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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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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TG44突击步枪 于 2013-1-24 10:01 编辑
背景说明:
“和德国的‘易货贸易’一定要抓紧进行,他们缺的是工业原料和粮食,咱们需要的是他们的机械和技术。咱们中国目前在电气、无线电研究方面处于世界一流水准,但机械加工仍然不如这些欧洲老牌列强百年来的技术积累。”孙纲对她说道,“其实咱们的时间还是不多。别忘了在下一场大战来临之前,还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而且这一回,我是主角。”马月笑道。
1923年5月1日,中德两国签订《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的易货贸易条约,根据双方的实际需要,规定中国以大豆、粮食、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等工业原料以及瓷器等生活日用品换取德国包括各种精密机床在内的机器和相关技术。
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和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的中国历史学者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以“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等溢美之词来称赞这个条约对中国工业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而同样德国学者也高度的评价了这个条约,认为正是因为这个条约,德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恢复,并且很快摆脱了被协约国所奴役和压迫的地位,称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双方的好处同样巨大”的平等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精密机械和加工技术。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围堵所导致的无法进口所需机器和技术的困境,不仅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使中国的农业提前进入了机械化的时代,也给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进一步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了一支几乎无敌于天下的强大军队;对德国而言,在这个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再采购其他任何产品。在来自中国的源源不断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支持下,凭着高素质的人民和过硬的工业技术,德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元气,到纳粹德国成立之时,德国又重新恢复了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西北地区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差距很大,工业化的程度也较底,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铁路网和相应的运输能力也远远的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远远少于孙纲认为在现代化的西北地区所应该拥有的铁路规模,也比不上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规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十余年间,中国和德国在1923年签订的这个条约以及后来双方签订的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大大加快了中国铁路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西北地区的铁路网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来自德国的技术支持使中国得以提前完成了全国的铁路电汽化,在中国内地,象江西、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规模宏大的电汽化铁路。中国铁路得以加快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急需更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更多的工业原料,而德国人为中国建立更高效率的铁路运输线的想法也恰恰符合中国政府对把矿产丰富的西北各省份和西伯利亚地区建成为新的工业基地的要求。同时,德国人帮助建设的这些铁路网在军事上也有极大的价值和用途。这些铁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其高效和迅速为世人所称道。
在中国和德国所签订的一系列重要合作条约中,另一个最重要的协定就是《中德工业合作补充计划》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工业部、国土资源部、能源部、国家发展改革总署与德国大康采恩集团共同负责。该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可能来自印度的入侵,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再建设一个大的工业中心地带,以供中国长期的工业发展。
这个“五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再建设100余座大型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汽、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按照1923年签订的“以货易货”贸易协定中确定的纲要所显示的那样,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来实现这些计划。在当时看来,中国为这些工业基地的建设付出了相当高的成本,但实际上,由于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这些成本都被上升的价格所抵消。
在德国国社党上台后,同中国进行长期合作的德国公司集团和企业的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了德国国防部,使这些公司和企业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中国经济部长文恒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签订了这个条约的另外一个补充协定——《中德信用借款合同》,由中国政府向德国政府提供3亿金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德国向中国的技术和机械设备将由中国提供给德国国防部的3亿金马克周转贷款实行现金交易。这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为以后的“中德同盟”奠定了基础。
而德国最终选择同中国结盟,除了因为中国对德国在经济上的帮助和两国的经济军事合作及长期的传统友谊所带来的亲近感外,对于和自己同属血亲民族的英法协约国的刻骨仇恨则是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
多少年以来,闲暇的时候,孙纲总是怀着眷恋自豪的心情,注视着地图上傲立世界东方的华夏大地。
从东太平洋的碧蓝洪涛到西陲雪原的万丈冰峰,从南疆的千里绿野到西伯利亚的茫茫雪原,那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蒙古草原,宛如璀璨群星的大小都市,纵横交错的钢铁天路,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沉淀和五亿半人民的勤劳耕耘,使得这片曾经苦难深重但有着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的古老土地再一次凤凰涅磐,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925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为全世界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中国在商业发展和工业竞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不仅在世界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它步履蹒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竖立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模式——华夏模式,中国成为无数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留学生的圣地,前来探寻救国自强的道路的人络绎不绝。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中国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技的国家,并因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尽管中国自进入共和国时代以来,经历了数场战争,但由于中国已经具有了可以进行自我升级的工业基础,拥有勤劳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的人民,而这些人民又有强烈的改善自我的坚定决心和愿望,在中国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中国的面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西方移植(并不断加以改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由于中国政府在国内强制推行的高水平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鼓励赞助留学的政策,因而拥有了大量的电气和机械工程师以及产业工人,大量中小规模但属于现代企业型的私营公司工厂,以及大企业和财团。
