政府的扶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跟他的总统谈到这些独裁者时说了一句经典名言:“是的,他也许是个狗杂种,但他是我们的狗杂种。”
不过,我们的穿越者:休伊.朗格,却不打算放过这些“狗杂种”。
他使出的招数与美西战争的造势手法一样,以保证摩根财团垄断多米尼加的经济利益为诱饵,由其出资资助赫斯特报系的《纽约时报》,对“荷兰芹大屠杀”进行了大肆渲染,将多米尼加描绘成惨不忍睹的“黑暗地狱”。
就如美西战争前夕一样,此事经过美国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在美国国内迅速掀起抗议狂潮,要求政府出兵干涉的呼声很快高涨起来。
与“缅因号事件”一样,导火索如期出现了。特鲁希略宣布终结1906年多米尼加和美国签订的、对美国片面有利的海关条约(史实),这连美国的垄断集团也得罪了。
经过一系列煽风点火活动,1937年11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干涉多米尼加、“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决议。
3万美军在强大海军舰队的掩护下,登陆多米尼加,一路势如破竹。至于特鲁希略,则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种部队刺杀(史实:1961年5月30日,特鲁希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刺杀在圣多明各)。这是美军首次实施“斩首”式的特种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随之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特种部队:“海豹”。
就像1898年美西战争夺占波多黎各一样,美军先是对多米尼加进行“军管”,一年以后则与早在1915年就被美国军队占领达20年的海地合并,成为“海地托管地”,以后发展为“海地自由邦”,地位等同邻近的“波多黎各自由邦”(这个地方与中国的香港一样,可以组建独立的运动队参加体育比赛,波多黎各的男篮和女排都是世界强队,中国队的老对手)。
海地岛成了美国的海外属土,休伊.朗格的承诺也兑现了。摩根财团占有了整个海地岛的垄断利益;美国的农场主们在海地接收了大规模的土地,雇佣当地廉价劳动力,大搞大庄园经济;美国政府招收了一大批公务员,派往海地从事各级政府管理;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也有了出路,应聘到海地干起了公务员,解决了就业问题。
此外,美国军队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特种作战思想出现了雏形。
美国在中美洲发动的更大一场战争,则在危地马拉。不过,这次不是“为民除害”、清理独裁者;相反,却是要保住独裁者的政权,维护美国垄断财团的利益!
独立之后的危地马拉是个落后的农业小国,咖啡和香蕉的出口占到全国外贸总收入的90%,工业发展则微不足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危地马拉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吃饭靠上树”的国家。
作为农业国家,老百姓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土地问题了。可是由于独立后的危地马拉维持了殖民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集中的现象非常严重:1940年前后,危地马拉全国的一半土地属于只占全国人口3%的大地主,占全国人口57%的农民则没有土地,只能到大地主的种植园里去当雇工,受剥削受压迫,情况和农奴差不多。
政治上,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没有选举权,国家机器都掌握在地主手里。总统们则是靠军队起家,大搞独裁统治。1931年,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将军成为了危地马拉的独裁者。
乌维科实施新闻管制,禁止一切政党,随意杀害政敌,不许组织工会。更有甚者,1934年乌维科颁布了“游民法”,规定凡耕种自己的土地或租佃土地不足2.5公顷的农民,每年至少要到大地主或外国公司的种植园里做180天的雇工,干不足天数者被视为“游民”,要被关进监狱或接受劳动改造。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这个法令事实上就是把农民变成了农奴。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乌维科和他之前的危地马拉历代统治着们投靠欧美列强,把经济命脉交给跨国垄断资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资本家是这个中美洲小国的太上皇,对德出口占到了危地马拉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一战期间,德国忙着打仗,顾不过来了,美国资本就乘虚而入。1915年,对美出口占到了危地马拉出口总额的60%,1941年则上升到92.3%,同一时期,对美进口占到了全国进口总额的78.5%,危地马拉的外贸几乎完全被美国垄断了。
美国资本控制危地马拉的主要工具是三个公司:联合果品公司,中美洲铁路公司和危地马拉电力公司,其中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是其它两家的母公司。于是,这个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倒卖香蕉的组织,就成了危地马拉独裁统治的后台老大。
提到这个“联合果品公司”,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或者说臭名远扬。它成立于1899年,最开始只是收购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香蕉和菠萝,倒卖到欧美去的水果贩子。但是很快就成了有权有势、在第三世界说一不二的“黑老大”那架势,跟几百年前的两个东印度公司差不多。
1901年,联合果品开始为危地马拉政府代办国际邮电。1904年,联合果品获得危地马拉政府的许可,承建首都到巴里奥斯港的部分铁路,建好后由联合果品的子公司——中美洲铁路公司租借99年。随后,联合果品获得了更多的租借权和优惠政策,获得了大量土地,到了1940年,联合果品在这个小国拥有土地50万英亩(相当于2000多平方公里)。危地马拉的进出口运输也全部被联合果品垄断,电力则被联合果品的另一个子公司——危地马拉电力公司垄断。
至于联合果品的老本行(卖水果),就更不用说了——香蕉收购价格人家说了算,运输费用人家说了算,它甚至在种植园里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和警察队伍,成了危地马拉的国中之国。
一来二去,连危地马拉的政局都被联合果品给操纵了,乌维科也好,别人也罢,谁想要坐稳自己的位置,都要联合果品点头才行。
进入3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发动武装斗争,部分军官也密谋政变。由于历史的“蝴蝶效应”,旧政府军被击败,1937年12月危地马拉举行了全国大选,知识分子阿雷瓦洛(Juan Jose Arevalo Bermejo)以85%的支持率当选总统。
阿雷瓦洛上台之后,开始搞改革:1938年3月颁布了新宪法,随后相继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和石油法,对劳苦大众的合法权力给予了保证,限制了外国资本在危地马拉的权利。
阿雷瓦洛知道,危地马拉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所以正式宣布开始土地改革,“地主和外国公司占有的地产,凡面积超过220英亩(约90公顷)的土地,如果耕种面积没有达到2/3,就予以征购。按地主们报税时申报的地价,以3%的年息分25年赎买,赎买来的土地由政府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
当时美国控制的“联合果品公司”占有危地马拉1/4的土地,利用率只有8%,在土地改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阿雷瓦洛政府根据这条法令,强行征收联合果品的限制土地40多万英亩,占了同期征收的全部土地的将近30%,而补偿给联合果品的是100多万格查尔(危地马拉货币单位)的土地债券,跟废纸差不多。
为了限制联合果品的势力,阿雷瓦洛政府在中美洲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线旁边,修了条平行的公路,还准备盖一个水电站,与危地马拉电力公司竞争。政府支持联合果品的危地马拉工人,要求联合果品为开除的员工支付补偿金,还支持中美洲铁路公司的工人罢工。最后,阿雷瓦洛干脆把中美洲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线收归国有,随后收回联合果品控制的各个港口的主权。
这么个搞法,美国当然怒了,而且简直是怒不可遏。
说起来,乌维科被搞下台,阿雷瓦洛当政的时候,美国由于“孤立主义”,对危地马拉的干涉并不多。这是因为,阿雷瓦洛的政策很温和,只是提高了劳苦大众的福利,并没有没收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更没有搞全国土改。但现在这么个搞法,直接侵犯了联合果品,乃至于美国的利益,后果就很严重了。
美国的干涉行动就此展开:联合果品公司出钱,美国战略情报局(穿越者提前设立,CIA的前身)出行动方案,危地马拉的地主们出力:一个危地马拉前军官阿马斯(Castillo Carlos Armas)出面组织人手,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地练兵,组织起了3000人的“危地马拉解放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连人员都是美国顾问帮着训练出来的。
阿马斯从洪都拉斯出兵,兵分两路进攻危地马拉。美军刚成立的特种部队:“海豹”、“三角洲”、“游骑兵”,也混杂其间参与战斗,在实战中练练手。
阿马斯进军的同时,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也出面活动,收买了政府的一些军官,使得这批人不战而降。1938年6月27日,阿雷瓦洛被迫交出权力,流亡国外。7月8日,阿马斯当上了临时总统。
阿马斯上台之后,立刻废除宪法,停止土地改革,把150万英亩的土地还给联合果品和危地马拉的大地主,把交通的垄断权还给中美洲铁路公司,外加很多新的优惠:比如规定联合果品的所得税率不超过30%(史实这个优惠税率一直适用到1981年)。
随后,阿马斯逮捕阿雷瓦洛的支持者,取缔工会和农会,重新建立独裁统治,美国垄断财团在危地马拉的利益得到了确保,总统休伊.朗格也赢来资本家们的一片喝彩声。
有了多米尼加、海地、危地马拉的“前科范例”,拉美各国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对抗,使美国的“后院建设计划”得以顺利推行。
穿越者的优势再次显现出来:
古巴首都哈瓦那东北60公里的塔拉镇,2006年在钻水井时无意钻出了石油,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为此非常高兴。这个小镇下面蕴藏了大约2亿桶原油,以30年代中期的采油技术可开采量约1亿桶,这些可开采的原油提取很是方便。
穿越者休伊.朗格将这个信息提供给了摩根财团,就说有人在当地取水时无意钻出了石油,并给出了具体位置。摩根财团将信将疑,派出了地质专家前去勘探,果然发现了浅层油田。
摩根财团大喜过望,立即雇佣了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王牌钻井队。这个钻井队里面有地质专家,他们把炸药埋在地下搞爆破,用地震仪计算出最佳的钻井地点。
当时古巴的当政者是独裁者巴蒂斯塔,对美国不敢说半个“不”字。摩根财团不但买下了小镇周围直径1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买下了整个古巴20年的石油开采权!
接着,休伊.朗格又为摩根财团送上了一份丰厚得多的礼物。他告诉他们: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顿,有一头“大象”!