在孙纲的推动下,华夏共和国政府在1920年修改了《劳动法案》,全力保障工人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度,正常工作时间为8小时,但是鼓励加班工作,允许职工自愿加班工作,加班时间为1到8小时,加班时享受1•5倍正常薪资水平,节假日加班则为3倍薪资水平。新的《劳动法案》既促进了工人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也使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对于新的《劳动法案》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孙纲曾解释道:“我们中国过去比西方列强落后了几百年,而现在的西方列强也没有在睡大觉,也未必比我们中国人笨,我们凭什么就能在短时间内超过列强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必须比列强的国民更加的勤奋!他们休息的时间我们在工作!在学习!在超越!上天给予每个人每个国家的时间都是绝对公平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普遍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工人们忠于自己所服务的工厂和从事的工作,主张通过相互体谅和彼此尊重来解决“劳资纠纷”。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经济建设当中(军费因而受到压缩导致军备建设滞后一度是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强烈指责的一个地方),而由于实行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以及稳定金融秩序,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使中国民众的储蓄额度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而中国的银行利用这些资金对各种企业公司所进行的投资的规模,也是大得惊人。
为了保障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孙纲还运用了强有力的金融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国的私营银行由国家中央银行进行严格管制,这样一来,国家就能调控私营资本家的投资意愿,投资高技术产业和重工业的资本家将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和税收政策支持,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对普及的轻工工业,则征收更高的税赋。而为了保护中国的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多种调控手段,凡是中国能生产的工业品,一定要通过关税壁垒禁绝外国同类产品的进入,暂时不能生产的机器设备则部分或全部免除进口税,对外国的奢侈品则征收相当于天价的重税,把价格抬高到让绝大部分资本家买不起的地步,同时鼓励发展国内较为廉价的奢侈品工业。针对中国传统资本家将大量资金用于购置地产的问题,则采用了提高地产交易税和遗产税的办法来缓解。
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调控力度,大力扶持新兴企业和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并对陈旧和衰败的企业进行有条不紊的淘汰,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以健康的形式发展起来。而所有这些,同美国政府长久以来所坚持的自由与放任的作法大不相同,因而也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重视沿海地区,长江、珠江流域地区和东北平原工业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西部大开发”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动力源。为了开发西北地区,华夏共和国政府对西部、北部无主土地实行国有化,并决定按地段分块廉价出售,那些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有优先选择权。华夏共和国《西部、北部土地法案》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遵守法律之华夏国民,在宣誓遵纪守法并且自愿承担保卫该土地之义务,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西部和北部国有土地,总数不得超过100公顷土地,在土地上居住种植或者植树绿化满20年,即可从国家中获得该土地的地契,该土地归该所有人私有。日后该快土地上的所有产出和资源,除了必要的国土资源税外,全部归个人私有”。 和原来时空中的那种不肯让利于民反而与民争利的“口号兴国大开发”不同的是,有不少人因为认领开垦的荒地上发现了金矿、煤矿、油井、金属矿而一夜暴富,因此极大的刺激开发者的积极性。孙纲深深的明白,无论最后是哪些个体发了财,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是中国人,西部得到了开发,荒漠化受到抑制,中国的国力增强,资源产量增大,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对西部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关注和投入,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开发也是一个新兴的巨大市场,大量消耗了沿海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大量新兴的工业城市出现吸纳了东南地区密集的人口,使西北地区成为了中国工业的又一个新兴中心地带。
到1935年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无可奈何的承认了“中国奇迹”,虽然有人指出,中国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民众的自信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也功不可没,但西方很多观察家们仍然一厢情愿的“预言”,中国经济将不可能总是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中国将很快的步入衰落,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出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百分之十。这一比率远远高于西方的工业国家。即使是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饱受沉重打击之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其竞争对手。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中国生产的产品很多,有机械产品、电气产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无线电产品及各种日用品,并且不断有新产品问世。
中国人以其特有的锲而不舍和咄咄逼人的努力,使中国的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中国的无线电和电气研究、航空研究、以及医学研究在全世界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机械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二,总体技术水平也向百年技术积淀的老牌列强接近。而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和咄咄逼人的努力,使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成为了金融和工业的巨人。
于中国相比,其它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极为缓慢,而这种鲜明的对比又加重了西方国家对于“黄祸”的忧虑。由于华夏共和国自1900年诞生之后便开始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使得西方国家一直在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看待中国的发展,一方面,一个稳定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需求的市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个东方巨人所拥有和组织起来的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从华夏共和国的诞生之日起,她就显示出了要建立起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这无疑使西方国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而现在,西方国家的这种恐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所利用和放大,加上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幻,已经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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