“大象”是一个石油术语,按石油工业的说法,一片广大的油田被称为“一只大象”。中国的大庆油田就是世界上排名第5的“超级大象”。埃德蒙顿油田也是一头“大象”,它本来应该在1948年才被勘探出来,引发二战后的首次石油狂潮。现在穿越者让它提前被发现,这个油田可以为摩根财团带来至少几亿美元的利润,足以和美国的石油霸主洛克菲勒抗衡!
在休伊.朗格的建议下,摩根财团又在墨西哥东部的东马德雷山脉附近搞了一个大型的煤钢联合企业。东马德雷山脉是世界上著名的矿区,那里有数目惊人的煤、铁、铜、钛、银等矿产资源,在那里建厂可利用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制造出优质钢铁。而摩根财团垄断了美国的钢铁生产,本就是钢铁行业的霸主。如今将业务拓展到墨西哥,更加巩固了其垄断地位,能够在将来的二战中为美国生产多得多的武器……
由于休伊.朗格总统在美国国内大量投放货币,造成产能大量上马、出现虚假繁荣。二战爆发后,美国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一时竟出现兵员、劳动力不足的情形。穿越者的做法是,面向整个拉丁美洲大量招募青壮年劳动力,到美国打工、当兵。同时许诺,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三年、在美国工作超过五年者,可给予其本人及直系亲属以美国的国籍。
要知道二战期间,美国后方的军工生产一年因工伤事故就要死好几万工人,十几万人致残。美国陆军号称上千万人,但大部分在国内,前线作战兵员反而不足(也有后勤人员过多的因素)。现在,穿越者就是要利用拉美的人力资源,给美国打工,充当美国的炮灰。至于美国军人,主要干“技术活”(海军、空军、装甲兵、炮兵、工兵……)。实际上,当今美国也是这样干的,外国人要在美国服兵役,去阿富汗、伊拉克前线呆上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绿卡”。
这一政策的出笼,立时掀起拉美青年纷纷涌入美国的狂潮,出现拉美人口向北大规模迁移入美国的壮观景象。
拉美各国上下皆十分欢迎这项政策。拉美的工农业经济本就不发达,但人口繁殖率高,人口过剩(当今美国的拉丁裔也是这样,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美国政府给予到美国工作的拉美青壮年予以一定的家庭补贴,其中大部分自然落入了各国当权者的腰包,发了一笔横财。战争中,拉美各国接受了美国的大量购买原材料款项以及产品订单,政府从中驾轻就熟地中饱私囊,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自然乐意。
就广大拉美群众而言,本国经济凋敝,货币贬值速度惊人,生活困苦。如今可以去美国工作,拿的可是绿油油的“美金”!不知比本国货币强了多少倍。几年后连同家人又可入籍美国,所谓辛苦一代人,换来为家庭和下一代彻底改变命运,何乐而不为!
就这样,穿越者休伊.朗格通过一番运作,不但为美国解决了经济危机,还傍上了摩根财团这棵大树,在西半球树立了绝对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二战中,美国不仅是利用本国惊人的物质基础、还要加上整个拉丁美洲的人力、物力资源,去与轴心国抗衡。
历史上,美国参加二战最晚,参战时间不足四年,但投入的物质资源堪称天文数字,仅钢产量一项(年产钢8000多万吨)就超过轴心国集团总和的一倍,石油(上亿吨)更是超过了整个轴心国集团的好几倍!但即使这样,据历史学家估计,美国在二战中还是未发挥出全部的国力(也有参战晚、动员需要时间的因素),其投入战争的总体力量,大约只有国力的六成左右。特别是1944、1945年,由于胜局已定,美国还有意大幅压缩了军工产量,为战后转入民产品生产作准备。举一个例子,在整个二战期间,尽管铬这种金属对武器生产极为重要,但美国的资本家将铬主要还是用在民用汽车的生产上(车门镀铬会格外闪亮,增添卖相),军工生产反而缺乏铬。
就是在这种不充分开工的情形下,美国的二战武器生产仍然令人瞠目结舌:
仅航空母舰一项,美国就新建和改装了150艘!
军用飞机,生产了27万架!
美国研制原子弹,耗资20亿美元(要知道日本勒紧裤腰带挤出的丸三、丸四造舰计划,合计不过10亿美元),但是,许多人不曾注意到的事实是,美国装备的远程重型轰炸机B-29,研制和下订单费用就达30亿美元!正是靠着先进的涡轮增压技术,B-29才能在万米高空上飞行,得以避开日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从容地对日本进行了焦土轰炸,不但焚毁了东京,还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如上述,原子弹载机的费用,就超过了原子弹本身。这才是美国雄厚国力的真正体现!
本时空,通过穿越者休伊.朗格的努力,二战中的美国战争潜力的发挥,大致达到国力的八成!加上充分利用拉美的资源,使本时空的美国在二战中的投入,达到美国国力的十成,这是何等惊人的压倒性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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